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垂史册的成功实践——纪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4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册论文,工商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周年论文,社会主义改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书写了极其辉煌的篇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件离开我们愈远，它在共和国发展中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应该怎样走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马克思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第1卷第174页）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毋庸讳言，这些年来，它受到的敲打越来越厉害，贬之者有之，毁之者有之，企图从根本上葬送改造成果者亦有之。正因为这样，它迸发出的火花就越来越绚丽夺目，辉耀千秋。
（一）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制度的每一次变化，所有制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各个企业中的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积累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解决这些矛盾，根本的出路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此，就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性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293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的出发点不是关于正义、平等之类的抽象议论，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以来，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作了某些调整。这种调整只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至多只能使其基本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而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现在，人们常爱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自然很对。但是却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 页）这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为了认清在1956年基本完成的那一场伟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仅仅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够的，必须全面了解我国的国情。有些人正是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为由，断言我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性的错误”。果真如此吗？否。确实，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国已有相当的社会化的生产力，正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社会化的占有方式。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生产力状况，并不是手推磨式的小生产，而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须知，当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德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比重也不大，工厂工人人数只有七十多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307页）这就是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应该紧接着搞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再搞。后来，恩格斯在《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还特地指出：“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同上书第4卷第500页）当年针对德国情况所作的这个分析，不是同样适用于中国吗？
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诸多矛盾，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等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环节。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受灾难最深，反抗也最烈，因而在这里比较容易取得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从世界历史来看，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突破口，往往不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充分发展的地方，而是在原来的社会制度欠发展的地方。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最初并不是在奴隶制度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而是在奴隶制度不很典型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最初也不是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中国，而是在封建制度相对欠发达的西欧。这恐怕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对于这一点，有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注意到了。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就曾指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的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22页）这个表述虽不十分精确，但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在这个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同盟者。决不可能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把没收的官僚买办资本交给资产阶级，使中国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使工农群众陷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容许这样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也不容许这样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如统一构思、相互贯通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系下篇的必要准备，下篇乃上篇的必然趋势。
有人并不否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但却认为这个改造搞得太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无限制地自由发展，然后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来实行“国有化”。这行得通吗？否。诚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样做，有助于增加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应量，有助于增加人们就业的机会。但是，应当看到，即使在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始终存在，有时候还相当尖锐。早在1951年，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的帮助下刚刚摆脱困难境地走向繁荣的时候，有些资本家就叫嚷“国家不要与民争利”，要求把投资少，获利多、直接支配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完全交给他们经营，提出所谓“国家经营重工业，私人经营轻工业”的主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一方面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者，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资产阶级还同工人阶级争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同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经济规律的矛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尤有甚者，资本家中有不少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私营工商业界不仅偷税漏税现象普遍，而且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拉拢、收买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被收买的干部从他们那里领取干薪、干股，或者拿回扣、佣金，充当坐探、代理人，为他们窃取经济情报，同他们合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事情很清楚，尽管我们在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营企业，但这种企业还不够强大，如果听任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一旦羽翼丰满，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要多少时间，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历史的车轮已经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奔驰。只要我们不愿意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下去，一场破坏性的冲突将无法避免。
我们党的成熟和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它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并逐步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就巧妙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避免了可能带来破坏性后果的社会冲突。
（二）国际共运的伟大创举
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但终未实现的天才设想。恩格斯在《德法农民问题》中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他援引了马克思对他讲过好多次的话，即：如果能够赎买，“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503页）但究竟怎么赎买法，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国家，还没有实践经验。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选集》新版第3卷第530—531 页）他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同上书第4卷第670页）由于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维持下去，对国家资本主义不接受、不配合，这个设想没有变成现实。
中国有不同于当年俄国的有利形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大都依靠政府的支持走出了困境，经过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对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采取接受和配合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乃至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质变过程是通过若干个部分质变完成的，可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社会变革极大，社会震荡极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邃智慧和巨大创造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人均劳动生产率看，以1950年为100，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为314， 增长两倍多， 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产值比上年增加了32 %，广大职工热情高涨，努力改进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生产经营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 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10%，平均每年递增25.4%，消费资料生产增长83%，平均每年递增12.9%。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 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强。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成功，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力证明吗？
