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同心[1]2000年在《试论印尼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提出东盟自成立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成员国，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东盟各个阶段区域合作的成就阐述了印尼在东盟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现阶段影响印尼在东盟中地位和作用的国内国际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21世纪印尼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展望。
刘若楠[2]2016年在《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困惑是,东南亚国家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而非制衡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作为典型的中小国家有着较为强烈的对冲倾向,即希望并行不悖地发展与邻近大国的安全关系,以缓解其安全依赖和独立自主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不过,这种对冲倾向能否转化为政策实践则受到邻近大国安全竞争性质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大国对抗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对冲的战略空间,追随特定大国因此成为其普遍选择;在不存在大国安全竞争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则普遍寻求弱化既有的安全依赖。而在大国包容性竞争时期,东南亚国家普遍具备对冲的战略空间,奉行对冲战略因此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趋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呈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征,东南亚国家因此获得了较为充裕的对冲战略空间,对冲战略随之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选择。研究表明,中美包容性竞争主要源于中国崛起进程中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安全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源于美国的综合实力优势,更来自于美国的东亚安全保护体系。通过提供安全保护,美国赢得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等盟友和安全伙伴对其主导地位的认可和支持。为缓解美国安全保护体系的压力,中国一方面尽力维持中美战略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坚持睦邻友好政策,深化与东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从而塑造了中美包容性安全竞争的局面。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安抚战略取得进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包容性竞争态势局部有所弱化。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存在,并随之促使其部分安全保护伙伴奉行更为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为缓解压力在部分安全议题上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政策。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局部弱化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对冲战略空间有所缩小,对冲随之出现了分化。菲律宾和越南的对冲战略空间被显著压缩,菲律宾甚至转向制衡战略;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采取更为谨慎地平衡战略。而此前没有受到中美安全竞争影响的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国也开始因与一方接近而受到另一方的压力。不过,在美国实力优势较为突出及其安全保护体系得以延续的背景下,中美包容性竞争整体转向对抗性竞争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东南亚国家的普遍对冲倾向将能够得以延续。为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有必要在东亚主要安全问题上保持总体克制,同时恰当选择进取时机和对象。
卢光盛[3]2006年在《地区主义视野中的东盟经济合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篇用地区主义相关理论来研究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论文。一般认为，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地理范围毗邻的一组国家之间为了寻求国家和地区利益而开展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实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思想与信念。从本质上讲，地区主义是研究地区合作中国家与市场、也即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博弈的理论。传统上，地区主义研究有着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主要研究方法，而本文选择的是体现两者交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分析视角，从国家与市场互动的角度来讨论地区主义。在案例上，本文选择东盟的地区经济合作为考察对象；在目标上，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东盟经济合作的内容、制度、绩效、性质及前景。本文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是：首先，介绍地区主义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以政治经济互动为核心，建构以国家与市场为主要视角的地区主义分析框架。这里所谓的国家是指以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意愿，所谓的市场主要是指在资源配置、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中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二，运用这个框架对东盟经济合作这一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从内、外两个层面对东盟经济合作的进程及内容进行讨论；第三，从制度与绩效两方面对东盟经济合作的合作形式及作用进行探讨；第四，对东盟经济合作的核心动力进行剖析，分析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征及内外制约因素，并对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论文全文约18万字，除引言及结论部分外共分5章，各章主题及要点如下：第一章题为“地区主义的一般理论”。第一节主要介绍地区主义研究的相关概念，为全文铺垫地区主义研究的一般背景。第二节主要讨论地区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本逻辑和研究方法。在简要介绍地区主义研究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地区主义研究的几条基本逻辑，认为地区主义研究将遵循折中的方法来进行。第三节将国家与市场这一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角度，引入到地区主义的研究当中。本章提出，追求主权与安全的国家以及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市场，分别对地区主义构成重大影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从根本上制约着地区主义的性质及发展。第二章题为“东盟内部的地区经济合作”。从本章开始，论文分别从内、外两个层次对东盟经济合作进行讨论。第一节主要梳理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脉络，为下文分析提供纵向的发展线索。接下来的第二到第四节，论文分别从“内部贸易合作”、“工业、投资与次地区合作”以及“地区金融合作”三个横向角度介绍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五节主要从国别的角度，讨论了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东盟6个主要国家(新、泰、马、印尼、菲、越)。第三章题为“东盟对外的地区经济合作”。本章从外部层次讨论了对东盟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国家与市场，在内容上主要涉及贸易和投资两大方面。第一节主要分析的是美、日、欧三方，它们对于东盟的地区经济合作有着重大影响。第二节简要讨论了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分别与东盟开展合作的情况，它们是东盟经济合作中相对次要的外部国家。