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出发，对经济增长率、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软化及波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的是低基数的高增长率，综合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偏低、经济的波动、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和超前演进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 效率 产业 波动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GDP从1978年的3588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31380亿元。1979～199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3%（按可比价计算）。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如何？经济增长模式有何特点？保持目前高速增长势头的主要障碍在哪里？如何克服增长过程中的波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一、增长率及经济差距
我国从1952～1990年的38年中，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78%，高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见表1）。1978年之后，我国各项宏观指标均高于1978年之前（表2）。我国1966～1980年GDP年均增长率(6.2%)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但低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巴西、墨西哥、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而1980～1990年的GDP的年均增长率(8.7%)仅略低于韩国，而远高于其他国家及各国的平均数，且197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基数较大的条件下取得的（见表1、表2）。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率总的趋势是逐年增高的。
表3显示，1967年中国的人均GNP是100美元，与日本、美国的差距分别是1090美元(1190—100)和3990美元(4090-100)，分别相当于日本、美国的1/12和1/40。20年后的1987，中国经济有了较大增长，但与此同时，人均GNP与日本、美国的差距却进一步扩大了15380美元(15670-290)与18070美元(18360-290)，仅相当于日本于1/54，美国的1/63。1867年，中国与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相比，人均GNP相差不大，经过20年的增长，中国人均GNP只有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1/10、1/27、1/28、1/20。1967年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的人均GNP只有中国（100美元）的一半（50美元），但到1987年，则是中国1.5倍。
亚洲一些地区的经济是在高增长率下起飞的。即使在1987年，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香港、新加坡、台湾还实现了13.6%、12%、8.8%和11.6%的高增长率。6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从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NP年均增长率达10.5%。到1968年，GNP超过前西德，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从此基本确立。因此，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如果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将以连续超高速度地增长几十年，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如果认不清这种增长形势，采取经济保守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的紧缩政策，就有可能把连年改革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及发展机会损失殆尽。
二、产业弹性与经济增长效率
我国从1953年到1990年的38年间，经济增长快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总量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但部门产出的增长则主要来源于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平衡。在1953～199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75.07%，劳动投入的贡献占19.47%，即初始因素投入的贡献占94.54%，而综合要素生产率(TE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5.46%。1978年以来，初始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特别是“六·五”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已大于资本投入贡献的份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金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大大超过改革前，特别是综合要素生产率，改革前年均增长率只有0.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7%，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3.6%和42.1%，是改革开放前的18倍和16倍。从国际比较看，改革前我国的有关数字均远低于各国的平均数，但改革开放后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低于发达国家（1949～1973年）的平均数(50.4%)，而高于发展中国家（1950～1974年）的平均数(31.7%)（见表4、表5）。
表4 我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效率比较
年平均增长率%（括号内为贡献率）
资金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综合要素生产率
1953～1978
-0.23.4 0.2(2.7)
1979～19900.55.7 3.6(42.1)
资料来源：同表2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效益不高，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资本要素投入在各要素贡献率中占有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综合要素生产率在各要素贡献率中所占比重则明显偏低。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物质投入增加支持的数量型和粗放型增长。近几年来，综合要素生产率(TEP)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资本要素贡献率仍占很大比重。
本世纪初，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70年代已超过50%，80年代上升到60%以上。而我国1979～1992年间综合要素生产率对GNP增长的贡献率为26%，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50%～70%有较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处于中等水平。我国的能源效率也较低，创造1000美元GNP所消耗的能源，比美国高3倍，是日本的8倍，是印度的3倍。因此，过去我国用同样多的能源及原材料投入，只能生产出相当于发达国家1/6～1/4的产出价值。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55左右。我国箘农业生产可以为加工工业提供的劳动对象和动力属于世界前列，而工业增加值却排在第11位，落在巴西之后，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低度化，即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加工深度低、产品附加价值低。1990年中国、美国、日本制造业的附加价值分别为940亿、8682亿和6893亿美元，中国只有美国的1/9和日本的1/7。
