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历史记忆与真实再现_南京大屠杀论文

“南京”的历史记忆与真实再现_南京大屠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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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纽约一年一度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上,放映了一部不同寻常的影片——《南京》(Nanking),由美国在线(AOL)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Ted Leonsis)制片。里昂西斯是在书店里偶尔看到张纯如的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就来了灵感,决定出资二十万美元制作这部纪录片。他聘比尔·古登泰格(Bill Guttentag)和丹·史度曼(Dan Sturman)作导演,该片在纽约放映时,评论界反应很平淡。但美国TINKFilm影业公司还是宣布买下北美放映权,于2007年下半年院线有限放映。可在大洋的另一端却不那么平静,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称不会对诬蔑日本人为野蛮民族的恶意宣传片视而不见,要斥资两百万美元拍摄《南京真相》,给影片《南京》的放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消毒。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鼓噪: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不过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

当导演古登泰格和史度曼飞到北京参加《南京》首映时,他们感受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首先是官方大开绿灯,剧本通过顺利,在中国每年只进口二十部外国影片的紧俏配额中,《南京》在大片《加勒比海盗》和《变形金刚》的轮番轰炸下,见缝插针,小众观赏。在南京,竟出现了热心人慷慨解囊,请千名观众免费观影的“壮举”。还有两家影院主动降低票价到十元,让更多的国人回顾过去,勿忘国耻。两位美国导演与中国观众一起欣赏自己执导的影片,发现影院里的观众早被深深地感染,场面动人,中国之行很令他们难忘。

我偶然机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看了《南京》,当时观众席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不再有修辞意味,巨大的放映厅已经没有一个空位子。不像国产重大题材主旋律影片一般由单位组织观看,这次在北大讲堂看电影的观众,全部自费。影片长九十分钟,没有像其他纪录片那样依赖旁白,而是选优秀演员扮演当事人直接对着镜头讲述历史。二十二名滞留南京的西方人是电影的主角和叙事者,穿插了一些大屠杀幸存者或其后裔的访谈,并配有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影像档案资料,作为主叙事的脚注。虽然该片调用了大量详实、准确的档案史料,但它的叙事风格颇似朗兹曼(Claude Lanzmann)著名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在《浩劫》这部片子中,朗兹曼创造了一种新叙事形式——九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完全依赖口述,而拒绝使用任何影像档案资料,因为他认为影像无法再现大屠杀的极端性。同时,这位法裔犹太艺术家提倡一种暴力美学,即整个影片是关于毁灭的,而不涉及拯救或救赎。他坚持用古希伯莱词shoah(意思是混乱、劫难、毁灭等)做片名,而反对使用通常的Holocaust(大屠杀)。因为Holocaust隐含了牲祭的意思,也就暗示了救赎的可能。

但在意义层面上,美国版的《南京》没有步朗兹曼的后尘,而更贴近斯皮尔伯格的大屠杀美学,即把屠杀演绎成一个人性故事。《南京》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毁灭悲剧,而是一个英雄与拯救的道德剧。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这部影片通过拯救英雄的视角,讲述一个城市的陷落、屠城、强奸、劫掠和焚毁。二十二名客居南京的欧美传教士、修女、商人、教师凭藉非凡的勇气、惊人的毅力和高尚的基督精神,与残暴的日本占领军周旋,建立安全区,拯救二十万中国平民和士兵免遭生灵涂炭。

大讲堂里已是一片啜泣声。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哭成了泪人,还时不时腾出擦眼泪的手捂住小孩的眼睛,小声叨念着:要知道这么惨,就不带你来了。片尾长长的字母滚动着,没有一个观众起身,像是默哀、像是致敬。当字幕打出:“献给张纯如女士”时,大家再也控制不住泣声一片。大讲堂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观众低着头,步履缓慢地离开大厅。我有意听听大家的观后感,有人说:“太感人了,人家拍我们的历史,让咱们这么感动,我们自己怎么就拍不出来呢?”另一观众插话:“这部电影让我感觉与以前了解的南京大屠杀不太一样,可是又没有看出什么新内容来。”她边上的男友补充道:“这部片子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整个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几个外国人救出了二十万中国人的历史”,“哦,真是谁讲历史就是谁的历史呀”,“谁让中国人拍不出来呢,人家拿走了我们的历史”。