第三节特别讨论的是东盟-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并对东盟-中国和东盟-印度的地区经济合作进行了简要比较。第四节简单讨论了东盟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侧重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第四章题为“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绩效”。与前两章着重于进程和内容不同，本章的重点在于集中分析东盟经济合作的机制及作用。第一节首先讨论了地区主义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联，然后对东盟经济合作进行国际制度的分析。论文认为，东盟经济合作有着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与决策程序，它们实际上是经济地区主义的“东盟方式”。对于东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构成了本章的第二节。本节认为，东盟经济合作有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作用，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效应。本节重点对东盟地区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讨论，从地区经济合作与各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地区竞争力、内部市场成长与外部市场拓展等方面分析了正面效应。但论文也认为，东盟地区经济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有限、未能有效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形成地区经济整体性以及制度建设还有较大缺陷等方面。第五章题为“东盟经济合作的动力与前景”。本章的前两节分别讨论了国家和市场在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论文认为，国家在东盟经济合作中有着主导作用，而市场则有着导向作用，特定的国家与市场条件决定着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及性质。国家层面的牢固主权观、对安全的高度关切、外部大国的重要影响，以及市场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内部市场的狭隘、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共同制约着东盟经济合作及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及性质。受其影响，东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升级、向东亚范围扩展的两个趋势，它们将给东盟经济合作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赵悦洋[4]2017年在《佐科政府时期印尼的中等强国海洋战略探析》文中认为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又是东盟的实际领导者,其海洋战略关系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中国周边外交也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印尼现任总统佐科上台后,无论是在就职演说还是在各种国内外场合,都高调提出要重新拾起印尼中等海洋强国的身份,维护和利用好海洋资源。在此执政理念下,“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作为印尼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的海洋战略应运而生。佐科将海洋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各方面建设都要充分发挥海洋的战略性优势,试图以海洋作为国内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基础设施、国防力量、社会进步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佐科雄心勃勃的海洋政策势必会对中国产生多方面影响,中国应全面把握印尼的海洋政策,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积极拓展海洋合作的空间,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带动两国关系的深度发展。
史自洋[5]2017年在《印尼佐科政府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佐科新政府上台以后,逐步将国家战略的中心从陆地转向海洋,着力发展海洋经济,提出“世界海洋轴心”战略构想,希望通过建设“海上高速公路”,建设海洋强国,重塑印尼海洋大国辉煌。自此,区域大国、中等强国、海洋强国三种战略身份相互承续,彼此联动,使得印尼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在南海地区中,印尼一方面扮演“中间人”、“调停者”角色,致力于调停南海争端,增强相关涉事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以提升地区影响力,夯实东盟领导者角色的基础;另一方面扮演“潜在制衡者”角色,拉拢、引入域外大国势力,实现区域间势力的相对均衡,在应对中国日益积极、自信的南海政策行为的同时获取利益,巩固东盟领导者的地位。印尼在南海地区多重角色身份的背后是中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以及多元化的南海利益诉求,这使其南海政策呈现出区域合作和国家利益层面的双重内涵,一面通过促进相关涉事国的互信与合作,搭建对话平台,相对缓和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另一面引入域外大国势力造成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国际化。针对印尼南海的多重角色,中国应以印尼作为撬动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有力杠杆,借助印尼在南海地区的特殊角色身份,充分利用其区域影响力,加大与印尼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巩固拓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刘顺利[6]2010年在《美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研究（2000年-2008年）》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东盟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不断增强。一方面,美国为了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寻求加强和东盟的联系；另一方面,东盟为了平衡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对东盟国家的影响,也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本文从经济贸易方面分析2000年到2008年间美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政策演变的背景、具体措施、动因、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包括商品贸易、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农产品贸易和石油贸易等方面。通过对美国对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与之临近的重要国家合作政策演变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一些重要的国际背景因素引入到对美国与东盟经济贸易的分析中。为了尽量研究得全面、深入,所以也涉及到美国、东盟与中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经济联系和发展战略等因素。本文将关注于美国政府对东盟经济合作的具体表现,并对其政策变化背后的动因和效果加以深入分析,以期从中找到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美国、东盟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从分析中努力寻找政策制定的动因、制约因素以及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和东盟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判断和预测。最后,分析美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中国应该考虑的相关因素,为中国制定与美国和东盟相关的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和建议。
