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动态平衡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态平衡论文,人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难题之一，人口问题一直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人口问题并非工业革命后才产生的。纵观人类历史，人口问题一直都存在着。
一 环境容量及其极限
现代生态学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著名的逻辑斯缔方程〔1〕：
dN K－N
───＝rN ────
dtK
式中，N为个体数量，r为瞬时出生率与瞬时死亡率之差，K 为环境容量，微分dN／dt表示时刻t时种群的变化趋势或速率。其中，由于r与K是常数，所以决定dN／dt值的是K－N。K与N的差异越大， 即实际种群数量与环境容量的差异越大，dN／dt就越大，即种群的增长速率越快。所以，种群增长的速率，既决定于环境容量，也决定于种群当时已有的个体数量。
对于普通生物种群而言，K是一个常数，是增长的极限。N越接近于K，增长越慢，当N＝K时，种群为零增长。
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人类能够改变环境，把普通的自然空间改造成适合人类生活的生存空间，把自然条件改造成适合人类生活的条件。因此，对人类而言，K是一个变量，K值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例如，人类不断的发现新地域，并迁移到那里，拓宽了生存空间的外延，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又提高了空间的承载能力，这二者都是使环境容量扩大的因素。
K值是随生产力发展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有极限的， 这个极限就是地球的承载力。所有能利用的空间、资源、能量都被利用，这就是地球的承载力，也就是人口增长的最大极限。
K值的极限到底有多大呢？ 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种种预测， 其结果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悲观的学者认为现有的人口已超过环境容量，乐观的学者认为地球可以养活1000亿人口，中间型的则认为可以容纳100亿到500亿人口。
另外还要提到的一点是，K值的单位是人口数量，因此K值的大小不仅与生产力有关， 而且还与人均生活水准有关。 “若是地球上有1000亿人口，那么至少有2／3的人生活在海上，而食物的来源是可以大量繁殖的微生物。这样的生活是难以接受的，能保证人人都有中等的生活水平，最适人口应在80亿左右”。〔2〕
二 人口密度的动态平衡
世界总人口由于分布的不均匀，观察其变化比较困难，但从某一局部而言，可以用人口种群的密度特征来描绘，这似乎更简单明了。人口密度是指每平方公里的实际人口数。人口密度与生存条件有关，即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所决定的K值有关， 不同水平的生产力条件允许不同的人口密度。
实际人口密度与环境所允许的最大人口密度之间的差异， 相当于K－N，决定该地区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 人口密度的变化是人口密度本身作为契机进行的反馈调节，这种反馈调节包括了正反馈和负反馈。
图1 人口密度的反馈调节机制
A 的情况常常发生在人类出现的早期的某些部落或某一部落新迁移到某一地域时。生产力极不发达，生活条件恶劣。若是某一地域人口密度太低，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力量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产生后代。种群密度持续降低，种群随时都有灭绝的危险，这有点像今天大熊猫所处的困境。这种情况表面看来似乎有足够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种群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自然环境改造成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环境容量并不大。B的情况所经历的时间相当漫长， 差不多是每种文明从发祥到发展的全部历程，生产力持续而缓慢地发展，环境容量也慢慢扩大，人口也缓慢而持续地增长。C 的情况差不多反映的是欧洲近几百年的变化。中等密度的人口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K 值迅速增大。D表现的是每种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情况， 不论是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还是人均生活水平的过度提高，都可能使N接近于K。
上述四种情况是描述人类发展的典型过程，实际在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种文明的发祥、发展和衰落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全部的这些程序。
三 密度变动的因素
人口密度变化的动因是N与K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作用，又是通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体现出来的。N、K差异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
