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央大学的“应变”与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变论文,年中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获得全面胜利，在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场，虽然仍处于对峙状态，但江北国民党军全线溃败似成定局。1949年初，国共彻底攻守易势，江南地区局势顿时变得极不确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一方面中枢易人，开始与中共接触谋和；另一方面仍积极备战，并有计划地或临时将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迁往华南地区和台湾。最近，林桶法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南京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资源委员会、中研院等机构以及重要文物和“外省人”迁台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①林著注重“迁”的过程，而事实上，在此历史关头，有更多的机构(特别是学校)和个人在“迁”和“留”之间选择了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去与留原本都是选项，抉择背后的复杂缘由值得审慎体察。
尽管学界视角各异，但大概都不否认1949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年份。在历时一甲子之际，以1949为主题的学术著作颇有涌现。②本文以1949年政治变局中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③为例，为1949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符号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考察视角，希望深入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高校应对问题的认知，探讨此时国共两党的措置对大学师生群体的去留产生何种影响，并呈现历史转折点上多数普通人的“历史感受”。
一、迁或留：中央大学的“应变”准备
1948年十一二月间，华东和华北两大战场鏖战正酣，战事对国民党军渐趋不利。由于解放军可能很快攻占江北全境而致南京不保，从11月起，南京政府行政院便开始部署在京各机关的迁移工作。④12月7日，教育部致函中央大学，转达交通部疏散事项，教职员疏散由交通部疏运会统一安排车票，疏散路线为南京—上海—杭州—株洲(换票)—衡阳—广州、柳州。⑤同时，和疏散各机关人员眷属一样，中大教职员可借支薪津两个月。⑥到12月底止，中大实发3个月疏散费，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⑦
由于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到11月中旬时，中央大学学生多无心上课，课堂人数寥寥，不少人已提前离校，教授们也生活困难，“对于上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⑧12月中旬，中央大学提前放假。⑨12月底，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南京会晤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周鸿经透露，中大校方已派教授范存忠至台湾，胡焕庸至福州，另二人到广州寻觅新校址，但周深感“迁移计划不易实行”。⑩在12月20日致学生李新民的私函中，周鸿经说因行政院改组，教育部对学校迁移尚无指示，“瞻望前途，殊为茫茫”。12月31日，周鸿经再致函李新民，说在任校长半年之后已“颇思隐退”，他的家眷已转移到上海，校内同仁对于是否迁校，意见“颇为分歧”。(11)可见，中央大学迁校计划从此时已开始着手，但具体部署尚不明朗。1949年1月15日，胡焕庸致函校方，称已在厦门大学初步确定临时校舍，但容量不足，教职员住宅仍未能落实。(12)1月21日，中大校长周鸿经致函教育部，请求教育部致电厦门大学校长，对中大觅址予以协助。(13)台湾方面，范存忠并未找到校舍。(14)同时，周鸿经还与教授郭廷以商讨迁校事宜，准备一部分迁福建，另一部分迁台湾，最后目标为台湾。郭廷以在台湾各地觅房，没能得到台湾省主席陈诚的支持，校内也无甚响应，所以迁台准备工作未能继续进行。(15)
由于江南形势危急，1949年1月18日教育部训令中央大学，因战事紧急，员生和图书仪器设备应早日疏散。(16)1月21日，中央大学为此召开校务会议，商讨学校“应变”方针。文学院提出“以不迁校为原则”，决议通过。同时确定3项应变办法：(1)学校应从速筹措应变经费尽可能提早致送同人薪津；(2)文卷册籍图书仪器应将不急用者尽量装箱并择要运送上海暂行存储；(3)员生及眷属在军事危急期间不愿留京者，宜由学校在可能范围内另筹安全地点设立疏散站，以便于必要时退避，其愿留京者应由学校尽量储备食粮燃料以资急需。会议最后又通过组织全校“应变委员会案”，当场票选江良规、戈定邦、蔡翘、刘庆云、何义均和胡家健为筹备委员，商承祖、吴功贤和李旭旦为候补委员。(17)
在中大校务会议商定学校应变方针之前，许多院系并无迁址意向。1月10日，竺可桢见到中大教授梁希和刘庆云，得知医学院表示不能移动，农学院全体教授会议也主张“不动”。1月15日，竺可桢又得知中大医、农、理、工各学院多数教员均不愿离开南京。(18)由此可见，校务会议决议通过以不迁校为原则，实有较强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中共在事先也进行了有组织的策动。1948年9月底，中共中央上海局对时局的判断是1年左右打垮国民党统治，为此确定基本方针：“积极的广泛的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的原则上，来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与管理而奋斗。”(19)10月，南京地下党已展开对机关学校公务员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迁移。(20)1949年1月，行政院草拟“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院校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教育部后迁校”。之后，中央大学内的中共地下党和新青社(中共外围团体)成员借助师生关系，分头登门拜访著名学者教授，陈说迁校弊端，消除大部分教授对共产党的疑虑心理。同时，校内的左派教授梁希等也配合地下党教员干铎和陈建人，说服系内外教授反对迁校。(21)范存忠曾受校长周鸿经指派赴台湾寻觅新校址，当时他与历史系教授贺昌群住同院，中共地下党员、历史系助教王觉非通过贺昌群的关系争取范存忠反对迁校，并留在南京。(22)
此外，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迁校与否，也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1948年底1949年初，淮海战役正酣，战火燃至长江边。在战事吃紧之际，为了人身安全计，中大校内主张迁校者甚众。但随后政治空气发生新变化。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释出与中共停止内战、谋求和平意愿。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并于翌日发布文告称，“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于是，国共和谈曙光乍现，国内顿时弥漫和平空气。若就此停战，无论两党关系如何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怎样确定，南京城必可避免兵镝之祸，故校内不迁的舆论又占主流。
