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间词在宋金元时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花间词论文,宋金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花间词在词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完成了民间词到文人词的过渡，确立了词体婉约软媚的主体风格特征，早在南宋时即被誉为“倚声填词之祖”（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词史上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即是由花间词奠定的。本文联系整个词史，从花间词对后世的影响和历代对花间词的接受这一视角，试做一番考察分析，以期花间词研究的深入。
一
花间词产生于动荡乱离的晚唐五代。这是一个缺乏理想和“正气”的时代。社会上下普遍盛行享乐之风，冶游宴饮，纵情声色，贪恋世俗的欢娱。花间词即是适应统治者宴赏享乐需要而产生的。花间词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本为“应歌”而作。《花间集》是歌唱的脚本，供歌妓演唱时所用。因是“应歌”，故一切特色皆与歌唱有关，声曲韵律是最主要的，辞藻文采只处于从属地位。填词者作词是供歌妓演唱，歌词内容需与歌唱者的身份、歌唱场景、听者的需求相吻合，故题材多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伤春惜时，多写少年情事、“青春”之愁。它是为宫廷服务的艺术，内容又多宫廷生活，写宫中的歌舞、宴饮、游赏，写宫女的幽怨、歌女的愁绪等。创作者多是宫廷里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歌唱者是宫中的歌女，欣赏者也多是宫廷中的人。所以它带有浓厚的宫廷色彩，与南朝“宫体诗”相近。填词者只为适应欣赏者口味而创作，是以“演员”的身份创作歌词的。这就决定了花间词独特的表情方式：“男子而作闺音”（注：田同之《西圃词说》。）。花间词情调婉转抑扬，缠绵悱恻；风格香软、纤弱、绮丽、婉媚；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它的功能是娱乐消遣，而不是言志教化。花间词的原生态即本来而目如此。这是“定格”的花间词。花间词的整体特色可概括为“花间词风”。
花间词作为传播源，当时即得到发散传播，产生广泛的影响。它是流行歌曲，曲辞俱美，声情并茂，歌舞一体，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易受感染，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它的传播多是通过歌女这一“中介”来完成的，接受者是听、观赏，而不是诵、读。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不只是歌词，更重要的是曲调（词调），还有歌妓演唱技艺的高下等。有些人还自己制曲填词，自执牙板演唱，这是自娱。这时，传播者与受传者合为一体，并省去了歌妓这一“中介”。欧阳炯《花间集叙》说花间词的功能是“用助娇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可见，花间词传播的时效价值是很大的。
《花间集》结集于后蜀广政三年（940），所收十八家词人中， 温庭筠、皇甫松属晚唐，和凝属后晋，孙光宪属荆南，其余十四家皆属前、后蜀，或是流寓入蜀的文人（注：唐五代时名张泌者共有三人，《花间集》中张泌当为前蜀人，前人多以张泌为南唐人，误。）。西蜀成为当时词的创作中心。南唐中主李璟喜填词。宰相冯延巳更是填词高手，他的词亦多为“应歌”而作，“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注：陈世修《阳春集序》。）。他们君臣唱和嬉戏，是花间词结集以后的事。从时间顺序上看，南唐作为当时另一个词的创作中心，受西蜀的影响是可能的，也是自然的。
冯延巳词不失花间风格。北宋陈世修编辑冯延巳的词集《阳春集》，其中有十二首见于《花间集》，可见其词与花间词风格相近，以致相混难辨。近人邹啸曾撰《冯韦词相似之点》一文（注：《青年界》六卷一期，1934年6月。），列出冯、韦词相似之处甚多， 可见冯延巳词受韦庄的影响。詹安泰《读词偶记》说：“正中虽不乏寄意深远之作，选声设色，犹不尽脱花间词习气。”这一评价是较客观的。冯延巳词对花间词的接受是能动的，主要是发展韦庄等抒情一格，感伤意味加重，于留连光景时感叹国事和身世，提高了“曲子词”的情感份量和艺术表现力。李煜降宋前沉湎声色，词多写宫廷艳情，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等，纯是花间香艳习气。他降宋后的作品，抒发亡国之痛，愁苦悲凄之极。独抒性灵，纯任天然，具“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注：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之美。李煜后期词在词的逻辑发展的链条上是独特的一环。花间词风主要影响南唐亡国前的创作，南唐词人自觉地接受花间词的影响。
二
宋初词坛比较沉寂，花间词人中，有些入宋后不仕，缄口不作词。欧阳炯等重仕新朝，因他作《花间集叙》，自己填词数量也不少，在宋初词坛是个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寇准、宋祁间作小词，皆具花间风致。花间词风在宋初已成余响，作品不多。