过梨雨[7]2017年在《冷战后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与防务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的终结正式宣告了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关系格局与地区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与防务关系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澳大利亚主动参与亚太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以增强与亚太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共识,积极支持东盟倡导的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新形式的构建,促进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安全合作的开展。当前,东盟主导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已经成为维持亚太区域安全秩序与解决地区争端的主要平台。在该安全框架下,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井然有序地开展,防务关系稳步提升,双边合作内容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向外延伸,目前已经拓展到包括经济安全、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在内的有可能对国家和地区发展产生严重威胁的多个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虽然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双边防务关系受到与东盟成员国双边防务关系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近些年来双方都在致力于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增加共同安全感。毋庸置疑,澳大利亚与东盟间日益密切的防务合作关系既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东盟国家的双边防务关系的良好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亚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为地区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刘少华[8]2008年在《后冷战时期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亚太区域合作实践表明,亚太地区形成了与世界其它地区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合作特征,其重要表现就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案例剖析为基础,研究东盟在后冷战时期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东盟在东亚峰会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政治合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剖析东盟在APEC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独特地位,发挥独特作用;通过探讨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中掌握主导权,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主要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合作机制性质的定位以及合作内容、合作进程、合作方式、合作目标的选择与确定等方面研究东盟在亚太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中占有主导地位或独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或独特作用的表现。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能够拥有主导地位或独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或独特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冷战结束后,亚太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变化、国际格局的转型与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亚太主要国家亚太区域合作政策的变化;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等,这些因素为东盟能够在亚太区域合作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主观方面,东盟的自身追求;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与亚太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是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中合作成功的典范。这些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拥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创造了主观条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总结和提炼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博弈理论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有关地区合作理论与观点,并利用这些理论与观点对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在理论分析过程中,作者建构了新的理论分析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区域合作与博弈策略—主导作用与行为能力—规范规则与行为手段。本文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也面临严重困境,虽然东盟正在采取措施,提高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行为能力与行为手段,以保持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与作用;但文章认为,如果东盟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区域合作与主权让渡的关系,加强东盟权威,提高东盟的国际行为能力和行为手段,那么东盟要想继续保持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与作用是困难的。
张斌[9]2006年在《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强国政治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因其铁腕领导与所获成就而被人们称作东南亚政治舞台的三位强人,他们都把各自的国家带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成就与影响为世人所瞩目,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虽已走下政坛,却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丰富了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政治经验宝库。本文以国际战略学理论为指导,以政治战略理论为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国际战略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及系统理论的方法,从三位领导人政治战略制定的目的、设计路线、实施手段、调控因素、运行效果等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通过对他们各自政治战略的考察和分析,力求从中采撷出发展中国家求得和平与发展的政治战略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在分析探索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总体上,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以发展经济为政治战略的核心目标,沿着立足于本国实际,以区域合作为引桥,以世界为发展舞台的政治战略路线,对内,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政治战略实施的动员与控制方式,集中运用国家权力以增加国家力量,对外,一方面,不断强化相互间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在维护政治独立的同时,积极加强与世界大国的经济合作,并以内外配合,协调共振,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实现了发展历史的加速度,走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最短距离”。本文还认为:对于处于一定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统治者的政治战略中,威权主义政治与民主政治都属于社会动员与控制的方式与手段,关键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加以适当的运用。另外,均衡是政治战略的重要原则,体现着制定政治战略的思想路线和实施过程的倾向性以及成果的归宿,也是对政治战略实施过程的调控与修正,政治战略的非均衡将可能导致目的与结果的背离。
