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译介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6)06-0712-05
一、莎士比亚译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
莎士比亚戏剧的最早中文译本出现在《少年中国》杂志1921年第2卷第12期上，是田汉用白话文翻译的《哈孟雷特》[1] 666。莎士比亚的名字被介绍到中国来则为时更早，据戈宝权考证，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清咸丰六年(1856)上海墨海书院刻印的英国传教士慕威廉译的《大英国志》中，“其中在讲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文化盛况时曾说：‘当以利沙伯时，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尔。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2] 332当时译为“舌克斯毕”。这一考证结果已被朱雯、张君川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1] 685和张泗洋主编的《莎士比亚大辞典》等[3] 所采用。
另据葛桂录的新著，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更早的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34年初版于伦敦)中[4]。《四洲志》记英吉利时有：“渥斯贺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建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5] 我们有理由相信，梁启超看过这本书，因为他所译定的“莎士比亚”更接近于“沙士比阿”，而不是在这之后出现的诸多译名如“舌克斯毕”(《大英国志》1856)，“骚客沙斯皮尔”(《万国通鉴》1882)，“筛斯比耳”(《西学略述》1885)，“狭斯丕尔”(《天演论·进微》1894)，“莎基斯庇尔”(《泰西历代名人传》1903)，“索士比尔”(《东西洋尚友录》、《历代海国尚友录》1903)，“索士比亚”(《澥外奇谭》1903，即兰姆姐弟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莎士比”(《吟边燕语》1940)，“夏克思芘尔”(《万国通史·英吉利卷》1904)，“希哀苦皮阿”(《大陆》(杂志)1904年10月)，“叶斯壁”(《近世界六十名人画传》1907)，“沙克皮尔”(《世界名人传略》1908)[2] 332-336等，另如钱基博将莎翁译为“叶斯比”[6]。梁启超的译名发表在他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号上的《饮冰室诗话》中：“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2] 334
梁启超翻译的“莎士比亚”被广泛接受有一个过程。1902年之后还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译名。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问题：鲁迅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提到莎士比亚，用的是严复的译法“狭斯丕尔”，而到了1934年写《莎士比亚》和《又是莎士比亚》(见《花边文学》)，使用的就是梁启超的译法了。
二、译文的形式：诗体还是散文体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但人们批评朱译本是散文体，而莎剧原作却是诗体。王佐良也认为“只有诗体译本才能充分表现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7] 417。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诗体还是散文”这一文体问题的讨论一直伴随着莎剧的翻译。
究竟什么样的文体最适合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朱生豪“曾和在大学英语系修业的兄弟朱文振讨论过这个问题。朱文振当时强调：要体现原作的风韵，可按元曲这种形式来翻译。朱生豪并不反对，但他认为：介绍莎翁首先要雅俗共赏，通俗易懂，而且要便于在舞台上演出。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舞台剧实在太差了，而莎士比亚所以伟大，原因之一便是他的剧本能上演。再者，那么浩大的篇幅，若全用诗体译出，结果似巧实拙，难以想像。所以他还是决定采用白话散文的形式。事实证明，朱生豪的选择是正确的。尝试获得了成功。”[8]。这段话引自吴洁敏、朱宏达写的《朱生豪传》，该书出版于1990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刷仅600册，1996年10月第三次印刷本也只有2600册。王佐良的文章《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时辰》写于1987年，不知他读到这段文字是否会对其观点产生影响，但这段话是值得莎剧译本文体研究人员认真考虑的。
1944年曹禺用诗体翻译了《柔蜜欧与幽丽叶》，方平称之为“是我国第一个用诗的语言去传达原作的诗意和激情，并保持着原来诗体形式的莎剧译本”[9] 211。
1948年孙大雨用诗体翻译了《黎琊王》。
1949年后用诗体翻译莎剧的有卞之琳、吴兴华、方平、林同济、杨烈、英若诚等人。
1960年代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计划出版《莎士比亚全集》时曾决定放弃朱生豪的译本，理由是朱译本是散文体。黄雨石对于此事追述道：
当时编辑部已经决定抛弃朱生豪的译本，另外组织人翻译莎士比亚。我把朱生豪的本子仔细看看，觉得译得很不错，现在要赶上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部抛弃朱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朱译是散文体，想搞成一个诗体的新版本莎士比亚。那时候已经有一两个所谓“自由诗体”的版本印行了。我对比着一看，所谓的诗体也不过是将散文拆成许多行写出来而已，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诗的味道，而且文字本来就不高明，加上要凑成诗体，就更显得别扭。我觉得总的讲来，新译本远远赶不上朱生豪的旧译。朱生豪的中文很有修养，文字十分生动，而且掌握了原剧中不同人的不同口气。我为了说服编辑部的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中的相同段落，我问他们到底那个听起来舒服得多。最后终于让编辑部的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仍保留朱生豪的旧译，可以分别找人校订一下，补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这件事我做得很痛快，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实在说，我认为用自由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所谓的blank verse有它的一套规律，对中国读者完全陌生。如果非要翻成诗体，不用说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一改变，莎士比亚全集恐怕到今天也出不来，而且朱生豪的翻译从此埋没下去，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10] 29-30。
