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中作家社会良知的严重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缺失论文,作家论文,社会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07)02-0038-05
良知是人的先验的是非准则，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它是不依赖于环境和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因此，王阳明将良知看作是人的道德本体，因为它是人的最高道德价值标准。
作家的良知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普遍道德准则外，还应具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良知。
艺术良知是遵守艺术规律和艺术的基本准则，即对艺术精神的把握和弘扬。文学艺术的精神深深植根于对真、善、美以及自由、理想、完美的探索与寻求，深深地关联于对人类的灵性、激情、想象、爱恋、欢乐、希望的呵护与关怀，也就是对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与确认。总之，立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永恒规律和不可动摇的准则。因此，它对人类生存中的沉沦、堕落、腐败、退化、畸形和异化，旗帜鲜明地予以鞭挞、批判和否定，文学的精神把作家推向了寻求完美的精神状态，故作家的心灵与文明和现实中的不完美的残缺与丑恶始终不可调和，作家怀着一颗纯正与诚实的心进入文学。这正是艺术赋予他的良知。
社会良知是艺术良知的外在表现，是艺术良知在作家身上的人格化。社会良知主要在作家这一社会角色中体现，这种体现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社会公众基于文学的基本准则而对作家的期望，即期望作家作为文学精神的担当者这一规范的精神形象出现，这个精神形象是社会的灵魂，也是公众的灵魂。它时时在为正义和真理而呼唤，在为误入迷途和浑噩的灵魂敲响警醒之钟。其二，来自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精神，规定了作家必须是为文学的作家，是听命于文学的作家，当他用文学的眼光即理想与完美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与人生的残缺与丑恶时，他会表现出严肃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人格，坚持真理与正义，不贬低不出卖灵魂，始终作为社会精神的引导者、人的灵魂的塑造者而立足于社会。
作家的社会良知是作家身份的自我认证和自我确立。作家这一社会角色，首先是作家个人在社会中选择的一个位置，同时，社会也要按这一角色规范来衡量作家。任何社会角色都有其自身的规范。社会角色的成败就在于社会角色扮演时的角色意识和角色特征是否突出，是否符合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角色意识和角色特征就是角色的社会良知。
作家是文学的创造者，而文学的支柱则在于它的精神，作家是秉承、弘扬文学精神的人，是紧握批判与否定人类生存中的假、丑、恶之笔，高举自由、理想、完美探索的大旗的思想者，这也是人类的历史文化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经过几千年的探索所确证的自我身份和精神坐标，就是说，不管人类沉沦到何种地步，社会堕落到何种程度，作家始终应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具有人类的社会良知。作家是社会中有独立精神的一个群体，他有着把社会理想和人类理想当作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在创作中致力于创立这种理想的高尚心灵，这就意味着作家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判者和新价值意义的寻求者。因此坚持真理与正义，不向邪恶低头；珍视自己的人格，不出卖灵魂，不玷污艺术良心；直面人生，不粉饰太平等人格操守就成为作家的社会道德规范中的应有之义[1]。
诚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确实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爱真理不寻求真理的时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兴趣以及对财富的向往所代替”[2]。一些作家放下真理的面具，向庸俗和沉沦的现实低头，走进现实，认同现实，把庸俗化的现实当作直接表现的目的。平庸俗常的日常生活是因为其烦恼和价值意义的缺憾造就的，把目光倾注于平庸生活的作家应极力挖掘出造成这种平庸的缺憾中的烦恼。作家池莉却让她的所有理想向最庸常的一般生活形态的世俗性靠拢，《生活秀》、《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些无一不是放弃真理，向世俗低头的作品。《生活秀》中的来双扬面对生活中的一个个烦恼，通过努力皆得以解决，作品本可以通过这一点来挖掘生活和生存中的缺憾，但来双扬对一个个烦恼的解决似乎还乐在其中的生存认同，正是作者世俗生活观的体现。这种世俗生活认同的观念在《太阳出世》、《不谈爱情》中同样鲜明。