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话语权的探索(笔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信念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笔谈论文,维度论文,话语权论文,信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3-0005-16
孙伯
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以一种基本的信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 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他在晚年曾多次说过，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他任何 一种西方哲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基本的信念是贯穿孙伯理论生涯的始终的。 孙伯早年曾在华东团校学习，并在华东团工委机关工作过。大学期间他又在北京大 学历史系系统地学习过历史知识。他是在大学毕业后才转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 究的。这种从政治、历史到哲学的思维路径，尽管从表面上看与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 思维路径不尽相同，因为马克思一开始进入的恰恰是哲学的领域，然后再进入到政治、 历史、经济等领域的，但剥开现象究其本质，不难发现，真正的马克思哲学，即新唯物 主义哲学，恰恰正是在1843年下半年开始的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基础上才获 得的。鲍威尔、赫斯、契什考夫斯基等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立足于哲学，试图在哲学中找 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其结果是把现实社会问题蒸发为抽象的哲学概念问题，停 留在对先验的形而上学设定之异化及其扬弃的哲学思考上，由此也就阻断了他们走出形 而上学哲学、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领悟，恰 恰是需要从一般所理解的哲学之外，即从现实社会生活实践本身的角度去进入的，这是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孙伯的知识背景正好使他 摆脱了上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概念化建构的 潮流，直接进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之处。
孙伯的这种思路是以一种基本信念为前提的，即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 人民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就 在于对这种历史必然性作出理论论证。这一点其实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那些哲学家由于无法从现实生活过程的角度来展开理论论述，因而不 能看到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有能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过渡。因此，他们不得不延续西方哲学中固有 的那种以面向个人为基础的伦理性的思路，用“你应该”来取代“历史必然性”。这样 一来，他们的哲学研究自然就会停留在对各种先验形而上学设定及其异化的阐述上面， 哲学的思辨化、概念化、体系化倾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这样的哲学家即使讲到共 产主义，也只能是哲学共产主义，而不可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之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论证 ，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主体因而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而只可能是那种自诩为启蒙精 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思路上与古代哲学家的不同只在于：古代哲学家面对不可知 的世界，拒绝停留在意见或平庸的大众争论的层面，努力通过自己的艰苦沉思而找到一 种作为“它是”而存在的理性，并认为这种理性能为人类社会建立起秩序；近代哲学家 所做的只是把这种作为“它是”而存在的理性，演变成了作为“我是”而存在的理性， 这是与近代以来努力在自然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人为秩序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但关键 的一点却没有变化，那就是：哲学家的天职依然被理解为将理性的“我是”转化为人类 行动的“你应该”，哲学的使命似乎只在于为个人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判断，并为之提 供行为准则。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看到现实社会问题并非是由于个人没有按照理性 的准则行事而导致的，而是由于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这一客观性的社会进程所导致的， 要想真正解决由这一客观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把眼光放在对这一历史进程本身 的必然性的研究上面，通过这种研究，发现工人阶级(而不是工人个人)身上所负载的历 史使命。相信工人阶级必然有能力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中的内在矛盾，这是马克思 进行哲学研究时的一种基本信念。正是这种基本信念使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开辟出了一 条崭新的道路。
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还只是生活方式的意思，苏格拉底通过与别人论辩来追问什么是 智慧，结果却因树敌太多而被推向了死亡，从而使德尔菲神谕的内容“没有人比苏格拉 底更有智慧”得到了实现。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把哲学完全转向了对最高理性的纯粹 研究，从而开创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应该说，即使是在苏格拉底那里，现实生 活过程本身的逻辑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当然是跟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过程本身展 开得还很有限直接相关的，而从柏拉图开始则完全转向了“理论”的层面。从这一意义 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开创了一种哲学的新方向，即具体的、 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方向。孙伯正是通过对这一点的深刻把握来展开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研究的。他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在华东团校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和工作过。不管是在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孙伯都始 终坚定着这样一种信念：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带领中国 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这种信念也被他带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之中 。他之所以坚持从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切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其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角度来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规律作出阐述，并以此来 为共产党人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上述这种信念，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显然就会像其他类型的哲学研究一样，以抽象的个人作为理论支点来展开对人这种先 验形而上学设定之内涵及其异化过程的阐述，或者就会像繁琐哲学一样致力于抽象哲学 体系的建构。
