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民族理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改革开放论文,年来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民族理论真正实现理论突破和发展的时期；是中国民族理论真正展开全面研究和发展的时期；是中国民族理论真正完善和确立学科体系的时期。本文仅就民族和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民族理论体系方面的理论发展作简要论述。
一、民族概念和民族实体理论的发展
（一）民族概念理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研究学术界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许多研究者对“民族”一词的译名问题、“民族”一词的使用情况等做了大量论述。一些研究者对我国长期以来沿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做了评析，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论述。他们认为，斯大林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的民族定义，从这个民族定义产生的背景看，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民族特征的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当时欧洲和俄国的民族的实际情况，批判第二国际后期机会主义的民族理论过程中提出来的。[1] 其显著特点，一是继承性、发展性，二是科学性、完整性，三是针对性、批判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与资产阶级学者、机会主义者的民族定义有本质区别：（1）斯大林民族定义明确指出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区域的经济的联系，否定了血缘联系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2）强调了经济、居住环境等民族生存的物质条件对共同心理素质以及民族本身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民族性格的唯心主义观点；（3）强调了四个特征的总和，否定了唯一民族特征的存在，也否认宗教是民族形成的条件和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2] 这些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
经过长期的思索与实践，2005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阐述中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3]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要素或六个特征都有特指的内容，每一个特征都在民族特征总体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共同历史渊源，它主要是指民族起源的地域渊源（地缘）、族体渊源（族源）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族体渊源就成为无本之木，如果没有地域渊源就成为空中楼阁。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族源和地缘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地域渊源也可以叫共同地域，族体渊源也就是共同族源。共同的族源或族缘是民族精神联系的纽带，是民族内聚力、凝聚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共同地域、族体渊源和共同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在一般情况下是互为条件的，是民族形成、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地域是空间场所，经济是联系的纽带。共同族源与共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密切相关，语言是交往的工具，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心理认同是这几个特征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稳定性的重要条件。民族的六个共同要素或共同特征是民族形成的关键条件，也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民族是上述六个要素或特征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要素理论，是在总结中国和外国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的认识，还合理借鉴了国外关于民族的论述，可以说是集中国、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要素理论，具有内容宽泛丰富，涵盖面广，适用性大；表述通俗，易于理解，便于运用；归纳科学，符合实际，简明扼要等特点；是立足现实，着眼实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理论的一大理论突破和创新。[4]
（二）民族形成理论的发展
民族形成问题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课题，一直是民族理论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鸣和研究进一步深入。学界关于民族形成时间上限的几种不同看法，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问题论述的不同理解有关。[5]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在充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做了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中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们共同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民族，是原生形态的民族，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时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是指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是次生形态的民族，是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后者对前者有继承性和发展性，他们研究的重点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它在不同国度中的发展也是在这个统一性基础上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在民族形成时间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即作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民族的形成时间并存不悖。[6] 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统一性的论述以及原生形态民族和次生形态民族概念的提出，都是对民族形成理论的重要发展。
（三）民族实体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民族实体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族理论学科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民族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等理论内容。其中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等概念的提出及其被整合进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大理论突破。
1986年为我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本科专业准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教学大纲第一次列出了民族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等理论内容①，先后发表了关于民族属性、民族特征、民族结构、民族素质等方面的专文[7]，在《民族理论通论》一书中整合上述内容阐述了民族实体理论。[8] 民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具有民族自然（族体）属性、民族社会属性和民族生物（人种）属性等三种基本属性，是与这三种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和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民族结构和民族素质概念也都是有联系的。民族素质是民族结构的反映，而民族结构必然以民族素质为其内核，没有不反映民族结构的民族素质，也没有不具有一定民族素质的民族结构。民族结构是民族的静态存在形式，民族结构的运动则是民族的动态存在（发展）形式。通过论述这几个概念和范畴，使静态地分析民族实体和动态地分析民族实体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二、民族发展理论的完善
1988年以前，民族发展研究主要关注民族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演变趋向，即民族类型发展的研究。1988年有学者提出，应把民族发展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以经济发展研究为重，以现实发展研究为主。[9] 后来又提出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基本条件和环境等理论。[10] 民族发展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有重大理论发展的领域，已成为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族发展概念理论
学者们探讨了民族发展概念的含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民族发展，是在民族自身因素，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协调作用下，民族自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素质和诸种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推进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综合实现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民族发展是民族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民族是在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发展无论属于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实现的。”[11] 民族发展概念的科学定义为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合理导向。
（二）民族发展重点的理论