而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则是池莉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把这种观念发挥到极致，甚至到恶俗的地步。作品中所描绘的汉口最下层的市民外号猫子的郑志恒、公共汽车司机燕华及其周围人的卑俗的低下生存状况，也本是揭示生存缺憾的极好材料，但作者却对这种恶俗的生活给予赞扬，还誉之为“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完全是一种让人承受苦难，承受难辛的苟活哲学[3]。别尔嘉耶夫对这种庸俗的生活状况曾给予伦理学的揭示：“庸俗完全是掩盖了生命的悲剧和敬畏……庸俗是完全的满足，满意，甚至是来自非存在的平庸快乐，是彻底的浮向表面，与一切深度彻底分离，与存在核心的分离，是对一切向深度复归的惧怕。庸俗就是此在，它彻底地忘记了另一世界，并感到满足。庸俗是对一切真正性的丧失，是生活从外部被决定……”[4]。处于庸俗的生命中的人本来就抛弃了自己的人性深度，抛弃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寻求；那么对这种庸俗作文学的平面式的反映和肯定，则就使庸俗更进了一步，即恶俗。因此，池莉的这种向世俗生活低头的苟活哲学观念，给人极大的精神麻痹，这样的作品抽空的是人的精神和生存意志，摧毁的是人的生存理想和走出困难的勇气。如果说人生存于这种悲剧的不幸还能认清这种不幸则是人之大幸的话，池莉却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不幸——生于不幸却安于不幸，这才是人生之大不幸！
面对池莉的作品，会让人对她作家的精神身份产生怀疑，她在把庸常生活的材料组合成故事时，却不让精神意义出场。这种怀疑的指向一是池莉个人的创作能力即她缺乏给材料赋予灵魂的思想，似乎她不懂得精神意义是文学的支柱；怀疑的第二点是她主动对意义的放弃。姑且不论池莉有没有创作能力、是否主动放弃，意义的缺席造成了她的文本对有缺憾的人生和现实的正面肯定的结果则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事实上，池莉本人曾有过一段关于创作的自我表述：“我痛切地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被集权政治所掌握的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最大戕害就是虚伪。说句不怕社会学家们嘲笑的话吧：我觉得，中国生产力缓慢的最大障碍就是人性最大的虚伪！所以，我一旦提笔写人，就有强烈的撕开愿望，其中包括我自己。我认为只有撕开了、只有揭示了本质，才是抚慰的前提，正如伤口首先要进行清理一样；要想创伤愈合，首先必须进行扩创和清创。在虚假的语境里进行的虚假的关怀与抚慰，对真实的生命和社会的进步毫无疑义”[5]。可见，池莉完全懂得文学精神意义的挖掘，懂得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由此可见，她的几乎是所有文本中意义的缺席是她没有将其呼唤出场，或许意义的建构会改变她的文本适应广大世俗读者阅读口味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目的，于是，池莉为了世俗的读者，向大众趣味投降，便放弃了她认为应“揭示”“本质”的意义诉求，将作家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立意识削去，退回到庸常的群体，这正是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被隐蔽、世俗情怀和为名为利的意识突出的体现。
这种为名为利、放弃作家的精神身份认证，使作家的社会角色认同出现危机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成为普遍现象，一些作家更是公然宣称为金钱而写作的书写目的和动机，我们的作家对金钱的狂热表现得无所顾忌。作家们创作动机与目的直接表述也好，还是通过作品来表述也好，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公然亮出自己物欲崇拜的灵魂，使中国作家的集体形象大为失色，他们通过写作来谋名谋利，并且已成为中国社会获利的庸俗阶层，享受着金钱和物质给他们带来的满足。于是，作家高尚的人格被亵渎，文学的艺术良知被玷污。为文学的殉道形象异变为为名为利的丑陋形象，从社会公众的灵魂与精神引导者蜕化为物质欲望的张扬者和引导者。捷克当代思想家、作家哈维尔曾说过这样一段极为透彻的话：“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体系所诱惑，其个性便消失在五颜六色的大众文化之中，失去了在存在的秩序中的依据，失去了对任何高于生活之上的事物所拥有的责任感，成为一个非道德的人”。哈维尔认为，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和消费的兴趣上时，则他在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的意识就会日益退化，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道德沦丧的环境，人们都变成了“道德上的病人”。
