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就业：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促进就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1月19日，笔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联邦德国考察一周。此间诺基亚投资转移事件成为德国新闻的一个热点，本文将由此案例切入，根据访德座谈记录和对话机构提供的文献，简介近年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背景、政策措施以及改革成效，并对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加以讨论和归纳。
一、诺基亚“关厂”与就业岗位的国际竞争
多年前，诺基亚公司与北威州政府签订了一个为期12年的协议，前者在波鸿(BO chum)投资建厂，后者提供大约900万马克的补贴。工厂自1989年始投产，为诺基亚的全球市场生产移动电话。到2000年，波鸿工厂雇佣人员达3000名。此后，公司为了降低工资成本，一方面逐步裁员，从总量上削减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增加临时工，减少长期工。到2008年1月15日关厂时为止，雇佣人员仅2300多名，其中将近1/2为临时工。德国工会联合会国际和欧洲工会政策部主任Lutterbach博士强调说，这些临时工实际上是长期雇佣，但是就业保护程度却远远低于长期工。2005年，波鸿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到35小时，税前月工资在1600-2200欧元／人之间。据德国媒体报道，这个工厂一直运营良好，2007年依然盈利。然而诺基亚公司却认为，就降低全球市场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和增强企业的灵活性而言，在德国生产移动通信设备已不再可行，因此，才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关厂决定。这个决定一经公布，德国朝野顿时群情激愤。诺基亚关厂不仅直接导致2300多人失业，而且还减少了那些与波鸿工厂相关的生产和服务企业的订单，最终将会使就业岗位的缩减呈现乘数效应，并因此而对地方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厂里的雇员及其家属连续几天集会抗议，德国钢铁（制造）行业工会(IG-Metal)组织其他企业和城市的工会会员前往声援。北威州的经济部长也在电视采访中，要求诺基亚公司至少偿还建厂时得到的补助。
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国际关系处处长Schauenberg博士倒是冷静得多。他告诉笔者，诺基亚关厂并未违反当初与北威州的协定，因为12年期限已过。现在，诺基亚公司正在罗马尼亚建厂，那里的工资水平仅为德国的1/10，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却不低。相似的事件其实已经发生过多起，例如，瑞典某电器公司原先设在纽伦堡的一个制造厂前些年迁往波兰，该市因此而失去的就业岗位也将近2000个。在每一次投资转移涉及的失业者当中，那些高技术人员很快就能重新找到工作，而从事较低技术工作的人，则很可能陷入长期失业的境地。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资本能够很方便地流向投资安全而且回报率较高的地方。德国虽然投资环境安全，但劳动成本过高，这导致与投资相联系的就业机会和税收向国外转移，劳动力市场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开始改革的。Schauenberg博士认为，诺基亚关厂事件值得联邦和各州政府反思，到底是凭借补助措施吸引投资呢，还是依靠改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来增加吸引力。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德国人并未失去自信。联邦政府经济与技术部东亚处处长Meier先生介绍说，德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出口大国之一。两德统一后总人口为8200万，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以上。德国依然坚持贸易自由的主张，采取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竞争战略，凭借高质量的劳动力参与国际高科技行业的就业岗位竞争。正因为如此，德国已经不存在低技术高污染行业。在环保领域，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既掌握多项环保技术专利，又在环保行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近年来，国内开始通过减税刺激企业投资，2008年减税额将近50亿欧元。这将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国内原因
当前，德国人所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实质上是税收、就业及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前述经济全球化中就业岗位的国际竞争，只是改革的外部原因；最直接的内部原因，是原有的社会保障政策在财务上难以为继。根据联邦德国经济与技术部官员的陈述，笔者将改革的内部原因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口日益老龄化，社会赡养负担随之也日益沉重，因而需要尽可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2002-2004年，德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6岁，女性81.6岁(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Germany,2006)。根据联邦德国统计局2006年对千分之一人口的小样本调查（82369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调查人口的25.2%。考虑到同期德国退休年龄为65岁，据统计，65岁以上的人口占19.7%。联邦统计局预测，到2050年，德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男性83.5岁，女性88岁。到那时，人口的结构图将会从目前的橄榄形变为雨伞形(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7)。