1989年有学者提出：“民族发展的理论研究，应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系统的综合研究，探索民族发展的最佳条件、最优环境和民族发展的最佳途径、模式，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发展的机制和规律，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发展理论及其模式，推动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质和量的提高。”“民族发展理论研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从总体上研究民族发展的诸条件及环境。不仅从民族内部因素角度研究民族发展，而且从民族外部因素的角度研究民族发展；从各个方面研究民族发展的内容及影响因素。民族本身的多维属性决定了民族的发展既是民族特点的发展，又是民族社会的发展，还是民族人口的发展，涉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民族自身的生产过程；民族发展理论研究，应着重从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发展、文化交流交融及发展、民族交往通婚及人口发展、民族意识增强等与民族发展的关系角度，探讨民族发展的内容，探讨民族发展的影响因素；从理论高度总结、探索民族发展的优化机制和发展规律、趋势。不仅要研究民族发展的一般机制及民族发展的促进因素和阻滞因素，而且要研究民族的常态发展、异态发展特别是跳跃发展的条件、过程及模式，还要研究民族发展的趋势；民族发展理论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实际，应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国内民族间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国外民族发展的比较研究。”[11] 2007年有学者提出：“民族发展研究应注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研究。”[12]
（三）民族发展条件、环境理论
“民族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中演进，在私有制社会，同时又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环境中发展。民族发展，无论是历时的纵向质的演进，还是共时的横向量的扩展，无论是变化的正方向，还是负方向，总是一个不间断的动态运动过程，总不会静止不动地处在一个时点上。因而，就像任何物质的矛盾运动过程一样，民族的动态运动的发展过程，有其因，也有其基本条件和环境。”[12]
民族属性与民族发展。民族是多维属性的客观实体。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存在的一种形式，具有自然（或族体）属性，具有一定的基本特征，具有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自然差别点。民族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形式，具有社会属性，处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阶级、阶层构成。民族作为种族存在的一种形式，具有生物（或人种）属性，具有生物基因遗传上的一定的特点，具有表面化的体质特征上的一定的特点。因此，民族自然属性和民族社会属性及民族生物属性，是民族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和人种的繁衍现象所具有的基本属性。民族作为客观实体来说，是与上述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和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体。因而民族过程也就是民族自然过程、民族社会过程和民族繁衍过程的统一，民族的发展必然是民族的民族发展（或民族性的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或社会性的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或人口的发展）的统一；民族的发展既是自身的，又是社会的；既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又是精神生产的发展，也是民族自身生产（人口生产）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提高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见下图）。
民族属性与民族发展关系图
民族结构与民族发展。民族是具有自身构成方式的客观实体。民族发展是民族结构运动的过程，是协调和优化民族结构的过程。
民族素质与民族发展。民族是具有自身素质的客观实体。任何民族的现实发展都是以自身素质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现存状况为前提和起点，都是以优化提高自身素质为内容和目的。民族发展，最根本的内容是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优化。
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受民族内部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民族内部结构决定着民族关系的格局。民族关系是民族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民族发展的伴随物和标志。民族关系对民族内部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关系是促进或延缓民族发展的一种力、一个重要条件。
自然环境与民族发展。自然环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民族是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中利用、保护和改造自然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质与量。民族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自身因素（主要是民族结构、素质）、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综合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因素或条件的结合状态的程度，产生着不同的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注意自然环境对民族发展的重大作用。
社会环境与民族发展。民族发展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民族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以及宗教信仰、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状况。这些都是民族发展的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从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关系、民族社会环境、民族自然环境等新的角度研究民族发展，了解民族发展的条件、环境的理论观点[13]，引起民族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得到民族理论界众多专家学者的赞同和称许。②
三、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我国民族关系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付诸实践，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
（一）民族关系概念理论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民族关系概念：“民族关系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客观现象，特别是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处理的社会问题，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的交往联系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本质上涉及到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社会关系问题。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既不是都属于民族关系，也不是都不属于民族关系。衡量是否构成民族关系的关健是看这种关系中是否有民族性内容，具有民族性内容时才成为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基本表现形式还通过若干具体形式反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民族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既具有广泛性，又具有有限性。”[14] 这一理论对民族关系本质的理解和民族关系区别标准的理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性质理论的提出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5](P.15) 邓小平的论述明确指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早已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它是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解除了人们在社会主义民族问题、民族关系认识上的思想羁绊，解放了思想，实事求是，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我国民族关系的理论突破指明了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16](P.264)
（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17] 的“两个离不开”思想。这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主流作出的科学概括，是对我国民族关系一个基本特点的科学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新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16](P.238)“各民族之间一定要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6](P.240) 这一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
（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理论的发展
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指民族交往和民族矛盾状态所涉及的领域和方面。不同社会、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关系基本特征各有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的文件、法律法规中虽然已经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等民族关系方面的五个相关要素，但是都没有明确揭示新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5](P.15)
在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论述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历史和现今的民族关系发展规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也指出：“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把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历史上（党章和宪法）第一次对民族关系基本特征有了共识，还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理论的确立。这一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平等团结，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的重要要素，并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中的互助原则，也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要要素。