（一）生理因素
K值增大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对人的生理影响。
1、人类寿命的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寿命逐渐延长。据美国学者坦娜希尔的研究，在旧石器时代，除了进入青春期就夭亡的幼儿外，成年男子可望活到33岁，女人可望活到28岁；到公元前6000年，成年男人可望活到34岁，女人则有可能活到30岁；几百年后，成年男人有希望活到35岁，而女人则有希望活到33岁。显然，妇女在生活条件的改善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怀孕耗尽其生命力的情况越来越少。由于怀孕和哺育后代的工作重要而且繁重，这也促进了男女的分工。妇女生命的每一次延长同样也增加了她们的生育年限〔3〕。
2、胎儿存活率的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有所改善，男女的分工也使妇女在怀孕的同时不再参加重体力劳动，胎儿的存活率不断提高。大约公元前7000年时，每怀孕6胎才有可能产下一个活的孩子，而每5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活到30岁，因此每一个受精卵能活到30岁的概率是1 ／30。妇女们频繁的怀孕而频繁的流产。而到了1900年，英国的婴儿的生存概率已达到3／4。
（二）社会及心理因素
N、K差异较大时的舒适感、优裕感和N、K差异较小时的紧张感、危机感，无时不通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
1、婚姻形式的改变
尽管生物都有留下后代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并不一定都能实现。在一个群婚的社会里，亲子之间，特别是父子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生育只是群体共同的义务而不是个体特别是男性个体的责任。一直到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家庭出现以后，亲子关系才明确下来。生育、抚养后代、赡养老人已经和经济利益以及自身的生存紧密结合在一起，生育才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人类才自觉地去实现自己的生物本能，这在人类生育史上应该算是一个大的进步。
2、生育观念的改变
最初，生育只是性活动的偶然结果，而为了果腹，终日劳作的人们的性活动的机会并不多。当人类社会从渔猎阶段进入种植阶段以后，人类已经认识到相当的人口数量、足够的劳动力是改善生存条件所必须的，生育才成为性活动的主要目的。由于人类对生育过程的不了解，这时出现了生殖崇拜。历史上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殖崇拜，有的影响延续至今。当时为了给妇女提供足够的怀孕机会，常常在节日、祭日等特殊的日子里允许甚至鼓励男女交合，中国人的大圣先师孔子便是这种节日的产物。《旧约》中曾经鼓励人们要“尽情享受，尽量繁殖”。看来在相同的不高的生产力水平下，各种文化都鼓励人们生殖。
近代，在生产力发展已相当高的区域，个体生活水平的高低与家庭的规模直接相关。劳动力如果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并不能产生财富，教育又需要相当高的费用。因此，此时的观念已变成了限制生育的了。
3、性比
性比的变化既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引起性比失调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由于生活的贫困，怀孕和哺乳耗尽了生命，女性寿命普遍低于男子，难产时常发生，它极易导致母子双亡。其次是战争。战争夺去了大批成年男性的生命，虽然从生殖能力上讲，一个男人完全可以使多个女人受孕，但妇女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劳动能力降低，不能保证起码的食物供给，婴儿的出生率和存活率也不会高，所以，战后人口的回升很慢。其三是宗教。现在世界三大宗教，大多数教派都要求神职人员不能有世俗的家庭，而僧侣的队伍又常常是很庞大的。有的宗教要求男孩在青春期前后出家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隔离。这些宗教都不约而同地要求色戒，难道仅仅是为了不让灵魂堕落吗？其四是多妻家庭或多夫家庭的出现，特别是多妻家庭。多妻家庭造成了双重性比失调。一是富有的家庭女多于男， 然而多妻未必多子。 德斯可可的一个国王有144个孩子，听起来让人吃惊，但若知道他骄傲地拥有2000 个后妃时未免又实在可笑且可怜。二是大量的育龄妇女集中于王室和富裕人家，又导致性比的反向失调。这种多妻制度还常常伴随着杀婴行为。伊斯兰教义赞许多妻制，也允许杀死男婴，从而保证了这种失调性比的维持。伊斯兰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很恶劣，这样的教义，能肯定它不是为控制人口的增长而存在的吗？在此，女性更多地是作为财富的象征和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4、生活习俗