晏殊、欧阳修等，词学花间和冯延巳。他们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处。欧阳修的词多有与《花间集》、《阳春集》相混者，即是明证。晏殊、晏几道父子，亦学花间，步温、韦，但在词中多了富贵闲愁和身世之感。小晏更将词变为抒写自己伤心怀抱的工具，同时提高了花间以来令词的艺术品味，使之更加含蓄蕴藉，隽永精妙。
柳永将词由贵族宫廷带到市井勾栏，渗进了市民意识。他又大量创制慢词，革新词的体制，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为宋词开拓了一条新的广阔发展的道路。柳永词在情调上仍是承花间一脉而来，他有明显模仿学习花间词的地方，如《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是学习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则从毛文锡《应天长》“渔灯明远渚，兰棹今宵何处”脱胎而来。柳永的“晓风残月”词，被苏轼称为“柳七郎风味”，柔婉妩媚，实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词进一步世俗化，柳永的俚俗词风影响词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甚深，是花间词未有的东西。
苏轼创立了“大江东去”式的豪放清旷词风。但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婉转缠绵，亦不减花间、柳词风味。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贺铸等，皆承花间以来婉约词风。秦观并将身世之感打入词中，表现他一再受贬、郁郁不得志的坎坷身世，感伤凄苦，情韵兼胜。他的诗被称为“女郎诗”，具女性美、柔婉美。北宋词坛，周邦彦是殿军。他的词典丽精工，承花间、柳永一路而来，只是将传统的花间、柳词风格典雅化、规范化，使填词者有章法可循。李清照南渡前，作有《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要求高雅、浑成、典重、铺叙、协律。花间词不合李清照的标准，故未提及。但李清照的词作中仍然可见花间词的影子。
北宋人填词、唱词或听词，是道德、功名、文章以外的余事，是“小道”、“末技”。他们心乐之，又有点遮遮掩掩，怕有污德行令名。他们对词的创作态度本不严肃，只是游戏笔墨，聊寄意兴，或消遣娱乐而已，并未将词当作正经的文学来看待。所以很少有人注意从理论上评价词和词的历史，也极少见词人对《花间集》的评价。从现有资料看，北宋词人中明确评价《花间集》的唯有李之仪一人。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说作词应“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只是不满其“多小阕”。又说柳永的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但“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最后称赞吴思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注：《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李之仪称赏花间词情韵兼胜，且以之为词体之典范。他的这段议论可代表北宋人对花间词的普遍看法。李之仪自己的词即有明显学花间者，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结句“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即是从顾夐的《诉衷情》“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几句脱胎而来的。
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这是花间词的显性传播阶段。其时花间词仍然可歌，接受者通过听歌女的歌唱来欣赏其韵律之美，也可自己拍板歌唱，偶尔也欣赏其华美的文辞。词的创作环境与晚唐五代极为相似。统治者提倡填词，推动了花间词的传播。词人们乐意接受，模仿创作，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要职，欧阳修更是文坛领袖，他们承花间之风的创作影响很大，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加强了花间词的影响深度。
花间词在北宋时基本上保持其原生状态，仍属音乐范畴。应歌助欢，靠曲调韵律之美感染听者。只是文字上渐受词人重视。北宋人以“合歌”、“协律”与否来评价词的高下，花间词是合歌的典范。花间词的功能仍以娱乐消遣为主，北宋人有时也以审美的眼光接受它。这时花间词兼具了娱乐、审美的双重功能。花间词的传播仍需歌女这一“中介”，但个人也可欣赏。北宋人逐渐认识到词体的特质和价值，有意识地与诗区别开来。花间词开创的柔婉软媚词风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形成词体的本质特征，成为正宗和经典。
三
南宋时，南渡词人李清照、朱敦儒、向子諲、陈与义等都写深沉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张元干、张孝祥等爱国志士更以词高唱恢复。继之者，辛弃疾一派爱国词人的豪放词成为词坛的主流。绮靡纤弱的花间词风遂遭到有识之士和爱国词人的讥评和唾弃。胡寅《向子諲酒边词序》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推崇苏轼豪迈清旷词风，贬斥花间、柳永词的纤弱绮艳。乾道七年（1171）汤衡《张紫微雅词序》说：“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宋末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也说：“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乐府体固然也。”花间词专工粉泽，风格靡弱，缺乏阳刚正气，与时代精神不合拍，故遭时人贬斥。