中央大学的应变抉择，在全国政权易手的关键时刻，实具普遍性。国民党政权迁台之时，大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成建制迁移。到1953年，台湾地区仅有台湾大学一所大学。(23)即便是平津战役之时，北平的几所高校也未南迁。就在东北战事结束、解放军四野部队挺进关内之际，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于1948年11月22日、24日先后通过学校不南迁的决定，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也无迁校意向。(24)为协调北平各大学应变事宜，教育部特派主任督学黄曾樾赴平与各校校长胡适、梅贻琦、袁同礼、李叔华和徐悲鸿等人商谈，最后得出不迁校的结论。选择不迁，一方面是“对华北军事当局之确保平津，具有信心”；另一方面也顾及交通工具和校址等具体困难。(25)北平局势危急之时，南京政府则希望北平各校南迁。(26)12月25日，南京政府电令北平各国立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在平中央研究院院士撤离，但“多数表示皆愿服务至最后”。(27)各校大部分教职员及学生留守到底，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中央大学以校务会议表决的形式选择不迁校，在一定程度上较有普遍意义。(28)这或能说明大部分教职员对国内政局的判断。同时，中共的策动、和战的格局走向以及南京政府慌乱不定的措置也决定了各大学只能就地“应变”。
二、“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应变”
1949年1月21日，中央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决定不迁校，并组织全校应变委员会。1月25日，学校行政会议修正通过《应变委员会组织简则》，应变委员会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大学医院院长和会计主任为当然委员，并由每院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各推选代表2人(一部及二部(29)各1人)，学生推选代表2人(一部及二部各1人)为委员，由校长为主任委员，并由各委员互选副主任委员2人(一部及二部各1人)。应变委员会下设储蓄分配组、警卫组、防护组和会计组等11组。(30)然而，就在全校应变委员会成立之际，1月26日校长周鸿经还在应变大会上发言，27日却突然不知去向，校务亦未作交代，学校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工人罢工，学生断炊，留校同学随即成立“留校同学应变会”。(31)
周鸿经离校，学校总务长戈定邦也不知去向，训导长沙学浚也数日未到校办公。当时有消息传出周鸿经在离京前曾领到金圆券7千万元，学校会计室和出纳室都不知晓。于是，“周鸿经拐款潜逃”的消息迅速传遍校内外。(32)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也登载周鸿经“携公款他往”，致使学生断炊，学生至总统府请愿的新闻。(33)
刘敬坤当时为校内地下党骨干，他在50余年后谈及此事，说他那时担任学生报的总编辑，“在报上造谣：‘周鸿经卷款潜逃’，其实周鸿经并没有卷款潜逃，只是把校印带走而已。对当时制造这个谣言，我在此特别郑重致歉。”(34)刘敬坤的回忆和道歉或与其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遭际有关。周鸿经离校被说成是“卷款潜逃”，固然与特定语境有关，但是此“款”也并非全无来由。
校长周鸿经不辞而别，由此引发校内的恐慌，为此，教授会于1月30日召开大会，商讨应付之策。在会上，学校会计主任报告经费问题时称，周鸿经曾“有提过款，用至汇台湾二百万元，福建一百八十万元，上海办事处五万元，三笔汇出三百八十五万元”。(35)显然，汇向台、闽两地之款为周鸿经计划迁校之用，上海办事处款亦与疏散有关。周氏卷去7千万元潜逃自属无稽之谈，但在学校已定不迁校的情况下，汇款未得追回，校长并非毫无责任。况且，在学校面临重大变故的历史关头，校长未能与全校师生共始终，也有失公信。
如1948年12月15日，平津局势危急之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乘坐专机离开北平，校务由秘书长郑天挺等人主持。北大学生罗荣渠就对胡适的行为极为不齿：“听说胡校长已在今日下午南飞了，临阵脱逃，连熬过校庆的勇气也没有。”(36)不独学生作如是观，胡适自己也承认是一个“不名誉之逃兵”，12月17日他在南京的北大校庆大会上“声泪俱下”。(37)而留守的郑天挺则得到了同学们的称誉：
在炮火连天中，面对着艰险的局面，您倔强的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我们知道：您已经忍受了，而且克服了不少困难和折磨……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全中国后代的子孙也不会忘记您。(38)
周鸿经离校虽突然，但他在临走时尚留函给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旭旦和蔡翘，称因家事赴上海，元旦(即农历春节——引者注)后就可返校，请两位副主任委员主持应变委员会事务。在1月30日的教授大会上，李旭旦报告了此信内容。随后，教授大会决议组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在校长未返校时维持校务，选举欧阳翥、郑集、张更、蔡翘、刘庆云、梁希、吴蕴瑞、胡小石、楼光来、吴传颐和刘敦桢11人为委员，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和钱钟韩4人为候补委员。并经推定，胡小石、梁希、郑集3人任常务委员。(39)
据1948年《大学法》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为简任，且依惯例，校长不能行使职权时，一般由教务长署理校政；校务会议为校务审议机构，行政会议协助校长执行校务，教授会并非官方认定的校务谘议组织。(40)在周鸿经校长离校后，中央大学由教授会选举产生“集体领导”制的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可谓罕见。从权力结构讲，该委员会和常委直接向教授会负责，而不是向教育部(国家)负责。正如时人所论，“在没有校长的中央大学，教授会的全体大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所产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是全校最高执行机构”。(41)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委员会在中央大学历史上应属“教授治校”的特例。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之后，为确立合法性，郑集等以教授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将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事宜上呈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和代理教育部长陈雪屏。(42)从现有资料看，南京政府方面一开始并未对该委员会接管中央大学校务有疑义。
按照大学行政框架，校长之下设教务、总务和训导“三长”，分别负责各项校务。校长周鸿经离校，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3名常务委员)替代校长职权。因总务长戈定邦和训导长沙学浚亦离校，校务维持委员会由王气钟、祁振亚、胡相才3人组织训导小组委员会负责，张江树负责总务事宜。(43)之后，张江树因“深感总务繁重”，请求由3位教授组织总务委员会负责，由校务维持委员会通过。(44)此外，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与教务长、总务委员、各院院长、全校应变委员会负责人等共同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45)经过一系列的制度调整，校务维持委员会完全接管了学校的行政事务。
在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之初，周鸿经虽离校，但并未辞去校长之职，校务维持委员的合法性尚未确立。2月2日，周鸿经致函教务长罗清生和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旭旦、蔡翘，说他是“乘校中放假之便”到上海料理私事，准备旧历新年后返京，必须澄清“拐款潜逃”之事。可能是得知校内已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政，作为应对，周鸿经要求罗、李、蔡三人分别代为处理校务和应变事宜。(46)接函后，李旭旦和蔡翘即向校务维持委员会说明，他们已函请周校长“从速返校”，并向周辞去应变委员会副主委之职，校维会决议慰留此二人。(47)2月4日，校务维持委员会与行政会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周鸿经来函内容，提出“校务既已由校长托人代理，校务维持委员会似无继续行使职权之必要，究应如何办理案”。该会未有明确解决方案，将提案交予教授会全体会议讨论。(48)2月5日，教授会召开全体会议，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提请辞职。出席大会者共75人，结果64票反对辞职，11票赞成辞职，决议仍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49)同日，教务长罗清生致函教授会，声明已向周鸿经恳辞暂代校务。(50)据当天中大留校同学会编印的《应变快报》报导，教授大会上关于校维会全体委员是否辞职一案，争辩十分激烈；而助教联合会、职员会和同学应变会分别致书全体教授，指责周鸿经“临难规避”，强烈拥护校务维持委员会。可见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合法性主要源自校内同学和职员的支持，具有民意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校务维持委员会得以继续主政，周鸿经的“委托代理校务”之令在事实上已宣告无效。
