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展开过程中的适应、激化及其调适
王向清，杨真真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呈现从相互适应到不适应再到经过自我调整回归适应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体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确保了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从多方面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和原材料，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对立面之间的不适应体现在：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误解为集体统一经营和生产，难以满足劳动者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需求，上层建筑对纯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维护，计划经济伴生的行政干预、政府机构膨胀和条块分割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自我调适体现为：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和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两个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调适促使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进我国社会迈入了新时代。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社会主要矛盾一方面受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决定；另一方面自身的解决又能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归根结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社会基本矛盾对立之间的相互适应都与解放、发展生产力密切相关。为了透彻地阐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必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情形。
然而，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个人教学侧重点和对课标理解的差异以及对教材深度把握的不同，在对课本插图处理方面常存在一些不妥之处。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笔者认为教师在课本插图处理方面易出现以下问题。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命名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两对基本矛盾内部既相适应又不适应。[1](214-215)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将毛泽东的上述见解诠释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非基本的、次要的[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经历的失误、挫折，表明这一诠释值得商榷。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间的两种矛盾处理和协调得当、相适应是基本的、主要的，相矛盾是非基本的、次要的；反之，处理、协调不当，基本矛盾内部相矛盾便成为基本的、主要的，相适应反而成为非基本的、次要的。在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年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经历了基本适应和很不适应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自我调适、自我完善，通过改革上层建筑中妨碍经济基础运作、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对立面之间经历了适应、激化、调适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对于进一步健康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借鉴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双方的基本适应阶段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农大众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大跃进”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是适应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适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了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劳动，所得工资只是其劳动成果中很小的部分，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只能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或租地生产，承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工人、农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成果为全民或集体所有。换言之，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从事的生产是为自己生产，从而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严重挫伤了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过4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主要包括：摈弃“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初步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农村经济体制。注重科技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1978—2017年，我国粮食产量由60 95亿斤增加至12 358亿斤，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 2015年的10 772元，年均增长率达7.28%；农村扶贫脱贫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 046万人。农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体现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16]。
二、社会基本矛盾双方的不适应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运转过程中渐渐显出不太适应甚至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状况。伴随“大跃进”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双方由适应到不适应的分水岭。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直接导致生产力短暂发展后的大幅倒退，致使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衡，给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的冲击。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采取不恰当的集体劳动组织形式措置生产资料，过分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建设。
情况 8.6 若f3(v)=5,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5个6-面,5个(3,3,10)-面且3-面的邻面均为6-面,根据引理6，当10-点v 关联五个三角形,且它的邻点均为3-点,则这5个三角形中如果有4个为穷的,第5个三角形一定为富的。又根据权转移规则R2.1中3度点优先取得它非三角6+-邻点的权值，故这5个三角形在最坏的情况下即4个穷面,一个富面(或两个半穷面3个穷面)会从点v拿走的权值。由R1,R2.1,R3.3及最坏3-面9+-点情形得
其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多方面改善了生产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是解决了生产中劳力、畜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而且有较充裕的资金购买新式农具；二是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条件；三是为开展农业技术革新、推广农业机械，采用新品种等提供了条件，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事实的确如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24.8%，平均每年递增4.5%[3]。1952—1958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谷物产出增长了21.9%[4]。
第一，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误解为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采取社员集体统一劳动的组织形式。如前所述，社员集体统一劳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和人民公社化初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集体劳动的弊端渐渐呈现出来，这些弊端妨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种弊端具体体现为，劳动者误以为自己的劳动付出没有得到足额回报，从而消极怠工；劳动生产组织规模越大，劳动者个人会觉得自己的劳动回报率越小，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则更低。受这种心态的驱使，劳动者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难免会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不高。