陆游《花间集跋》说唐末五代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邪。”批评花间词人放纵情欲，沉缅声色，缺乏社会责任感，要求文艺为现实服务。
上述可见，词人们是以功利为标准评价花间词的。时代需要功利的文艺观，需要浩然正气和刚健雄迈的风格，他们不愿接受和欣赏花间词风。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花间词，其价值自减其半。花间词在传播过程中第一次遇上了价值的贬损。这是它必然的命运，也是十分自然的现象。
当时也有不少词人片面发展花间词的绮靡香艳的风格，而去其质朴率真之本色。蔡戡批评当时“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以训”（注：《定斋集》卷十三。）。王炎《双溪诗余自序》说“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注：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汪莘嘉定元年（1208）书《方壶诗余自序》谓“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尔”（注：《彊村丛书》。）！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也批评“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注：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这些批评皆是针对南宋词坛流行的香艳绮靡之风而发，“淫艳猥亵不可闻”，似乎卫道色彩浓了一些，但放在时代背景下看，这些偏激的批评似不无道理。
南宋中叶以来，“雅正”、“教化”的词体观念取代了长期以来盛行的娱乐消遣的词体现，词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明确的尊体运动。詹效之淳熙十四年（1187）《燕喜词跋》评曹冠词“旨趣纯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叹，盖其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斯作也，和而不流，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将有采诗者播而扬之，以补乐府之阙，其有助于教化，岂浅浅哉！”（注：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是以“雅正”为论词标准，以“教化”为词的功能。刘克庄《黄孝迈长短句跋》说黄孝迈的词“原于二南，其善者虽夫子复出，必和之矣。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注：《适园丛书·后村题跋》卷八。）是上比《诗经》，有意提高“小词”的地位。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说胡汲古的词“诗之法度在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礼义之正。然则先王遗泽，其独寄于变风者，独诗也哉！”（注：《霁山集》卷五。）也是论证词同样有诗的功能和价值。这是与“小道”词体观唱反调，是对传统词体观的理性反省，对词体做出新的理解。
南宋末黄大舆《梅苑序》说：“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将所选之词与《诗经》、《离骚》同等对待，确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张炎《词源》推崇姜夔词的“清空”、“骚雅”，提出词须“雅而正”，不能为情所役。这是对南宋风雅教化词体观的总结。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花间词的遭讥评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花间词风在南宋时遭到豪放词人和风雅词人两方面的批评，它的先天性缺陷——软媚无骨和“无补于世”暴露无遗。时代对花间词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对它的功能也提出新的要求。
但是另一方面，花间词仍受到南宋不少词人的推崇和欣赏。《花间集》盛行不衰，刻印行于世，现存版本即有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跋本、淳熙十一、十二年（1184—1185）鄂州册子纸印本和开禧元年（1205）陆游跋本。晁谦之跋谓花间词“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夫！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晁氏首次明确将花间词看作纯文学作品来欣赏，称其情思真挚幽深，语言委婉，格调清逸，风格绮靡。晁氏是纯艺术论者，只重花间词艺术上的精工，故不计较其“无补于世”。罗大经完成于绍兴十九年（1149）的《鹤林玉露》卷十四评欧阳修的词说：“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是以花间词为典范，称赏欧阳修的词作。