地缘政治与智缘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地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土地和知识——国际关系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自然与知识这两个因素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关系领域里最重要的因素是实力，虽然对实力的分解有许多角度，但无非就是占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资源的知识和技能。由于土地是自然资源的载体，土地和知识便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土地和知识就像人类进步的双翼，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们的地位不同，作用也不一样。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根据这一划分，我们发现，在第一次浪潮的农业社会，土地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知识所起的作用，因为当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所获得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农产品。而到了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时代，知识的积累和更新使人类对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加强，于是知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开始日渐显现。但是，这一时期的土地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是举足轻重，因为工业社会发展的动力仍依赖于以土地为载体的原料、能源。在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知识成为时代的特征，知识可以使大部分原料再生，可以开发新的能源，可以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于是土地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了。知识在信息时代的作用将超越土地。
随着土地的决定性作用日益下降，那么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将逐渐衰落。地缘政治将遵循着萌芽于农业社会、成熟于工业社会、衰落于信息社会这样的历史轨迹发展，在现实和理论两方面都是如此。在信息时代决定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将是知识，对知识的争夺将代替以往对土地的争夺，地缘政治有可能让位于“智缘政治”。
二、农业社会——地缘政治的萌芽期
在前农业时代是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其间几次重大的知识发现，革命性地改变了先民的生活，并最终使他们进入农业时代。先民定居下来，建立在一定疆域基础上的国家逐渐形成，从而开始了早期的国际关系。
如同前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知识的新发现始终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如青铜器的冶炼知识、炼铁的知识、牛耕的知识以及制度的革新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从而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但是由于新知识是零星地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而大大削弱了知识变革所引起的历史震撼，使得人们认识上忽略了知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突出了土地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意义。鉴于财富来源于土地，一国的君主更倾向于发动战争去掠夺土地来增加实力与财富，而不去思考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来提高单位亩产。对知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更多地表现为民间的自发行为。
这样，在农业社会，土地便成为国际交往的焦点问题。它是一国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决定其国际影响力强弱的根本因素。争夺和控制土地的斗争贯穿着农业社会的国际关系史。我国的战国时期，地理政治的巨大作用使诸多的策士都注意到了国家的强盛与土地紧密相连，都从土地的角度出发阐述国家兴亡的战略问题。这些见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战国时策士的分析框架基本如下：土地及位置；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以土地为基础的人口。这三点构成当时各国的基本综合国力。
在当时，地缘政治的现实与思想都已存在，只是尚未产生“地缘政治”一词而已，我们可将其视为地缘政治的早期理论。这些纵横家从属于法家学派，也就是现代所称的现实主义学派；而当时的理想主义学派则是儒家、墨家等，强调以仁义主天下。其实无论法儒，根本目的都是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手段不一样罢了。可见，当时在现实中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已为人们所熟悉，而对知识的作用的认识仍很肤浅。
三、工业社会——地缘政治的成熟期
距今三百年左右，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其标志和推动力为发生于英国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这一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从而使地缘政治在实践、理论方面均进入了成熟期。
1、知识与土地成为双头鹰
进入工业社会后，技术革命使土地的价值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除从事大规模农业以外，还开始大规模地开采各种能源与矿产品。能源和矿产品的占有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作为原材料与能源的载体，土地仍占主要地位。但工业革命在产生财富和权力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使知识和土地的作用出现了齐头并进的情况。最先意识并顺应这一变化的国家成为国际舞台的新霸主，而漠视者的命运只能是走向衰弱，甚至被奴役。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对技术革新与强国兴起的相互关系作了生动的概括：“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及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大不列颠的兴起，依赖于蒸汽动力、铁的冶炼和纺织工业方面的一大批技术突破，接踵而至的铁路、新大陆的开发成为国内外投资的巨大刺激因素。19世纪后期，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新的工业（电力、钢铁和化学）的出现，以及将科学理论运用到工业中去，导致德国在欧洲大陆工业和政治上的兴起。到了20世纪，美国工业和经济的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技术、先进技术（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的大量创新，从而构成了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和工业增长的基本因素”。（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领土之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的新现实
为工业文明提供动力的是不能再生的化石资源，蕴藏于地下，以土地为载体。因而领土的控制与征服是一个群体或国家能够扩大其财富的主要手段。在工业社会中，领土之争相对于农业社会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因为知识扩大了对土地的索取而日趋激烈。世界各个国家、全球各个角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其中。