2月18日，中央大学教授会收到周鸿经上海来函，云其即日赴广州向教育部辞去中大校长，并希望在新校长未到任前由校务维持委员会诸位先生继续维持校务，此前汇往福建和台湾两地款项已分别致电郭廷以和钱震夏从速汇回学校。随后，教授会特召集大会报告此事，主席郑集还在当场宣布训导长沙学浚、总务长戈定邦和主任秘书韦仲殷等3人均请停止职务之事。(51)
周鸿经表达辞意，并希望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务，这已表明校长对该委员会权力合法性的承认。但问题是，一旦离校的周鸿经被批准辞职，新校长来校，校维会将何去何从？中央大学的命运走向又当如何？
得到周鸿经准备辞职的消息后，中大学生“甚表欢迎”，但他们不希望再派新校长，而是由校务维持委员会为中大长期的主持者。(52)3月3日，各院助教会联合会、职员应变会、工友应变会和同学应变会联合上书教授会，提出两点愿望：一是认为校务维持委员会“是一种最民主、最合理的制度”，彻底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二是拒绝周鸿经再入中大，并“不欢迎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出长中大”，因为“一人作宰”是一种“不合理衙门式”的教育制度。(53)同时，梁希、郑集、张更和陈瘦竹等教授也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校务维持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反对教育部委派校长。(54)
周鸿经提出辞职后，教育部一方面顶着中央大学校内“不要校长”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须审慎物色新任校长人选，以免引起校内的抵制情绪。3月初，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发表谈话，称周鸿经拐款潜逃的传闻，教育部将会替他澄清，至于中大校长问题，还未到最后决定阶段，按常理应由教务长罗清生代理校长，既然他不愿意，所以由校务维持委员会出来维持。(55)几天后，又有消息传出，陈雪屏因无法确定中央大学新校长人选，转意由校内教授担任。(56)当时教育部属意中大校维会常委之一的胡小石任新校长，但被他婉拒，而且学生也反对胡氏长校。(57)当有记者为此事采访胡小石时，他自己也承认陈雪屏曾面请其出任校长，被他拒绝。(58)
在这种情势下，加之此时南京府院政局不稳，教育部无力委派新校长到中央大学，检视《总统府公报》，也没有照准周鸿经辞职的命令。现可断定，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周鸿经在名义上仍是中央大学校长，如4月15日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在致总统府、行政院和教育部的呈文中，仍署“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周(因故离京)”。所以选任新校长这一问题绕了一圈，又回到了现实的原点，即周鸿经辞职未被批准，因而中大就不再存在“部派校长”问题；又由于周仍未返校，所以校务维持委员会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3月19日，中央大学召开1948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期间胡小石报告校务维持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并请求大会改选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59)胡小石之所以代表校维会委员提出改选，是因有教授提出“原有之校维会系一过渡时期中之组织”，现大部分教授返校，有改组并加强校维会之必要。而学生方面认为此系一“阴谋”，坚决反对改选。在召开教授大会之时，有学生和工友前往献花，并请求维持原校务维持委员会组织不变。最后教授会接受学生的请求，通过校务维持委员会人员不变的议案。(60)在大会上还有人提案，拟将“校务维持委员会”正名为“校务委员会”，但未予通过。时人分析，校务委员会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可确立教授治校的制度，但大部分教授认为由自己的组织来制定此制，有违中国传统的谦逊道德标准，故未予通过。(61)
4月1日，中央大学学生赴总统府请愿，与军官收容总队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有学生死伤，酿成“四一血案”。或出此原因，4月5日，校务维持委员会除了钱钟韩外，14名委员和候补委员集体签名向教授会提出辞呈，称“同人等维持校务已逾两月，心力交瘁，难以继续”，决定自4月11日起停止工作。(62)4月8日，中央大学召开第三次教授大会，对于校务维持委员会全体委员辞职事，决议挽留，并请校务维持委员会订立《校务委员会章则》后再依此章则改选。(63)
然而，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辞职决心十分坚定。无奈之下，教授会于4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接受校务维持委员会总辞职，并即行改选。改选之后，仍由校务维持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结果，会议选举熊子容、孙本文、陈章、刘世超、胡焕庸、蔡翘、高章孙、刘庆云、高济宇、干铎和范存忠11人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徐养秋、罗清生、梁希、吴传颐、吴襄、赵冕、胡乾吾、程式和陈华9人当选为候补委员。(64)据中央大学留校同学应变会编印的《应变快报》披露，当时参加教授会紧急会议者仅有75人，大会表决是否改选，当场有30人赞成改选，21人主张坚决无条件挽留，并认为以前有条件的挽留(由原校维会起草章则)“是在开玩笑”，另24人无表示，据确计参加投票者仅有60余人。该报走访某教授，了解对此次改选的看法，这位教授称“早已布置好，无话可说”。另一位教授则对今后中大的前途不甚乐观。(65)
4月15日，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定孙本文、熊子容和刘世超三委员为常务委员。(66)其实，在新校务维持委员会选出后次日(4月13日)，该会即举行第一次会议，但当时有数名委员谦辞，故未开成。到15日召集时，各委员方才到齐出席。会后，常务委员刘世超称：“今后校政当一本上届校维会之精神，不会有什么变动，希望所有中大人能团结安定共渡难关。”(67)在这次会议后的第8天，解放军攻克南京，政权易手。4月29日，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该会任务告一段落，准备将校务移交给中共当局。(68)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军事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大学。(69)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8月12日，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由梁希任主席。8月15日，原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务委员熊子容、孙本文和刘世超向校务委员会移交了所有清册文件。(70)至此，“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完成了其6个半月的使命。
三、“应变”期间的校园氛围
自1949年1月3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决议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政，直到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这段时间，学校度过了相对平稳的“应变”期。