平等、团结、互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团结，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下各民族互助并共同奋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从而进一步实现民族平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因此，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和完善阶段，胡锦涛同志指出：“今天，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18](P.2)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号文件）也提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19](P.268)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中加入“和谐”的要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出发，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是新的理论突破，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内容更加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在民族关系上的一种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和谐既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需前提。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中增加“和谐”的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种历史性要求。第二，“和谐”是党中央在把握我国当代民族问题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要民族关系原则，有着鲜明的指向性。现阶段各类与民族关系有关的矛盾持续存在，并正在成为或将要成为我国民族关系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而它们的解决也将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此，中央将“和谐”加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素，将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和谐”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整。“平等、团结、互助”已经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但将“和谐”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提出，则使这种民族关系有了一种有序的结构性要求。“和谐”以承认差异、多样性为前提，讲究相互关系的合理调处，讲究不同个体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因此，和谐不是对平等、团结、互助的取代，也不是对它们的重复，而是对这些要素的补充和完善。
总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特征的理论，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精神，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奋斗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四、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
民族问题是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也一直是民族理论研究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一度把民族问题看作阶级斗争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一）民族问题概念理论的发展
民族问题概念是历来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总是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因而没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改革开放后，有学者从民族属性的角度研究了民族问题概念。认为：“民族问题的涵义与民族实体的涵义主要同民族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民族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或者说民族特征的因素、民族性质的因素，是在民族问题概念的认识和研究中，必须十分注意的方面。民族问题，应该从它与民族特征、民族性质的关系的探讨中，具体地、历史地加以研究和认识。”“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是与民族特征、性质相联系的。民族问题的发生、存在范围、民族问题表现形式是与民族特征相联系着的。民族问题的内容是与民族特征、性质相联系的。民族问题的性质是与民族的性质相联系的。民族问题的存在时间是与民族特征相联系着的，也与民族性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民族问题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基于民族特点、民族差别发生的，与民族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民族问题概念。”[20] 这是把民族概念与民族问题概念相联系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理解民族问题涵义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21] 这就是说，民族问题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看，它不仅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还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问题。
民族产生以后，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民族自身的特点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又通过民族的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即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反映出来。因此，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着民族之间交往的程度，因而也决定着民族之间矛盾的状况，即民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
民族的自然属性表明，民族是涉及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社会属性表明，民族是涉及阶级、国家、社会、政治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与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密切相关。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私有制社会里，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民族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和阶级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已消失，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三大差别消失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民族差别也消失了，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民族也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民族与阶级的关系。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早形成的民族与最早出现的国家大体上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国家起了型铸民族的作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是同时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形成对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形成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总之，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科学阐述，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这是江泽民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世界民族问题的广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战略深度提出的著名论断，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民族问题概念。
（二）民族问题实质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当时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估计的错误，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论被推向极端，给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民族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理论对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重新估计，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中否定和批判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15](P.34)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进一步分析、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15](P.57) 因此，他们之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5](P.56) 中央在民族理论上的这个决策，带来了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战线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变革和大发展，促进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深入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民族理论学科建设扎扎实实地进行。
（三）我国民族问题特点理论的发展
2005年5月，胡锦涛在《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18](P.4) 这是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必须把握好民族问题上四个交织的特点，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
胡锦涛揭示的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是在研究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等特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而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五、民族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发展