生活习俗的发生和存在，是与人类社会的需要相适应的。前文提到的那些鼓励交合的节日，是与当时需要人口和劳动力的情况相适应的。当某区域的人群面临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社会所提供的财富不能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人口增加太快或人均生活消费过于奢侈，这时社会有相应的习俗来缓解这种矛盾。古罗马盛期的人们生活奢侈腐败，而男人们沉醉于酒和热水浴。酒精、高温和水管中的铅抑制了男人制造精子的能力，妻子受孕的机会当然就少得多了。非正常的性活动也是降低出生率的一个原因，越是在辉煌而腐败的社会中，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越是频繁。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400年，鸡奸在古希腊整整盛行了两个世纪。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在克里特，鸡奸作为一种调节人口数量的手段，是由国家支配的”〔4〕。娼妓所起的作用也类似。
5、战争
战争是人口高度增长的结果。当在一定地域内N与K的矛盾激化到不能缓解时，战争就难免了。战争削减人口的速度很快， 但这不是解决N、K矛盾的最佳办法。战争在削减人口，并使人口回升很慢的同时， 大量消耗并破坏环境资源，破坏生产力，K值也下降。
6、避孕
人类历史上既然一直存在着N与K的矛盾，人类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就是很理智的。从妇女的角度来看，妇女既要孕育并照顾孩子，又是田间的主要劳动力，过度频繁而又希望甚小的怀孕对她们的伤害太大了，各种避孕方法应运而生。她们或者每天喝下又苦又臭的药汁，或者把诸如鳄鱼粪、动物毛之类的东西塞进身体里面。有些方法后来证明也有一定效果。真正安全有效的方法也是近来才出现的。千万年来，妇女们吃的苦头实在太多了。
四 世界人口动态变化例证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全人类的人口历史，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直处于复杂的动态变化中。卡尔·桑德斯指出：“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区，自动控制几乎都在起作用，……这种自动控制比因大量死亡而减少人口更有效果。”〔5〕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区域， 人口的实际密度总是离当时允许的极限不远。人类历史上几个典型的历史阶段的人口变化趋势，据推测可能有这样一些情况。
（一） 史前世界
关于公元前3000年前，即5000年前到25万年前这漫长的一段，人口的多少并没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古人类下地以后，对世界并没有特殊的适应方式，即未特化，因而适应的区域反而比较宽，所以当时的人口密度一定很低。据估计，100万年前，全球人口约50万，到公元前1万年新石器时代开始前夕，人口总数增加到300万，即在100万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这表明， 人口增长率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只不过是零〔6〕。
但这个时代并不是人口密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种族延续和与大自然作斗争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而由于种种原因人口增长速率缓慢；另一方面是食物的有限性，使得群体不得不控制人口密度。这两方面的力量通过下列形式作用于群体。
首先是性比失调。“大致的迹象表明，在早期人类中，男人在数量上多于女人，几乎是3：2，而且男人可以比女人多活大约8年左右。 ”〔7〕
其次，妇女生育年龄短。一个女胎能活到青春期的概率很小，进入青春期后生育年龄不到15年，而在这期间，长期哺乳降低生殖能力。通过人类化石的乳牙研究证明，母亲对每个婴儿的哺乳时间为2—3 年，15年里，怀孕并产下的胎儿一般不会超过10胎。
其三，营养不良推迟了女子性成熟，并且造成流产、死胎和死婴。
其四，高死亡率自然要求高出生率来补偿，基于这种危机感和人类对生殖的不理解，这一阶段产生了生殖崇拜。
其五，这一阶段总的来说人口增长相当慢，但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慢，所以人口仍然对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产生了压力。人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就时常发生，第一种手段是杀婴。这在历史上虽然无据可考，但现在某些极不发达地区的民俗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明。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些地区，人们把新生婴儿放在雪地里，能活下来的才被家庭接纳。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不人道，却把有限的食物供给最强壮的婴儿，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特殊方式。对于任何一个生物种群而言，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有些部落干脆就把婴儿杀掉甚至吃掉。在绝大部分杀婴事件中，女婴最容易成为牺牲品， 因为人们知道女婴本身也是未来的婴儿生育者〔8〕。第二种手段是避孕，方法原始而且痛苦。第三种手段是社会习俗中一些特殊的禁忌。19世纪英属哥伦比亚的卡里尔印第安人习惯于把刚刚开始行经的少女遣送到荒野之中，在那里整整隔离3年或者4年，然后再让她们回到部落中，举行成人仪式〔9〕。 这种习俗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能活下来的少女都是健壮的，健壮的母亲才能生下健壮的孩子；二是这几年的隔离，减少了这些少女的很多受孕机会。在希望人口增长和恐惧人口增长的矛盾中，又必须保证种族的延续，古人微妙地找到了平衡的手段。
