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道德危机与道德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质量管理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质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话语，而且质量评估还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质量对于市场的运作来说至关重要。全球的消费者当然都希望得到准确又可靠的关于所购买的产品的信息”[1]2。作为全球产业链中服务贸易的一种，高等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在现代化所要求的大众高等教育已逐渐走向普及化的今天，伴随着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不但造就和养活了一大批质量评估方面的专家，而且还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质量产业运转的过程中，围绕着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与监控，各国政府与学校都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成本。除了巨额的金钱支出之外，道德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为了迎合或满足各种外部质量评估的需要，在与政府和评估机构博弈的过程中，很多大学都面临并经历着诚信危机和道德风险。为了尽可能地得到更高的评估分数，以便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或便利，质量评估过程中种种超越制度之外的“公关”行为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行业中的“潜规则”。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潜规则”的存在既潜移默化地“教”坏了学生，也明显破坏了大学既有的道德形象，并引起了公众对于大学的强烈不满。传统上，大学本是一个自律的德性组织，道德基本可以规范成员的所有行为。大学的运转依靠的是成员间的信任而非制度性的评估或技术性的审计。
今天，质量评估运动中，大学的德性逐渐遗失，道德规范在制度面前也逐渐式微。因此，从道德的角度反思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与管理，一方面可以检讨原先质量评估制度之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将来超越质量评估之后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也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道德含义
质量的含义很广，甚至可以说，质量就是一切。在质量管理实践中，有两个含义对于质量管理来说最重要：
第一，“质量”意味着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从而使顾客满意的那些产品特质。按照这种理解，质量的这一含义是收益导向的。这种高质量的目的旨在实现更高的顾客满意度，人们期望以此实现收益的增加。可是，提供更多或更好的质量特征常常要求增加投资，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就这种含义而言，较高的质量通常意味着“花费更多”。
第二，“质量”意味着免于不良——没有那些需要重复工作（返工）或会导致现场失效、顾客不满、顾客投诉等的差错。按照这种理解的质量含义是成本导向的，高质量通常会“花费更少”[2]7-8。
大学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缺乏成本核算的传统。现有质量评估和管理的过程中对于“质量”的理解既不是“收益导向的”，也不是“成本导向的”，而是“行政导向的”。只要大学在制度上或形式上符合了行政部门设定的一系列评估或管理标准，质量就会被认为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目前这种行政导向的质量评估源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实体观”。只有将质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管理决定质量的逻辑才可能成立。否则，就只能承认“管理质量”与“质量管理”同等重要，而不是一个决定另一个。
由于受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进行探究，并希望通过定义或概念界定最终厘清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但事实上，由于质量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建构，高等教育质量也不可能是自然之物。作为一种介于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之间，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特殊范畴，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既需要一种证据的文化，更需要一种关爱的文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质量是既植根于数字也植根于精神层面的”[3]9。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管理实施的过程中，相关的证据要寻找，“定量的方法也要应用，但最根本的，质量总是与热情和尊严有关。在大学里“首要的是他们要随时都能够意识到，让学生在离开大学后所记得的不是学校的质量保证制度，而是信任他们的老师所给予他们的激励、鞭策和勇气”[3]204。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着重强调的是体系的构建与指标的设计，强调的是对一切相关因素的制度化与可测量。在这种冷冰冰、机械的，甚至是令人生厌的质量保证制度面前，学生的热情与教师的尊严都不被考虑。由于作为精神因素的道德的缺席，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评估甚至成了大家（教师、学生与学校管理者）共同的敌人。
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不同，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道德始终是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质量的代名词，没有道德就没有质量。对于大学，一个优秀的学生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教师也同样如此。一个优秀的教师同样必须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对优秀的教授来说，教学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职业。说它是道德意义上的，是因为它不仅提高领悟能力，还规范了行为；它不仅影响和塑造智力，同时也影响和塑造意愿；他不仅对思想而且对心灵进行教化。”[4]