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改造了资本主义企业，而且改造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有的后来还担任了国家的领导职务。1956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我国，周恩来介绍他会见王光英。伏罗希洛夫与王光英热烈拥抱。周恩来说，中国的经验证明：“没有红色的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这看似矛盾的话恰恰体现了消灭阶级和改造人的辩证统一。
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没有缺点和偏差。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这项工作本来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是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提前了12年。由于时间过于匆促，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转变过快的毛病就难以避免。这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曾说过：“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08页）因此， 对于这些工作中的毛病，我们应当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宜离开历史实情作空泛的议论。
遗留下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得全面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所有制一味求纯并不好。这一点，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毛泽东曾指出，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只要不违法，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4 页）这实际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适当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陈云还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3 页）现在看来，这是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构想，可惜，这个构想未能付诸实施，相反，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做法，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这无损于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创举的光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对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恰切评价。
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照搬苏联模式。这难以令人信服。当年苏俄在解决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时，采取的是对抗的方式，生产力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我国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使生产力平稳地得到解放和发展，怎么能说还是苏联模式呢？邓小平同志讲得好：“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众所周知，在时下某些人的词汇里，“苏联模式”往往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因此，我们对于苏联走过的道路尤其要根据历史的经验，进行具体的分析，切忌轻率地下笼而统之的断语。早在1956年，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错误思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曾精辟地指出：“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东西。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列为基本经验之一。这是非常之对的，因为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当然，各国在实践活动中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例如，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阶级，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所有制结构上，现在应当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为补充。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不是相反。五十年代那一场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伟大变革，是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它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更趋完善，而不是加以贬低乃至否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把这一场伟大变革谥之曰“苏联模式”，不能认为是郑重的和实事求是的。
（三）改造成果的巩固完善
纪念伟大的革命变革，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任务上。列宁说得好：“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务，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683页）列宁说的“伟大的年代”是指十月革命后剥夺俄国资产阶级的年代。我国五十年代改造资产阶级，也堪称“伟大的年代”。我们今天纪念这个年代，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面临的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这就使1956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萌发而未能实现的科学构想变成了我们党在所有制结构上的方针。这条方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决不能搞私有化；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决定了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能一味求纯。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条方针，才能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要巩固和完善四十年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就要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这条方针。这是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四十周年的最好办法。
我们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但它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补充。要使私营经济真正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就要加强管理，教育和帮助私营企业主做到爱国、敬业、守法，引导他们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配套服务，为加快农业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创汇服务，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要搞好国有经济。强大的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引导和带动私营经济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轨道，正确发挥补充作用的前提。如果国有经济搞不好，力量削弱，地位下降，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甚至社会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正确发挥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就无从谈起。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江泽民总书记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要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谆谆告诫我们：“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作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这极为重要，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
一曰“形态改变”论。有人竭力主张出售国有企业，不仅效益差的要卖，效益很好的也要卖，谓之“靓女先嫁”。据说，出卖了国有企业，公有制的性质并没有变，只是从实物形态变成了价值形态。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回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我们采取的是和平赎买的政策。赎买当然不完全等同于购买，因为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无非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无偿劳动的积累，用原价购买是不合理的。但在1956至1965的十年间，国家共支付给资本家定息12亿元，相当于核定的资本家总资产的一半，加之对企业中的资方人员支付高薪，也是赎买。这样，资本家就同他们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分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资本家来说，这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出售，不过不是一次收钱，而是分期收钱罢了。现在，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企业主或外国资本家，甚至也不是一次收钱，有的几年还收不到钱，说是资金不到位，怎么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就没有改变呢？须知，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一种静止的财产关系，而是一种运动，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结成的活生生的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赖以进行的条件，只有当它进入生产过程时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而当它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表现为对全部生产过程的控制，从对直接生产过程的控制到对产品分配和交换的控制。怎么能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同一堆钞票混为一谈呢？从现实情况看，出售国有企业所得的钱，或用于社会保险，或用于职工福利，或用于地方财政，或用于偿还债务，以此重新兴办企业者，实属罕见。照此办理，怎么会不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呢？
二曰“让出地盘”论。有人主张“国有工业企业要退出竞争性行业”，说是只有私营企业不便于经营的基础产业和公益性行业才需要保留国有经济。这不禁使我们回想起五十年代初资本家提出的“国家不要与民争利”的主张，想不到当年资本家的这个主张如今竟重见之于号称共产党人之口。对于这种主张，陈云早在1951年就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陈云文选》第2卷第136页）这个话今天并没有过时。有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为据。说明只有在某些基础产业和公益性行业才需要保留国有经济，其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超过20%。这纯属拟于不伦。西方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国有”也就是资产阶级所有。哪些行业和部门实行国有，一切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转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有是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怎么能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有”混为一谈呢？