第二，联邦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以及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过高，削弱了公共和私人投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活力减弱，失业率增加，使得纳税人不堪重负。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加上政治家在竞选中轮番开出的“福利支票”，使得社会保障水平水涨船高。然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福利病”却日渐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就业意愿减弱，机构和企业中有不少试图提前退休的雇员，大学里赖着一些懒得毕业和就业的学生。笔者20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时注意到，低工资工作多为客籍工人承担。例如：环卫工多为土耳其人，清洁工多为南斯拉夫人。到了草莓成熟的季节，还有土耳其人乘飞机来打短工。德国本土一些有劳动能力的非熟练工人，宁可凭借失业金和社会救助生活，也不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此外，医疗保险由于逐渐演变成免费医疗，导致病人和医生不关心医疗成本，保险公司欠缺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动力，联邦财政不得不为每年超支的社会医疗保险填补亏空。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入不敷出，联邦财政为此填补的部分占到预算总支出的1/4以上。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联邦财政在社会支出上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加速增大。到2008年，在联邦预算总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养老金、劳动力市场和专项社会支出）将近占到50%（参见图1）。至于雇主和雇员二者平均分担的社会保险缴费，即德国人通常称为附加工资成本的费用，在1970年为工资总额的26.5%。到2004年，这个比率高达41.9%。自2006年始，费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接近40%（参见表1）。
图1 2008年联邦政府预算总支出
注：图中其他项未列出。
资源来源：Luchtmeier,H.The Impact of 2003-05 Labor Market Reforms on Economic Growth; A Presentation to the 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rlin,Jan.21,2008.
表1 1970-2007年工资总额中的社会保险缴费比率 单位：%
社会照料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1970 0 1.3
8.2 17.0
1980 0 3.0 11.4 18.0
1990 0 4.3 12.5 18.7
1995
1.0 6.5 13.2 18.6
2000
1.7 6.5 13.6 19.3
2002
1.7 6.5 14.0 19.1
2004
1.7 6.5 14.2 19.5
2006
1.7 6.5 13.3 19.5
2007
1.7 4.2 13.9 19.9
注：1990年之前尚无社会照料保险；2006年数据为预测结果；2007年数据为估计值。
资料来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7; Annual Economic Report,2007.
第三，劳动参与率低、失业率高，这不仅增加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而且引发多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凝聚力。根据OECD（经济与合作组织）经济专家委员会的计算，在欧美日13个国家当中，德国的非熟练工人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均居首位（参见表2）。OECD的劳动统计利用的是欧洲劳动力调查数据，德国通常发布的劳动统计，利用的是联邦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数据。德国的失业率计算，规定作为分母的劳动力不包括军队人员，作为分子的失业者，指的是那些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就业或每周就业时间少于15小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长期失业者”，指的是累计失业时间超过12个月的人(Kruppe et al.,2007)。基于这样的法律标准，德国公布的失业率便高于OECD的数据。如图2所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德国的失业率就在10%以上波动。2006年，失业人数总计448.7万人，失业率为10.8%。如果不包括自我雇佣人员，男性和女性的年度平均失业率相同，皆为12%。东部即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失业率远远高于西部。1998-2006年，东部最低失业率为18.7%，最高达20.1%；西部最低失业率为8%，最高为11%。在大多数年份，西部女性失业率低于男性。在2003年之前，东部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此后局势大逆转，男性失业率一直高于女性(Federal Employment Service,2007)。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2003年开始推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女性就业灵活性较高，更多地接受了小时工一类的工作。
在德国，有关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的提法，是相对于以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与之相关的失业保险政策而言的。德方人士对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解释，一是指解雇保护。这种保护，使得企业经营状况不良或者处于经济周期低谷时难以裁员。因此，即使在经济景气时期，企业也缺少创造就业的积极性。二是就业形式和工资决定机制的灵活性较差。在这一点上，雇主和雇员由于利益不同，截至目前也看法各异(Lutterbach,2008)。在工会一方，认同程度最高的就业形式是“典型就业”，即通过集体谈判设定工资水平、雇员得到长期合同的工作。至于其他就业形式，则被视为安全性较低的就业，或者定义为非典型就业(Atypical Employment)。三是以往法定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水平过高，减弱了人们接受低工资工作的意愿。换句话说，社会保障体系定义了较高的基本收入水平。
表2 2004年13国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比较单位：%
25-64岁非熟炼劳动者15-64岁全部人口
国家失业率 劳动参与率① 长期失业率②
失业率③
德国 20.5 48.6
51.8
9.5
比利时
11.7 49.6
49.6
8.4
法国 12.1 59.6
41.6
9.6
意大利
7.8 51.6
49.7
8.0
西班牙
7.3 57.5
37.7
10.6
日本 6.7 66.7
33.7
4.7
爱尔兰
6.4 57.2
34.3
4.5
荷兰 5.7 59.0
32.5
4.6
奥地利
7.8 52.2
27.6
4.9
丹麦 7.8 62.2
22.6
5.5
英国 6.6 53.0
21.4
4.7
瑞典 6.5 67.0
18.9
6.4
美国 10.5 56.5
12.7
5.5
注：①在全部非熟练劳动力中，参与劳动力市场者所占的份额；②长期失业者在所有失业者当中所占的份额；③失业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OECD经济专家委员会。引自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Annual Economic Report[R].Berlin,2007.
