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企业政治战略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组织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是以市场战略（例如差异化战略、集中战略、低成本战略等）为核心，着重分析的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包括顾客、竞争对手、供应商等。然而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部门等非市场参与者制定或者影响的，游戏规则直接影响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结果。企业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产品和服务、分销渠道、供应链、价格等市场因素，也依赖于企业与政府、各种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等的关系[1]。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政治战略”来帮助其在市场上的竞争。例如，吉利汽车通过政治战略“突破”产业政策的限制从而获得生产小轿车的资格。另外，笔者对海尔、中国宝洁、四川新希望三家企业官方网站内容分析的研究中发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将其很大一部分时间投入在企业非市场活动中[2]。有一些企业家也坦承，他们30％—50 ％的时间用于处理与政府及相关者有关的事项[3]。
企业的政治战略不是类似于中国处于转型经济的特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诸如此类的丰富企业例子。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例如丰田等）通过政治战略“攻破”国际市场的非市场壁垒（例如贸易保护、民族抵抗情绪等）从而获得国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这些鲜活的企业实例无不说明企业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一样，也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4]。
西方学者对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其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例如什么是企业政治战略及其分类，以及为什么政治战略会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等。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如何”的问题，即解释了企业政治战略的差异性。从2001年开始国内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其相关研究沿袭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脉络。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企业政治战略本身的研究，例如，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分类、企业政治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
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实践界仍然有如下的困惑，即为什么有的企业采取政治战略，有的企业没有；为什么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政治战略；如何解释企业政治战略的差异性等。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高勇强和田志龙[5] 在评述西方企业政治战略与战术时曾部分涉及到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因素，包括过去的公司活动、目前的公司环境、将来的环境、企业内部资源、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事项本身等。然而他们的阐述远不能概括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近1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通过回顾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探讨了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试图解释企业政治战略差异性的原因，从而为我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二、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
对企业政治战略本身的研究是理解影响因素的基础和前提。 企业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以下简称CPS）是平行于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的市场战略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企业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策略与行为。目前理论界对公司政治战略的分类并没有达成共识，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分类方式。
1.前摄型（proactive）与反应型（reactive）
在广泛的分类层次上，Weibenbaum[6] 论述了工商企业对公共政策的三种一般反应，包括消极反应、积极反应和塑造公共政策。消极反应和积极反应都属于反应型战略，此时企业并不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塑造公共政策则是一种前摄型战略，企业试图按照自身的目标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使政策有利于企业特定目标的实现。Weibenbaum提出的三种战略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分类，Olive[7] 基于制度理论对Weibenbaum的分类作了进一步拓展，她提出了五种组织应对制度环境的战略，包括默许（Acquiescence）、妥协（Compromise）、避免（Avoidance）、抵抗（Defiance）和操纵（Manipulation）。
2.缓冲型（buffering）与桥梁型（bridging）
Meznar and Nigh[8] 和Blumentritt[9] 基于对企业公共事务部职能的理解区分了两种基本的企业政治战略，缓冲型和桥梁型。他们认为企业公共关系部门有双重职能，一方面是企业管理层感知、控制和理解外部环境的窗口，扮演了“缓冲型”的角色。缓冲意味着企业或者试图将自己与外部干扰隔绝开或者积极通过诸如游说等行为来影响外部环境。通过缓冲，企业或者抵制环境的变化或者试图控制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影响企业政策和实践的窗口，其作用是充当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桥梁”。“桥梁”意味着企业试图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和期望。企业试图积极地满足并超过管制的要求，或者试图快速识别变化的社会期望，从而使企业遵守这些期望。在桥梁型战略中，企业提高自己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缓冲型和桥梁型策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3.关系导向和交易导向