学校“应变”，考虑到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需要充足的经费和物资储存。在校长周鸿经离校前，中央大学从教育部领得1至6月份的经常费和调整费，另加疏散费1269万元和应变补助费50万元，除去支出，结余700多万元，不过周离校前已将其中的385万元汇往福建、台湾和上海。此外，当时学校存米450石，煤油1000斤，禾柴620石，汽油3115加仑，机油34加仑，煤油26大桶(每桶53加仑)。1月28日，由于校长离校引发工友恐慌，他们向应变委员会要求开疏散旅费每人1万元，应变会只得照发，由教务长罗清生和应变会副主委李旭旦向教育部求拨应变费，翌日得1100万元，但学生阻止将此款当作疏散费发放，以购买米煤做储备。不过最终临时行政会议还是决定将此1100万元款分发给职员。(71)同时，临时行政会议还决定教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应变费每人1万元缓发，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通过。(72)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校内权威重新建立。2月4日，校务维持委员会重新决议，1100万元应变费交应变委员会支配，其中400万元交学生应变会，但学生应变会要向全校应变会报账。(73)随着局势稍稳，中央大学定于2月7日开学，2月14日正式上课。为此，学校特电请教育部迅拨6400余万元“以应万急而慰群情”。但当时物价蹿升，2月8日中大再向代总统、行政院和教育部求款，调整为19738万元，包括应变费、疏散费、预拨薪饷和学生副食费等项。(74)迟至3月16日，教育部作出回复，称应变费及疏散费先前已拨，中大所请疏散费应造具预算连同名册报部再请行政院核示，只准拨付员工薪饷及经常费，垫付学生膳食费和学术补助费。(75)其实，教育部本身并无收入，经费须由行政院划拨。查教育部曾向行政院要求一次性拨付16亿元作为迁移费和各校扩充设备费，而行政院则以已拨付战区国立学校应变费及预拨6个月经常费和临时费为由，未核准增拨款。(76)
2月18日至3月18日，中央大学共有收入6.16亿元，结余6000余万元，另有储备物资。为了避免金圆券迅速贬值的影响，学校尽量以现金购买储备物资。(77)另外关于汇闽台款项，最初就有人提出即刻追回。1月31日，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决议即刻向范存忠和钱震夏致电索款。(78)2月12日，曾在福建筹办新校舍的胡焕庸返校后向校务维持委员会报告，称他在福建时始终未收到180万元汇款，该款仍留在当地的钱震夏之手。(79)同时，钱震夏自福建致电学校，说明校长周鸿经电令其将此款“缓汇京”。(80)2月18日，周鸿经致函校务维持委员会，宣布其已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前汇闽、台之款已请钱震夏和郭廷以汇回南京。(81)由于台币升值，原汇台湾之200万元，汇回南京时增至2400余万元，利金填补学校经常费之不足。(82)
大致而言，从1949年1月底到4月底的“应变”期，中央大学的经费虽时常捉襟见肘，但在校务维持委员会和应变委员会的力争下，学校并未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师生安然。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之际，中央大学结存金圆券18亿元，其中12.5亿元兑换成黄金和袁币储值。(83)
学校“应变”，经费是重要保障，而校园内师生的言行取向也决定了中央大学作为“共同体”的命运。学校虽最终留南京，但个人的去处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949年2月7日，中央大学照常开学，截至2月17日，学生报到注册者已达1709人。(84)唐飞霄时在中央大学政治系就读，1948年11月中旬，因国民党军战事不利，学校师生已无心上课，他从南京赴上海，再返回湖南老家，一路上舟车拥挤，周围尽是逃避战祸的人群。1949年1月初，政局有所转机，国内形成了国共即将和谈的和平空气。在这种情势下，唐飞霄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大学将于2月7日开学和14日上课的消息，并得知许多同学准备返校，即启程赴南京，于2月25日到达。(85)或许唐飞霄的情况较为普遍，国共和战走向直接影响中大学生进出南京的抉择。截至3月15日，中央大学学生(包括研究生)已注册者达2562人，占应到人数的72％；教员(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已到321人，占上学期人数的74％；助教已到251人，占原有人数的79％；职员已到434人，占原有人数之80％；工友已到962人，占原有人数的83％。(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全宗”中存有一份1949年4月份教职员人数统计表(5月1日制表)，其中有教授201人、副教授66人、讲师59人，三者共计326人；助教249人、助理研究员3人、研究助理14人、职员426人。(87)对比两份数据，除去新聘人员因素之外(在政局危急之下，学校在短短一月余内新聘人员应不会太多)，可以判定在政权转移之际，中央大学学生和教职员中有3/4强的人员选择留在南京，并等候新政权的到来。
前文已提及，中央大学全校性的“原则上不迁”除了与当时国内政局趋向有关，中共地下党员的努力也至关重要。而在学校留驻南京的格局已定之后，师生个人的去留抉择就更具现实性。同样，中共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
张立藩于1948年从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在本校医学院生理科任助教兼读研究生，1948年底加入中共在中央大学的外围组织“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1949年初中大成立应变委员会，蔡翘任副主任委员，负责学校二部的应变工作。张立藩和地下党员陈定一经常去蔡翘家与之沟通，蔡翘早年的学生沈荠春(参加新四军)也从解放区写信给他，宣传中共政策，鼓励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88)还有一种状况属于从观望到坚持留守，如中央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文编目的职员施廷镛。在政权即将更替之际，他对自己的生活不知所措，国民党方面也未安排他迁至台湾。同时，施氏和地下党有一些接触。出于“共产党来了，还是要办学校的，还是要用人”的判断，准备“等待接管后再说”。(89)
除了中共有意识地对部分教授“做工作”之外，还有人因生活原因在迁台后又重返南京。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韩儒林于1948年底避战于上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其赴台任教。韩儒林当时还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平日研究全恃史语所图书资料。既然史语所迁台，韩儒林遂应允同往，于1949年1月中旬搭船抵达。但在台湾，韩氏感觉生活极为不适，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于是到2月份时又率全家返回南京，并参加中央大学应变会工作，筹备开学。(90)据台湾大学档案记载，2月8日台大文学院拟聘韩儒林为史学系教授(91)，韩氏应该是在得悉聘任消息后仍执意离台的。不独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韩儒林，就连倾向国民党并在台湾为中大寻觅校舍的郭廷以赴台后也曾有返校的意图。当郭廷以将迁校款从台湾汇回南京后，就准备返回，但因买不到船票，加之解放军渡江，家人赴台，这才留在台湾。(92)
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的去与留，关涉整个社会对国共两个政权的信任与支持，当时两党展开了“抢救/争取知识分子”的行动。朱家骅在教育部长任内曾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开始协助北平文教界知名人士南迁。但是，这一计划并不成功，有许多被南京政府圈定之人并不愿离开北平，而很多愿意南撤者又未被列入政府名单之内。(93)到蒋介石下野前后，一方面政局危急，另一方面部院更替频繁，1949年初之后欲撤离的教授更多只能通过个人途径赴台。中央大学有一小部分未留南京的教授，他们的迁移经历多充满艰辛。如袁宗泽、马光璇、赵冕、吕斯百、邵鹤亭和叶学普等5人于1949年4月底疏散到上海后“生活工作两无为继”，因而致函教育部长杭立武，请求按上海国立大学教授待遇给他们发薪水。(94)相比之下，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者却要幸运得多。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滞留上海的中大离职校长周鸿经于4月25日随同朱家骅搭乘专机赴台。(95)