这一阶段中有些部落发展了，有些部落灭亡了。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这也使总人口增长的速度有所减慢。当时的生产力太低，留下的东西太少，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化石和留下的简单工具，猜测他们曾经在某一地域生活过。
（二）古罗马的兴衰
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1844—1904）研究了国家成长和衰落的“法则”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靠民族（民族是由许多的生物人组成）支撑的国家，有着类似有机体的功能，因而国家将经历与生物体相似的生命周期。”的确，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经历了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罗马便是其中之一。
在公元前800年罗马建国的时候，罗马只是一个小城邦， 然后发展成为辉煌灿烂的奴隶制共和国，后来成为独裁统治的罗马帝国，最后灭亡。在罗马1200年的兴亡史上，人口因素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铁器开始普遍使用，并导致了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它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较快。罗马征服希腊后，成为西部地中海的一个大国。罗马向外部的扩张最初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奴隶，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奴隶是消耗最少而又产生财富最多的工具。扩张还为罗马人拓宽了生存空间，他们到处建立行省。上升时期的古罗马依靠这些财富和扩大了的生存空间而繁荣起来。城市发展，人口上升，商业活跃，使那时的罗马成为全世界的中心。
与财富同来的是奢侈，奢侈如噩梦一样缠上了罗马人。盛期古罗马的5种基本奢侈品是来自非洲东海岸的香料，来自中国的丝绸， 来自非洲的象牙，来自德国的琥珀，来自阿拉伯的薰香。当罗马国内自产的贵金属支付不了这笔费用时，战争掠夺就更加频繁了。
政府已经看到连年征战带来的恶果，已经缺乏劳动力来恢复当时的社会生产。公元前403年，罗马被迫制定反对人们实行独身的法律。 这在罗马历史上还是首次。罗马民族最古老的法律《罗慕洛法》（Lawsof Ro-mulur）曾命令父母们养育所有的男孩和第一个女孩〔10〕。 虽然立法如此，然而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抵制人口增长的。社会生活的奢侈，意味着对生活资料的人均占有量的扩大，也就意味着环境容量与现有人口数量的矛盾激化。出路只有三条，一条是继续扩张，一条是限制人口增长，一条是限制奢侈之风。对古罗马人来说，第三条出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奢侈的生活。因此只有两条路好走。战争为罗马带来了财富，而战争也把罗马拖入了独裁与征战不绝的泥坑。至于限制人口增长，则通过心理的、社会的作用，自发地表现出来。
首先，各方面的原因导致性比失调，女：男＝100：117。造成性比失调的首要原因是家庭难以支付女儿的嫁妆，这沉重的负担，使得人们杀掉或遗弃女婴。《罗慕洛法》立法保护第一女婴，可见当时的女婴是极无保障的，而此法对女婴的保护又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生育能力的极大浪费。当时的罗马社会分为5 个等级：贵族、骑士团、第三等级、自由民和奴隶。对于第一、第二等级来说，财富集中于他们的手中，生育过多的子嗣必然会导致财产分割的很大麻烦。每个家庭只需要有两个儿子就足够了。一个准备继承家政，一旦他出事，就用另一个代替他。第三等级比较贫困，大多数人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因为“食物救济金”只发给男人，而不管妻子和孩子。而且作为罗马公民的年俸也只供给男人。自由人是通过赎身或其他方式获得自由的奴隶，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奴隶很少结婚，而且男人远远多于女人。奴隶主有时也鼓励奴隶们姘居，以增添劳动力，但这远没有从别国掠夺战俘来得合算。然而当帝国走下坡路时，战俘也来得越来越不容易了。
第三，上升时期的罗马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使罗马公民都习惯于奢侈，而这种奢侈富贵的本能不仅通过无以胜计、时常难以确切表达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避孕，而且奢侈也间接破坏了人们的生育能力。
第四，人口的高度集中和战争所引起的人口流动，使瘟疫成为降低人口的最显而易见原因。“公元2世纪中期， 罗马士兵从美索不达米亚把天花带了回来，意大利人缺乏免疫力，因此有一些市镇和省份几乎丧失了居民人口的1／3。100年以后， 另一场瘟疫——可能是麻疹——袭击了罗马，……在这场瘟疫流行的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的人口超过5000人。”〔11〕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在军事、政治、社会诸因素中，难以确定哪一种因素起到主导作用，但可以断定，人口问题一定加快了崩溃的进程。