目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质量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危机”。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质量优劣的判断，往往首先以受过高等教育者身上所展现出的道德水准而非知识水平作为标准。在高等教育领域，道德素质作为第一印象往往是人们判断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正如《美国人的一种需要》一文中所描述的：“关注高等教育是‘道德指南针’和‘道德召唤者’的角色的问题更经常地出现在公众的讨论中。”[3]207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由于受到现代性逻辑的主导，高等教育正面临着一种“大众化”和“麦当劳化”的危机。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德性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功利性知识占据了人才培养中教学内容的绝对主导，道德如鸡肋一般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由于就业标准和职业主义逐渐主导了社会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判断和评价，在那些“麦氏大学”里，道德在专业教育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淡出，德性的养成已不再是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由于实用知识、资格主义的盛行，快速与便捷的培训式课程逐渐替代了那些侧重道德教化与人文熏陶的人生哲学。大学正变得功利，学生也日益趋向于实用主义化。无论是大学还是学生对于那些需要苦心修炼的、赖以作为高等教育质量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品质普遍缺乏兴趣。
事实上，大众化阶段的大学在现代化的征途中也没有为此预留必要的时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学抛弃德性逐渐趋向于大众化和技术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耐心和坚韧是相对难以获得和培养的高尚品质，但却是在处理具有高尚目的之事业时的更有力的武器。我们生活在‘速食主义世界’，我们总希望能将几种东西混合起来加一点水，放在微波炉里，过一两分钟就可食用了。高等学校在我们的社会中的重要使命是文化上的监护及评判者，它们的改变往往很缓慢，也正该如此，由于人才培养周期的漫长决定了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3]202目前的现实是，大学教育已没有足够的耐心。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那些短平快的学科专业已经成为大学的主流，相比之下承载着道德教化作用的人文学科迅速萎缩，道德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目标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必须逐步地放弃技术主义和量化的路线，注重文化建设与道德教化，以超越职业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质量观。在这方面，企业领域质量含义的不断拓展以及对道德的关注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早期的企业质量管理中，质量就是产品质量，稍后才有服务质量。而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其范围都仅限于货物或服务本身。换言之，质量只能以具体的存在物为载体，而不涉及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实践表明，对于任何组织，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其质量水平都绝不只在于产品或服务本身，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该产品或服务所附加的一些精神性因素，尤其是文化与道德方面的因素居多。“质量不是顾客满意就好而是要顾客去享受服务、享受产品。质量与全体员工的参与有关，不是由上到下的层级责任。质量是质量逐渐改善而不是质量突然提升。质量是生活、爱、热情、竞争、珍惜、滋养、奋斗、哭泣、大笑……。”[5]随着质量概念在企业里的不断拓展，尤其是对于精神性因素的重视，今天在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中，道德已开始成为质量管理的重要因素。托马斯·彼得斯就指出：“我们必须赋予质量以道德的尺度……应该认识到它是一种美德——一种因为它本身的缘故应该追求的东西，而不只是一种盈利的策略。”[6]
在今天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全球化世界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永远都无法成就一个优秀的企业，也永远无法帮助企业生产出真正高质量的产品。一个能够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一定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一大批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企业是一个社会性组织，必须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没有一定的道德担当，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有机会就会突破底线，其结果，必然损害产品质量、企业声誉，甚至于触犯法律。只有将企业产品与道德责任完美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高品质。如全面质量管理的创始人A·V·费根堡姆先生所言：“质量是一种道德规范，把追求卓越视为光荣。”[7]今天，所构成的质量文化谱系的顶端。在质量管理的过程中，“道德层面决定了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是道德层面和行为层面、制度层面的中介。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是道德层面的体现”[8]。由此可见，道德对于质量是多么重要。质量是道德的结晶，道德是质量的保证。
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道德恐慌
