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
段学品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650094）
摘 要： 自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埃及一直徘徊于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徘徊于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与伊斯兰化之间。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是现代化与伊斯兰文明碰撞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埃及政党政治中的伊斯兰势力长盛不衰。埃及穆斯林由被动参与政治转变为主动参与政治，以及现代化、网络化和常态化，是当今埃及伊斯兰政治的主要特点。未来，伊斯兰势力仍将在埃及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埃及不会陷入神权政治的泥淖。
关键词： 埃及；伊斯兰；政治；穆兄会
穆兄会在埃及政局中的浮沉，正是埃及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映射。本文简要梳理了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势力在埃及政治传统中的浮沉，认为社会不公与当局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促使埃及穆斯林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使得埃及的宗教政治呈现出常态化的特点。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在可预期的未来，以穆兄会为首的强大伊斯兰政治势力仍将对埃及政治发挥重要影响，但埃及既不会陷入神权政治的泥淖，也无法彻底摆脱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影响。
一、埃及政治传统中的伊斯兰势力
7世纪中叶，阿拉伯军队征服埃及，埃及并入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开始传播，基督教和科普特语日渐衰微。① Andrew McGregor，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Ramadan War，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London，2006，p.4。 随即，倭马亚王朝在埃及置行省，推行伊斯兰化的各项政策，使大量居民改宗伊斯兰教，大批阿拉伯人迁入埃及，与科普特人融合。埃及成为伊斯兰教向北非和西非传播的基地。在阿拉伯人直接统治埃及的两个半世纪中，埃及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之一。972年，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将领昭海尔修建了开罗清真大寺，后演化为“世界伊斯兰学术文化的灯塔”——爱资哈尔大学。
1922年，埃及宣布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法为国家立法的主要依据。1928年，哈桑·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创立穆兄会，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复兴伊斯兰教，建立伊斯兰国家。穆兄会不仅呼吁埃及穆斯林回归伊斯兰教，还指导他们从伊斯兰传统中开辟政治斗争路径。②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p.106。 穆兄会后发展成为影响力遍布中东乃至全球的穆斯林群众性组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近代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1936年，穆兄会致书刚刚登基的法鲁克国王，要求按伊斯兰教法进行政治、宗教改革，宣称伊斯兰教是造就强大民族的根基。根基未稳的法鲁克国王利用穆兄会压制华夫脱党。当然，影响力巨大的爱资哈尔大学也被法鲁克国王用作了制衡华夫脱党的另一重要杠杆。①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118。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华夫脱党日益衰微，穆兄会逐渐失去利用价值。到1947年，坚持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寻求完全民族独立的穆兄会秘密武装组织成员达7.5 万人。1948年12月，埃及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宣布解散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被埃及情报人员暗杀。不久，诺克拉西被穆兄会成员暗杀。1952年，穆兄会参加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
埃及共和国建立后，埃及政府对司法、教育和宗教组织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在经济上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其宗旨在于实现埃及社会生活及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起初，纳赛尔并未把穆兄会视为威胁，而是利用其作为对付政敌的有力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穆兄会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前者世俗化、现代化的目标与穆兄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南辕北辙。1954年，穆兄会被纳赛尔政府镇压，由此转入地下活动。1966年，穆兄会再次遭到镇压。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惨败并丧失了西奈半岛，纳赛尔陷入内外交困之中。泛阿拉伯主义彻底破产，包括埃及人在内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开始从传统中寻找出路，这时，标榜民族自尊、伊斯兰荣耀的穆兄会成为民众的“最后的希望”。此后，有关传统宗教问题的研究也悄然兴起，埃及宗教团体日益增多。②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150。