在中央大学的“应变”期，中共除了利用各种渠道挽留教授，在校内释放“不迁校”的舆论之外，在更大范围内还逐步掌握应变工作的主导权，中央大学校内逐渐形成倾向中共的政治氛围。
在校务维持委员会中，中共拥有联络渠道。从1月31日至4月12日的第一届校务维持委员会有3名常务委员，其中梁希为著名的左派教授，是中共争取中大师生的纽带。1939年春，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组织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具中共统战组织的性质，中央大学教授梁希就在其列。(96)1946年5月，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成立了政党性质的“九三学社”，梁希为重要成员。(97)梁希是辛亥革命期间的老同盟会员，后赴德国留学学习林学，1933年起入中大森林学系任教。他自抗战后接触到中共主办的报刊，并与周恩来、邓颖超和新华日报社人员接触，在思想上逐渐和中国共产党靠近。(98)不过梁希政治倾向的转变有一个过程，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对梁的调查报告中还称其“温和俭朴，不长于行政，终日埋头实验室中，不闻外事”。(99)此外，中大心理学系教授潘菽为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族弟，倾向中共，并和梁希一起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
从国共政治斗争的格局看，梁希和潘菽是中共在国统区科学界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争取对象”。但在抗战时期，潘、梁二人的政治活动实则有限，其影响力也一般限于中央大学校外的科学团体中，所以对于校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并不是很深。然而，在内战期间，随着中共组织在校内扩展和政局的激变，左派教授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展。
1949年1月26日，中央大学成立学校应变委员会。1月27日，校长周鸿经离校，消息传出后，全校顿陷恐慌之中。时值假期，当时留校的学生即成立“留校同学应变会”，办理膳宿、储粮、纠察、福利等问题，分头向校方、教育部交涉。(100)此外，工友应变会和职员应变会也相继成立，三个应变会进而统一组成“中央大学应变委员会”。(101)应变会本是1949年初各校当局成立的机构，不过中共南京地下党却接过“应变”口号，发动各方力量，开展“护校运动”(反对迁校)，并承认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合法职权。(102)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央大学的中共学生党员有234人，另有数十名新青社会员，但教师党员的数目很少，总共只有七八名，除了农学院讲师干铎外，其余都是助教。(103)
1949年1月22日，代总统李宗仁为表示与中共谋和的诚意，实行七项和平措施，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裁撤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释放政治犯、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和停止特务活动等。2月2日，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援引李宗仁公告，决定恢复被捕后开释和传讯未出庭同学的学籍，取消参加政治活动被勒令退学同学的处分。(104)同时，校务维持委员会还积极营救于1948年秋被捕判刑的共产党员学生朱成学、李飞、华彬清和薛国愿，派员前往首都模范监狱和特种刑事法庭保释，但未成功。此后又直接上书李宗仁，要求据释放政治犯之规定开释朱成学等4人。(105)几经努力，到4月中旬。朱成学等人终被释放。与周鸿经送学生进特种刑事法庭相比，代表校方的校务维持委员会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表明教授群体的政治态度。
在学校“应变”期间，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选择留校或在新学期开始时返校，没有成为赴华南和台湾的“流亡学生”，这一行动本身即显现了他们的政治取向。留在南京的中大学生是校内政治情绪最激昂的群体。前文已提及，大部分学生拥护校务维持委员会，反对离职校长周鸿经，反对“部派校长”。3月12日，与周鸿经过从甚密的前体育系主任江良规返校，中大学生掀起了“反江”热潮，大部分人认为江良规返校是“阴谋”，企图以“复辟”势力控制校务维持委员会。为此，江良规解释自己在做生意，来校只是办理体育系移交手续，绝无任何“阴谋”。(106)此次学生反江事件是反周鸿经的延续，周鸿经和江良规亲国民党，学生的矛头实则指向后者。这是校内的政治气氛常态的一面，而非常态的一面是学生的抗议运动。
4月1日，南京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飞赴北平与中共展开和平谈判。同日，为向南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学委所属的大专分委策动各校学生发起游行。当时市委并不同意上街游行，但为时已晚，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无法遏制。(107)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胡小石教授为保护学生随行。下午游行结束，各校学生返校途中，剧专和政治大学学生与军官收容总队发生严重冲突，在总统府门外的中大学生与收容总队和军警发生冲突。结果，中大学生程履绎和政大司机陈祝三当场死亡，中大学生成贻宾重伤，于4月19日不治身亡，中大数十名学生及教授受伤。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中大有超过2200名的学生参加。(108)如果此数字确切的话，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留在南京的中大学生参加了此次运动。“四一事件”酿成惨剧，无疑使在和战关口求存的南京政府陷入被动。4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往何处去》一文，指责南京政府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同时周恩来要求停止谈判，并指出南京政府应对惨案进行处理。在中共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京政府对于“四一事件”的处理较为谨慎，并未查处或逮捕学生，并对负伤者进行抚慰。尽管如此，“四一事件”还是拉大了南京政府与学生的距离。
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21日，解放军渡江。鉴于南京形势危急，22日中央大学召开“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讨论应变事项。(109)23日上午，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等人飞离南京，南京政府军政人员纷纷撤离，当夜解放军占领南京。23日当天，中央大学全校警戒，未离开的校警和学生一起保卫学校安全，学校有部分教授仍正常授课。听到夜晚的炮声，不少同学还以为第二天解放军将渡江，这时政治系毕业班学生唐飞霄这样记录下自己的心情：“闻之身心一振，大家庆幸这污秽的日子将随着今天的结束而结束。”(110)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军事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国立南京大学去除“国立”二字，径称“南京大学”。较之22年前由国立东南大学改组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新南京大学的改造无疑更具革命性和颠覆性。
四、结语
无疑，1949年之于近代中国历史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国内军政格局完成根本性转换之际，一所位于旧政权首都的国立大学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1949年初短短的几个月内，由南京政府推动的中央大学“应变”计划引发学校内部关于迁校与不迁校之间的斗争。最后，中央大学大部分师生选择留驻南京，期待两党休战，进而又等待新政权的接管。