其实,中国大陆也拍过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如1982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987年的故事片《屠城血证》、1995年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和2002年的故事片《五月八月》等。不能说我们自己没有意愿去拍南京大屠杀电影,只是它们影响不大,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不能说中国人忘记了国耻,因为官方的纪念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从未间断过,民间也自发收集历史材料、维护受害者权益、跨国诉讼,甚至抗议活动更此起彼伏。学校常组织学生观摩大屠杀电影,让青少年记住过去,不忘历史。但如果你提起这些片名,却很少会有人知道。每逢纪念日重提国殇,人们或者带着抵触情绪,觉得这是政治宣传或老生常谈;或马上想到中日关系:日本能否诚心忏悔?是否篡改了历史教科书?右翼势力是否又要抬头?等等。似乎这段历史只与日本关系重大,而与我们自己却相去渐远;好像我们只为了日本才需记住南京。而这段奇耻大辱对民族心理的伤害,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却很少有人追究。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和身份意识,往往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冲突中、特别是灾难性创伤中,逐渐形成的。日本对珍珠港的一次军事突袭,恐怖组织在“9.11”的一次袭击,改变了美国人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也改变了美国文化中的许多核心价值观。犹太民族更是以深重灾难和苦难历程来界定自己的民族性。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家间的关系会时好时坏,终究利益是权衡国际交往、国与国联盟或敌对的杠杆。而历史记忆却是非功利的,会铭刻在文化基因里,慢慢地沉积到民族的血脉之中。

我一直想弄明白,国内制作的大屠杀影片与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到底有什么不同。在美国讲学时,我曾在一门中国现代史的课上,放过吴子牛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课上的美国学生当然对这段历史所知甚少,又是很年轻的大学本科生,所以没有任何先入的偏见。学生们开始的反应是太恐怖、太血腥了,有些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时,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的脑子里,他们对影片的整体却没有把握。基于支离破碎的印象,学生们观后感也很肤浅。究其原因,可以与美国拍摄的《南京》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后者的叙事如此流畅,线索非常明快、清晰。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南京》的故事性、戏剧效果比吴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要强得多。虽然视觉素材要比吴子牛的旧作少,但是,《南京》通过口述勾勒出更生动、更传神、也更惨痛的场景,让人无法质疑它的真实感,给心灵以强烈的震撼。

在美国版的《南京》中,有一段让所有观众动容的口述。特写长镜头给一位南京的老人,他讲述着儿时的记忆。1937年冬季的南京城里,就在他面前,日本兵连刺母亲几刀,可她还死死抱住吃奶的小弟弟。日本人再用刺刀把婴儿挑到死人堆里,一身血污的小弟弟,却又爬回到奄奄一息的母亲怀里,一个劲地吮吸奶汁。而这时母亲的乳房上,两道深深刀口冒着血泡。无论多么真实的表演,多么高超的特技,多么精确的画面,都无法企及老人讲述的真实。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表现一个刚懂事的男孩,看着眼前亲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除了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温暖寒冬中渐渐僵硬的尸体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老人断断续续、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打碎了所有观众的心。《南京》成功地通过个人记忆通达历史的真实。

而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则力图通过电影媒介,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让无声的史实说话,让封藏在岁月里的历史复活。所以他的作品面面俱到,把所有重大、典型的历史事件尽收片中。为了言之有据,影片甚至引资料片和书面档案做佐证,并希望每个画面尽可能恢复历史的原貌,一部故事片看下来更像板着面孔的教科书。作者似乎没能认识到,历史叙述与电影艺术各有自己的叙事规律,不可能指望在摄影棚里拍出视觉化的历史档案,既是审美的,又是实证的。特别是当把电影作为观念载体,让它成为“见证”历史的工具时,电影的艺术魅力就丧失殆尽了。真实再现历史不依靠司法审判所需的无偏见、普遍认可的“铁证”,也不可只取材于平面的集体记忆。相反,它要求主观化的、情感丰富的特殊诠释视角。虽然吴子牛在片中一一列举了惨绝人寰的罪证,可他没有能力将思考推向更高的层面,结果是言辞激烈的控诉显得苍白、僵化,缺乏真情实感,影片最后流于宣传口号。也许作者没有深邃的思辨力,驾驭如此沉重的题材。毕竟这段历史太极端了,它挑战了人们认知的极限。

里昂西斯的作品却大不相同,他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制班子,很善于营造一个高潮性结尾和结论性理念。但《南京》的结尾对中国观众来说,显得过于轻佻,星条旗在空中高高飘扬的镜头,以及二十二个“中国人的辛德勒”的义举,让人观感复杂,难于认同。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作者很懂得从谁的视角、谁来叙述、以及如何叙述这三要素,在历史影片叙事中的至关重要作用,它们甚至超过了历史材料本身的意义。这部美国电影自始至终从欧美人士的视角出发,借他们的往来书信讲述南京的故事。结果,南京的暴行变成了二十几个义人,凭着基督博爱的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人的故事。这时再看一下吴子牛的作品,虽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大量史实,他却唯独没找到一个独特视角,把素材统摄到某个理念上去,实现升华并超越历史。他虽然实现了表面的形式完整,但终究思路散漫、凌乱,没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