2017年的春节，位于中蒙边境的独立营三连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汉族职工与哈萨克族职工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着团圆饭，喝着额河酒，边吃边唱其乐融融，这样的春节聚会在这个连队已经延续了十几年，这样各民族亲如一家，和谐共融的连队在这个团场还有14个。自2016年“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以来，一八三团举全团之力打造“123456示范工程”，创建“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集体，“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成为团场各民族职工群众的共同信念。
第三，统一的集体经营和生产难以满足劳动者的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要求。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劳动上工、收工时间无法满足劳动者差异化的特点。农村集体劳动的基本单位为生产队，劳动者的数量少则几十，多则两百。既然是集体劳动，就必须规定统一的劳作时间。作为确定劳作上工、收工时间的生产队长，除了受自己生活习性影响外，必须考虑大部分社员的要求。而考虑大部分社员的要求，就会舍弃少数社员的诉求，从而牺牲少数社员的个人喜好。个性得到尊重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而集体统一劳动无法尊重、满足所有劳动者的特殊要求。换言者，集体统一劳动必然会妨碍少数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二是假日稀缺不能满足劳动者个性发展的要求。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队集体统一劳动的特点之一是假日稀缺，除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可休息几天外，其余时间每天都要劳作，除非遇上异常天气。“文革”期间，国家强调破“四旧”，除了春节放几天假外，其他传统节日都不放假。稀少的假日严重妨碍了社员个性发展的要求，几乎没有时间走亲访友、提升文化修养、从事体育和娱乐活动等。三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妨碍劳动者特长的发挥。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规定集体统一劳动，强调以粮为纲，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取缔个体经营、贩买贩卖。当时，从事贩买贩卖者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一经发现除了没收资金、商品外，还会遭批斗或法律的制裁。单一的农业生产，导致农村经济的凋零，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随着我国矿山开采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型矿井和千万吨级别高产高效工作面的增加，矿井建设和矿井开拓接续问题凸显[1-3]。“十二五”期间，国家“863 计划”重点项目“煤炭智能化掘采技术与装备”的“矿山竖井掘进机研制” 课题，已开发出具有安全防护的竖井综合凿井装备——MSJ5.8/1.6D型矿山竖井掘进机。MSJ5.8/1.6D型矿山竖井掘进机是一种涉及多学科的技术密集型施工设备，主要应用于竖井井筒建设，能够实现快速机械破岩、支护，是大型现代化矿井建设机械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8]。
上层建筑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维护，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理论上说，经济基础是特定社会形态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但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经济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的上层建筑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反过来又会维护公有制。如上所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在劳动组织方式、劳动报酬分配机制、满足劳动者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等方面存在种种局限，妨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导致物资匮乏，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下。为了摆脱“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大饥荒，在时任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推动下，在1962年初，我国城乡部分地区曾短暂实施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毛泽东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可能刺激个体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做了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它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而两项政策在实施不久即被叫停。这是动用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维护纯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典型事例。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种种政策限制、取缔个体经济、私有经济。正因为国家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才使得公有制经济变得纯而又纯。厂矿、企业员工除了领取有限的工资外，没有其他途径获得经济收入；农民除了占有少量的自留地、自留山以外，都靠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获取报酬。
第五，计划经济伴生的行政干预致使企业的积极性降低，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年代，国家以计划经济调控和指导工农业生产。计划经济在工业领域运用的更纯粹，政府基本包揽了厂矿、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包括产量的确定、职工工资的发放、原材料的供应、产品价格的制定及销售等。正如有企业领导总结的那样：造成了企业无权、无责、无动力的窘境；职工多劳不多得、导致“一个干的、两个看的、三个捣蛋的”局面，调动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自下而上自发调适的成功，推动了党和政府有序而长期地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实施经营权的变革和充实多种经济所有制成分，推进经济建设。我国自上而下地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自我调适阶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集体所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阻碍了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致使了工农群众在长达20多年里都生活在较为贫穷的状态下。在这漫长的年代里，不少有识之士力图冲破条条框框，通过改革来克服体制的不足，以达到改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状况，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调整经历了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和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
第二，没有设计好劳动报酬核算机制，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统一劳动基本上按平均主义原则计算劳动工作量，忽视了劳动者劳动能力的个体差异，不能客观、公正地衡量与核算劳动者的工作量。和集体统一生产劳动相伴而来的，是如何计算劳动工作量的问题。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同工同酬的平均主义计算方式，这里的同工同酬不是男女两性的同工同酬，而是同一性别内的同工同酬。所谓同工同酬是同一性别达到一定年龄、获得特定劳动能力的同档次劳动者，同一单位劳动时间的劳动工作量被认为是相同的。作为回乡知识青年，本文第一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末曾在湖南邵阳县塘田公社白伏大队务农近三年，对当年的劳动工作量的核算方式记忆犹新：成年男劳动力从事集体生产劳动1天，记工分10 分；而成年女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却只记工分6.5分。这就是说，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生产劳动，虽然提出了同工同酬的口号，但实际上不是男女两性的同工同酬。这对于部分身强体壮的女劳动力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她们的劳动能力比部分老年男劳动力乃至少数身不强体不壮的中、青年男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强，付出劳动多，但报酬却少了35%。久而久之，这部分女劳动力就会因感到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消极怠工。此外，同一性别的劳动力同工同酬，看起来公平，但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忽略了劳动者的高、矮，胖、瘦，强、弱，熟练、生疏，壮年与老年等个体差异，使同一性别的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完全相同。