陈善《扪虱新话》说：“唐末诗体卑陋，而小词最为奇绝，令人力追有不能及者，故尝以《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可见花间词在当时一些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王灼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注：《碧鸡漫志》卷二。）。陆游开禧元年（1205）跋《花间集》先批评“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接着称赞“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皆是从时代文学特征和文体演变盛衰的历史中，肯定花间词的创新意义。陆游还称赞温庭筠《南歌子》诸阕：“语意工妙，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注：《放翁题跋》。）。陆游是从“语意”即文学角度称赏花间词的，说它“简古”、“工妙”，肯定文体初兴时质朴清新的特色。
辛弃疾被推为豪放词的杰出代表，其词有大丈夫气概，被誉为“英雄词”。他也学习花间词，《稼轩长短句》中有《唐河传》，下自注：“效《花间集》”。又有《河渎神》，其下自注：“女诫词，效花间体。”可见他对花间词有时也持欣赏的态度。辛词中不少婉约清新之作，自有花间词风的影响。
刘克庄是辛派爱国词人。他在《杨补之词画跋》中评价杨氏的《柳梢春》十阕“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注：《适园丛书·后村题跋》卷九。），也欣赏花间一类香艳纤丽的词风。梁文恭《读审斋先生乐府》诗，评王千秋（号审斋）的词说：“审斋乐府似《花间》，何必老夫疥篇右。”梁氏以为花间词是世人公认的典范，王千秋的词似花间，即为佳作。
黄升编《花庵词选》，其中总评唐五代词云：“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也是从纯文学语言角度欣赏唐五代词（主要是花间词）的语言简古精致。同时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附有《中兴词话》十六则，注云：“并系玉林黄升叔《中兴词话》补遗。”其中评陆游《月照梨花》（霁景风软）云：“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只眼，未知鸟之雌雄也。”更见黄升对花间词的推崇。黄升选词不拘一格，豪放、婉约、清雅并重，他推崇花间词，溯本求源，是持平之论。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歌词类》著录词集，间附评语，称《花间集》“此近代倚声填词之祖也。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放翁陆务观之言云尔”。陈氏赞同陆游的观点，欣赏花间词的艺术美，进一步推崇其为“填词之祖”。他又说《家宴集》“所集皆唐末五代人乐府，视《花间》不及也”。认为花间词的地位高于《家宴集》。又评晏几道词，“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花间是典范，后人词作优劣高下即以它为标准，这代表当时不少词人的观念。陈振孙对花间词也有微词，主要不满它的香艳淫靡，他解释欧阳修的词多与《花间集》、《阳春集》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所作。认为欧阳修做为文章大儒，不可能写作如花间一样的香艳小词。这有点为尊者讳的嫌疑。他在《玉台新咏集后序》中也认为《花间集》是“狭邪”、“劝淫”的作品。陈振孙对花间词的矛盾态度，说明他是用不同标准来评价花间词的。他批评花间词的香艳绮靡，有伤风化；又肯定艺术上的“精巧高丽”。这种态度具有普遍性。张炎论词主“雅而正”，但仍推崇花间词，说小令“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视花间词为令词的典范。从词的音乐体制立论，见解独到。沈义父《乐府指迷》专讲词的作法，要求字面当学温庭筠、李商隐等诗句，又说：“即如《花间集》小词，亦多好句。”又是专门欣赏花间词的语言美。王沂孙词集名《花外集》，李调元以为“盖比《花间集》而名也”（注：《雨村词话》卷二。）。于此亦可见花间词的影响之巨。
南宋犹存唱词之风。张炎《词源》记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但词、乐分离是南渡后一大趋势。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说：“歌喉所为喜于谐婉者，或玩辞者所不满；骚人墨客乐称道之者，又知音者有所不合。”说明南宋词坛文士不重声、乐工不重辞的现象。词至南宋分两线发展：一线以音乐为本位，仍可歌；一线则以文字为本位，重辞藻文采，当作格律诗吟诵欣赏。
花间词在北宋时仍“应歌”，属通俗歌曲。传播至南宋已不能歌唱。刘克庄《满江红》词有句：“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可见，花间词已变成可诵读的纯文学作品了。接受者由听改为诵，花间词由“悦耳”变成“娱目”，人们注重它的辞藻和意境美。花间词原来娱乐消遣的功能也被南宋人创造性地理解为高雅的审美功能。人们可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它的情调、韵律、语言、风格、意境，并结合自己的美学好尚挖掘其中深蕴的文字美。与北宋时相比，花间词的地位得到观念上的提高，它的形象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通俗音乐变为纯正文雅的格律诗。