图2 1970-2005年期间的联邦德国失业率(%)
资料来源：同图1。
尽管不同社会群体对积极的劳动政策看法并非一致，但各主要政党在经济政策取向上却日益接近，认为与社会保障过度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偏离了有关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思想。那么，这一基本思想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何付诸实践后会异化？我们带着上述问题，访问了冠以弗莱堡学派创始人之一Walter Eucken名字的经济研究所，从现任所长Vanberg教授、Wohlgemuth博士和Goldschmidt博士那里，得到了堪称精炼的回答。对此，笔者试归纳如下：①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平衡的结合，因而不维护任何特权，这个制度下的政府代表一般利益而不是特殊利益；②社会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构建适应于竞争和绩效需求的经济秩序，并通过贯彻竞争规则来防止垄断以及其他形式的对竞争的限制；③建立在竞争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发挥经济调节作用。国家为了保持社会和睦与凝聚而实施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当与市场兼容；④推行以保持价格稳定性为基本目标的货币政策，这里的“稳定性”是相对于大起大落的波动而言，并非指的是价格不变；⑤实行与自由贸易政策相联系的开放经济，保护产权，追求机会平等，保证市场准入自由，契约缔结自由（但契约不可用来造成垄断），保证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和消费者选择自由；⑥以分权式决策程序限制国家权力，个人则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利自负其责，国家有义务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遭遇不幸或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三、就业与相关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当前的德国经济改革早已酝酿多年。我们走访过的国会议员Pfeiffer女士和Schmidt先生说，虽然大家都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可是一旦直接触动自己的利益，又会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至今尚无实质性的改革。只是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5推迟到67岁，此外，规定保险公司和医院增加运行透明度，促使保险公司之间和医院之间展开竞争。相形之下，劳动力市场改革遭遇的阻力要小一些，因为失业率之高在政治上已到了难以接受的地步。欧盟就业研究小组2003年发表的报告，题目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在欧洲创造更多的就业”(“Jobs,Jobs,Jobs,Creating More Employment in Europe”)，可见欧盟成员国的就业压力已经沉重到何种地步。此前，该小组曾大力推介有关就业灵活性与安全性相结合的理念，为欧盟国家的劳动政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Leschke,Schmid and Griga,2006)。
2002年，时任总理施罗德建议，成立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委员会，由大众汽车公司当时的一位经理Peter Hartz领导。在此后的2003-2005年，国会一共通过了该委员会提出的4项法案。直到现在，人们说起这些法律时，仍然冠以Hartz的名字，并将其按照通过生效的时间排序，称为Hartz Ⅰ-Ⅳ(Kupka,2008)。以下，仅扼要介绍被德方专家称为革命性措施的改革内容：
第一，对联邦劳动局系统进行“去官僚化”改造，既改名改制，又改革功能。在名称上，设在纽伦堡的总部改为“联邦就业服务机构”；设在地方上的178个分支机构和660个办事处改为“顾客服务中心”。在组织上，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非营利企业运营形式。董事会成员由来自三方的代表构成：即雇主联合会、工会联合会和政府。其中，政府的代表分别由联邦政府及劳动部、州际联盟、城市联盟和乡村地方联盟推举。在功能上，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为机构、企业和所有市民服务，尤其是负责落实法律规定的积极就业措施，为劳动者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咨询和指导、介绍和安置工作，以及发放失业金。自改革以来，整个系统的运行费用一是来自失业保险基金，二是联邦政府支付的劳动力市场项目经费。
第二，合并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为寻找工作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项合并之后的社会救助，通常称为二类失业金。改革前，失业援助由联邦就业服务机构负责，资源由联邦政府拨付。社会救助由市政府负责，资源由地方政府拨付。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的对象是遭遇同样困难的人，但前者根据个人失业前的收入水平计算支付标准，后者则根据住户所有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标准支付。推行这项合并措施的目的在于，激励失业者寻找工作；基于社会救助标准统一提供救助金；针对每一个需要就业帮助的人，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服务；降低转移支付成本。两项援助合并后，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和市政府合作，使用税收资源，为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基本收入支持。首先，联邦就业服务机构系统的“顾客服务中心”会同当地政府，一起派人到保障金申请者和领取者家里做住户调查。然后，根据家计调查结果确定住房和取暖补助金额。至于基本生活保障金，每份至少为每月345欧元。这些规定，对于没有就业能力者（即每日不能胜任至少3小时工作的人），同样适用(Federal Employment Service,2006)。