Macneil[10] 将企业政治战略分成交易型（transactional）和关系型（relational）两种。交易型战略强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短期的相互作用和交易关系，主要关注双方之间的物质利益交换。而关系型战略强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长期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企业通过关系型策略与政府建立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
4.集体行动与单独行动
Hillman and Hitt[11] 基于集体行为理论将CPA分成集体行动和单独行动两种类型。这种分类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与Yoffie[12] 提出的“领导者”（例如，单独行动）和“跟随者”（例如与别人一起行动）是一致的，这种分类被许多学者所采用，例如Rehbein and Lenway[13] 等。
5.基于交换理论的战略分类
Hillman and Hitt [14] 根据交换理论提出了企业和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三种一般政治战略，即信息战略、财务刺激战略和选民培养战略等。而每种战略又包括若干具体的行为。例如信息战略包括游说、报告研究结果、委托研究智囊团研究项目、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意见书或技术报告等。财务刺激战略包括对政策制定者或政治党派的直接捐款、雇佣有直接政治经验的人员担任经理、顾问等。选民培养战略包括公共关系广告、举行有关公共政策事项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倡议广告把特定的政策立场告知公众等。
尽管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相应的政治战略分类，但是不同类型政治战略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往往会综合使用。
三、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
对于企业政治战略影响因素的研究是随着西方学者对企业政治战略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开展的。近10年来，西方学者探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等，见图1。
图1、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环境因素（触发器）与组织因素（过滤器）
（说明：本图是根据Rehbein and Schuler [40] 的图改编得到的。）
企业的环境因素类似于企业政治战略的“触发器”，而组织因素类似于企业政治战略的“过滤器”。相同的环境因素经过组织因素这个“过滤器”可能会使企业采取不同的政治战略。
（一）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环境因素
Meznar and Nigh [8] 用“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环境的动荡性和复杂性）这个因素描述企业面临的总体外部环境，从而预测企业会采取哪种政治战略。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不确定程度增加，企业越可能采取缓冲型和桥梁型策略。另外，其他学者将外部环境因素细化成行业环境、事项特征和政治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其对政治战略的影响。
1.行业环境
在关于影响CPS的行业环境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到的环境要素包括（1）行业结构（包括行业集中度和企业数量）。例如，Schuler ct al[14] 研究发现在高度集中的行业中，企业更可能采取游说和竞选捐款的战略。（2）竞争对手的政治战略，正如企业在制定市场战略时需要考虑竞争对手市场战略的逻辑一样。例如，在研究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策略时，Hersch and McDougall[15] 发现竞争对手通常会相互比照。（3）竞争对手的市场战略。正如Baumgartner and Leech [16] 指出的行业的竞争机制会对企业CPS产生重要的影响。Baron[17] 研究发现，当美国柯达公司发现对手日本富士公司采用了排他性、对抗性很强的市场竞争战略时，柯达公司并没有“硬碰硬”，而是采取政治战略来应对竞争，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2.事项特征
西方学者指出事项特征是影响企业政治战略选择的关键前因变量。他们通常用两个纬度来衡量事项特征，即包括事项显著度和事项的生命周期阶段。（1）事项显著度。政治事项对企业的重要性是鼓励企业（包括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首要因素[4][18]。Schuler and Rehbein[14] 称之为“政策显著度”，并认为企业一部分是通过估计政策对企业竞争优势和战略的净影响来评价企业政治策略的。另外，Caldeira et al.[19] 的研究发现，那些被企业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事项同样也是触发企业采取CPS的重要原因。（2）事项的生命周期阶段。在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CPS会产生公共利益，而在其生命周期的后期，CPS可以为企业获得私人利益。因此，在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CPS 更多发生在小规模或高度集中行业的企业中。在规模较大、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某些企业决定在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不采取政治战略，这就反映其“搭便车”的意图。在事项生命周期的后期，同一个企业在政治活动中可能变得非常积极，以期能够确保获得足够的私人利益或者避免竞争对手通过CPS来增加自己的成本。
3.政治环境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政治环境被理解为政治制度的特征，包括政治体制（例如议会体制和国会体制等）、政治决策方式、社会的多元化程度等。当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环境时，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政治战略[9][11][20]。 跨国企业在选择政治战略时，更大程度上会考虑政治环境。而且，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的政治战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Coen [21] 和Cowles [22] 研究发现跨国企业的游说策略与行为会随着欧盟国家之间协议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二）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组织因素
当资源基础理论引入到CPS研究时，学者们逐渐强调组织因素在CPS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打开了企业这个“黑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政治战略。