经济增长效率高低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不同代价。低效率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劳动和资本投入推动，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高效率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产出率的提高来实现，是集约型的经济增硠。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扩大劳动和资本需牺牲闲暇时间和当前消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时间普遍长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与投资比率比发达国家低了近30%，由于前者的经济效率低，要取得与后者同样的经济增长，就需要牺牲更大的当前消费。
要加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过渡，必须不断提高投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是在高积累低效率下运行的。1992～1990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平均积累率为29.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7%，我国边际资本产出比率约为4.39。我国以异常高的积累率为代价，只达到了中等的增长率。而在1955～1974年间，韩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平均投资率分别为19.17%、18.9%、16.8%和33.5%，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为2.4、2.2、2.0和3.5，而GDP增长率则高达7.8%、8.6%、8.3%和9.5%。
面对今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迫切需要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的技术研究开发能力极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模仿原苏联的科研体制，把主要的科研力量和资金集中到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机构，造成了开发与生产的脱节，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美国、日本几乎所有的大中型企业都设置了技术开发机构，而我国只有53%的大中型企业设置了这一机构。在科研人才分布和科研资金使用结构上，发达国家一般都是企业占70%～80%，专门科研机构占20%～30%，而我国则相反，企业的科研人才及资金仅占全国总量的20%～30%，这是造成我国企业技术开发能力低、引进技术的消化慢、产业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我国科研成果生产转化率只有10%～30%，而发达国家高达70%～80%。
三、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软化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不仅是生产总量增长的过程，而且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改造，使之走向合理化、高度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80年代，中国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0.9%，超过同期GNP8.9%的增长率。1993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NP的27.8%，增长速度为8.9%。纵向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横向看，我国第三产业仍然十分落后，在GNP中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80年代末，34个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占GNP的比重平均为31%，48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绝大多数在60%以上，而我国只有27%～28%，是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比较而言，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重视物质投入转向重视非物质投入，从劳动力资源型转向智力资源型，形成“产业结构软化”。但是，我国工业结构演进的进程却过度超前（见表6）。钱纳里—塞尔昆模型通过对战后20年101个国家的数据处理，构造了反映结构变化的“标准结构”。结果表明，当人均GNP水平较低时，工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当人均GNP超过300美元时，工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总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300～1000美元之间。从表6也可以看出，当人均GNP在300美元水平上，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GNP中所占比重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一倍以上。从工业结构内部看，我国重工业超前于轻工业，加工工业超前于基础工业，这种产业结构的超前演进有利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但不利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以依靠农业积累、压低农民消费为代价的，从而形成了极度化的二元经济结构。
表6 人均GNP达到或接近300美元时各国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
中国 印度 韩国 泰国 钱纳里——塞尔昆模型
1987 1986 1972 1974 300美元时 600美元时 200美元时
农业
23.3
262831331.1
29 13.4
工业
59.8
292925 32.5 41.3 38.3
服务业 16.9
454344 36.4 29.7 48.3
资料来源：郑亲立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及跨世纪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4年第97期。
1979～1988年，我国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比同期重工业高出近4%，这种轻型化趋势一直持续到三年紧缩时期(1988～1990)。中国重化工工业化进程在1990年初重新获得发展。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至今，重工业增长持续超过轻工业的增长。1993年我国人均GNP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约为470美元，考虑到汇率低估因素，中国的人均GNP应在500美元以上。钱纳里模型分析证明，大国经济一般在发展的早期出现结构转化，而在人均GNP500美元阶段将是结构超前转化最快的阶段。
我国经济在80年代的轻型化发展主要是由一般轻纺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扩张推动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重化工业产业群（包括冶金、石化、汽车、电子、建筑等），将取代轻纺工业发挥经济增长主导作用，成为新的主导产业。据预测，中国轻重工业比将由90年代的49：51变为2010年的40：60，按国际可比口径算，则由目前的35：65变为2010年的30：70，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大体相当。