第三，缩短失业金领取期限。改革前，失业12个月而且此前一直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人，可以最多领取32个月的失业金，领取金额相当于失业前3年平均工资的60%-67%。改革后，年龄在55岁以上且具有上述资格的人，最多只能领取18个月的失业金，余者的领取期限仅为12个月。此类失业金通常称为一类失业金，由联邦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发放。如果在规定领取期限结束之时，失业者仍然未能再就业，就成为二类失业金的保障对象。对于具有就业能力的人而言，无论申请领取哪一类失业金，都必须符合一项附加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履行积极就业的措施：一是证明自己主动寻找工作，二是接受灵活就业形式，三是接受以尽快就业为目标的职业培训。负责落实这些积极就业措施的机构，包括354个与地方就业中心合作的联邦就业服务分支机构，69个市政府设立的就业中心，以及可供顾客选择的19个独立组织(Geissler,2007)。每一个失业金领取者都必须与就业服务机构签订合同，双方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各自的义务。顾客一方倘若未履行积极就业的义务，其领取的失业金将会按月扣减。至于住户财务申报不实者，则将面临与犯规情节轻重相对应的惩罚措施：或退款、或罚款、乃至坐牢。
第四，引入竞争性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竞争程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招标，无论是公立还是非公立培训机构和职业介绍所，都可以凭资质证明和标书参与定点许可竞争。二是失业者从联邦就业服务机构领取为期至少3个月的培训券，自主选择购买任何一个定点机构的服务。这些定点机构则凭借培训人数和职业介绍成功率，与联邦就业服务机构结算项目经费。这意味着通过引入“消费者选择机制”，激励培训机构之间展开服务质量竞争。除此之外，联邦就业服务机构还在总部开设的网页上，既设置培训机构选择功能，又开创就业岗位网上交易所，为顾客提供便捷的电子服务。为了方便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其中还添加了互联网电话功能。
第五，激励多种灵活就业形式。在这些激励设计中，明显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安排如下：一是失业者自谋职业。若开业计划书经联邦就业服务机构会同行业协会评估合格，申请者即可获得两阶段开业补助。首先，领取与此前的失业金数额相等的基本生活保障金，期限为9个月。在此期间，还可领到每月300欧元的经费，用于缴纳社会保险。其次，开业之后，如果能够证明一直积极有效地从事经营活动，还可以续领6个月的上述两项开业补助。二是微量工作(Mini job)。这是根据临时性用人需求而设计的工作，月工资最多400欧元。接受此类工作的人，免除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雇主通过微量工作中心与雇员签订合同，并按照雇工期限，为雇员一次性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三是季节性短工。农业、林业、园艺、葡萄园和餐饮服务等行业都有季节性用工需求，对于获得此类工作的失业者，其工资根据行业通行的标准由雇主发放。此外，劳务供需双方根据法规分担社会保险费。至于为寻找和获得工作而发生的培训费、中介费、旅费和工作服购置费等，都可以从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得到报销，从而使之获得的净收入不低于应得的工资额。四是还有地方政府投资创造的社区公益就业机会，称为“一欧元工作”，例如，照料老人儿童和居家慢性病人等。这是激励那些不可能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在领取救助的同时，通过参与公益性劳动获得一些补充收入。
以上改革措施虽然实施时间不长，其效果因而也尚难定论，不过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还是有所显示。①自2005年始，二类失业金领取者中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参见表3）。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状况好转。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长率仅为0.9%；到2006年，增长率提高到2.5%，人均GDP达26500欧元。从2007年到目前，美国次债危机拖累欧洲经济。在我们访德期间，全球股市暴跌，引发投资者恐慌。Merkel总理迅速发表公开讲话，稳定社会情绪。根据经济专家委员会调整过的预测，她在电视讲话中对德国经济景气依然表示乐观。在劳动者就业意愿增加、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力需求趋于旺盛的情况下，德国失业率明显下降。2008年元月份，失业人数总计为365.9万人，失业率已经降到10%以下。②失业保险费的交纳人数已停止下滑，保险费率随之降低。在1995-2006年，失业保险的费率为6.5%；2007年，下调到4.2%，总共结余保险金160亿欧元；2008年，经国会批准费率又降至3.5%。这无疑大大减轻了雇主和雇员双方的税负。③失业者的人力资本得到改善。