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野中的素质教育政策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视野论文,政策论文,博弈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素质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上海教育(中学版)》1988年第11期刊登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中。此后，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逐步成为国内教育研究的一大热点。从1988年至2005年12月15日，在中国教育类期刊及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以“素质教育”为关键词(精确匹配)的学术论文总共有43041篇，分年度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2000年为最高峰，论文达7273篇。
从1988年至今，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自发讨论、政府认同阶段(1988年～1993年)。在此期间，有关素质教育的学术论文由每年几篇发展到几十篇，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基本处于零散的、自发讨论的阶段。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这表明，政府部门基本认同了“素质教育”这一提法。
2.政策介入、实验探索阶段(1994年～1996年)。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这标志着“素质教育”这一概念被正式纳入政策文件当中。随后，湖南汨罗、上海南市区等地的个别学校开展了素质教育改革实验。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此后，素质教育改革实验由个别学校实验扩展到了区域性实验。
3.政策主导、全面推进阶段(1997年至今)。1997年10月29日，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这是第一个系统化的有关素质教育的政策性文件。文件明确阐释了素质教育的含义、特征和意义，并具体提出了课程体系、督导评估，考试制度、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举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政策性文件进一步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指出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明确了改革的重点是推进评价制度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加快了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
很显然，在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中，政府最初只是认同，后来才逐步发展到政策介入、政策主导，对素质教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现在重新反思素质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只是使广大公民在思想上有所触动，并没有引起广大公民在行动上的真正变革。“素质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素质教育不如应试教育好，而是因为改革政策研究不到位，没有解开应试教育这一“死结”。
在我国素质教育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个政策研讨的阶段，相应的成果也很少。从1988年至2005年12月22日，在中国教育类期刊及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同时以“素质教育”和“政策”(精确匹配)为关键词的论文只有129篇，不及素质教育论文总数的3‰，素质教育政策研究几乎成了一个盲点。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政策诉求[1]、政策回顾[2] [3]、政策比较[4]、政策功能[5] 等内容，没有触及公民教育利益调整等根本性问题。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政府部门没有对素质教育政策进行冷静的反思，没有意识到素质教育政策失真不是行政执行不力所致，而是政策研制不当所致。
博弈论视野中的素质教育政策困境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教育资源相对稀缺，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由此形成了家长之间、学校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格局。由于这3个博弈的性质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以学校之间的博弈为例进行讨论。
假设有水平相同的A、B两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在学生上大学的机会有限的条件下，这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博弈可用图2所示的矩阵表示。如果两校均同时选择应试教育或素质教育策略，则两所学校平分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5，5)表示；如果A校选择素质教育策略，B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则B校学生必然抢占A校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2，8)表示；相反，如果A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B校选择素质教育策略，则A校学生必然抢占B校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用(8，2)表示。
图2所示的博弈矩阵表明，如果两校均同时选择素质教育策略，那么既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又可以平分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其效果是最理想的。但是，一所学校在选择素质教育策略时，无法预知另一所学校是否会选择素质教育策略。一旦另一所学校选择了应试教育策略，那就意味着自己学校的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减少。结果，两所学校都不愿冒险，于是就都选择了应试教育策略。