劳动效率高的个体与劳动效率低的个体获得的劳动工分相同，即劳动报酬相同。分配上的不公平会使劳动效率高的个体劳动者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心理上的不平衡则驱使劳动者磨洋工现象的出现。厂矿、服务业也因实行职工工龄相同工资相同的分配原则，过多地采取计时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从而影响员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一)自下而上的个别调适、自发调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自我调适始于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运动的过程中。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公有化程度偏高，过分强调集体统一经营，排斥商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纠正这一不足，还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尚未建成的1956年上半年，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部分高级农业合作社就尝试包产到户。该年，此县共有20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占该县总社数的24%。受它的影响，温州地区其他各县也先后实行包产到户。1957年秋，包产到户的做法被当作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的错误”而被纠正[10]。
1959年春夏，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错误，河南、甘肃、江苏不少地方的生产队、生产组实施包工到户、包产到户、地段责任制等分散经营形式。而该年秋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将这些分散经营的形式予以批判、取缔。为缓解“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1961年初，全国有不少的地方再一次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当年，安徽农民推出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田”。责任到人的分散经营形式克服了生产队集体统一劳动因为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导致的消极怠工现象，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根据1961年10月安徽省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比上年增产38.9%；而另外36个条件基本相同、不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平均亩产量只比上年增产12%[11]。1962年1月，安徽实行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因被斥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受到了批判，1962年8月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取缔。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公社小岗村生产队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实施包产到户。当时，小岗村有农户20家，人口115，适于种植的土地达300亩，而人均年口粮只有40斤。村民因粮食严重短缺而吃不饱饭，每年过完春节就外出讨饭过活。1978年11月24日晚上，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冒着坐牢的危险，在联产承包责任协议书上盖章或揿上鲜红的手印。把生产队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后，社员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劳动，自主经营，从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80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上升到400元。小岗队大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讨饭庄’一跃为‘冒尖庄’。”[12]这一变化足以说明农村实行了20多年的社员集体统一劳动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束缚。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劳动、自主经营，使劳动者消除了思想上的误区，化解了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财政体制即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不同层级之间政府的事权、财权、支出责任划分以及配以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责配置，推进政府间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到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性改革的探索，再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分税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在探索政府间权责划分的问题，总体上是由原来的部门“条条”决策为主转向扩大地方“块块”的自主权，从行政性分权到经济性分权，从收入端自有财力的自主决策到支出端自主权的诉求，逐步完善政府间治理体制机制。
以上自下而上包产到户的成功事例说明，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采取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不少工矿企业、农场就尝到采取单一计时工资的苦头，有条件地采取计件工资，克服了劳动者之间的攀比倾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地质部钻探大队自1955年第四季度实行计件工资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13]。1962年秋后，企业的计件工资也因可能产生贫富分化而被国家叫停。计件工资被取缔多年后，上海地毯总厂第一分厂的剪花、织毯两个车间从1980年2～3月份起实行计件工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表现为工人们的劳动态度改进，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提高24%-44%，工人收入明显增加[14]。
在孙亮的带领下，高速集团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一个业务庞杂的多元化巨型国企，基建、金融、体育、房地产等业务均有涉及。但这种发展模式，也越来越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坊间也一直有所传言：孙亮的“下课”或许便与其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有关。
(二)自上而下的全面调适、自觉调适阶段
第六，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政府机构膨胀和条块分割，降低了生产效率。由于政府包揽企业的生产经营，当社会上出现新的生产行业时，政府就会设立新的职能部门去管理，这样就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增多。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定的政务院部委机构为34个，其中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部委机构包括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等16个[7]。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定的国务院部委机构达到79个，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部委机构多达36个，冠以“工业”二字的部委包括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机械工部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等17个，其中机械工业领域居然设置了8个部级机构[8]。一方面，与经济建设相关的职能部门增多，势必导致条块分割、企业的生产经营因受多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而无所适从，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与经济建设相关的职能部门增加过多，导致国家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膨胀，国家将企业上交税款的大部分用以支付这些管理人员的工资，妨碍企业再生产的扩大和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以上的不适应，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为人民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资，致使他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1970年，美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排名中名列第一，其产值高达10 250亿美元；我国位列第八，产值仅为915亿美元；我国的GDP总额仅占美国GDP的8.9%。该年度，美国人均GDP达5 136美元，而我国人均GDP不足112美元，不到美国人均GDP的2%。198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27 689亿美元，占世界第一；我国GDP为3 065亿美元，排名世界各国和地区第八；我国GDP占美国GDP的11%。当年，美国人均GDP达12 576美元，排名世界各国和地区第十五；我国人均GDP为308美元，仅占美国人均GDP的2.45%。如果以国民人均收入来衡量，197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不到112美元、198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08美元[9]。