（三）中国三千年人口史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世界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人口大国。与罗马帝国相反，这是人口变动的另一模式，是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典型模式。
农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点是食物来源相对稳定，而在以植物性食物为生的情况下，人均需要的生活资料相对较少。另一个典型特点是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就说明农业社会既有人口增长的潜力，又有人口增长的需要。
生产力除本身作用于人口外，还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
奴隶社会的盛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和天子形成了家——国——天下的统一体。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虽然较快，但层层隶属的生产关系又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发展的制约因素。尽管当时各诸侯国都想尽办法来刺激人口增长，以保证劳动力和兵力来源，但人口增长仍然相当缓慢。奴隶还要为主人殉葬，现已发掘出的墓葬中，殉葬人数最多的有380 余人。无论杀死后殉葬还是活埋，殉葬者中大多数是青壮年，据考证，该墓并非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墓葬，那么，天子的规模又是如何？这不仅仅是削减人口的直接方式，而且也反映出当时奴隶的地位，连起码的生存权利都不具备，生儿育女又有什么保障呢？
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对今天的生活仍有很大影响的阶段。生产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也增加了生产和生育的积极性，人口增长较快，人口波动也较大。农业社会的缓慢发展，表明了家庭财富和劳动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逐渐形成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生育观念，生育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来认识和实践。
然而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却与人口的增长相违。事实上，任何中国人的财富也不会多到再多的子女也分不完，因此限制人口增长一直是社会的潜在要求。富有必多妻，多妻却未必多子，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政治风云对人口的影响也大。被老百姓称为“太平盛世”的年代，人口增长较快，而一遇战乱，人口即锐减。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在这分分合合之中，便有许多人头落地，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唐朝天保年间，可谓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兴之治，据估计当时中国人口有五千余万，安史之乱之后，又经过25年的休养生息，人口仍不足三千万。宋朝中期，人口已达一亿，后来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下降了四千多万。
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千年中，人口的增长比较缓慢，但生活资料的增长也并不快。因此，可以说中国人一直处于贫困中，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很少，这才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
五 我们的困境与出路
1801年以后，世界人口增长表现出惊人的速度和显著的特点。
（一）近代人口增长的特点
1、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环境容量迅速扩大。同时医疗水平和营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人类平均寿命和婴儿存活率，使人口增长越来越快，人口倍增的时间越来越短。“从5 亿到10亿，用了200年，而从20亿到40亿，只用了45年。”〔12〕
2.人口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而发展中国家增长甚快，究其原因，除了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两者人均生活水准不同，养活自身和子女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不同，因此当环境容量扩大时，发展中国家首先表现出迅猛的人口增长。二是生产力水平不同，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要求不同。在发达国家父母为子女所支付的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费用，这是保证子女立足的必须条件。因此，即使中产家庭也不可能生育太多子女。但在发展中国家，教育费用很少甚至是零，因此不会考虑子女太多的教育问题，这又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
（二）现代的N、K矛盾