1990年，我国农业在当年GNP中的份额为27%，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0%)，比中等收入国家高出1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的国家高出24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农业国。我国生产结构最大的特点是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出比重较高。1990年我国工业生产比重为42%，比其他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4%、37%和35%）要高5～8个百分点。我国特殊的需求结构决定了特殊的生产结构，高积累和高投资比例要求生产大量投资用的工业品，加上工业化的加速，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工业生产比重很高。
中国经济有两上重要特征：(1)农业的重要性。1990年农业仍占GNP的约1/3，就业人数占60%，这相当于日本1905～1910年的水平。(2)恩格尔系数，在家庭消费中食物所占的比率很高，近年来虽有下降趋势，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一方面，伴随着投资增长而工业生产增加，由此导致GNP的增长，从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大。中国现在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因此由于收入增加而产生的消费增长，半数以上将投向对农产品的需求上。但农产品的生产却不能有弹性地增长，结果是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就被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吸收了。中国实际的工业增长率在1980～1987年间平均为13.2%，与其实际GNP的增长率并列于世界前列，并且工业的增长率一直远远超过农业增长率。1984年以后，农业的增长率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经济增长的变动几乎完全依赖于工业增长。
日本在50年代末期，亚洲一些地区在60年代末期都曾进入与我国目前相同的工业化时期，重化工业型的增长时期都持续了15～20年左右。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日本从50年代中期的40%上升到70年代中期的70%，台湾省和韩国则从60年代初期的20%上升到80年代的60%。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NP从300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在10%左右。日本、韩国之所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实现工业化，是与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分不开的。日本、韩国产业政策的共同点在于：(1)以推进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为重点，(2)出口主导，(3)社会基础设施超前发展，(4)重视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却存在一些尚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1)基础设施建设滞后，(2)产业结构低度化严重，(3)出口贸易受到区域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日本和亚洲一些地区在其支柱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都通过产业政策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目前我国的支柱产业普遍存在着投资过于分散、规模不经济、技术水平低、产品价格高等现象，这就需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加以有效的引导和扶持。我国的支柱产业要形成国际竞争优势，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
四、增长过程中的波动
中国及东欧大部分国家一般将经济增长速度放在发展目标的优先地位，普遍追求增长的高速度，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较多地考虑经济稳定，把经济增长速度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二战以后，各国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人均GNP低的国家一般具有较高的增长率。
1953～1990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1953～1959年，1963～1966年，1969～1975年，1977～1990年，在这几个时间段里，我国经济是正增长；而1980～1982年，1967～1968年在这几个时间段里，我国经济是负增长。负增长因素主要是非经济因素引致，如1960～1962年的自然灾害，1967～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中国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二是高通货膨胀率及高期望值的储蓄回报和过度购买引致的经济滑坡。中国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假定经济持续在非正常短缺度的范围内运行，因非正常短缺而造成的困难必定使经济增长率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必定会有较大的起落，经济的波动也就必定明显地表现出来。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明显降低。从表7可以看出，1978年之后我国经济的波动程度大大低于1978年之前，波动度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达一半以上。从国际比较来看，自1978年以后，我国大多数经济指标的相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幅度低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在1978年之后有很大提高。
表7 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程度比较
年度增长率的相对波动系数（相对波动幅度）%
社会总产值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953～1956 1.76 2.04
1.51
1.83
(8.24)(8.24) (6.24) (7.52)
1966～1978 1.30 1.30
1.16
0.55
(4.36)(4.36) (4.26) (2.20)
1979～1990 0.37 0.37
0.44
0.76
(1.16)(1.16) (1.41) (2.97)
注：相对波动系数和相对波动幅度（括号内）分别以标准差系数和全距系数计算，即年度增长率的标准差和全距除以年平均增长率。资料来源：同表2
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非同步性显著增强。199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仅为1.1%，而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联程度比较大的东亚和拉美地区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分别出现或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因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同时，应积极发挥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以期实现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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