纳赛尔时代的结束推动了穆兄会的复兴。1970年10月，虔诚的穆斯林安瓦尔·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早在1952年军事政变之前，萨达特就已经同穆兄会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上任伊始，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和对外政策调整。为了用自己的亲信取代原有的纳赛尔派系，萨达特迅速恢复了穆兄会的主流地位，陆续释放了一些被捕的穆兄会成员，允许流亡海外的穆兄会成员回国，使穆兄会得以重振旗鼓。他宣布，“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埃及的两大支柱并将建立一个“基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的新社会。”1971年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渊源之一。”③ 雷 钰，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商务印书馆，2003：353。 同时，萨达特还鼓励穆斯林青年组织尤其是大学中的穆斯林社团的发展。他表示：“我想培养穆斯林男孩，在他们身上花钱，因为他们将是我们的支柱。”④ John R.Bradley，Inside Egypt：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on the Brink of a Revolution，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8，55。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伊斯兰学生社团充当了培养新一代伊斯兰领袖的重要基地。这些年轻的领袖获得了提供服务、传播伊斯兰意识形态、打击其他社团以及与当局谈判等方面的经验，获得了自信和政治技巧，变得成熟。⑤ Carrie Rosefsky Wickham，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Activism，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2，117。
目标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时，上述市场均衡会发生一系列反应从而达到新的均衡。根据Muth和Gardner的方法，我们将上述结构模型进行全微分，并利用克莱姆法则将其求解后得到模型的最终形式，即外生变量变化引起的内生变量变化率。
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政治家可以为政治而牺牲宗教、信仰、忠诚甚至人性。⑥ Charles R.Beitz，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79，21。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萨达特在埃及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甚至在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穆兄会的利用价值大打折扣。1976年，萨达特政府以穆兄会不是政党为由否定其合法性，穆兄会再次转入地下。1978年，在美国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遭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强烈反对。穆兄会趁机发难，全面攻击萨达特的内外政策。同时，穆兄会派生出“伊斯兰集团”、“真主的战士”、“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等极端派别。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和团体得到了伊朗的支持，萨达特的伊朗政策也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批评。⑦ Arthur Goldschmidt Jr.，A Brief History of Egypt，Facts On File，Inc.，New York，2008，209。 萨达特内外政策的失衡，终于酿成苦果。1981年春，萨达特下令大逮捕，大批穆兄会骨干被投入监狱。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被极端主义组织“赎罪与迁徙”成员伊斯兰布里刺杀。
现代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显然是颠覆性的，其结果便是当今的伊斯兰世界仍然深陷于伊斯兰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激烈对撞的漩涡之中。一方面，伊斯兰传统文明深植于伊斯兰世界的方方面面，并对后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过去一千多年来，尤其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西方文明席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并留下独特的印记，如暴虐的十字军东征，如移植的西式民主制度，等等。
穆巴拉克上台后，对穆兄会采取“又拉又打”的政策。一方面释放穆兄会成员，允许其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又加以限制，不承认其政党地位。穆兄会也相应采取了较为温和但更加灵活务实的策略，如深入基层，扩充实力，关注民生，获取民心。因此，早在1966年就已被处死了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父、穆兄会激进理论家和领导人库特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了接受过宗教教育的年轻人的特别欢迎。① David Commins，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I.B.Tauris，London，2006，159。 1984年埃及国会选举，穆兄会成员获得8 个席位；1987年国会选举，穆兄会赢得60 个席位，取代新华夫脱党成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势力。此后，不断坐大的穆兄会反对埃及支持海湾战争，反对反恐战争、反对埃及支持美国反恐。虽然穆兄会仍然坚持保守、温和的政治路线，穆巴拉克政府还是在“反对极端主义势力”的旗号下开始了对作为最大政治反对派的穆兄会进行限制和打压，令其在1990年、1995年和2000年三次大选中未能有所作为。