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给教皇权威致命的一击。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国家观念开始取代神权观念。国家主权得以弘扬，而其基础与核心就是国家疆界的划定与维护，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在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为扩大自身的领土而施展外交、军事手段，国与国之间的疆界问题、领土归属问题越来越突出。三十年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欧洲战乱不止，无论出于何种藉口，版图之争始终是各国间发生战争的根本动因，领土安排也成为结束战争的国际会议和签订国际协议的核心内容。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更是一次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维也纳体系也无非是按“正统”和“补偿”原则重新确定了各国疆土及殖民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分别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也难免于此，只不过土地争夺的范围更进一步由本国版图向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延伸。
地理的经济价值成为国家力量的主要体现和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同时，“国家有可能谋求实现对那种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然而因其损失却会造成战略损失的领土的控制”。（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3页。）这样对具有经济价值及战略价值的领土的争夺与控制便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深层动因。
3、地缘政治理论的完善——地缘政治学
对应于工业社会国际关系领域的地缘政治现实，地缘政治理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得到了极大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地缘政治学。从地理角度考察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虽然门派分陈，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
（一）论证领土之争是国家的自然本性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这个空间有机体像生长在陆地上的树木一样把根牢牢扎在土壤里。因此一个国家的特征将会受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区位的影响，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要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对于健全的空间有机体来说，通过领土扩张而增加它的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注：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浩佛进一步提出了生存空间和“能动的疆界”。他认为国家有占据天然疆界即自然形成的世界的权利，从而获得生存空间即供养一国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并且一个国家力图在生存空间以外的地区，即人口稀少的地区设立疆界，用以把它同邻国隔开，即“能动的疆界”。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希特勒的世界观，从而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5～76页。）
（二）论证地理上不同区位的战略价值
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认为，位于欧亚陆块和北冰洋水系的广大区域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并拥有“丰富的资源”，是“世界改造的中枢地域和心脏带”，这个区域被内新月地区包围，即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那些国家，如德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内新月地区反过来又被外新月地区包围，包括英国、南非和日本等国家。继而又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对这一学说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认为心脏地带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欠缺，甚至怀疑其在现代世界中的战略优势，而把内新月地带的覆盖面扩展到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地狭两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并将这些地区命名为“边缘地带”，认为这一地带有着更为实在的世界权力特征，并提出了如下的结论：“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能就控制世界的命运”。（注：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地理政治思想》，第131～133页。）这一学说后来成为乔治·凯南“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
此外，索尔·科恩将世界性的区域划分为地理战略性地区和地理政治性地区；德波利叶提出五个种族意识形态区域理论；沃伦斯坦提出中心地缘学说等，都从不同侧面谈及了地理位置上不同区位所具有的不同战略意义。诸多理论的提出，使地缘政治理论进入了成熟期。
四、信息社会——智缘政治的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人类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知识被视为第三次浪潮文明经济体制的中心资源。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在于知识。托夫勒也指出，如果有合适的资料、信息或者知识，那就可以在减少其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的条件下，创造出同样多的财富。国家不再像第一、二次浪潮那样对领土及附属于土地的资源有强烈的需求。这一点改变了土地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使以土地争夺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理论将被超越。
在信息社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并决定其在国际政治中所处地位的因素，已从农业文明的农产品、工业文明的化石资源转为智力资源——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从依附于土地，以土地为载体，转为以人脑为载体，以人为中心。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主要资源。由此，地缘政治理论将丧失它曾在历史上的主导性地位，而让位于新的“智缘政治理论”。
智缘政治是指在信息社会中，各国视智力资源为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争夺，通过知识的竞争来谋求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
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核心。知识将成为一个国家生存最基本的要素，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和动力。知识的战争将成为主要的战争形式。知识将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最重要的指标。具体而言，知识将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改变国际关系的面貌。
(1)和平与战争
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是在信息社会中，在智缘政治的作用下，战争与和平将发生重大变化。
国家在根本上总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在国际关系行为中它总是依据理性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国之所以选择战争，是因为它判断战争带来的收益要大于战争带来的损失；反之，一国之所以维持和平，是因为它判断和平带来的收益要大于损失。
在农业社会中，君主们通常通过战争来增加财富。这时候，战争总是和攻城掠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一国的强大与否都是以土地来衡量。而且，农业社会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冷兵器作战，不会破坏土地的生产能力，不会影响到土地的产出。