西方学者主要从企业年龄、规模、资源状况、所有权性质、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以及高管的政治导向等方面来探讨组织因素对CPS的影响， 并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见表1。
表1 影响CPS的组织因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Hillmant ct al[33] 以及其他文献整理得到的。）
（三）环境因素与组织因素的影响权重
西方学者分别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两种不同的视角提出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在具体实践中，企业是否采取CPS以及采取何种类型的CPS是综合考虑了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目前学者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即环境因素与组织因素在影响企业政治战略决策时，孰重孰轻，并没有定论。企业在决策时赋予了这些影响因素不同的权重，这也是导致企业政治战略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关注这些环境因素或组织因素时，不仅仅是关注这些因素的现状，更重要的分析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四、结论与研究启示
企业政治战略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行为。学者们对CPS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例如欧盟[19]，日本[34][35]，南韩[36] 和俄罗斯[37]。企业政治战略有其独特的环境背景，因此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替中国的相关研究，也不能直接为我们所用。例如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国内企业在政治行为方面表现得更活跃[24] [30][31]。然而现在的外企在中国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政府政策的出台，而是积极地游说进而影响政府政策。外国公共事务和公关公司在中国也很忙碌，为增加游说效果，外企通常雇前任官员，协助游说他们以前的同僚[38]。
本文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评述表明企业政治战略是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才导致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政治战略。
我国学术界尚无相关研究探讨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差异性以及造成行为差异性的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而且西方学者对部分影响因素的研究（例如企业资源对CPS的影响等）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针对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供我国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参考。
首先，在考虑影响企业政治战略的因素时，要注意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分类和特征。因为与市场战略相比，企业政治战略在可移植性方面具有更大的难度和障碍，各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存在较大的差异。田志龙等[39] 基于深度访谈等方法将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分为7类，分别是直接参与、代言人、信息咨询、调动社会力量、经营活动政治关联、财务刺激、制度创新。就直接参与战略而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直接参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可以通过当选政协代表而对政府的重大政策事项发表意见。这种战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西方国家是不适用的。
另外，还要注意到企业在现实中往往是综合运用不同种类的政治战略。例如，吉利汽车为了获得轿车生产的许可证，综合运用了游说、调动社会力量等多种战略。李书福和他的吉利集团真正引起公众和媒体关注是从推出“平民车”、“百姓车”这样的概念开始的。李书福在各种公共场合发表一系列言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例如“通用、福特迟早要关门”、“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等等，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李书福还频频穿行于京、浙两地，在相关国家部门之间游说，也利用地方政府作为他的说客，浙江省政府还专门为此事向国务院打了报告。最终李书福和他的吉利集团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轿车生产的许可证。因此，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要综合考虑中国企业政治战略的分类特征以及不同种类政治战略之间的关联性（包括相互补充关系和相互促进关系等）。
其次，在考虑组织因素时，要特别关注企业高管的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了诸如公共事务部、政府事务部、华盛顿办事处等机构的作用，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并没有将处理政府事务的职能独立出来并正式化，更多的情况是将其职能涵盖在办公室或者高管工作职能中。而且在笔者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企业高管在与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另外，西方学者主要强调了高管的政治导向，而在中国，高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这个方面，还包括高管在企业政治活动中的投入、高管所具备的政治资源（例如政治头衔、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等），甚至企业所设计的高管激励机制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政治战略[17]。
再次，在考虑环境因素时，特别要考虑中国政治环境的独特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党轮流执政等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不同，中国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政策条款的模糊性、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企业所采取的政治战略。
最后，笔者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在影响企业政治战略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什么情况下，组织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为什么？同样地，在什么情况下，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为什么等？两种因素是如何共同影响企业政治战略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