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指和它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有关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学科体系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学科完善程度的标志。1987年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召开北京地区第二次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与会者就构建或完善民族理论体系提出了丰富的意见和建议。此后许多研究者陆续提出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设想方案。研究者认为，早期民族理论教材中反映出来的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是“二元论”思维结构模式和“板块结构”的编排框架；在众多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中，《民族理论通论》[22] 实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整合，代表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新高度。
《民族理论通论》分为绪论、民族实体论、民族发展论、民族关系论、民族问题论、民族纲领论、民族政策论等7篇21章，研究探讨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和民族理论政策教材体系，结构完整，自成体系，内容新颖。《民族理论通论》以民族素质、民族结构理论为基础，以民族发展理论为中心，以民族关系理论为重点，阐述了民族和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理论，作了独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不少新颖的理论见解，比如：从民族基本属性、特征、结构、素质等多角度，全面阐述民族实体理论；提出了民族自然（或族体）属性、民族的社会属性、民族的生物（人种）属性等三个基本属性的观点；提出了原生形态民族、次生形态民族形成和民族形成三种基本途径的观点，提出并阐述了“民族分界意识”的概念。以民族实体理论为基础，有创见地全面阐述了民族发展理论：从民族三维基本属性的角度提出民族发展是与这三个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统一；从民族结构角度提出，民族发展是民族结构优化的过程；从民族素质角度提出，民族发展最根本的是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深化；从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民族关系、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方面阐述民族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提出民族发展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从民族特征、民族性质与民族问题概念相联系的角度论述民族问题定义，研究归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民族问题特点，从理论上阐述了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关系。从民族关系的内涵、外延等角度分析民族关系及其发展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和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五对正负作用因素，并系统论述了民族关系调控及调控机制。本书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纲领原则以及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本书以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为核心内容，阐述了党和国家的主要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特别是在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干部、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的阐述上有独到之处。
（二）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邓小平民族理论思想。近年来，对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对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邓小平民族理论思想内容、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等进行了大量论述。认为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整体结构，由四个相关联的层次构成：基础层次是民族问题的基本论点，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核心层次是民族发展，全面实现民族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着眼点，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大建树；中心层次是政策和制度保障，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着重点；目标层次是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归宿点。[23]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处理我国民族问题、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其他国家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我国新时期民族工作实践中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特色鲜明、体系完整、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战略途径。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解决中国民族的基本思路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展开和具体化，就是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
新时期民族工作在经济上的任务是，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中心，通过加大扶持支援力度，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政治上的任务是，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心，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民族法制，培养民族干部，抓好宗教工作，打击分裂势力；在文化上的任务是，以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中心，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弘扬民族文化，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并实施了四大发展战略：沿边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开发战略。这些战略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战略和途径。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阐明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内涵；全面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核心；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提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三股势力，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突出地阐明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全面总结系统地概括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这些新概括、新论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宝库。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具有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三个突出特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四）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观点的同时，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把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时代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基本理论和政策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讲话》提出并全面论述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重大的、重要的和紧迫的问题和工作；《讲话》提出并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讲话》提出并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讲话》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讲话》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总之，《讲话》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是在战略和策略、政策和措施等方面，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将指引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取得更大成就。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民族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从目前来说，集中体现在200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提出的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12个方面所构成的理论体系。[19](P.16－17)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理论方面最大的理论突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最大的实际成就是在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指导下，出现了中国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中国民族理论也有了长足发展。
注释：
① 此教学大纲主要部分后来刊登在《民族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青年学者谭明华教授在有关民族发展的重要论文中说：“对民族发展理论本身予以新的发展，据我们所接触到的著述，目前走在前面的当属《论民族发展的诸条件、环境》一文（金炳镐文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4期）。该文认为民族发展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提高。这已经很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民族发展概念了，把前人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民族理论界著名专家熊锡元教授评论《论民族发展的诸条件、环境》一文说：“论述全面系统，见解颇有独到之处，拓宽了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领域，不失为民族发展理论研究的一种极为有益的尝试。”该文被评为近年来国内有重大影响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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