我们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已经堕入到了比普通人更为庸俗的地步，是指作家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他们掌握着公众的话语权，因为普通人虽然也是某种社会角色，但普通人仅仅是作为自身的个体而存在的，他们的话语无法作为一种权力来产生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作家则不然，作为几千年所形成的社会的良知，社会的灵魂，社会的精神，他们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作家失去自己角色形象的良知，他的非道德化的影响力极大。作家如果成为“道德上的病人”，则会使社会的道德危机更为恶劣。蒂利希说：“良知是内化了的法律”[6]。作家的形象感可以说就是这个“内化了的法律”，作家能否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来使自己符合这一角色，则就看他的良知了。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作家们这种非道德的丑陋形象时，公众对他们的社会期望能不丧失信心？对肉欲的丑陋式张扬，对金钱物质的公然的迷恋，对有缺憾的世俗生活的赞扬……我们的作家们真理在握的神圣形象早已丧失殆尽，社会的公众对作家的角色期望也彻底丧失信心。
任何社会都是不完美的社会，因此才需要进步和发展，现在的社会虽然比过去的社会完善了许多，但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必要改进和完善，社会只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说作家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他们的精神始终在完美的理想状态，当他们用完美与理想审视现实时，现实的不完美状态必然会使他们拿起否定与批判之笔，大胆而勇敢地与之对抗，其意义在于唤起公众的良知，与那些不完美的事物和现实（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对抗，使不完美的东西没有市场，无法在现实中公然亮相进而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在我们这个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里，作家也绝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公众，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马尔库塞说：“当国家大多数成员竭尽一生去从事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毫无乐趣的劳作时，只有少数精英才保存着对真、善、美的快感”。因为“所有与生活的物质必须品相联系的活动，在根本上都是不真实的、低级的、丑陋的”[7]，作家正是这种向低级和丑陋宣战、保存着真、善、美快感的精英。
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面对社会和现实的越来越多的缺憾，面对那些在不幸中挣扎而需要关怀的灵魂，面对越来越堕落的道德和人性，面对权力成为一种利益手段和对他人构成生存伤害和威胁的邪恶，面对利益和分配不公而两极分化加速的现象……我们的社会和公众在最需要作家的时候，作家们却放弃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将自己的理想、道义和价值抛向一边——将良知掩去。批判与否定的情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难觅踪迹，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他们拥抱现实和颂扬现实、拥抱丑恶和张扬丑恶的泛滥之作，而面对现实和平常的生活拥抱与颂扬的结果，就在于作家们肯定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和非道德化欲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来，作家渴求完美的心理与不完美的现实是不可能达到和解的，即使作家不说假话，但又不敢说真话，那也是良知的自我遮蔽，甚至可以说是等同于精神卖身的精神屈服。而当作家们发展到这种拥抱现实、张扬丑恶的极端时，良知就从自我遮蔽到主动抛弃。作家精神和热情的卑微，使他们笔下的文学阻断了文学超越性的根本意义而跌进了现实的泥潭。即使是完全放弃希望而处于无望状态下的西方后现代文学，也没有像我们当前的文学这样完全向生活和现实妥协。在《等待戈多》、《秃头歌女》这样的混乱现实表现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混乱被作家无限地扩大和张扬，而人在这样的现实中的无奈和无望，则使这种现实具有了一种自否定意义。作者正式通过对混乱现实的无限扩大与夸张来使其显示出它的存在的不合理性，从而把其推上加速消亡的自否定道路。这样的作品凝结了作家对丑恶现实的否定性的体验的内在精神，作家是以混乱的意象来揭示现代人的处境，“以带血的头颅去撞击理性主义的大门，从而将人被异化这一现实撕开来”[8]。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的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已全部退场，作家们面对现实的缺憾时早已情感萎缩，变得麻木，失去了艺术的知觉。对庸俗、沉沦的生活的肯定与赞扬，就正是这种情感萎缩和失去艺术知觉的现象。直接对人的丑恶欲望的肯定，则是作家人格的自我贬损，是灵魂出卖和艺术良知的丧失。