精英教育阶段，大学的高选拔性以及精英主义限制了更多人进入大学的机会，也保障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逻辑主导下先后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逐渐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权利。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资源的紧张，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与财政危机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质量保证机制也应运而生。“质量保证是一个包含了物质与观念两方面含义的政策。它是对大规模道德恐慌、教育大众化、财富创造和全球化的反映。”[1]12由于对质量话语的陌生，加之制度性不适应，使得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引起了大学的极大不安。“质量评估暴露出了偏见、怀疑和不信任，这些深深扎根于大学中。质量评估方法面对微观政治干预广开其门。关于同行评议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的言辞表明，质量评估从方法论上讲是有缺陷的，这是对实践的逻辑的不合逻辑的猜测。”[1]128
根据企业质量管理的经验，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质量保证包括了从私立部门到公共部门的一系列技术转让，并且它是与新管理主义密切相连的。质量保证集合了一系列术语，包括有透明度、效率、绩效和良好实践。随着卓越文化理念的传播与推广，在既定的逻辑和理性体制内，对工作表现的规定性要求呼声越来越高。”[1]49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要求，大学很是迷茫。在大学的历史上，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突出的是人的个性，大学强调的是对人性的教化，对于透明度、效率、绩效与良好实践这些概念完全陌生。但今天为了高等教育质量，为了一个可能是虚构出来的概念，大学就要转变观念，更新制度，这是何等悲壮！事实上，作为一种现象，质量是永恒的。作为对质量现象的关注，质量管理也一直与质量现象相伴始终。大学的质量管理方式同样可以在西方世界中古时代的迷雾中寻到蛛丝马迹。作为一种行会组织，欧洲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行会在中世纪繁荣了数百年，一直到工业革命时期其影响才逐渐减弱。“行会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主要为会员们提供生活和安全保障，同时也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行会在质量管理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质量计划在内。”[2]16-17大学的行会性质同样为大学成员提供了生活和安全保障，也对大学的质量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以行会为基础，才最终形成了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组织文化，也正是得益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经典理念，精英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才受到了普遍的信任与尊重。但大众化以后，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质量现象作为“问题”被概念化，企业领域的质量话语趁机大肆涌入大学。面对企业质量话语的突然发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习惯了象牙塔生活的大学而言，显得极不适应。因为，源于企业的“质量管理在语言和精神上都有一些准宗教的色彩，暗含着缺失、亏空、救助以及更新等”[1]14。
根据对于现代性逻辑和相关企业质量实践的了解，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就是制定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再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依靠得分的多少来判定质量的优劣。在质量评估逻辑下，高等教育存不存在质量问题完全由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评估者的判断来决定，大学本身无能为力（更多地是被动接受或主动迎接）。历史上，大学一直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和自由的组织。大学自治基本可以保障大学不受外界的干预，质量完全是大学的“内政”，但今天的质量评估却使得经典的大学自治有了例外。原先一直作为大学“内政”的质量现在成为大学的“外交”领域。本来是大学自己说了算的一个纯粹内部问题，现在却被政府外部化，大学不再能够单独决定质量，甚至是评价质量。质量问题成为政府控制大学的新“把柄”。政府可以将左手刚刚下放给大学的权力，再通过右手的质量评估名正言顺地收回来。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过程中，“评分能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影响，这就让大家更服从管制了。当各组织都想方设法获得高分的时候，描述和规定就统一了”[1]42。伴随着大学对于评估的顺从，对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依附，原有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原则无形中就被瓦解。而一旦失去了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适者生存逻辑的指导下，大学里的一切和大学的一切行为就不再具有道德的优势，大学就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世俗化组织。
在大众高等教育的背景下，伴随着大学从德性组织向世俗组织的转变，由于对质量评估的认识不清，加之理念与制度的双重冲突，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质量保证中道德败坏、纪律松弛、士气消沉的现象是很普遍的”[1]66。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的行政主导，很多大学对于质量评估充满了畏惧和不安。为了能够在评估中有好的成绩（表现），甚至有不少的学校不惜铤而走险，发动全校师生共同造假，以欺骗评估专家和政府。而在另一些国家，情况稍好。政府在评估中不占主导地位，而以专业协会为主体，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采取认证制度。不过认证制度较之政府的行政性评估虽然有所进步，但内在的逻辑仍然是一样的。认证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评估的过程。没有评估就没有认证。因此无论是认证还是评估都是认定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存在问题，所谓的评估与认证的角色就是去扮演“质量警察”的角色，通过认证与评估帮助大学解决问题，提高质量或维持质量。