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以朱生豪译本为基础的11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并于1994年1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并实践用诗体来翻译莎剧的是方平先生，他从1953年翻译出版《捕风捉影》(即《无事生非》)到2000年1月主编、翻译出版《新莎士比亚全集》，从事翻译和评论莎士比亚为时最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用诗体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发行为莎剧的学习、演出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
但是，人们对于应该用诗体还是散文来翻译莎剧的争论并不会因为诗体本莎剧全集的出版而结束。
方平认为：“一个理想的莎剧译本，应该是诗体译本，而不是那通俗的、降格以求的散文译本”[9]；“既然莎剧是诗剧，理想的莎剧全集译本应该是诗体译本，而不是那在普及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降格以求的散文译本”[11] 504。
苏福忠认为：“目前不少人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当作优美的文体，以为只有用诗体译才能接近莎士比亚，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10] 26。
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讨论空间。
莎士比亚戏剧的文体以blank verse为主，汉语常译为“素体诗”或“无韵诗”。提倡用诗体来翻译莎剧的人往往过于看重了verse(“韵文”、“诗”)一词，而忽视了blank(“素白”、“无韵”)的意义所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马洛最先使用的到了莎士比亚手里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blank verse是只需抑扬顿挫而无需合辙押韵的最适合戏剧表达的语言形式，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戏剧语言，而且主要是莎士比亚时期的戏剧语言就行了，它并不是诗歌语言。说莎剧是诗剧那只是汉语的说法，英语里只有Shakespeare' s plays的说法，笔者未见英文里将莎剧称为诗剧的，即使有那也绝非术语。因此，将blank verse译成汉语只需平仄顺畅，上口易诵就已十分忠实地完成了任务。朱生豪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是做得非常出色。
再说，莎剧又不仅仅只是“无韵诗”，还有高雅的古典诗，粗俗的打油诗，有散文，还有市井口语和插科打诨，有的剧全用散文写作(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有的剧本又以无韵诗为主；更多的是既有无韵诗，又有散文，而功能各不相同，散文用来说理，诗歌用以动情。莎剧的丰富宝藏又岂能用一个“诗”字可以了得？
三、开放的文本：案头还是舞台
以朱生豪为主要译者的散文译本《莎士比亚全集》(11卷)和方平主编的诗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12卷)，都是出色的优秀译文。(《新莎士比亚全集》于2001年荣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还有更多优秀的莎剧单篇译本，如曹禺的《柔蜜欧与幽丽叶》、孙大雨的《黎琊王》、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英若诚的《请君入瓮》和杨烈的《麦克白斯》等等。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新的莎剧译本？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对于新的莎剧译本的要求也永远不会终止。
1996年《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关于“翻译定本”的讨论文章：罗新璋认为《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12]；谢天振则认为《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13]。罗新璋在文中列举了许多优秀翻译作品，有吕叔湘译的《伊坦？弗洛美》，钱稻孙译的《情死天网岛》，傅雷译的《高老头》，朱生豪译的《汉姆莱脱》和杨必译的《名利场》等等。这些都是广大读者和专家认可的优秀译作，但都还不能算是定本，就连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不算是定本。但是文中所说的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的佛典却是真正的定本。在汉语里还有一种定译本，那就是《圣经》。钱钟书在《管锥编》里凡引用莎士比亚的诗文都是自译；而引用《圣经》却同时引用官话译文。人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实例都是宗教文本，那么就再看看英国，同样是《圣经》，自从1611年出版钦定本以后，仍不断有根据希伯来原文和拉丁文翻译的新的《圣经》译本问世，这种翻译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如现在广为流传的新国际译本《圣经》的翻译开始于1965年，出版于1978年，再经修改、定稿，出版于1983年。