在工业社会中，工业革命的发展急剧扩大了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要获得能源与原材料，就必须获得土地。在工业社会中战争的主要形式是热兵器，虽然大大地加强了杀伤力与破坏力，但是对蕴藏于土地的自然资源的产出却不会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因此战争依然有利可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核武器的出现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核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毁灭，使战争的收益为零而损失无穷大。因此，由核均势带来的核威慑下的和平，是智缘政治的一个现象。从而在没有新的战争手段被采用以前，和平的可能性大为增强。
智缘政治的特征是各国致力于科技的角逐，因为高度发达的知识能产生新的材料、利用新的能源、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因而各国对农作物及矿产资源的需求下降。这使得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战争不再成为增加财富的主要手段。
不过，不能认为智缘政治时代就没有战争。因为只要国家存在，国家竞争就会存在，国家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最终手段始终保留在国家的手中。与农业、工业社会不同，智缘政治时代的战争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它将成为知识的战争，是人类智力的较量。战争的胜负将主要取决于军人的智力优势和运用信息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一国领土的大小、资源的贫富。
(2)开放的全球经济
在智缘政治时代，以土地为载体的资源要素已不再是生产的最关键要素，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成为最首要的生产要素。争取技术上的优势变成各国间经济竞争的最主要方面。
信息产业使大规模、高效能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空间距离——地理因素正在失去它对经济国际化的限制。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瞬间分享的信息，人们对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的宏观把握有了可能。信息革命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从而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根据自身的实力、技术水平、产品特点，从世界市场这一更广阔的空间来考虑生产规模、生产配置，力求实现生产诸要素的最佳组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全球经济要求各国奉行开放经济的政策，这已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采取开放经济政策就一定能带来经济发展。因为在信息时代，从根本上讲，一国只有具备技术优势，才能取得经济优势。另一方面，经济开放程度也受制于技术进步的程度。
在技术力量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各国在组织社会生产时，生产要素中的技术所占比重的高低，产业结构向新兴信息产业调整速率的快慢，影响到它对有效信息获取的多寡，从而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优劣。
(3)主权观念的衍化
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是与土地密切相连的，主权是限定在一定地域内的权力。因此，保卫土地的完整性就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不可否认，在主权的旗帜下，领土或版图之争仍是目前国际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但其频度与烈度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呈明显下降之势。当前传统的主权正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主权观念正在衍化，尽管对主权观念的衍化程度有不同的认识。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形成，只有依靠世界市场，通过国际分工，国家才能发展。科学技术使生产国际化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巨大的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工业时代，A国的公司只代表了A国的利益，但是在信息社会中，A国的公司因为和B国紧密联系，从而也代表了B国的利益。除了A国，B国也将对该公司表示关注。这样，对A国而言，有可能是主权的收缩，但对B国而言，却是主权的扩张。
其次，先进的技术知识创造了多样化的全球性的传播工具，从而给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形象、思想、价值标准。对国家而言，一方面，一个国家本身的民族文化将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与同化；另一方面，先进的传播工具又能将一国的民族文化迅速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度而置当地的主权于不顾。它既在加强又在削弱国家主权。
再次，在信息社会中，知识的发展使各国的利害关系进一步紧密相连。例如A国的生产造成了环境问题，从而对B国造成了影响。B国于是提出抗议，甚至进行干涉。对A国而言，其主权因为B国的行为而受到削弱；而对B国而言，它对A国的抗议、干涉表明它主权的加强。
这是国家主权观念衍化的几个原因，它表明一个国家的主权与利益越来越少地受到地理疆界的影响。
(4)战略制高点
知识的发展也将改变战略要地的命运。在信息时代，拥有广阔的疆土和传统意义上的富饶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并不能成为强国，拥有丰富知识的“小”国也能成为世界霸主。
“后工业社会的主要资源是它的科学人员”，“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源”。随着智力资源重要性急剧上升，“大学——或是某种其他形式的知识机构——将由于其作为发明和知识的新源泉的作用而成为未来百年中的重要机构”。（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6、380页。）它们将因为是智力资源的丰富区域和知识的辐射源而成为各国力量角逐的新边疆，科学人员将成为国家的新卫士。谁有了智力资源的优势，谁就必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智力资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可再生的，其养成、培植、传播、再创造的最主要的途径就在于教育；另一更为经济的获取途径就是人才的引入和争夺。
在智缘政治时代，如同丹尼尔·贝尔指出，“知识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知识的方式，占有知识的人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业分子”。（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451页。）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三段论：谁想控制世界，谁就必须掌握知识；谁想掌握知识，谁就必须拥有高素质的人；谁想有高素质的人，谁就必须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
千百万年以来，人类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而是臣服在自然的脚下，权力自身一直牢固地根植于世界的自然性质之中。土地作为人类生存资源的载体，一直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主角，但是，知识的进步使地缘政治完成了它的使命，新的智缘政治将取而代之。这时权力将根植于人类本身。
随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需要养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而且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在这新旧文明撞击的变革时刻，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忽视未来的人没有未来，忽视知识的人将会丧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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