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引领下，鉴于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邓小平对这一改革表示明确支持。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改革从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在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把效率低下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和生产、统购统销体制，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以家庭为自主经营实体，实行先上交国家、其次留足集体、剩下归家庭的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15]。1982年底，全国农村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在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还出台一系列政策，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业体制。1983年，中共中央颁发一号文件，决定放宽、发展农村工商业；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决定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方面，加快了政府调控向市场调节的速度，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在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定价为辅的政策；允许务工、经商、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理粮食到集镇落户。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再一次提高了粮食、棉花、食用油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增收。2003年，国家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征程，陆续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2004年，国家推出了粮食直接补贴措施；2006年，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彻底消除了农民负担；紧接着是精准扶贫，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
再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资金积累和原材料，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异常薄弱，国家财政极端拮据的国情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不但要求迅速推进工业化建设，而且要求农业增产增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源保障。而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推动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新技术的运用、新品种、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得农业增产增收成为可能，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所需资源。“国家正是利用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合作社的生产投入与产出逐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轨道，人民公社更为国家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工业化积累提供了制度保障”[5]。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主要方式是农民和农业企业向国家缴纳农业税。1958年和1959年，农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的资金积累数量分别是133.56亿元和155.31亿 元，分别占国民收入积累总额的35.2%和27.8%，农村劳动力人均向国家提供的剩余计量分别达86.17元和95.28元[6]。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不但推进了农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工业的进步，帮助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建立初期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了以公有制为唯一载体的经济基础。
二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在逐渐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首先，1978—1980年，政府下放部分权利给企业、减税、让利，给予企业一定的财产自主和经营自主权利。这一举措将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大包大揽下解放出来，提高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其次，尝试推行经济责任制。从1981年开始，国家在部分地区的企业中实施多种形式的盈亏包干责任制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措施，将生产责任制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并逐渐形成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对物价实施改革，降低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再次，从1986年开始，国家在国有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完善经营机制改革，从而彻底铲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培植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2年开始，企业经济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型企业制度。而当今，大多数国有企业完成了国有经济控制主要股权的股份制企业转型。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逐步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政策，承认并培育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上也有害。从理论上看，经济基础是特定社会形态里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社会只允许纯粹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存在，其经济基础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这种成分存在，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17]但这种正确的判断只贯彻不到两年的时间，到1956年底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只留下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早在春秋时期，周朝太史令伯阳父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8]意即不同成分的配合，才能促成万物的生长、发育；如果只有单一的成分简单叠加，则无法促成事物的生长、发育。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如果只允许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存在，就会因缺少竞争而失去发展的动力，从而失去生机。从实践上看，我国在1956—1978年长达22年的时间里，都在推进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建设，其生机和活力已耗损殆尽。长期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建设导致了多种弊端：妨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消极怠工现象严重，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导致劳动效率低下，社会财富匮乏，绝大分农民群众生活在贫困状态，导致了20多年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状态。