穆斯林由被动参与政治转变为主动参与政治。伊斯兰组织通过推广新的公民义务伦理，把伊斯兰社会传统的被动政治立场，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当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看到身边发生的压迫或者不当行为的时候，他将不能保持沉默。”⑥ Carrie Rosefsky Wickham，Mobilizing Islam： Religion，Activism，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2，171。 “当看似压抑或政治上不活跃的人动员起来了，某些明显的模式就出现了。通过置身险境以及通过介入政治场景，妇女和青年有时可以逆转压制性政府施加的耻辱。示威者把街道和广场转变为解放区，通过责问个人或者整个社会体系，他们可以在此表达他们自身的民主和正义理念。”⑦ Temma Kaplan，Taking Back the Streets： Women，Youth，and Direct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2004，4。
尽管穆巴拉克声称自他就任总统以来，“以实际行动践行民主、发展、安全和纯洁”，⑥ Lillian Craig Harris （ed.），Egypt：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New York and Andover，1988，6. 然而在长达30年的执政期间，埃及穆巴拉克家族以权谋私，攫取巨额财富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穆巴拉克家族广泛介入私有化进程，通过家族企业敛财400 亿至700 亿美元，在多家外国银行开设了秘密账户。① 深圳新闻网.“腐败藏在繁荣背后：穆巴拉克改革养肥埃及权贵”[N].2011.11.7。 2011年5月24日，埃及检察机关将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送交刑事法院审判，指控他们蓄意杀害抗议者，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以及浪费公共财产三项罪名。② 新华网.“穆巴拉克父子被控蓄意杀害抗议者”[N].2011.5.25。 2011年6月2日，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重创埃及经济，经济增长减速，物价高涨，失业大增，游客锐减，外国投资萎缩，外汇储备缩水。2012年5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81%的埃及人将“改善经济”作为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凸显了民众希望新总统能够带领埃及走出经济困境的强烈愿望。③ “Egyptians Remain Optimistic，Embrace 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Political Lif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Military Receive Positive Ratings”，Pew Research Center，Washington，May 8，2012.Accessed at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5/08/egyptians-remain-optimisticembrace-democracy-and-religion-in-political-life/?src=prc-headline。
家政服务的绝大部分工种以女性服务人员为主，我们习惯于统称她们为“阿姨”。在阿姨身上，有以下几个关键特征需要我们关注。
二、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
歧义词虽难，但是基本可以穷举歧义词的所有含义，使得正确分词具有一定的概率，更为麻烦的是未登录词，如专业词汇、人名、地名、机构名、新造词，等等。在Bakeoff2003 数据上的评估结果表明，未登录词造成的分词精度失落至少比分词歧义大5 倍以上[1]。
埃及的政党政治转型，映射的正是现代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社会不公与当局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促使埃及穆斯林积极参与政治。《古兰经》强调公平和正义。“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诫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② 《古兰经》16：90。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并降示天经和公平，以便众人谨守公道。”③ 《古兰经》57：25。 “在伊斯兰社会，国家并不是政教合一的。……人民可赋予哈里发合法性，也可撤回其合法性。乌玛（umma）或社团，是伊斯兰社会合法权力的来源。”④ Hussein Ghubash，Oman： the Islamic Democratic Tradition，Routledge，New York，2006，4. 现代伊斯兰评论家如穆兄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伊朗领袖霍梅尼等人都强调，“认主独一”意味着社会秩序必须与真主的意志一致。一个以“认主独一”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个人都通过维护一切造物的基础即尊严和平等而奉献真主的社会。顺从真主的这一意愿，是此生和来世的幸福之路。⑤ Andrew Rippin（ed.），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Qur’an，Blackwell Publishing，Malden，2006，9.
