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基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权结构论文,宏观经济论文,视角论文,水平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10年以来，在一系列宏观紧缩调控政策和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速明显放缓，实体经济领域流动性趋紧的态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而向实体经济投放了巨额信贷，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是否会集中凸显，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有关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反馈顺周期效应，银行的顺周期行为会加剧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但有关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未能得到明显一致的结论。Bernanke等(1996)、Dell' Ariccia和Marquez(2006)以及Matsuyama(2007)基于金融加速器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在宏观经济上行(下行)周期，较低(高)的利率水平会减轻(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提高(降低)抵押品价值及其还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银行的风险偏好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宏观经济上行周期，为抵消低利率带来的收益减少的负面影响，确保一定的盈利水平，银行可能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从而导致风险水平的上升；而在宏观经济的下行周期，利率上升导致银行收益增加，为规避风险，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可能会更为谨慎，其风险承担水平可能因此下降。显然，第一种效应反映了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之间的顺周期效应，第二种效应则与不同周期下银行的风险选择偏好有关。而不同周期下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则与银行所处市场环境、行业监管及其个体特征有关。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之后，有关银行顺周期行为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相关理论研究均表明，资本约束、风险计量和公允价值等一系列监管和会计准则都会对不同周期下的银行风险选择行为产生影响。但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银行个体特征对其不同周期下风险选择偏好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研究却较为鲜见。
近年来，在对金融危机中银行过度风险选择行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银行公司治理特征对其风险行为选择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Iannotta等(2007)、Fahlenbrach(2009)、Shehzad等(2010)和Barry等(2010)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薪酬结构等反映银行公司治理特征的要素均会对银行风险选择行为产生影响。然而，相关研究并没有考虑这类银行公司治理特征因素对不同周期下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影响。因此，如果商业银行风险水平会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发生变化，那么，其公司治理特征的差异是否会对宏观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联产生影响？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经历了股份制改革后，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尽管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股权集中、国有股占比较高仍是其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因此，基于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来检验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与其风险承担之间关联的影响，对于客观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银行风险的变化将更具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基于此，本文在对现有相关研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以中国45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银行股权结构变化对两者间关联的影响效应。①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显著为负，而国有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增强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之间的敏感性。
本文的研究既为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基于中国银行业的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这两者之间关联的研究提供了基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征要素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如前所述，现有关于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早期的研究在市场完备假设下，认为银行风险承担不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Hellwig(1997)指出，银行可以通过签订一些契约来对冲系统性风险，其只需承担个体的特质风险；在放松完备市场假设的情况下，学者们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但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Bernanke等(1996)、Dell' Ariccia和Marquez(2006)以及Matsuyama(2007)基于金融加速器原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当宏观经济处于上行(下行)周期时，利率水平的下降(上升)将通过减轻(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提高(降低)抵押品价值及其还款的可能性而直接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提高)；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上行周期，为抵消低利率带来的收益减少的负面影响，确保一定的盈利水平，银行可能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从而导致风险水平的上升；而在宏观经济的下行周期，利率上升导致银行收益增加，为规避风险，银行的风险选择行为可能会更为谨慎，其风险承担水平可能因此下降。近期的文献则倾向于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说明宏观经济冲击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联。Angeloni等(2010)认为，在经济上行周期，利率水平下降，随之而来的货币政策或者总供给的正向冲击将降低银行的融资成本，提高储户还款的可能性，此时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提高其杠杆水平，而利率的降低使得银行的资产回报降低，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银行的风险增加。但Zhang(2007)的研究表明，预期未来的收入下降非常关键，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将提高资本回报率、预期的违约概率下降，因此银行将获得未预期的贷款组合收益，随着银行资本水平的提高，其承担的风险有所降低。相关的研究还包括Dib(2010)、Christenden等(2011)等，他们的研究均表明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信贷的影响为正，但有关宏观经济周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
(二)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Saunders等(1990)最早检验了银行股权结构与股东风险选择动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与经理人控股的银行相比，大股东控股的银行具有更明显的风险选择倾向。在此基础上，Iannotta等(2007)、Marco和Fernandez(2008)、Romulo等(2008)、Laeven和Levine(2009)以及Shehzad等(2010)进一步检验了银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Iannotta等(2007)和Shehzad等(2010)认为，银行股权集中度与其风险之间呈负相关关系；Marco和Fernandez(2008)、Laeven和Levine(2009)则认为，股东冒险经营的动机比经理人更强烈，其更加偏好风险，因此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而Romulo等(2008)的结果则显示，银行股权集中度与其风险之间呈非线性的U型关系。他们认为，一定程度上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将使得股东监督经理人的动机加强，从而有利于缓释银行风险，而当股权集中度到达一定水平以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也即大股东侵吞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将凸显出来，银行的风险随之上升。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杨有振和赵瑞(2010)发现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对应着银行风险的提升，孔爱国等(2010)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不同性质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变化也会对银行绩效和风险水平产生影响。早期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不同性质的股东构成对银行绩效的影响(La Porta等，2002；Barth等，2004；Beck等，2004；Berger等，2005)。