美国人拍中国的大屠杀,当然会从冷静的旁观角度,鸟瞰远在东方的灾难。因此,电影《南京》在结尾处把惨绝人寰的浩劫归结为一切战争的丑恶。但是作为受害民族的一员,我实在无法接受这种超然度外的轻描淡写。并不是所有战争都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平民杀戮,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已经步入现代,日本已经历了明治维新和工业文明,怎么会用近乎原始的野蛮手段,凌辱、歼杀自己的近邻?无理性地践踏曾长期汲取文化精髓的古老文明?大屠杀的受害一方也不可理喻,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遭此奇耻大辱后,仍因政见不同和权力之争,宁愿同室操戈,不愿一致对外,这也不是任何一个受欺辱民族的正常反应。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尴尬困境是,自己没有找到令人信服地讲述过去的方式,又不甘心接受他人居高临下地代述自己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七十年,每年我们都有纪念活动,但每年都在重复一些基本史实:发生时间、死亡数字、残忍暴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当涵义丰富的历史记忆变成固定的知识,印在课本里,并封存在铅字中时,我们并没有感到历史更真实,相反却丧失了叙事活力和生长性。那么,有没有鲜活地、或更“真实”地叙述历史的方式呢?每当读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430)创作的《历史》时,我都会慨叹古希腊人讲故事的魅力。该书记载的是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古代史家叙事的从容和开放。他从不板着面孔,俨然一位历史的判官,宣称书中所言句句为真,自己的《历史》为“信史”;相反,他把对立双方对一个事件叙述的彼此矛盾,平行呈现出来,让读者从自身的立场和背景出发,自主地判断其真伪。因为记忆从来不是客观的,它牵涉到主体的立场。希罗多德自始至终向读者展现着“众声喧哗”般的矛盾记忆。每个讲述者都从自己有限的角度出发,再现着同时也是解读着过去。对于古希腊历史学来说,书写历史并不是追求统一的叙述,而是展开记忆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另外还有一种与之相悖的方式,即犹太裔德国语文学家奥尔巴赫的观点。他在著名的《模仿论》第一章分析圣经《旧约》文本时认为,圣经作者追求的是故事的“客观真实性”(objective truth),或者说是“普遍真实性”——即所有人都须认可的“事实”,而不是叙事的“现实性”(realism,Auerbach:14)《旧约》对历史真实的主张要远比古希腊作者迫切得多,而且还相当专横、独断,不容质疑。《旧约》不仅要求故事有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性,而且还要求它所建构的神学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real wolrd);任何其他秩序和历史均受圣经统辖,不容不臣、反叛,因此圣经的信条旨在征服世人。(Auerbach:14—15)《旧约》实现所谓“历史真实性”的手段,当然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其可信性,也不是感官、色调描写得更为出色,而是因为它的叙述更能反映人物内心的矛盾、外部事件的复杂性以及行动目的的暧昧性。(Auerbach:20)更重要的是,圣经作者会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调整和选择记忆的方式和内容。

也许,美国版的《南京》具备了犹太圣经叙事的复杂情感和多义历史,但拒绝了古希腊式的“众声喧哗”的多元视角。而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却两者都不沾边,一部苍白无力的无趣电影。当下以功利、快捷为价值导向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艺术家看不到历史记忆的阐释性,没有能力在时代变迁、更替中,不断挖掘历史的新意义,让一代代人的思想光芒,照进当下现实。其实,每个民族不仅生活在当下,也生活在过去里。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一篇分析犹太人和犹太教关系的文章里提到:历史境遇会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中深深扎根,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每一种声调和色彩,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最深和最强有力的东西。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个性不仅仅通过父辈的本性,而且也通过犹太人的命运、苦难和羞辱逐渐形成。(布伯:15)六十多年过去了,犹太大屠杀仍然活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断讨论、研究那段历史,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并在大学里开设犹太大屠杀课程。还发表无数学术论文,拍摄大量故事片和纪录片,以及采访幸存者、研究纳粹德国史等。犹太知识分子从历史反省中理解自己的民族,认同犹太人的身份,揭示民族的命运。他们中涌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把“屠犹”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亚斯贝斯和鲍曼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思想家、犹太裔法国人德里达,则以大屠杀为切入点,分析“悼念”与“宽恕”之间的伦理关系,以色列政治家本·古里安更把“屠犹”与以色列国争夺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二战中的“屠犹”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现代思想的新开端。

反观我们对南京死难者的悼念,会发现有过多短期利益的考量。要知道,日本的道歉或赔偿无法抚慰我们民族的心灵创伤,因为如此巨大的浩劫无法用量化的方式推算如何了结,不能让双方“两清”,彼此不欠。我们更没有资格代表死者,对战犯宽宏大度地说声“原谅”。屈辱首先是关乎自己的,其次才是针对他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讨论人文精神时,曾不断援引远在欧洲的“屠犹”如何泯灭人性,竟忘了自己的遭遇更刻骨铭心;我们的媒体炒作辛德勒的人道义举时,却不肯自省同胞的劫难。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但却因思维的惰性而不肯费神挖掘自己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无力掌握历史的话语权。新锐导演陆川筹划的《南京啊!南京》已经开拍了,希望他的新作能实现历史叙事的突破,让南京大屠杀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重要资源。记住过去、悼念死者,是一个古老民族应具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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