在迁与不迁的问题上，国共两党均曾在校内有意识地进行策动。国民党透过中大校方进行迁校决策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功地在校内制造不迁校的舆论氛围。在学校行政主管和教授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上，不迁校的提案得以通过。继而由于校长和总务长、训导长离校，校政由教授会选出的校务维持委员会主持。从大学治理框架来看，校务维持委员会(包括3名常委)向教授会负责，而非向政府(教育部)负责。教授会原本系校内具有咨询性质的组织，按当时的大学组织规章，其并非学校行政架构中的一部分，更无校政决策权。在校内外局势混乱之际，校务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和行政呈现出特殊的“教授治校”形式。“教授治校”虽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大“迷思”，理想与现实从未完全契合，但仍具“道高于势”的号召力。(11)此外，校务维持委员会还包含另一层政治涵义：该会本身即为不迁校决议后的产物，教授群体已两分(或有相当部分人举棋不定，观局势变化而动)，由留守南京的教授推举而组建，采取与原先校内的“当权派”相异的措置。在政权转移之际“非此即彼”对立的情境中，这一抉择或隐或显地体现特定的政治倾向性。
在中央大学的最后几个月中，这种“教授治校”的方式与校内的政治氛围产生交错互动的关系，造成学校原当局的合法性被消解，随之伴生的是国民党在原本这所大学拥有的政治统合力的丧失。在新政权下，从旧大学消亡到新大学改造的过渡显得既自然又彻底，这是一个重要的前因。
指导教师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①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②如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年版；林桶法《1949大撤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1927年7月，国立东南大学改组，在合并江苏省内八所大学和专科院校的基础上成立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径称“南京大学”。
④参见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164—166页。
⑤《在京部属各机关学校疏散眷属办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58期，1948年12月11日，第2版。
⑥《国立中央大学行政会议临时会议记录》(1948年1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930。下文引用径称“中大档”，此档藏处亦不一一注明。
⑦《国立中央大学在沪设办事处》，上海《公教学校通讯》第3期，1949年1月15日，第7页。
⑧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1948年11月11日，2007年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43页。
⑨《中大提前放寒假 二次高考昨举行》，南京《大刚报》，1948年12月12日，第2版，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⑩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8年12月24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11)周鸿经致李新民函，转引自李新民《怀念周校长纶阁(鸿经)师》，“中央”大学七十周年特刊委员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桃园，“中央”大学1985年版，第136页。
(12)《胡焕庸为在厦门大学寻得校舍函》(1949年1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13)《周鸿经要求教育部协助寻觅新校址呈》(1949年1月2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3页。
(14)《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8年12月28日，第292页。
(15)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20—222页。
(16)《周鸿经致陈雪屏函》(1949年2月21日)，台湾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0033/140.01—04/0001。此材料蒙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曾冠杰先生代为查阅，谨致谢忱！
(17)《国立中央大学校务会议三十七年度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21日)，中大档，648/925。
(18)《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9年1月10日，第384页；1949年1月15日，第351页。据时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代系主任的施士元回忆，当时理学院通过全体教职员工大会表决的形式决定不搬迁。参见施士元《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19)《中共上海局致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信》(1948年9月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5页。
(20)《最近工作报告》(1948年10月)，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第57页。
(21)南京大学《当代中国教育》编写组：《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改造》，《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2期，第97—98页。
(22)王觉非：《回忆范老二三事》，王守仁、侯焕镠编：《雪林樵夫论中西——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23)孙邦正编著：《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第461页。
(24)《北大不南迁 校务会议已通过》，《申报》，1948年11月24日，第1张第2版；《北大教授会通过不迁校》，《申报》，1948年11月25日，第1张第2版；《清华大学决不南迁 燕京亦照常授课》，《申报》，1948年11月23日，第1张第2版。
(25)《黄曾樾与胡适等商决 平各院校不南迁》，《申报》，1948年11月28日，第1张第2版。
(26)《中央盼北大等校必要时南迁》，《申报》，1948年12月12日，第1张第2版。
(27)《平各校负责人 均已奉命撤退》，《申报》，1948年12月26日，第1张第1版。
(28)如上海交通大学由教授会决议通过不迁校，见《交大教授会议决不迁校》，《申报》，1948年12月6日，第1张第4版。
(29)当时中央大学设有两个校区，一部在南京市内的四牌楼，二部在南京市内的丁家桥。
(30)《中央大学应变委员会组织简则》，《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6—527页。
(31)《学校应变几致流产 同学应变会应运而生》，国立中央大学留校同学应变会编：《应变快报》第1期，1949年1月27日，手写油印本，中大档，648/2611。
(32)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33)《中大学生请愿 为了膳食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8日，第3版。
(34)沈怀玉访问、简佳惠记录：《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464页。
