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1]1986年在《古船》文中认为第一章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高筑墙,广积粮,被认为是上上之策。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在贫瘠的山岭上,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每座城下都流过血,滋润出一簇簇青草。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
宋小飞[2]2011年在《不完全信息下在线学习用户特征建模及其在知识推荐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线学习作为一种以互联网为媒介对学习对象进行传递的知识服务方式,被广泛地应用在教育培训中,并开始面向客户服务领域。为了更好地满足用户对知识服务的个性化要求,研究和实践中较普遍地以建立用户模型为基础和核心实现个性化的知识推荐。然而,客户服务等领域更加注重便捷快速,教育领域中用户参与度较高的建模信息获取方法并不适用,且用户对特征信息描述存在准确性问题,使得系统难以获得相对完全的信息,特别是实施个性化所需要的用户特征信息。针对此问题,本文在分析应用领域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完全信息的处理获取在线学习用户的特征,进而建立用户特征模型,并且将其应用在个性化的知识推荐中。个性化的知识推荐在内容匹配的基础上关注其他属性(如难易、表现形式)同用户偏好的匹配,因此选择了相关的两项用户特征——知识水平和认知风格。针对知识水平,采用了贝叶斯判别的方法进行测量,避免了大规模测验；而认知风格的识别则采用了贝叶斯网络的方法,在现有认知风格分类的基础上实现了多重风格的概率表示。进而以这两个特征为维度构建以向量表示的用户特征模型。最后,在内容推荐的基础上,将该模型应用于在线学习的个性化知识推荐中,使知识推荐结果更加精确,也进一步提高了个性化水平,是内容推荐的必要补充和升华。以上研究成果将用于帮助在线学习服务提供商于不完全信息下实施更加个性化的知识推荐策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地位。
刘花弟[3]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平面设计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平面设计教育经历了手工教育与工艺教育、图案教育孕育,从实用美术、商业美术发展而来,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从装潢美术、平面设计以及视觉传达设计等教育形态演绎,不断探索、发展与完善,现成为我国设计教育领域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成果最大的教育类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给新时期我国平面设计教育发展提供了宽广平台和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转型挑战。本文旨在对新时期中国平面设计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历程进行研究,重点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面设计教育发展状况进行系统、客观的梳理和分析,分别从专业名称的演变与平面设计学科的转型来论述平面设计的不同形态演绎,对装潢美术专业、平面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各个形态的相关情景进行了论述。其次通过对学科目录、培养目标、教学大纲等的解读,论述了平面设计学科的教学体制与教学改革发展的情景和状态;再者通过对平面设计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及课题设计的探讨,进一步论述了平面设计教育教学方式与方法的研究;对教学内容发展的描述探讨了课程设置的变异与结构的改写;对代表性院校与不同类型院校教学特质的分析、平面设计教学中的模式与样态以及国外教学的引进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与论证。并基于“问题意识”对平面设计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归纳,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对现代中国平面设计教育的相关范畴的研究,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研究思路获得一种对现代平面设计教育较为宏观的把握,对丰富和完善现代中国设计教育体系有着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视觉传达设计教育及其相关设计专业皆具有指导意义,丰富了专业教育内容并能在实践教育过程中提供启示。
黎严[4]2008年在《基于视觉心理学理论的数码相机界面设计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加快了工业产品实现数字化的脚步。产品的功能日益丰富的同时,操作方法却随之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能够在人与产品之间建立一个互动的机制,实现人机对话并引导人们使用的媒介显得尤为重要。产品的人机界面能够帮助人们准确、有效对产品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信息产品的功能被有效的分类和使用。如果用户界面友好的话,能够给产品的综合指数加分,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觉心情愉快,提高使用效率。本文以数码相机作为人机界面设计的载体,通过对特定目标人群的生理特点和视觉心理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总结了影响这类人的视觉心理要素,从而得出目标人群的用户模型。并通过对数码相机界面要素的分析,提出了数码相机的界面设计的应用原则。本文最终结合目标人群的视觉心理需求与数码相机的界面设计原则,建立出一套符合特定人群视觉心理特征的人机界面设计方法,使数码相机的操作过程具有方便性和舒适性的同时,也与用户的情感和意识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本文在视觉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符合特定人群需求的友好界面,为此类产品的界面设计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参考依据,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