2000年之后，上大学不再那么“光芒四射”了。但是，本科院校、名牌大学仍然是学子们争夺的稀缺资源，家庭之间、学校之间、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依然存在。在陷入恶性竞争之后，谁都不愿意率先退让。谁率先退让，谁就会陷于不利地位。“南京高考之痛”[6]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现有“解困”措施的讨论
1.转变观念
十多年来，人们痛斥应试教育的危害，历数素质教育的好处，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素质观、人才观和教育观，为推进素质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有没有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危害，而在于明知应试教育有危害却仍然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就是，不转变观念是不行的，转变了观念未必就一定行。有人尝试用枚举的办法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搞素质教育，学生高考分数不会低，素质也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统计意义上是不成立的，不利于素质教育政策的正确制定。素质教育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的确有其显著的优越性，但学生由于学习精力分散、缺乏有针对性的得分训练，所以在高考时往往难得高分。应试教育是考什么教什么，师生练就了一套得高分的本领，应付考试自然得心应手。
2.改革高考制度
人们普遍认为，应试教育是高考这一指挥棒惹的祸，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先拿高考制度开刀。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怎么改呢？有人认为，高考应“分层”进行；有人认为，应实行“统考加单考”的模式；有人主张大学“自主招生”；有人坚持“统一考试”。众说纷纭。[7] 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怎么改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但我们对高考改革不能期望过高。因为只要有选拔性考试，就要有相对明确的考试范围，否则会衍生出对考试情报的争夺，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有了较为明确的考试范围，就有人选择应试教育策略，开展有针对性的得分训练。最终不管实行什么样的考试模式，都会陷入搞应试教育的博弈格局，只是竞争的剧烈程度有些差异而已。近年来我国推行了“3+X”高考模式改革，实践表明，使用这一高考模式，并没有缓解高考恶性竞争的格局。
3.改革学校评价制度
有很多人主张，将是否实施素质教育纳入学校评价指标，由政府部门定期进行评估，并对选择素质教育策略的学校进行奖励，如通过政策倾斜手段增加该校学生考入大学的机会。这一举措的确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学校是否会选择素质教育策略，还要取决于奖赏因子的大小。
假设A校选择素质教育策略，B校选择应试教育策略，政府通过政策倾斜手段给A校增加u个大学入学机会作为奖赏，那么A校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将从2变成2+u，B校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将从8变成8-u(见图3)。只有当2+u＞8-u，即u＞3时，A校学生的大学入学机会才会大于B校学生。也就是说，只有奖赏因子大于3时，学校才会自愿选择素质教育策略。然而，在现行的素质教育评估体系中，存在很多弄虚作假的情况，加上政府部门的激励力度不够，因此现有的政策举措仍然不足以扭转应试教育的大格局。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政府部门还采取了推进新课程改革等重要举措。总的来说，这些举措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充分的。
政策建议
1.采取分层推进战略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分区域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但由于区域之间仍然存在对大学资源争夺的问题，因此这一战略实际上无法奏效。我们认为，应采取分层推进战略，即通过倾斜性的诱导政策，先引导省级重点学校或示范校率先实施素质教育，再引导市级重点学校或示范校实施素质教育，最后再在一般学校推行素质教育。
2.预先保障先期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的升学率
在分层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中，倾斜性的诱导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政府在政策上预先保障先期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的升学率，这些学校才会自愿实行素质教育。我们的设想是：保障第一批选择实施素质教育的省级重点学校或示范校，在开始改革的3年内，上名牌院校、上“一本”的人数，每年不低于改革前3年的平均数；第二批实施素质教育的市级重点学校或示范校，在开始改革的3年内，至少上“一本”和“二本”的人数，每年不低于改革前3年的平均数；第三批实施素质教育的一般学校，在开始改革的3年内，至少上“二本”和“三本”的人数，每年不低于改革前3年的平均数。以上改革采取自愿申报制，未申报的学校不能享受优惠政策。申报的学校，经评估发现是阳奉阴违的，取消优惠政策，并进行严厉处罚。
3.开展严格的素质教育评估
在诱导学校自愿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开展严格的素质教育评估，并辅以适当的奖励政策十分重要。如果对申报推进素质教育的学校不进行严格的评估就给予优惠政策，势必诱发弄虚作假之风，势必使推进素质教育的努力沦为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4.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诱导性的倾斜政策在素质教育普遍推开之后，会出现失灵现象，因为普遍的倾斜就等于没有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新的有效措施，学校之间又会陷入如图2所示的博弈格局，重新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我们认为，待素质教育全面推开之后，应取消倾斜性的诱导政策，以法律形式保障素质教育大局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