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简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简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Z杂志网站(http:www.zmag.org)2001年11月4日刊登了著名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法国巴黎“全球化观察”组织主席，经常为工会、环境和发展等非政府组织担当发言人）题为《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不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当前的要务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重建对资本的民主控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诚地提出一些今天标准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或政策，你将会受到嘲笑或是被送入疯人院。最少是在西方国家，在那时，每个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应该允许市场决定主要的社会政治事务，国家应该自动地缩小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或是应该给公司以完全的自由，工会应该靠边站，给公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社会保护，这样的观念完全背离那个时代的精神。即使一些人实际上同意这些观念，但他们在公共场合也不愿意持这一立场，并且很难找到一个听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被视为进步机构，它们是凯恩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腹顾问哈里·迪克斯特·怀特思想的产物。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时，这些机构的任务是通过为重建和发展提供贷款、消除暂时的支付平衡问题来帮助预防未来的冲突。它们并不控制某个国家的经济决策，它们也没有干涉国际事务的特权。
在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和新政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但是它们的进程被战争打断了。战后建立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福利国家和新政。第二步就是推动世界贸易运行起来，这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了成功，这一计划把欧洲重建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世界上强有力的经济体。同时，在这一时期，殖民地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于是，伟大的学者卡尔·博兰尼出版了他的名著《伟大的转变》，对19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允许市场机制作为人类命运和自然环境的惟一主宰，将导致社会的毁灭。”然而，博兰尼确信，这样的毁灭在战后的世界里是不会发生的，这是因为，正如他所说：“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正看到经济系统停止对社会发号施令，社会优先于经济系统的地位是稳固的。”
可是，这太乐观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应该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经济将用它的原则主宰社会，而不是正相反。正如博兰尼的预见，这一学说正在引导着我们走向社会的毁灭。
那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得出了这种观点？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从极少数人相信的理论演变为今天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学说的？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随心所欲地干涉和强迫各国以基本上不利的条款参与世界经济？为什么福利国家制度在所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受到威胁？为什么环境到了崩溃的边缘？当今天世界上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时，为什么在穷国和富国都有这么多的穷人？这是一些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回答的问题。
正如我在美国《不同政见者》(Dissent)季刊上详细讨论过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与之相伴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灾难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掏钱买下了他们罪恶的和反动的“大转变”。以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核心的弱小胚芽为开端，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基金资助者创立了由规模巨大的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学者、作家组成的国际网络，不遗余力地来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的学说。
他们建立了这个高度有效的意识形态框架，因为他们懂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如果你能占据人们的头脑，那么，他们的心和他们的手就会跟着你走。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告诉你们细节，但是，请相信我，右派的意识形态推进工作是绝对成功的。他们已经投入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从事情的结果来看，他们每一分钱都没有白花，因为他们已经使新自由主义看起来好像是人类自然的和正常的状况。不论新自由主义体系创造了多少显而易见的灾难，不论它引发了什么样的金融危机，不论它造成了多少失败者和被遗弃者，他们仍然使它看起来是必然的、无法抗拒的、对我们而言是惟一可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我们被迫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巨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是被一些人有意创造出来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你领会这一点，一旦你明白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像地心引力一样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完全人为的构造物，你就同样能够明白，一些人所构造的东西，其他人也同样能够改变。
国内政策层面的新自由主义
现在回溯到1979年，那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开始掌权，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铁娘子自己是弗雷德里希·范·哈耶克的信徒，她经常提到哈耶克的名字。她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这一点。她以缩写字母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的缩写。——译者注）来证明她的计划的正当性，撒切尔夫人的信条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竞争——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公司之间当然还有个人之间的竞争。竞争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把绵羊从山羊中、把男人从男孩儿中、把适者从不适者中区分出来。它被假定能够以可能的最好的效率配置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自然的、人的还是金融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那些最大的市场参与者——跨国公司，竞争的原则很少应用在它们身上，它们更愿意实行我所称之为联盟资本主义的东西。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去购并（占直接投资总量的2/3-3/4）、去获取利润，不去致力于新的、创造就业的投资，而这几乎总是导致失业。
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市场和竞争是如此的英明如此的美好，因此它像上帝一样，“看不见的手”会带来美好生活而不是罪恶。因而，撒切尔夫人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给那些天才和俊杰们以发挥和表现的机会。人类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些生于良好家庭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坚韧不拔的人会逐渐地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不幸的是，2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与此完全相反。
在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1/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1/4的人和1/3的儿童是官方承认的穷人。我将以一个例子说明撒切尔主要的税收改革的结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1%的纳税人获得了所有减税额的29%，这样，一个收入为平均工资一半的人的税额将增加到7%，相反，一个收入为平均工资水平10倍的人的税额将缩减21%。