谢天振认为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在他看来“定本应该是超越一切时代的”。对这一观点的讨论还是用实例有利于说明问题。我们虽不敢说官话译本的中文《圣经》是定本，但已经流传了千余年的中文佛典早已融入中华文明当中，自然早已成为定本。并不是所有优秀的翻译作品都可以成为定本，也没有必要成为定本，这是因为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作品确实需要新的译文。不难想像，上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林纾翻译的小说在今天还能有多少读者。对新译文需求的另一因素是社会需求。社会文化高度繁荣发达的时候，会在较短时期内出现相同作品的多种译本，如斯汤达的《红与黑》和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都有众多的中文译本。相比较而言，莎士比亚戏剧的中文译本还不算多，现有的译本也远非尽善尽美，都还不是定本，而社会也需要更新的和更完美的译本。并不是所有优秀的翻译作品都可以成为定本，也没有必要成为定本，这是因为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作品确实需要新的译文。不难想像，上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林纾翻译的小说在今天还能有多少读者。
我们需要两种类型的全新的莎剧译本。
莎士比亚戏剧是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我们应该有准确无误的、典雅的案头译本，以供人们学习、欣赏和研究。新的案头译本应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原作的文体和语体特点。原作是散文，要还其散文；是韵文，要还其韵文；是无韵格律诗，要还其无韵格律诗；原文高雅，要还其高雅；原文粗俗，要还其粗俗；同时还要把莎剧原文和后人对莎剧的增改区分开来，使读者能借助译文窥探莎剧的本来面目。”[14]
莎士比亚戏剧又是供人们演出的，因此我们还应该有舞台演出本。中国有着各式各样的地方戏剧，已成功上演过莎剧的剧种最多是话剧，此外还有京剧、越剧、昆曲、黄梅戏、川剧、沪剧、秦腔、豫剧、粤剧等等。舞台演出本不同于案头译本，为适合演出它对于原作可以有较多的增删和改动，中国戏剧有着明显的中国文化特点，各地方戏剧又有其地方特色，而传统戏剧更有其特定的舞台程式和言语，这种增删和改动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必须的。读一读英若诚翻译的《请君入瓮》[15] 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启发。英若诚全文翻译了剧本，但在演出时大量的语句被删除(译文中方括号标明的部分)，这还是最普通的话剧演出。各地方剧种在演绎莎剧时更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去处理语言。
黄梅戏《无事生非》以朱生豪的译本为基础，但有较灵活的改动。原朱译本中的音译名大多改为更为中国化的姓名，如将培尼狄克改成白力荻、将贝特丽丝改成李碧翠，将警吏道格培里改成护城官杜百瑞等等。戏剧台词也有较大的变化，如第二幕第一场中李碧翠用跳舞来比喻男女的婚事，在朱译本中是这样写的：
贝特丽丝：
听我说，希罗，求婚、结婚和后悔，就像是苏格兰急舞、慢步舞和五步舞一样：开始求婚的时候，正像苏格兰急舞一样狂热，迅速而充满幻想；到了结婚的时候，循规蹈矩的，正像慢步舞一样，拘泥着仪式和虚文；于是接着来了后悔，拖着疲乏的脚腿，开始跳起五步舞来，愈跳愈快，一直跳到筋疲力尽，倒在坟墓里为止。
改编后的唱词为：
李碧翠：(唱)
初相识，鹿撞心头舞步乱；苦相思，情急舞狂湿衣衫。
托媒时，气喘吁吁红晕泛；成婚时，筋疲力尽举步难。
从此曲尽无欢乐，悔恨终身入墓眠[16] 457。
又比如第一幕第一场中，克劳狄奥向培尼狄克问起希罗，培尼狄克说：“她是太矮了点儿，不能给她太高的恭维；太黑了点儿，不能给她太美的恭维；又太小了点儿，不能给她太大的恭维。”改编后，则演化为白力荻和李碧翠评价娄地鳌的机智斗嘴：
白力荻：(唱)他比我身材高一分。
李碧翠：(唱)哎呀呀，还是一根三寸丁。
白力荻：(唱)他比我脸蛋白一分，
李碧翠：(唱)不过是驴屎蛋洒上粉一层。
白力荻：(唱)他比我武艺强一分；
李碧翠：(唱)只能拍死小苍蝇。
白力荻：(唱)他比我容貌美一分，
李碧翠：(唱)哎呀呀，还是猪八戒还魂[16] 457。
这样的改编不仅语言更为通俗诙谐和富有生活情趣，也使它与黄梅戏的民间风味相融洽。
经过改编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于1986年4月在上海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演出，获得成功；同年9月1日—12日，在首都人民剧场公演，“反响强烈、誉满京华。”戏剧评论家郭汉城、吴乾浩说：“马兰把李碧翠嘴硬心软，爱苗虽然萌发却拒不承认的心绪表现得活灵活现，通过优美的舞姿与动听的唱腔，给观众以美的享受。”马兰以生动地创造了李碧翠的形象而获得第四届“梅花奖”和安徽省第一届艺术节“优秀演员奖”。国际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席、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院长菲力蒲·布洛克班克在给导演和剧团的信中说：“看了你们演出的《无事生非》，我谨在此表达我极度喜悦的心情。我认为，你们的演出喜庆欢乐、雍容华贵，诙谐有趣而富于人性的启迪。”[16]
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1986年4月10日到23日的两个星期里，北京和上海的舞台上有28个班子演出了16个莎剧，还举行了有关莎翁的报告会、讨论会。”[7] 421演出获得成功的除《无事生非》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剧种改编的莎剧，如“1987年夏，上海昆剧团应邀赴英国参加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公演昆曲《血手记》(笔者注：即《麦克白》)，演出引起轰动。首场演出结束后，英国观众掌声长达六七分钟，报纸称演出‘非常成功，令人着迷，激动人心’。”[1]
戏剧节期间演出的各地方剧种莎剧译本多是以朱生豪和方平的译本为基础改编的，局限性很大。如果能够从莎剧原文直接译成适合舞台演出的各剧种的戏剧语言，那么莎剧翻译应该会有较大的突破。莎剧案头译本的产生，需要认真分析和比较现有的优秀莎剧译本，从文体和话语、词汇量和用词特点、修辞和信息传递、原文的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特点、读者的接受和反应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中华莎学》、《中国戏剧》、《中国翻译》等机构和刊物设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奖；有些刊物还可以设立莎剧新译专栏或特刊，以鼓励和发现新的莎剧翻译人才。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当然，也是我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