“任何强制性的认证标准都会有一个基本难题，那就是依赖审核。但审核制造了一个让人觉得审核员是‘质量警察’的气氛，做什么都必须听从该审核员。”“真正的质量来于内心……来于那些对自己所做的有信心并为此而感到自豪的人。”[9]另外，即使是民间的质量认证，仍然也摆脱不了国家的影子。任何民间认证的权威最终还是要由国家的认可来保障。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大学对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一直心存芥蒂。一方面评估活动可能给大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不必要的工作；另一方面大学对于评估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改善或有助于提高大学的声誉和高等教育质量也没有足够信心。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强制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运动就在大学里制造了不大不小的道德恐慌或“综合恐慌”，甚至于触发了某些原本隐藏的道德风险。弗协泽关于38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虽然不同地方的外部评估机构有较大的差异，不过都存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例如，如果过分强调责任制，那么自评就可能会成为一种自己提升、制造文件的运动，成为一种自我欺瞒”[1]22。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过程中所出现的很多问题同样可以证实弗协泽在欧洲的发现。
三、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道德保证
历史上，高等教育领域没有质量话语，但不等于没有质量问题，也不等于没有质量管理。作为保守组织的大学，对于质量问题向来比较严肃、认真，不喜欢张扬。大学喜欢按自己的传统与规则做事，包括对于卓越的追求。对大学而言，无论做什么事情，自律总比他律更加有效。质量管理也不例外。“一直以来，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一套机制确保他们的工作质量。在这套机制中，人的品质和工作的质量直接产生联系：学生要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进入高等学府，乃至最终取得学位；教职员工具备必要的资格才能上岗，乃至获得提升，直至升至教授。”[10]基于以自治和自由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在大学的历史上，道德既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质量的重要机制。作为一个自律组织，大学以人为本，既注重人的才，更关注人的德。大学以道德作为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大学里，老师没有高尚的道德无以为师，学生没有高尚的道德也不能算合格的学生。对于大学而言，道德是其组织生活中必要的和强有力的一面。道德是大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今天的大学人比过去更加不道德，但在今天的大学里道德不再是判断是非的首要标准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对于道德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于道德的供给，道德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历史上，大学曾经是很讲道德的，甚至主要是一种德性的组织。在组织制度尚不严密的漫长进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主要依靠道德规范来保证。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直到19世纪柏林大学建立，在这几百年时间里大学以教学为主，既不提供实用的科研成果，也不直接为社会服务。单单凭借教学大学何以赢得整个基督教会和世俗社会的尊重呢？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即大学为社会和教会培养了一大批有道德的人。比如巴黎大学最初就是一所奥古斯丁式的大学，其教学形式表达了与众不同的奥古斯丁式的道德探究概念和合理性概念。在巴黎大学，“没教养的人通过想象有知识的人所给他们解释的经文叙述来理解他们自身。不论是在神学教授的圈子里，还是在巴黎在校学生中，在其生活的早期就应该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11]。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宗教与道德、道德与知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大学的教学内容，无论是“三艺”还是“四艺”都是直接服务于神职人员的培养。当时大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框架下对于学生进行道德层面的提升。所谓的知识只不过是上帝赐给众生用以提升德性的工具。此时美德即知识，知识即美德，二者水乳交融。在普遍“讲”道德的氛围中，早期的大学主要以宗教和神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为主导，制度架构上以教会和修道院为原型，教师来源则以教士或牧师居多，学生身份为预备教士，师生待遇参照僧侣，所有的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时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大学，其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道德而非知识。基于知识与美德的关联，道德既意味着质量，也保障着质量。
中世纪大学在道德方面的坚持影响深远。中世纪以后，甚至于早期的现代大学在对于人才的培养上仍然十分重视道德探究与德性践行。直到今天相比于其他组织，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道德的象征。当我们看到商业领域的不道德和政府部门的腐败时，可能会失望，但绝不会感到震惊；而当我们发现大学之中也存在道德问题时，人们却会无比愤怒。这里就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即大学以及大学人的道德传统，强化了人们对于大学的道德期待。而一旦这种心理预期被突破，道德危机感就不可避免。由于人文学科强调道德的价值关联，早期现代大学在做出学术贡献的同时，也继续扩展大学的德性传统并更具社会责任感，并最终为自己赢得了社会良心的美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直到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正式确立为大学的使命，并践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理念之前，世界各国大学都还主要致力于学生的道德发展，并视其为自己使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要确保其道德品质。换言之，在整个19世纪以前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一直是道德保证。从中世纪起直到19世纪，高等教育反映了对于大学人道德践行的最高约束，高度重视师生的品格与修养，大学教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出服务于社会的、遵守纪律的、服从一定道德约束的受教育阶层。但伴随政教分离原则的正式确立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全面进入大学，知识不再意味着美德，美德更不能成为知识，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专家知识与世俗权力日渐合流，知识与道德最终分道扬镳。