(35)《教授大会记录》(1949年1月30日)，中大档，648/977。按该文件原标题及时间脱文，该会议记录之内容多述及1月28日和29日之事，会议又通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查该委员会于1月31日成立，且《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一文也记载1月30日的教授大会决议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所以判定时间为1949年1月30日。
(36)罗荣渠日记，1947年12月15日，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9页。
(37)《北大又面临灾难 胡适自认“逃兵”》，《申报》，1948年12月18日，第1张第2版。
(38)《学生自治会致郑天挺函》(1949年12月18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页。
(39)《教授会关于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的通知》(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2页。
(40)中央大学在建校初期设有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性质，无校务决定权。在1929—1932年中央大学历次争取经费运动中，教授会曾起到组织教授抗议活动的作用(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罗家伦上任后，教授会鲜有活动，我在中央大学档案全宗中未发现罗家伦上任至抗战前的有关教授会的文件。也有人称中央大学教授会为1940年创立，教授很少过问行政。(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41)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42)《郑集等关于成立校务临时维持委员会致李宗仁等的呈文》(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2—533页。
(43)《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中大档，648/927。
(44)《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7日)，中大档，648/927。查历次会议记录，自2月2日第四次会议起，“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改称“校务维持委员会”，但有时内容中出现“临时”字样。1949年1月31日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决议钤刻会章“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故本文除引原文外，统一称“校务维持委员会”。
(45)《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10日)，中大档，648/927。
(46)《周鸿经致蔡卓夫等函》(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8页。1949年2月6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周鸿经函，澄清所谓“中大校长拐款潜逃”绝无其事，并说明自己离校是乘假期赴上海处理家事。
(47)《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3日)，中大档，648/927。
(48)《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行政会议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4日)，中大档，648/927。
(49)《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第二次全体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5日)，中大档，648/977。
(50)《罗清生致教授会函》(1949年2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9页。
(51)《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52)《周鸿经决定辞职 中大同学表示欢迎》，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2月20日，第2版。
(53)《各院助教会联合会、职员应变会、工友应变会、同学应变会函》(1949年3月3日)，中大档，648/927。
(54)《教授们的声音》，中央大学《中大人报》第3期，1949年3月12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55)《中大“校长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日，第3版。
(56)《中大校长谁出任？》，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6日，第3版。
(57)《中大校长纠纷迄今尚未解决》，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11日，第2版，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58)《胡小石教授谈中大校长纠纷》，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14日，第2版。
(59)《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60)《中大教授会决改组校维会》，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2版；《中大系科代表会决议 欢迎吴有训返校校委会暂不改选 学生对江良规深致不满》，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3版。
(61)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9页。
(62)《校务维持委员会总辞职书》(1949年4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3页。赵为和初绿撰写《郑集传》中指出校务维持委员会因保护学生不力而引咎辞职。这一说法来标明史料来源，但书后参考文献有郑集提供的个人档案和日记。具体待考。参见赵为、初绿《郑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63)《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三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4月8日)，中大档，648/977。
(64)《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教授大会紧急会议记录》(1949年4月12日)，中大档，648/977。
(65)《早已布置好 前途不乐观》，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42期，1949年4月14日，中大档，648/2611。
(66)《国立中央大学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4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5页。
(67)《新常委谈校政 以中大福利为前提发扬校维会传统精神》，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43期，1949年4月17日，中大档，648/2611。
(68)《校务维持委员会准备移交公告》(1949年4月29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南京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9)《刘伯承、宋任穷任命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的通知》(1949年5月7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5页。
(70)《校务维持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交接文》(1949年8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7页。