尽管人口基数与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但存在于环境容量和人口数量之间的压力却是共同的。
前面一再提到环境容量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扩大环境容量，但这种扩大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地球的承载力。前面已经提到这个限度就是地球总人口80亿。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10年就会达到这个极限，人类的处境真是困窘而且尴尬的。
在有关恐龙灭绝的原因中，有人提到过生态的原因。恐龙在中生代的地位，如同人类在今天的地位。恐龙的身体庞大，食量也大，所要求的食物量和生存空间当然也大。在环境改变时，如果环境容量缩小到不足以养活它们，而特化程度很高的恐龙又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适应方式，恐龙怎不会灭？人类的个体体积并不大，但其种群数量却大。而且，人的生活要求远远高于任何生物，因此人类的N 值不能只看数量的绝对大小。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虽然小，但对资源的占有和消耗总量并不小，因此所有的人都同样面对相同的N、K矛盾。
人类在利用资源的同时，对资源的保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造成了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这使得通过人类生产力发展应该达到的K 值极限不能充分实现，这会使N、K矛盾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更加尖锐。
（三）现代的人口调节因素
环境容量和人口数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而人类社会一直在自觉与不自觉，主动与被动之间调整着这对矛盾。因此，人类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也并非不可能的。
科技文化的高度发展，使主动地控制人口增长，有计划地使人口处于一个较为理想的水平的设想成为可能。近30年来一些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一些被动调节的次要因素也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作用。
现代社会的很快发展，使得农业社会受到很大冲击。发展中国家人民会逐渐认识到文化科学知识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他们有可能逐步少生孩子而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使得养育一个孩子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人们不能不考虑得更全面些。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很大，一些传统的生育观念逐渐淡泊，家庭规模缩小，都有助于人们生育愿望的削弱。女权运动的高涨，使妇女们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她们已不再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过多的儿女只会成为生活的拖累而降低生活的质量，这已慢慢成为广大妇女的共识。
人类的性意识和性活动也逐渐与生育分离开来，这当然部分归功于避孕手段的提高和堕胎的逐渐合法化。这已经为发达国家的人口控制起到积极作用，必然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正如古罗马的文明有它的文明病一样，现代社会也有它的文明病，它们也会影响到人口增长，如污染，吸毒，爱滋病，家庭破裂，车祸等。
社会的老龄化是人口总数增加较快的另一原因。但在2010年以后，死亡率会有所上升，这对缓解人口增长的势头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仅靠这些因素起作用的话，我们还会在迷茫中挣扎许多年。对人类而言，直接、有效而且人道的手段就是计划生育。
人类由于智慧的高度发展，成为迄今为止地球上影响最大的生物，但也仅仅是一种生物，不可能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人类最高的智慧应该是使人类认识到这一点。
注释：
〔1〕祝廷成、钟章成、李建东：《植物生态学》， 高等教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2〕夏伟生、唐仲竾：《从生态学看人口问题》， 见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科学论文集》，中国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3〕（美）坦娜希尔著，童仁译：《历史中的性》，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4〕〔6〕坦娜希尔著：前引书，第103、22页。
〔5〕罗素著，靳建国译：《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8页。
〔7〕〔8〕〔9〕坦娜希尔著：前引书，第22、24、25-26页。
〔10〕〔11〕坦娜希尔著：前引书，第137、143页。
〔12〕夏伟生、唐仲竾：《从生态学看人口问题》，见《中国人口科学论文集》，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