三曰“不能自封”论。有人说，“主体不是自封的，既然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提主体、主导，要让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谁有竞争力就发展谁”。有人提出发展私营经济“三不限制”，即发展比例、发展规模、经营范围都不受限制。有的径直认为，个体、私营、三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应看作“补充”。怪哉此论！大家知道，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个体、私营、三资企业享受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待遇，国有企业同它们根本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有企业是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为此而替国家担负着其他经济成分所不担负的任务。“平等竞争”，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批评过那种认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的“糊涂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难道在建国四十六年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反倒应当把这种被否定了的糊涂思想拣起来当做行动指南吗？“节制资本”，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曾提出来的口号，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反倒应当抛弃这个口号，对私有经济的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甚至“要开绿灯，刮顺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吗？任何事物都有决定其质量的数量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事物的性质就要起变化。我们说以公有制为主体，首先是要确保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确保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如果这个优势和支配地位一旦丧失，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我们怎么能听任这样的局面出现呢？
奇谈甚多，恕不赘述。这些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之所以会有市场，除了有的是对私有化情有独钟，寤寐求之以外，不少是因为对搞好国有企业缺乏决心和信心。江泽民同志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第一点就讲“进一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和信心”，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国有企业真的如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气数已尽”，需要另觅出路吗？否。现实生活中不少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找出症结所在，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症结根本不在所有制，而在如下一些重要环节：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得如何，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系极大。列宁说过：“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列宁选集》新版第4 卷第10页）。这精辟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上有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独特优势。回顾五、六十年代，广大职工群众出于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由衷热爱和执著追求，出于对国家美好前景的热烈憧憬，焕发出的积极性令市侩庸人为之咋舌。可惜，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大跃进”中被严重地浪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极大地破坏了。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很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所具有独特优势却没有恢复起来。不少地方连起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没有，遑论思想政治工作？一位在上海某公司工作了三年的美国专家说：“中国的企业普遍偏重物质刺激，忽视精神鼓励。”我们这方面的问题连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看出来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的按劳分配也贯彻得不好。过去在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分配不公、部分成员收入悬殊的问题。各类奖金往往人均一份，少数领导人和经营管理人员收入过高，少数行业的收入水平过高，有些企业存在着报酬无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出来，不亦难乎！于是有人把职工积极性不高归咎于公有制，说公有制使生产资料成为无主的财产，人们都想从中捞取好处而谁也不关心它的正确使用和增值，只有把生产资料量化到个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完全不符合实际。老实说，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历史证明，个体小私有制的效率并不高，而且它恰恰是被资本主义所摧毁的。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企业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并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使用和增值的，而是有其他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动机。至于这些企业的工人，就更不是因为企业属于自己所有才去劳动的。马克思说过：“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愚蠢而片面的私有观念去实行私有化， 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在存在和意识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只有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职工群众，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企业管理。国有企业从事的是现代化的大生产，现代化的大生产要求科学的严格的管理。建国以来，我们曾经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如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大庆的“三老四严”、党中央制订的《工业七十条》等，这是我国工业战线上干部、工人的智慧结晶。“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管卡压”，给企业管理造成极大破坏。进入新时期以来，加强管理的问题在许多企业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对外开放中，不少同志对引进外资趋之若鹜，不惜牺牲原则，委曲求全，但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却不感兴趣，漠然视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有两重性：既有同雇佣劳动和剥削制度相联系的一面，又有体现现代化大生产普遍规律的一面。对于前者，我们要坚决摒弃；对于后者，我们要勇于吸收。我们要向管理要效率，要技术革新，要产品质量，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节约，要适销对路的拳头产品，要市场的竞争力，一句话，要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也是那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一条根本经验。但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形成大家的共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加强企业管理之后，竟有人说这是“想用强化企业管理来代替企业改革，回避产权关系的重组”。有人甚至断言，“企业练内功，再练十年也没有用”。在他们看来，只有改变产权，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形形色色的私有制，才叫“改革”。这样的“改革”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们难道不该打个大大的问号吗？最近，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说：“企业搞改革，不要从所有制上打主意，找窍门，要花力气去抓经营管理。”此话出自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两种所有制下从事过经济活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历史见证人之口，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是领导班子建设。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营企业乃至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私营企业。1955年，公私合营工厂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比一般私营企业高出一倍。除了其他原因外，领导班子（包括被派到公私合营企业负责领导和管理的干部）强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如今我们国有企业的规模比那时大得多，工作繁重得多，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现在的领导干部中，学专业技术出身的较多，这是搞好现代企业的有利条件。但是，领导管理究竟不同于专业技术工作，这里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需要现代经济知识，尤其需要有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娴熟本领，需要有做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善于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到实处。保定国棉一厂原厂长马恩华就是这样的干部。他真正把职工摆在企业主人翁的位置上，尊重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他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心想着“我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图的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己，一尘不染。他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职工群众的衷心拥戴，在他担任厂长的十一年中，这个濒临停产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成了全国纺织行业的一流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七年进入全国同行业十强之列。马恩华的实践有力地驳斥了那种主张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改掉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身份”，对工人的管理应是“胡罗卜加大棒”的谬论。我们伟大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个马恩华，国有企业的改革呼唤马恩华式的干部！据南京市对亏损的国有企业所作的剖析，外部环境不利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往往是领导人独断专行，决策失误，管理混乱，以权谋私，导致人心涣散。可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何等重要和迫切！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依靠广大职工，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则。”“要坚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加强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了职工队伍建设，加强了科学管理，再加上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搞好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国有企业能够搞好，也必须搞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矗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必然引起整个上层建筑的蜕变。因此，江泽民总书记说：“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可谓语重心长，字字千钧。切实改变“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状况，此其时矣。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把什么样的中国带进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这里，至关重要的一条是：要把一大批生机勃勃的、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带进二十一世纪！
标签：公有制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工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