在埃及，伊斯兰与政治的纠结有其逻辑必然性：一方面，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早已演变成穆斯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运动，还是埃及阿里王朝的西化运动，抑或当今埃及的现代化发展，都未能妥善处理伊斯兰传统与非伊斯兰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穆兄会拥有遍布整个埃及社会的庞大、紧密网络，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赋予了穆兄会如臂使指的迅捷动员能力。这两种特性的具备，使得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
2005年8月，穆巴拉克团队使出了老式的民粹主义动员策略。他们协调来自伊斯兰机构和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首领教宗谢努达三世（Pope Shenouda III）的支持。④ Alaa Al-Din Arafat，The Mubarak Leadership and Future of Democracy in Egypt，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9，119。 然而，恰恰是伊斯兰教理念和信仰，不断地侵蚀着埃及当局的政治合法性。伊斯兰主义者不仅充分利用新的政治缺口，还利用经济危机，作为他们为失业青年和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的理想机会。他们的社会活动，有助于构建同情和支持。他们吸引了大批群众，他们的政治信息也得到有效传播。⑤ Ibrahim Elbadawi and Samir Makdisi（ed.），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Explaining the Deficit，Routledge，New York，2011，203-204。
埃及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崛起，是埃及独特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今埃及国内外环境的产物。2005年埃及大选中，穆兄会获得88 个席位，而世俗民主派反对党总共才获得14 个席位。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过程中，埃及的一些萨拉菲派穆斯林组建了光明党，与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联合成立“伊斯兰联盟（或阵线）”，以共同推选候选人、共同举办选举造势活动等方式参与埃及大选。穆巴拉克倒台后，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取得主导地位，赢得人民议会235 席，占所有席位数的47.18%，光明党成为此次议会选举中的第二大党，而其他自由派和世俗派政党的表现都不理想。2012年1月23日，自由与正义党总书记穆罕默德·萨阿德·卡塔特尼当选为人民议会议长。2012年2月25日，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协商会议（上院）选举最终结果，自由与正义党与光明党成为上院的前两大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共赢得106 个席位，占全部180 个参选席位的59%，位列第一；光明党获得43 席，占参选议席的23.9%，位列第二。此次大选调查发现，大多数埃及人（70%）支持穆兄会，56%的埃及人对自由与正义党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大选中，呼声最高的4 位候选人中，世俗党派和宗教势力各占两席。两位世俗党派的候选人是阿姆鲁·穆萨以及艾哈迈德·沙菲克，宗教势力的两位候选人是与穆兄会关系紧密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和阿布·福图赫。
2005年议会选举之前，为了增加青年成员，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DP）开始通过会议、集会等途径为青年提供政治信息，试图通过改变青年的政治态度来推动政治文化的变迁。⑧ Alaa Al-Din Arafat，The Mubarak Leadership and Future of Democracy in Egypt，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9，41。 与民族民主党的上层路线不一样的是，从创立至今，穆兄会始终根植于中下层民众，热衷于群众运动和街头革命，与埃及当局分分合合，而政治斗争合法化则是穆兄会保守派和温和派最终选择的道路。2011年2月2日，穆巴拉克政权雇佣的支持者骑着骆驼和马，挥舞着刀和大棒冲入解放广场，示威者猝不及防，组织严密的穆兄会英勇地与之搏斗，保护了广场上的民众。2月11日，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穆兄会的公开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其成员之一被军方任命并参与宪法修改。3月19日的宪法修正和全民公决遭到多数世俗政党公开抵制，但穆兄会和民族民主党大力推进并获得民众广泛支持。最终，宪法修正案以高达77%的支持率被通过。
埃及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其余人口多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宗教是普通埃及人生活中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服从统治者，同时又提倡自由、民主和仁爱，反对暴力和压迫。《古兰经》强调，“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⑨ 《古兰经》4：59。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① 《古兰经》2：208。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的刑罚确是严厉的。”② 《古兰经》5：27。 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及其所倡导的理念，已经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众多穆斯林的共识，对伊斯兰国家和民众发挥着重大和持续的影响力。
宝清县是黑龙江省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但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年内降水量分配极不均衡，春季作物播种时节常常发生干旱现象，水资源短缺及干旱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发展节水灌溉是解决宝清县粮食生产困境的重要措施。2012—2015年国家开展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实施农业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节水增粮行动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根据宝清县节水增粮行动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宝清县地下水资源量时空分布规律，可为宝清县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对指导节水增粮行动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伊斯兰国家政府和反对派势力、宗教领袖和信徒，都寻求和利用宗教来赋予他们的信仰、政策和行动合法性。实际上，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激发个人的虔诚并为今生和来世提供意义和指导的信仰，也是一种为伊斯兰政治和社会提供指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伊斯兰国家政府和反对派势力、宗教领袖和信徒，都寻求和利用宗教来赋予他们的信仰、政策和行动合法性。