李洋[5]2010年在《数码相机变焦距物镜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变焦距光学系统的设计理论和制造技术日趋成熟,变焦距镜头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摄影领域,变焦距镜头正在逐步替代定焦距镜头,成为胶片相机以及数码相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数码相机的出现开始逐渐威胁传统胶片相机长期以来在摄影市场的统治地位,成为消费者的首选。根据数码相机的新特点,研究适用于数码相机的数码专用变焦距镜头,提高其成像质量以及系统性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本文简要介绍了变焦距物镜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对数码专用变焦距镜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讨论,介绍了变焦距镜头的基本概念以及分类形式,并对各种类型变焦距系统的结构特点及变焦方式进行分析。其次,通过对数码专用变焦距镜头和传统胶片相机的变焦距镜头进行比较,讨论了适用于数码专用变焦距镜头的结构形式。在对传统变焦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种经过改进的无前固定组的双组联动变焦距结构形式,并对这种结构的变焦方程进行分析,得到初始结构选取的限制条件。再次,本文介绍了非球面透镜在数码专用变焦距镜头设计中的作用,探讨了非球面透镜的引入对系统性能和生产成本两方面的影响。最后,应用本论文所研究的变焦距结构形式,设计并实现一个数码相机5倍广角变焦距物镜,并对最终的设计结果进行综合质量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这种结构形式可以实现大视场要求的数码相机变焦距物镜设计,组成系统的全部镜片都为球面透镜,使加工变得容易,降低生产成本。
李文恋[6]2013年在《试论“〇”概念符号》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考察数字起源的基础上，发现了河图洛书与《周易》八卦和计算机二进制之间的循环义理结构和偶合关系。“〇”概念一开始的表现形式并非都是有形的，而是寓有形于无形中，殊途同归地选择了空位来表示，所以数值位置含义的缺失，导致了“〇”概念符号的出现。文章首先探讨了在汉语言史上“〇”概念符号出现的十叁种表现形式；进而论述了现今汉语的叁个“〇”概念符号——“〇”、“零”和“0”的相关结构，并对汉字数字两种结构形式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两种结构形式对汉语的“〇”概念符号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一是导致符号减省的类推性，二是导致数学符号更替的逻辑组合性，这两个系统原因使得同数字系统内“〇”概念符号形式和意义得以确定。汉语出现的十叁个表“〇”概念的符号，表现为叁个共同的用法：一是用在不同单位间，二是用在数词之间，不表空位；叁是表示空位。本文再对“〇”、“零”和“0”的来源发展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元11世纪，印度人发明了“0”，通过宗教和学界的桥梁，介绍到欧洲，但在中国，直到清光绪年间（1893年），随着筹算空位的出现，“0”才开始正式普遍使用。中国大写数码字“零”在汉字史的《诗经》时代出现时只有“余雨”的意思，至宋朝有了引申义“零头”，用来表示数目，并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首次用来表示“〇”概念，到清朝进入汉字的大写数字系统，表位值计数中的空位。本文还从中外造字动机、“零”的词义发展的角度和语言系统性的角度叁个方面探讨了汉字“零”能发展成表示“〇”概念的汉字数字“零”的原因。“〇”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汉字，但在汉语言史上曾作为记号、标点符号、韵音符号和汉字来使用。西汉时的记号“〇”被隋唐宫廷乐部用作乐谱中的空位，这是记号“〇”引作表示数字“〇”概念的“〇”的真正来源，但还不是汉字。官书记载的“〇”表示“〇”概念的用法的最早记录是金大定年间（1180年）官修的《大明历》用“〇”来表示天文历法计数中的位值空位。正因为“〇”来源上的错综复杂和现代意义上与“0”的发展交相混合，导致了“〇”的很多混用现象，本文缕清了“〇”和“零”、和“0”、“洞”、“圆”的关系，并就辞书编纂翻译等实际应用中的“0”、“〇”和“零”问题进行了符号语用学探讨。
张道宏[7]2011年在《黄曲霉毒素杂交瘤细胞株的选育及免疫层析检测技术研究》文中指出黄曲霉毒素是一类由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产生的剧毒代谢产物,产毒真菌分布于各级食物链,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拥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食品加工工艺的条件下,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和防止黄曲霉毒素的危害。黄曲霉毒素是迄今发现的最强致癌物质之一,多年来,世界各国由黄曲霉毒素引发的人畜等中毒死亡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不但严重威胁人畜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极易引发社会恐慌,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黄曲霉毒素污染已成为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重要热点难点问题,受到世界各国极大关注,并成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壁垒。