当然，我们在此指责作家社会良知的丧失，并不是要作家们不食人间烟火。作为一个肉身者，人首先要生存，生存者自然离不开物质和欲望。在此我们要做出区分的是：作为作家这一称谓的社会角色和作为人的生存者的区别。
和社会的不完美一样，任何人也都是不完美的，除了上帝完美，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不足和丑陋之处，但完美的上帝却又不是生存者，只要是生存者，都会有让他人甚至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方，所谓人无完人。比如巴尔扎克，作为生存者，他一生几乎都处在对金钱的渴望之中，他曾在争钱夺利的角斗场奋斗，却被摔得头破血流债务缠身。一旦有了钱和名，他又追求豪华排场的生活。作为生存者的乔哀斯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曾给自己画过一幅肖像，说自己“寡廉鲜耻，贪图杯中之物”，原因是他挥霍成性，又爱喝酒，从不让一个子儿在口袋里过夜，经济上一直捉襟见肘，因此经常向朋友借钱不还，弄得朋友们只好对他避之惟恐不及。而那些对异性有着强烈兴趣的作家艺术家更是普遍，这是作为生存者的普通人的共同兴趣。但是作为作家这一角色的巴尔扎克和乔哀斯却是完美的、伟大的，他们以自身强烈的角色意识和鲜明的角色形象步入到了人类的不朽行列，成为社会和人类的精神导师。巴尔扎克正是在金钱的压力下使他看清了金钱对人的主宰作用并使人失去正常的人性。因此，他用犀利的笔锋剖开了人们面对金钱时的丑恶灵魂。他的那句充满豪气的誓言“拿破仑以剑未竟的事业，吾将用笔来完成”，正是这一强烈的角色意识和鲜明的角色形象的体现。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的作家形象印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脑中。乔哀斯在面对现代社会庸俗不堪和人的异化，也以一个伟大作家的严肃态度和忠于艺术的良心，闯入人的深层心理的神秘意识领域，进行了一次无畏的历险，通过对现代人病态心理的揭示，展现出这个病态社会中处于痛苦、麻木状态下支离破碎的丑陋形象和卑琐的人格。相比之下，我们只要从当今某些作家对金钱崇拜的公然宣称以及在他们作品中对物欲的正面宣扬，看看他们对以肉体换金钱的肯定和赞扬，看看对肉欲的宣泄，就能发现中国当代作家们这种角色感的缺席。中国当前的作家们是把一个庸俗、卑下、丑陋的生存者和作家等同，即把作家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公众的灵魂和精神等角色内涵抽空，让一个空洞词汇的“作家”走入他们的人生轨道，因此，作品内容大都来自于他们作为生存者的经历和经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玻璃虫》等作品，几乎来自于她本人的生活流水账，日记一样琐碎而杂乱的生活轨迹也居然能成为“文学”；邱华栋闯入城市的外来者的发财梦，成为他书写的内容；何顿在长沙市的寻求金钱的经历，也平面化地进入了他的一部又一部作品。在中国文坛，“70年代后作家”与“美女作家”、“身体写作”、“另类写作”成了一些不光彩的耻辱的称谓，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书写大都是个人不光彩的经历和经验。把一个卑微的生存者公然摆上作家的角色位置，当然是对作家称号的亵渎。假如巴尔扎克和乔哀斯等伟大的作家把他们卑鄙丑陋的生存者的经历平面地搬上他们的作品，假如他们以生存者的位置来取代作家的位置，不但世界文学史会黯然失色，人类的精神文化也会因此而失色。
作家可以是一个卑俗的生存者，但绝不允许是一个卑俗的作家。作家的良知规定了作家必须是完美、公正、真理的持有者形象，生存者的卑俗是面对自己的卑俗，而不是面对公众和社会的卑俗。尽管是面对自己的卑俗，在追求完美的作家艺术家看来，它也是应该被否定和超越的，作家通过自身的体验来改造他人的思想、唤醒他人的良知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使自己的良知被唤醒。作家的体验过程是作家的觉醒和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过程，批判与否定自己的同时也正是在改变他人的同样的意识。巴尔扎克对金钱主宰下的人性丑恶的揭示，不就是在自身的深切体验中对自身丑恶一面的批判与否定么？任何社会角色，只要把他的生存者的卑俗的一面放入他的角色形象，或者说作家以他作家的身份和形象来向社会和公众展示其生存者的卑俗的一面，当然会受到社会和公众的指责。作家应是一个怎样标准的社会角色？作为一个受过文学熏陶又在从事写作的人，作家们心知肚明。问题在于，在金钱成为主宰的中国当前社会，在人们从灵魂深处释放出欲望这个魔鬼的狂热的今天，在发财致富成为全社会唯一的共同呼喊的声浪中，某些作家让生存者的角色占了上风，并将这一角色扩展开来并使之社会化、公众化，并进而取代了其他社会角色，作家的良知在他们为名为利的书写活动中被抛之九霄云外。
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既有物质欲望的一面，更有追求完美的精神的一面，身体应该是浸透精神、秉承意义和价值的主体。当生存欲望的一面扩张开来走出个体并在社会和公众中寻求地盘与市场的时候，人的精神的一面就彻底隐去，人的意义和价值便消失。作家艺术家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一人性沦丧的危机，从而担当人类良心的仲裁，去重新唤醒被遮蔽的精神，成为人的生存意义的给予者。
收稿日期：2006-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