2003-2006年，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共发放培训券92.5万张，此间有81.3万人最少使用过1张、最多使用过14张培训券。现有统计分析表明，接受过培训的人再就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当然，在培训券领取者当中，也有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履行过接受培训义务的人。例如，在2005年发放的156906张培训券当中，按时履约的领取者占84%，使用培训券却未按时完成培训者占14.5%，余者或是取消了培训约定或是中断了培训。这些未履约和未按时履约的人，多为受教育程度低或从未接受过正规职业训练的人。据2004年的统计，在德国西部失业者当中，有21.7%的人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训练，这个比率在东部（包括原东柏林地区）高达51.2%(Kruppe，2008)。可见，从积极就业措施中受益最多的人，原本就具备市场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那些受教育程度低于劳动力市场门槛的人，很可能将成为长期救助对象。
有鉴于此，德国工会联合会的Lutterbach博士强调：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在德国出现了工作着的穷人。此外，在服务行业和非典型就业领域，工会的集体谈判能力下降。进一步讲，年轻雇员不愿参加工会，以至于工会会员老龄化，工会规模缩小。在最近10年，会员从940万人减少到640万人。从这些状况来看，他认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受到了威胁。
表3 2005-2007年期间失业金领取者的灵活就业形式 单位：千人
微量工钟点工学徒工全日工自我雇佣
2005年1月
43100
15220
45
2006年1月
529
145
20325
50
2007年1月
603
195
26453
56
资料来源：Kupka,P.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de II; A Presentation to the 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uernberg,Germany,Jan.24,2008.
四、讨论与小结
在德国的改革经验中，笔者认为有如下特别值得中国决策者和公众借鉴的地方：①理论创新领先并伴随着改革。例如，在理论上区分就业安全与就业岗位安全，后者意味着固定占有同一个工作岗位，前者则指的是，即便在变换工作岗位或者寻求再就业的过程中，依然有基本生活保障，并能够得到所需要的就业指导和帮助并最终获得就业机会。这些思想，在积极的就业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②基于理论创新而在制度设计上创新，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去官僚化”、灵活多样的就业岗位创造、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中引入竞争机制等，都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并且能够尽可能地防止失业者边缘化或遭受社会排斥。③改革措施采取之前，在民众、媒体、地方议会和联邦国会层面都经过充分的公开讨论，最终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并通过法律形式得以规范。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监测和评估，因此也得以借助民主决策程序及时调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这种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对于保证公民获得相对稳定的个人决策预期，从而争取改革中的社会稳定，无疑至关重要。④人力资源投资是就业创造的基础性措施。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无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就业机会把握，都离不开教育和技能培训这个前提。中国若要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从现在起，就在重视一般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就业目标导向的职业教育和劳动者技能培训。⑤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的确定，以不引致就业岗位减少为原则。
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取向，显然是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从而增强就业灵活性。中国的情况比德国要复杂得多，国有垄断行业及部门的就业岗位安全性过高，获得国有单位身份的就业者在保持工作岗位垄断的同时，也就获得垄断性的工资和福利。与此相对照，非垄断或非国有的行业则不然。尤其是农村迁移劳动者，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相比，既无就业安全性，也无基本生活保障。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在于，破除垄断行业和部门对竞争的限制，增强这一领域的就业灵活性；另一方面，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同等的就业安全。可以说，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且是维护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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