经过40 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在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建成的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在整体上呈现亏损局面，而且亏损额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42亿元上升为1997年的830亿元。现代企业制度建成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例，从1998年到2016年，其资产由74 916.27亿元增加到417 704.1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由 33 566.11亿元增加到238 990.23亿元，利润总额由525.14亿元增加到12 324.34亿元[19]。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价格体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叙述。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调整予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对立之间的不适应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观念上层建筑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超越现实的“左”的设计、政治上层建筑中对这种纯粹的公有制体制以及集体统一生产、经营，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维护，才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主要原因。通过自觉的调整，克服这些弊端后，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内部之间的对立能够缓解而趋向更加适应，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能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内部的不适应通过改革得到了克服，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Mu：Lao Yang，have you prepared something for the New Year?
四、结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对基本矛盾的对立面在展开过程中经历了适应、不太适应、激化和自我调适的过程。以往学术界一致地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适应的一面是主要的、基本的，而不适应的一面是次要、非基本的。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而言，学者们都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一文提出的观点为根据，认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不适应和矛盾主要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以及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缺陷的存在[1](215)。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值得推敲。笔者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运转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设计、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政治上层建筑对纯粹公有制经济强有力维护造成的。党和政府自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协调社会基本矛盾内部之间的不适应，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我国社会迈进了新时代。有理由相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解决，同样继续要求党和政府自觉采取有力措施调整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不适应因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作为从理论上首次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展开进程的文章，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还存在论述不够严谨，论证不够充分等不足。此外，文章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分析也比较粗糙。这些不足，笔者会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完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这个属概念的两个种概念，要准确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展开，还必须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展开予以研究。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是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制约、决定社会主要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反过来又能促进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对立面之间的相互适应。这些问题，也只能等待笔者在另文中解决。
面授阶段充分运用示范性教学的方法，以加强理解和记忆，包括正常的图例，异常举例，充分使用临床积累的病例进行讲解。示范性更重要体现在个案报道和科研设计方面，将历年有价值的个案及科研设计展示给学员。在启发的同时，使学员认识并熟悉个案书写及开题报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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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intensification and adju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WANG Xiangqing,YANG Zhenzhen
(School of Marxism,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Biquan Academy,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productivity,production relations,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presents a process from mutual adaptation to incompatibility to self-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The mutual adaptation between the opposites of th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our country is reflected in that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ensures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farmers as masters,improves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 many ways,provid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aw materials fo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The inadaptability of the opposites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our society can be seen in that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mistaken as collective unified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which hardly meets workers'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superstructure's maintenance of a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ic base,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accompanied by planned economy,and expans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The self-commissioning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is reflected in the two stages of bottom-up individual adjustment and top-down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The adjustment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ety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and promoted the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o enter a new era.
Key Words: social basic contradiction；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planned economy；market economy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9)05-0136-08
DOI： 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5.017
收稿日期： 2019-03-30；
修回日期： 2019-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建国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研究”(18JF145)
作者简介： 王向清(1960—)，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联系邮箱：xdwxq@xtu.edu.cn；杨真真(1985—)，女，河南鲁山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辑： 游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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