作为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国有工商业部门必须被无情地缩小，因为它不遵从市场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私有化是20年来主要的经济变化。这一趋势开始于英国，现在已经遍及世界。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拥有很多公共服务行业，而且至今仍是这样？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行业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垄断”。当保证最佳经济效率的最小的规模与市场的实际规模相等时，自然垄断就会存在。公共服务行业在开始时需要非常巨大的投资费用，像铁路干线或高压输电网，这也不鼓励竞争。这就是公共垄断显然是最适宜的解决方案的原因。但是，新自由主义者把任何公共服务都定义为“低效率的”。
那么，当自然垄断被私有化时发生了什么？非常正常和自然，新的资本主义所有者倾向于把垄断价格强加于公众，同时丰厚地酬劳他们自己。古典经济学家们称这种结果为“市场的结构性失灵”，因为价格过高，也不必然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
无论如何，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挑战这一切，而且她又用私有化消灭工会的力量。通过摧毁工会力量最强大的国有工商业部门，她能够彻底地削弱它们。因此，在1979到1994年之间，英国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从700万被减少到了500万，下降了29%。实际上，所有被减少的工作都是加入工会者的工作。
至于私有化的其他结果是能够预见的。新兴的经过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者们，准确地说往往就是以前的那帮人，把自己的薪水变成了原来两倍或三倍。
私有化的全部要点既不是提高经济效率也不是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而仅仅是把财富从公众的钱包——它本来能够保证重新分配减缓社会的不平等——转移到私人手里。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私有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金融机构和真正的大投资者手中。英国电信的职工只购买了股份的1%，宇航业的职工只购买了1.3%，不一而足。在撒切尔夫人改革的冲击之前，许多英国的公共部门是盈利的。1984年，国有公司给国库贡献了70多亿英镑。现在，所有这些钱流入私人股东的腰包。经过私有化的产业的服务现在经常是灾难性的，——据《金融时报》报道，约克郡水系统被老鼠入侵，在英国能够乘坐泰晤士火车而生存下来的人应当被授予奖章。
同样的机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实施。我建议，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私有化，应该告诉大家真相：成千上万的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转让给极少数大投资者。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身上的最大的强盗行为之一。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结构性痼疾是，损害劳工优待资本，因而，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粗略地说，从收入的尺度来看，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20%的人，你可能从新自由主义得到一些东西，你沿着这个阶梯爬得越高，你得到的就越多。相反，社会底层80%的人将受到损失，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就会相应地失去越多。
以免你以为我忘了罗纳德·里根，让我用凯文·菲利普斯的观察来说明这一要点。他是共和党的分析家，前尼克松总统的助理，1990年曾出版过题为《富人和穷人的政治学》的书。他勾画了1977年至1988年间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和政策是如何改变美国收人分配的。这些政策主要由里根政府的智囊团，现在仍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的保守的遗产委员会精心阐述。80年代的十年，社会上层10%的美国家庭的平均家庭收入与原来相比增长了16%，社会上层5%的家庭收入与原来相比增长了23%，但是最幸运的社会上层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50%。至于那些很贫穷的美国人，那些占人口80%的社会底层的人，却全都失去了一些东西。这一法则是真实的：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他们失去的就越多。
美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事实上，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20年来，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不平等的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它的以2600项关于收入不平等、贫困和中产阶级的贫困化的单独研究为基础的《1997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上公布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证据。
这一走向严重不平等的趋势毫无神秘之处。政策很明确的目的是给予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更多的财富，尤其通过减税和压低工资。这些措施的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辩护是，富人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利润会导致更多的投资，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因而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实际上，正如所预见的，财富向上层社会的转移已经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泡沫以及金融危机。如果收入重新分配给社会下层80%的人，它将被用于消费，因而有益于就业。如果财富重新分配给已经拥有了大部分所需物品的上层社会的人，这些财富将不会进入本地或国民经济，而是进入国际股票市场。
国际政策层面的新自由主义
同样的政策已经以结构调整（这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名字）为伪装在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实行。我已经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例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商品和服务化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
2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被极大地加强了。通过利用债务危机和限制性机制，它已经从维持支付平衡转变成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准全球独裁者，这当然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的意图。经过长期艰苦磋商，在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终于成立。它经常迫使各国议会接受其主张，而议会对自己所批准的决议往往一无所知。
这些机构的共同特征是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应该运用它的规律指导社会，而不是正相反。民主是绊脚石，新自由主义是为胜利者而不是为同时包括着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投票人设计的。
任何人都会随时被逐出这个体系，因为疾病、年龄、怀孕、失败，或仅仅是因为经济环境和无情的社会财富从下向上的转移需要这样。股东的价值观就是一切。近来，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外国投资者正在争相购买泰国、韩国的公司和银行。毫不奇怪，可以预料这些购买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期”。
行动计划
我们应该设计一个包括托宾税体制在内的可行的和公正的国际税收体系，对所有的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跨国公司的销售额按照一定的比例收税。这一国际税收体制的收益可以用来弥合南北的隔阂，对那些过去20年来饱受掠夺的人们通过重新分配进行补偿。
让我把前面我所说的再重复一遍。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它是能够被挑战和被替代的，因为它自己的失败将要求这一点。我们必须准备的替代政策是将权力重归于社区和民主的国家，在国际水平进行公平分配。商业和市场有它们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不能占据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
世界大量的闲置资金的极小部分就足以让地球上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足以给全世界提供卫生和教育，足以治理环境并防治对这个星球的进一步破坏，足以弥合南北差距，——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呼吁，做到这些的底线是每年需要400亿美元。
有很多人站在我们一边，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游戏中，与胜利者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失败者。威胁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其回应也必须是超国越国界的。我们人数的力量和观念的力量将是不可抵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