近年来，有关不同性质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对银行风险影响的文献也有所增加。Barry等(2011)利用平均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不良资产的中位数和Z-core四个指标作为银行风险的替代指标，研究了欧洲国家公开上市和非公开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与其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果显示，对公开上市银行而言，股权结构的变化与风险水平无关；而对于非公开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及不同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能够显著地解释其风险水平的变化。国有股占比及其变化对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国有股占比过高会导致银行效率的低下，但其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却未能取得一致性结论。Caprio和Peria(2000)、Barth等(2004)、Berger等(2005)以及Iannotta等(2007)基于不同国家银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会提升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国有股占比与银行风险显著正相关。然而，Iannotta等(2011)以西欧210家大型银行数据为样本和曹廷求等(2006)基于中国山东、河南两省29家中小银行数据的研究则表明，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相比，其风险特征并无显著差异。而王涛和蒋再文(2011)的研究则认为，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控股银行的经营行为更加审慎。
现有文献为宏观经济波动、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显然，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均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基于金融加速器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两种不同效应中，前一种效应体现为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效应，后一种效应则与不同周期下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有关，而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又受银行所处环境、监管规则和银行个体特征的影响。尽管现有研究中，有关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然而，学者们在股权结构差异会导致银行风险水平变化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如果宏观经济波动将对银行风险水平产生影响，那么，股权结构的差异是否会对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产生某种抑制或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股权较为集中和国有股占比较高是中国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及其变化是否会增强或弱化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因此，考察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探讨不同股权结构下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影响程度的差异，不仅有利于拓展现有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对当前宏观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银行业风险水平变化的客观把握。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实证部分将首先考察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加入股权结构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股权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联的影响。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1.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结合Barry等(2011)的相关研究，我们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该数值为正，说明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反之则处于下行周期。如果其系数为正，则说明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有所降低，而下行周期时其风险水平有所提高。
在衡量银行股权结构的相关变量中，反映股权集中度的有
和
两个指标。表示t时期i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如果该值与Z值负相关，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表示t时期银行i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衡量银行前五大股东持股的分散程度。如果该系数为正，则说明前五大股东持股的集中程度较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较低。
为t时期i银行的国有股权所占比例，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使用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家和国有独资企业股权所占比例作为其替代变量。如果其系数为负，则说明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表示的是其他特征变量，根据Wolfe和Odesamni(2011)、Iannotta等(2007)、Pagano和Volpin(2005)的相关研究，本文选择如下变量：(1)资本回报率
。根据Repullo(2004)的研究，银行持有资本需要昂贵的成本。因此，选取银行的资本回报率来衡量其资本成本。一般而言，资本成本越高，则银行的风险偏好越小，可能导致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较低；(2)银行资产规模
，该指标选取t时期银行i的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3)虚拟变量
。如果t时期银行i已经上市则该值取1，反之则取0。商业银行的上市、增资扩股会使得杠杆率下降，这或将导致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降低。
2.股权结构对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联的影响
为检验股权集中度对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联的影响，我们在方程(1)中通过增加交互项
，分别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的集中程度对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关联的影响，为此得到如下方程(2)和方程(3)：
方程(2)和(3)中的
所表明的经济学含义与方程(1)所得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相关。如果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则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前五大股东持股的集中程度的提高均会增强银行风险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反之相反。
为进一步检验不同性质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联的影响，我们在方程(1)中增加交叉项
得到方程(4)：
如上所述，若在经济上行周期时银行承担的风险下降，则的系数为正，表明国有持股比例的提高将加剧不同经济周期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波动。
(二)样本选择
由于本文选用单步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工具变量，本文在剔除不足4年的样本后，采用了我国45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④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⑤数据来源主要为各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年度报表和Bankscope数据库，所有计算过程基于Stata11软件。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显示了主要变量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量。本文收集了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226个样本，表中可以看到，样本期内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2005-2006年表现出上升趋势，2006-2008年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在2008-2009年期间略有上升，2009-2010年又明显有所下降。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的集中度来看，2005-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水平略有下降但变化不大，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持股比例在6年间则先是大幅下降，后有小幅回升。另外，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在2005-2010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样本期内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而言保持了稳定的规模增长率(由于2005年的样本中主要包括一些大型银行，规模均值大于2006年)。
四、实证结果
(一)估计方法
根据Arellano和Bond(2004)的结论，若是采用OLS方法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由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随机误差项的固定效应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其结果会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该方法既能够通过引入恰当的工具变量，有效规避内生性的问题，又能够较好地刻画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动态变化的客观行为。并且，从Bond和Windmeijer(2002)的相关研究中可知，由于两步GMM估计的标准差会产生向下的偏误，单步GMM估计较两步GMM估计法而言精度更高，因此本文选用单步差分GMM估计方法对方程(1)至(4)进行估计。