纵观孙伯的整个理论生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上述两种 理论方向。不管是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期的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还是其晚期对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整体性研究， 他都没有离开过唯物辩证法这一独特的审视角度。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他 在上述各领域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恰恰是与他上述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分不开的。以对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正是由于孙伯是从唯物辩证法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的，因此，当他在解读上述这段思想史时 ，就不会把目光聚焦在某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只会把目光聚焦在马克思恩格斯 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是在什么时候转变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突破前苏东学者所主 张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已完成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观点，并提出著名的马克 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史中的“两条逻辑、两次转变”的观点。
也许有人会说，孙伯在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可能太多地受到了他早期所学的历史学 的影响，以至于太多地偏向于历史观，而弱化了对哲学研究中的一些传统问题，如人性 、人的存在等的研究，因此，他研究的似乎不是哲学，而只是一种历史观或者说历史过 程规律论。有的学者甚至明确地说，历史观不是哲学。这种观点显然没有领悟孙伯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深刻内涵，因为它所谓的哲学其实仍然是西方近现代哲学意义上 的哲学。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上述那种基本的信念。如果有，那么，作为科 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理应致力于对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的研究； 如果没有，那么，哲学研究就只能偏向于对人的存在、人性等先验形而上学设定的阐述 了。孙伯是坚定地主张前者的。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作为一切形而上学的反对者 ，马克思决不从抽象的存在概念出发进行思辨的思考，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存在或‘ 真正的’人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一概当作旧的思辨哲学的问题弃之不问。”[1]而 且还更为深刻地指出：“在异化逻辑中，扮演着历史运动的抽象主体的，不论它是黑格 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不过是旧本体论 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设定。用马克思后来的说法，从这种主体出发无非是从词句出发，而 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贯彻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去的唯物主义，却必须冲破任何旧本体论的逻 辑范式，它不再从任何假定的前提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这个现实的前提是 任何不带哲学偏见的人都能经验地把握到的。这就是任何社会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2](p.417)孙伯的观点很明确，在他看来，彻底的唯 物主义必然相信，历史过程本身无论是在客体维度上，还是在主体形成的维度上，都将 完成其自身的裁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深刻地研究这种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从而为 历史主体完成其历史使命提供理论指导。而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语境中，由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人民群众就是这种历史的主体。
孙伯的这种观点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 局限性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总体性历史过程的终结以及阶级主体的消亡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由此它们才走向了对各种乌托邦式的新的解放道路的探索 。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人们难 以把握现在，因而也就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然会对任何以未来 为导向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很冷漠，“大众”由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体，在这种 社会状态中，任何的道德模式都是苍白无力的，个体只会追求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满足。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上述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通的局限性，即它们原来对所谓的集体或 阶级的分析，本来就不是从客观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展开的，而只是把认同某种道德模式 的人归为某个集体或阶级。认同彻底消除异化这一道德模式的人被归为无产阶级，认同 以理性为核心的道德模式的人被归为“大众”。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候，这样的集 体或阶级自然会发生变化，这本不奇怪，因为其背后所发生的其实是道德模式的转型。 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即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 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阶级、集体或大众，不是凭着学者们的主观愿望就会消亡 的。只要资本的逻辑依然在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在生产与再生产，那么，特定 的阶级或利益集体就必然会存在，它们同时也必然会起来担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上述 两种观点即使在展开其理论的批判维度时，也已经从“生产者式的批判”退却到了“消 费者式的批判”的层面，它们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资本逻辑的合理性问题，而只是个体 在这种资本世界中的自我救赎问题。应该说，这与它们丧失对历史进程及历史主体的信 念是直接相关的。而这便决定了其理论的局限性，正如孙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地和落脚点不是在书斋里，也不是在讲台上，而是在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生活于 其中的现实世界里。它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表现在它是否有能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干预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实际进程。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理论，在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面 前束手无策、随波逐流的理论，不管怎样高深莫测和自我标榜，它们的真正价值都是大 可置疑的。”[3](p.2)
收稿日期：200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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