霍伟东[10]2003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提出的。领导人会晤期间，针对东盟方面关注中国加入WTO对东盟的影响，朱镕基总理提议就中国—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根据领导人的指示，成立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经过研究，专家组向领导人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举行的第5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2002年11月4日，在出席第6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该协议规定，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谈判在2003年启动，2004年6月结束，2005年1月正式启动双方的关税减让计划。一论文的结构体系与主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21世纪影响中国、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其建设过程和运行效果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本课题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尝试运用经济学、国际经济政治学、以及文化等学科，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国际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背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同时紧密联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选择、经济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合作及其前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西部大开发等现实问题，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索。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理论背景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然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作者梳理了一体化的理论渊源，探<WP=3>讨了一体化的涵义、性质、机制，对比了一体化的几组概念，并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及其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以助于在理论上加深对一体化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指导我们新的实践。第二章是作者从国际经济政治学的视角，尝试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分析。相互依存是国际经济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命题，它提出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提供了解决贫富、发达与不发达矛盾的新途径。国际经济政治学的另外两个主要内容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经济关系政治化与政治关系经济化和霸权后的合作理论。在本章，作者分析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存在经济上的表现，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对相互依存理论的反面验证。最后，作者指出，相互依存理论是中国与东盟确立“面向2 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必须以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战略观作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在相互依存基础上构建的我国国际战略框架的重要内容，是对国际合作理论的现实性丰富。第三章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实背景的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首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其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以及“9.11”事件的影响、美国日本经济的不景气，都是构成东盟国家对华政策变化的动因。作者指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更展示了中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坚实的基础，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正是这些根本利益，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疑会巩固双方的利益和关系，从而实现“双赢”。第四章作者讨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文化背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把文化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认为文化研究是人类学家的事情。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因为偏好不变是一个基本的假设，所以，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开启的黑箱；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采用了理性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分析，把文化处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也基本上忽视了文化对经济行为的意义。其实，文化是一个多话语的概念，必须进行跨学科<WP=4>研究；文化的概念也是多维度的。除了早期凡勃仑及其旧制度学派外，20世纪90年代，转轨经济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使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重新发现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诺斯就是突出的一例。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把文化视作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因素。而学者们在对东亚经济模式进行讨论和分析时，更是离不开对文化因素的考量。作者认为，东盟作为东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生和发展离不开东亚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环境。因此，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不可能离开文化背景这一重要因素。在本章里，作者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了文化解释。指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下的东南亚华人与华人经济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章探讨了中国—东盟
参考文献：
[1]. 试论印尼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D]. 李同心. 暨南大学. 2000
[2]. 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D]. 刘若楠. 清华大学. 2016
[3]. 地区主义视野中的东盟经济合作[D]. 卢光盛. 复旦大学. 2006
[4]. 佐科政府时期印尼的中等强国海洋战略探析[D]. 赵悦洋. 外交学院. 2017
[5]. 印尼佐科政府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分析[D]. 史自洋.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6]. 美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研究（2000年-2008年）[D]. 刘顺利. 暨南大学. 2010
[7]. 冷战后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安全与防务关系研究[D]. 过梨雨.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后冷战时期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D]. 刘少华. 复旦大学. 2008
[9]. 李光耀、苏哈托、马哈蒂尔强国政治战略研究[D]. 张斌. 吉林大学. 2006
[10].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D]. 霍伟东.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东盟自由贸易区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海洋强国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