(71)《教授大会记录》(1949年1月30日)，中大档，648/977。
(72)《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中犬档，648/927。
(73)《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4日)，中大档，648/927。
(74)《中央大学呈代总统、行政院、教育部》(1949年2月8日)，中大档，648/4544。
(75)《教育部代电》(1949年3月16日)，中大档，648/4544。
(76)《行政院指令(卅八穗预1747号)》(1949年3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877。
(77)《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78)《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4页。
(79)《发布迁校消息 胡教授有道理》，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1期，1949年2月12日，中大档，648/2611。
(80)《校维会辞职的真象》，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1期，1949年2月12日，中大档，648/2611。
(81)《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82)《校维会重大决议》，中央大学《中大人报》创刊号，1949年2月26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83)《孙本文等在教授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5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4页。
(84)《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85)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第143—154页。
(86)《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87)《国立中央大学三十八年四月份教职员人数统计表》，中大档，648/1268。
(88)张立藩：《母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忆半个世纪前的校园学习生活》，高澍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69页。
(89)施锐编著：《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90)韩朔眺、陈得芝：《韩儒林传》，陈得芝等编：《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时为中央大学历史系助教的王觉非回忆，韩儒林从台湾返校后，历史系举办了一个欢迎会，韩先生讲了他到台湾的经过，并说到台湾的一些教授生活很不安定。参见王觉非著《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91)参见台湾大学档案《台大发文归档簿》，转引自李东华《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从帝大到台大(1928—1960)》，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92)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22页。
(93)详见林桶法著《1949大撤退》，第349—352页。
(94)《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袁宗泽等致杭立武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档案，B1/1/2212。按原函未署日期，根据杭立武批示的日期5月4日判断，应该在4月底5月初。
(95)李新民：《怀念周校长纶阁(鸿经)师》，中央大学七十周年特刊委员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37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
(97)《九三学社宣言及主张》(1946年5月4日)，薛启亮主编：《中共民主党派史丛书·九三学社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98)张楚宝：《梁希教授的生平及其光辉业绩》，《湖州文史》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1—5页。
(99)《梁希调查报告(卅一年)》，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129000000955A。
(100)《学校应变几致流产 同学应变会应运而生》，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期，1949年1月27日，中大档，648/2611。
(101)《从苦难中诞生的——中大应变前后》，中央大学《中大人报》创刊号，1949年2月26日，第2版，中大档，648/2580；南京大学《当代中国教育》编写组：《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改造》，《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2期，第98页。按1949年2月初全校性的应变委员会成立后，学生应变委员会、职员应变委员会和工友应变委员会依然存在。见《应变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8—531页。
(102)盛天任：《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华彬清、钱树柏主编：《南京大学共产党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8页。
(103)刘晴波等：《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史》，《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89页；王觉非：《逝者如斯》，第247页。
(104)《校务委员会为所有被非法逮捕、传讯、开除之学生一律取消处分布告》(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7页。
(105)《校务维持委员会要求释放朱成学等四人致李宗仁的呈文》(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6—537页。
(106)《“复辟”分子卷土重来 江良规潜返中大》，国立中央大学丁部应变委员会快报股编印：《应变公报》第31期，1949年3月15日，手写油印本，中大档，648/2611；《中大系科代表会决议 欢迎吴有训返校 校委会暂不改选 学生对江良规深致不满》，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3版。
(107)马福龙、沈忆琴主编：《沙文汉陈修良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08)《东区警备指挥部关于四一血案经过呈》(1949年4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13页。
(109)《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1949年4月2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7—548页。
(110)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1949年4月23日，第167—168页。
(111)如中央大学教授梁希表示，“教授治校”是一套民主制度，“在我们看来，极其平凡，而且是应该的事”，但是统治者却认为这样是“大逆不道”。见《教授们的声音》，中央大学《中大人报》第3期，1949年3月12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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