(二)估计结果
根据相关理论和sargan检验的结果，设定为内生变量并选取其滞后三阶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设定其他变量为前定变量。模型(1)的结果见表2的第二列。首先，方程sargan统计量的p值大于0.1，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由于使用稳健的标准误，因此不必对残差序列进行自相关检验；其次，风险承担水平的滞后一阶显著为正，表示本期风险和上一期相应风险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这也表明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是合理的；再次，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负相关，并且，面对一单位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将上升2.16719个单位；和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和前五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并不会显著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点与杨有振和赵瑞(2010)的结论有所不同；的系数也并不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不会显著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与Iannotta等(2011)和曹廷求等(2006)所得到的结论较为一致；另外，的系数和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和资产规模并未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而LISTEDi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上市与否对其风险承担水平而言至关重要，银行的上市将有效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
模型(2)、(3)、(4)的结果则分别如表2的第三、四、五列所示。首先，Sargan检验以及
的结果均显示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其次，模型(1)中所包含的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加入交叉项后并无明显变化；最后，
这两项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的变化不会显著改变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然而，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经济上行周期中，随着银行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将以更大幅度降低；反之，在负向宏观经济冲击下，国有股权占比较高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也将更为显著，并且，该交叉项的系数表明，面临一单位负向的宏观经济冲击，银行的国有股权所占比重每提高一个单位，其风险承担水平将提高6.33956个单位。
总的来说，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息息相关。当宏观经济向好时，银行风险显著降低，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银行风险有所提升。如前所述，根据Bernanke等(1996)、Dell' Ariccia和Marquez(2006)以及Matsuyama(2007)的观点，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而本文的结论表明，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宏观经济波动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第一种影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应，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也存在着顺周期效应。
同时，本文的结论也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不受其股权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的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以及所有权在前五大股东间分布的集中程度的变化并不会明显改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以及资本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或许基于增资扩股、杠杆水平下降以及市场监督的双重作用的影响，商业银行的上市将使银行的经营行为更加审慎，其风险承担水平被有效降低。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不会显著地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然而，商业银行国有股权比例的变化将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当商业银行国有股权比例上升时，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将导致银行风险更大幅度的波动。这一现象可能源于我国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商业银行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职能。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上行周期时，当大多数银行普遍表现出亲周期性行为时，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的风险选择却更为谨慎，这将导致前文提及的Bernanke等(1996)认为的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第二种影响效应(即经济上行周期中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有所减弱。因此，在第一种影响效应(即宏观经济向好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的强烈作用下，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较其他银行而言将有更大幅度地降低；而在经济下行周期时，出于平滑经济周期、提高就业率等目的，国有持股比例较高的银行选择将资金投向一些社会效益较高但风险较大的项目，这使得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第二种影响效应增强，因此，其风险承担水平较其他银行而言有着更大幅度的提高。
另外，为了确保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取了2005-2010年我国GDP序列的对数增长率(
)作为宏观经济变量的代理变量对方程(1)至(4)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主要结论与上文所述一致。⑥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我国45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负相关，在宏观经济的上行(下行)周期，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上升)，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效应；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与其风险承担水平无关，而银行的上市却使得其经营行为更审慎，从而降低其风险水平；国有股权占比的提高会增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敏感性，也即面临正向(负向)的宏观经济冲击时，银行国有股份比例越高，其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上升)的幅度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第一，由于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密切关注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能上升的风险；第二，由于国有股占比的提高会显著地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性，在当前尤其需要注意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上升；第三，在当前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银行股权结构，特别是国有股股权占比及其变化对不同周期下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之间关联的影响。
注释：
①宏观经济波动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应该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反馈效应，然而，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银行股权结构的差异将使得这种影响效应发生何种变化。为表述方便，后文所述“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均指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②由于Z值数量级较大，本文将Z值做了均值差分处理进行回归。
③测度产出缺口的方法有趋势估计法(如HP滤波)、生产函数法等，其中，趋势估计法是一种简单易行的估计方法，并已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文的产出缺口由常用的HP滤波估计方法得到。
④2005年之后，由于我国银行业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外部投资者的引入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化，因此，本文选用2005年作为样本期的起点。
⑤样本包括的银行如下：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深发展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哈尔滨银行、宁夏银行、重庆银行、大连银行、嘉兴银行、江苏银行、东营银行、杭州银行、青岛银行、平安银行、徽商银行、湖州银行、洛阳银行、宁波银行、日照银行、温州银行、莱商银行、九江银行、南昌银行、桂林银行、烟台银行、西安银行、泰隆银行、柳州银行、威海银行和阳泉银行。
⑥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列出，读者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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