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的变故，到19世纪末道德教育在大学的地位日益下降，道德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的地位日益式微。尤其到了20世纪中后期，真正在理念和实践上仍然坚持致力于道德教育并以道德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大学与学院已经所剩无几。“许多大学已从核心课程中取消了伦理学，即便有关于道德的课程，也是注重对道德理论的探析，而不是道德行为的规范，即使注重道德规范的课程也是以非常抽象深奥的方式讨论一些道德理论。这些课程看上去并不是以创造有品德的公民为目的。与之相反，学术自由和学术成就的标准在现代的大学中却变得越来越重要。教师的聘任主要以学术上的成就，如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著作为基础。学术自由和学识能力代替了传统的注重教师自身的品德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12]在今天的大学里对于那些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因素的评价中，人们已经主动地放弃了道德方面的诉求，而改为采用更具显示度的、可以定量化的通用标准或绩效指标。伴随着对于质量评价标准的变迁和绩效指标体系的出台，道德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的重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了。
面对高等教育质量领域的道德危机，回顾历史绝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造现实、建构未来。道德保证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历史上的沉浮可以表明，大学在道德方面有自己的传统。这种道德保证的传统对于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过程中重新恢复道德在质量中的地位、焕发道德在质量管理中的活力至关重要。
企业质量管理的实践已经表明，真正有效的质量管理必须是全体员工的一种道德上的自觉的、自愿的行动，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上，除非大学里的全体人员在内心里有了高度的认同，对于质量从道德的高度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否则任何强制的规章制度都不可能长期有效。“在一个精心打造的绩效问责制度以外，保证任何一个组织的质量，无论是公司或大学组织，在内容和策略上都是一种个人化的和道德的活动，就像它同样是体制的和技术的一样。”[3]215与企业一样，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终极目的绝不是要打造一套精巧的质量保证体系，也不是要发展出一套精细的工具与技术，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一种手段。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是一种涵盖道德良心和能力的文化工程。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目的是要塑造全新的大学，使大学能够成为一个以质量为中心的持续改进的组织，培养出更优秀的大学人，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实现这一目的，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能够将质量的道德保证和制度保证结合起来。如果没有道德保证的参与，单纯的制度保证很容易激起大学的逆反心理，并有可能加剧大学的道德危机。那么，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实现道德保证与制度保证的结合呢？关键一点就是恢复大学作为德性共同体的传统和大学人的道德勇气。“整合性要素是能够营造相互关爱的共同体的思维习惯。在相互关爱的共同体中，勇气和同情人的价值在于营造一种能够让对天才的尊重和对滥竽充数的讥讽是共存的氛围，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体。在相互关爱的共同体中，真理得以被推进，自尊和责任心能够被唤起。还有在相互关爱的共同体中，离开了正直和诚实质量将不复存在。”[3]203
总之，恢复或重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道德保证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在现代性逻辑主导下的大学排名与评估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愈演愈烈，道德因为不可测量而被剔除在外；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在高等教育的失败，从而导致人们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前途感到迷茫，对于道德问题更是无暇顾及。对于大学的未来，人们总是喜欢想象.而在人们的想象中，又总是喜欢将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殊不知，共性与个性总是相对而言。大学或高等教育质量的特殊性必须放在整个时代的一般性下，通过与其他组织制度的比较来进行考量。今天是在一个质量的时代，或说是质量的世纪，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已是大势所趋。现在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进行质量管理，而是质量时代决定了高等教育必将进入质量管理的新阶段。在这个不同于规模发展的新阶段，大学只有继承优秀的传统，寻找回遗失的德性，恢复质量的道德保证，并吸取现有质量保证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才能在未来质量管理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