南宋人对花间词的接受，因所持的角度和标准不同，分化成判然不同的三派意见。一派从文学功利价值出发，要求词反映时代风云，反映社会现实政治生活，风格豪壮慷慨，贬斥花间词的软媚、卑弱，缺乏“正气”，批评花间词人“无聊”，没有社会责任感。一派从教育功能出发，以“雅正”论词，将儒家传统“诗教”引入词论。要求词有助“教化”，感发人的善心；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贬斥花间词风的绮靡香艳，斥为“劝淫”之作。第三派意见是从纯文体论和艺术论出发，视花间词为词的源头和典范，欣赏其善于抒发人的内在隐蔽的感情，欣赏其思深言婉及柔软细腻的风格。可见，角度、标准不同，褒贬即不一。花间词在南宋的传播，时而极度贬值，又时而极度增值。这一特异现象很值得研究。南宋时，花间词的自控能力开始减弱。南宋人能动地接受、创造性地学习花间词。不同词人将花间词理解为不同的“形象”，并对它进行有倾向性的评价。花间词的传播开始了“他控”为主的阶段，人们根据时代的需要，或按自己的审美情趣，完全可有选择地接受它。
四
金代“苏学北行”，苏轼豪放清旷的词风为金词人所承袭，苏、辛词风成为时代的主导风格。金人论词对苏、辛推崇备至。王若虚《滹南诗话》主张“诗词只是一理”，誉称东坡词“为古今第一”。元好问《遗山乐府引》也说“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注：《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词人多学东坡，如赵秉文、元好问便是东坡的后继者。赵秉文被时人誉为“金源一代一坡仙”（注：郝经《题闲闲像》，见《陵川集》。）。他曾和东坡“赤壁词”，徐釚《词苑丛谈》卷四赞曰：“壮伟不羁，视‘大江东去’，信在伯仲间，可谓词翰两绝者。”元好问为金词殿军，吴梅誉之为“东坡后身”（注：《词学通论》。）。蔡松年、邓剡、折元礼、王予可等皆得东坡词一面。金词“颇多深裘大马之风”（注：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六评元好问编《中州乐府》语。），“伉爽清疏，自成格调”（注：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所以花间以来的香软绮艳词风遭到讥评。王若虚《滹南诗话》批评“世之末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至此也。”时代需要刚健词风，“委靡”之作自然不受欢迎。金人也受南宋风雅词派“雅正”观念的影响，排斥柳永、田为、康与之的俚俗纤艳词风。
这种词坛气候和土壤，自然不合花间词的生成。花间词的传播处于潜隐状态，只是为“流俗”所好，被一些“落后”词人私下里欣赏。花间词自产生以来，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它难找到异代知音。金词人也难找到与它感情上的共鸣点，不愿接受。说花间词的传播处于“潜隐”状态，即说明其影响还在，还有人欣赏。小词人自不必说，元好问有时也欣赏花间词，他曾说：“皇甫松以《竹枝》、《采莲》排调擅长，而才名远逊诸人，《花间集》所载，亦只小令短歌耳”（注：沈雄《古今词话》引。）。元氏欣赏的是花间词中具有民歌风味的清新自然的词风。他对只是小令短歌的体制不甚满意。他又评魏承班词，说“俱为言情之作，大旨明净，不更苦心刻意以竞胜者”（注：沈雄《古今词话》引。）。欣赏魏承班词言情自然，语言明净，不刻意雕琢。可见他欣赏的主要是花间词中情调健康的质朴清新之作。从尚情角度，他也欣赏《花间》、《尊前》等“传播里巷”的“淫言媟语”（注：《新轩乐府引》，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但又批评它有违雅正。他对花间词的态度，也是金词人对花间词的普遍态度。
金元易代之际，论词崇阳刚正气，排斥“靡靡之音”。赵文《吴山房乐府序》以为“声音”是“世道”的征兆，说“《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赵氏把花间词视为亡国之音。他推崇辛弃疾、元好问词中所蕴含的“中原豪杰之气”，其中寄寓深沉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
元代初年，词承金代遗风。苏、辛词仍受推崇。刘敏中序张养浩《江湖长短句》，说词“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这也是元代不少词人的共识。白朴、王恽、刘因、张埜等皆是学苏、辛和元好问者。这时，花间词的“不显”也是情理中的事。
但花间词的传播仍一脉不断。词人们也有从另一角度肯定它的。戴表元《题陈强甫乐府》云：“少时阅唐人乐府《花间集》等作，其体去五七言律诗不远，遇情愫不可直致，辄略加工隐括以通之，故亦谓之曲，然而繁声碎句一无有焉。近世作者几类散语，甚者竟不可读，余为之愦愦久矣。”他赞赏花间词可宛转地表达作者的情愫，与近体诗相近，而无“繁声碎句”之弊。是以诗论词，意在推尊词体。吴澄《戴子容诗词序》要求词人“由《香奁》、《花间》而反诸乐府，以上达于《三百篇》”。以儒家诗教对风诗的要求来要求词，花间词犹有风人遗意，故可为学习津梁。他们以崇古心态看花间词，只重其去诗、去古乐府未远，故对它持宽容的态度。
元中叶以后，论词崇雅正、重格律。王礼《胡涧翁乐府序》主张诗词有别，词曲语言“婉娈曲折”。“自《花间集》后，雅而不俚，丽而不浮，合而不开，急处能缓，用事而不为事用，叙实而不致塞滞，惟清真为然，少游、小晏次之，宋季诸贤至斯事所诣尤至。”王氏描述出雅词略史，花间词开其端。花间词因其“开山祖”的地位受到推崇。
有元一代，除豪放词外，词坛上盛行山水隐逸、访道求仙及怀古咏史之作，风格或闲适冲淡，或清隽超逸，或慷慨雄健，主导风格偏重阳刚一面。花间以来阴柔软媚词风不受欢迎。花间词在元代遭受到在金代时同样的待遇。虽偶有提及或欣赏者，毕竟声弱和寡，不成声势。《花间集》无元本传世，也未见元本《花间集》的任何公私著录。于此亦可见它当时的遭遇。
元代曲代词兴，词本不受重视。花间词香软柔弱，更不合元人的欣赏口味，只好退避潜隐，且待明人的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