对比引入产业创新速度2次项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和产业创新速度自身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总体上，产业创新速度与创新效益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中等产业创新速度弹性最大。产业创新速度门槛值为99.15%，位于产业创新速度极大值的右边。从图2看，位于门槛左边的弹性系数应该更大，但由于数据分布不均匀，低于该门槛的数据只有37个，而高于该门槛值的数据有108个，所以最终结果反而是门槛值右边的弹性系数更大。
多年来，在独裁者的打压下，埃及的民间社会一盘散沙，穆兄会则成为其间最富组织性的力量。穆兄会依靠自己的网络，填补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缺失。与腐败而且效率低下的政府相比，穆兄会组织严密、运转有序。1992年开罗地震，灾民们流离失所，穆兄会首先提供食物、毛毯和医疗服务，政府则因“行动迟缓笨拙”饱受批评。在埃及，20%以上的注册NGO 由穆兄会掌管运行，它甚至还实施贫民医疗计划、建立贫民贸易网络，向穷人低价出售商品，从而吸引了相当一批支持者。③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前高官：埃及准备迎接民主自由”，新浪网，2011年8月12日。
信息技术本身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有象征作用。在现代政治认同的形成中，对于许多穆斯林尤其是青年穆斯林来说，信息技术起着推动性作用。没有网站的政党被简单地认为不是现代化政党。2005年埃及大选中，反对党的纸质媒体受到官方打压，但穆兄会等党团轻易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宣传网站，在遭到政府封锁之后，又轻易地将其服务器转移到了国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光明党都建设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有关选举、投票等政治性信息，帮助选民进行投票决策。在街头抗议活动中，有埃及青年高呼：“我们是互联网青年！我们是自由青年”④ Marc Lynch，Susan B.Glasser and Blake Hounshell （ed.），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Tunisia，Egypt，and the Unmaking of an Era，Slate Group，Washington，2011，107。
三、结 语
事实上，自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埃及一直徘徊于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徘徊于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与伊斯兰化之间。至今仍然势头不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实质就是伊斯兰文明遭遇现代化冲击时的本能性反弹。“穆兄会认为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承者，尤其是埃及总督伊斯梅尔，都是腐朽的国家财富挥霍者，按照伊斯兰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来说都是投机取巧的罪犯，其无视伊斯兰教的行径在大众中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对于更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这是埃及衰落的根源。他们认为，扭转这一趋势而不是拥抱西式民主，是埃及获得救赎、埃及和埃及人民回归伊斯兰灵感和影响力自然范畴的关键。”⑤ John R.Bradley，Inside Egypt：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on the Brink of a Revolution，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8，52。 同时，大多数埃及人都是非西方化的穆斯林，其文化和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伊斯兰宗教和文明。他们不想丧失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但同时他们又想极力学习和利用西方科学技术。⑥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172。 调查显示，自穆巴拉克垮台以后，尽管国内局势动荡，埃及人仍然认为民主是国家规则的最佳形式，61%的埃及人认为民主最适合于解决国家的问题，只有19%的人表示，在某些情况下非民主的政府形式可能是最好的。同时，大多数埃及人（60%）认为法律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⑦ “Egyptians Remain Optimistic，Embrace 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Political Lif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Military Receive Positive Ratings”，Pew Research Center，Washington，May 8，2012.Accessed at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5/08/egyptians-remain-optimistic-embrace-democracy-and-religion-in-political-life/?src=prc-headline。
（四）规模养殖污染治理较好 从2007年以来，合川区新建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建设了粪污处理设施或沼气池，较好地解决了生猪养殖的粪污污染问题。
现代化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是一个渐进和持续的过程，埃及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仍处于发力阶段，而来自于埃及内外的各种势力已深深卷入其中。关于埃及政党政治的观察和研究尚且处于初级阶段，本研究仅是抛砖引玉。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1672-0681（2019） 01-125-005
作者简介： 段学品，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8-21
（责任编辑：马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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