近年来欧盟等通过制定苛刻的黄曲霉毒素限量标准对我国出口农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致使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尤其是粮油食品不断因黄曲霉毒素超标而遭拒绝、扣留、退货甚至销毁,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灵敏、准确、快速的检测技术是黄曲霉毒素污染监管和保障农产品安全消费必不可少的重要抓手。目前所采用的黄曲霉毒素分析方法专业性要求高、时间长、成本昂贵,严重制约了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监测工作的广泛开展：而缺乏核心试剂—高质量的黄曲霉毒素单克隆抗体又成为制约快速检测技术建立的瓶颈问题。为保护人畜健康和生命安全,减小贸易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本研究针对以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制出了针对黄曲霉毒素B1、M1和总量的系列单克隆抗体,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系统配套的粮油食品及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快速检测技术,研制了配套的黄曲霉毒素试纸条产品,并首次研制了一种黄曲霉毒素数码试纸条,为粮油等种植业大宗农产品及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监测提供了灵敏、准确、简单、快速、成本低廉的新方法。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研制出一种超灵敏黄曲霉毒素通用单克隆抗体以及分别抗黄曲霉毒素B1和M1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高质量的抗体是成功建立任何一种免疫学检测方法的关键因素之,为了制各高质量的黄曲霉毒素抗体,采用了常规半固体培养基法、干细胞培养基法以及液体培养基法叁种方法选育杂交瘤细胞株,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新型两步筛选法,并通过此筛选法的应用选育出了一株分泌超高灵敏黄曲霉毒素通用抗体的细胞株1C11,1c11抗体对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的灵敏度(用1C50表示)依次为1.2、1.3、2.2和18.0pg/mL,与国内外报道的抗体相比较,1C11是迄今灵敏度最高的黄曲霉毒素通用抗体。同时,采用干细胞培养基法先后选育出了另外两株高质量的杂交瘤细胞株3G1和2C9,其分泌的抗体分别对黄曲霉毒素B1和M1具有高特异性。其中3G1抗体对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的交叉反应率依次为100%、6.4%、<0.02%、<0.02%,2C9抗体对以卜四种黄曲霉毒素均没有交叉反应。综合考虑灵敏度和特异性,与国内外报道相应抗体比较后发现,3G1和2C9均是迄今最好的黄曲霉毒素分量抗体。2.研制出黄曲霉毒素B,高特异性免疫层析试纸条,与当前同类技术产品相比特异性最高。试纸条对黄曲霉毒素B1的检测限为1ng/mL,对黄曲霉毒素B2、G1和G2没有交叉反应。将该试纸条应用于7类62份农产品样品中黄曲霉毒素B1污染水平的检测并与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比较,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98.39%(61/62),表明所研制试纸条能够有效满足农产品及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特异性检测。3.研制出高特异性、高灵敏度黄曲霉毒素M1免疫层析试纸条。试纸条对牛奶检测液中黄曲霉毒素M1的检测限为0.3ng/mL,与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没有交叉反应。将该试纸条应用于牛奶和奶粉中黄曲霉毒素M1的检测,与定量间接竞争ELISA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100%,充分表明了其在牛奶及奶制品中黄曲霉毒素M1污染监测中的巨大应用潜力。率先系统报道了黄曲霉毒素M。特异性免疫层析试纸条的研制及应用。4.首次研制出黄曲霉毒素总量超灵敏免疫层析试纸条。试纸条对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的检测限依次为0.03、0.06、0.12和0.25ng/mL。与国内外报道的分量黄曲霉毒素试纸条相比较,所研制的总量试纸条对每一种分量黄曲霉毒素的灵敏度均是目前最高的。将该试纸条应用于7类64份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水平的检测,与高效液相色谱法结果的符合率为95.31%(61/64),该试纸条在实际样品中对黄曲霉毒素B1、B2、G1和G2的检测浓度依次为0.23、0.45、0.90和1.88μg/kg,远远低于欧盟制定的限量标准值。因此,所研制的试纸条能够广泛应用于农产品及食品中总量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监测。5.率先研制出一种黄曲霉毒素数码免疫层析试纸条。首次构建了数码免疫层析分析模型,并以黄曲霉毒素为目标分析物对该模型进行了应用,建立了黄曲霉毒素数码免疫层析方法,研制出黄曲霉毒素数码试纸条。以黄曲霉毒素B1在实际样品中的检测为例,该数码试纸条能够满足<0.6ng/mL、0.6～1.25ng/mL、1.25～5.0ng/mL、5.0～20ng/mL和>20ng/mL五个污染水平的检测,15min内即能用肉眼读出黄曲霉毒素的含量范围。将该数码试纸条应用于花生和饲料中黄曲霉毒素B1污染水平的检测,与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100%,表明所设计、构建的数码免疫层析模型能够解决现有免疫层析技术无法满足可视化定量速测的技术难题,开辟了免疫层析定量分析新途径,为进一步研制其他目标分析物的数码试纸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田巍[8]2004年在《关于整数整除判别方法的几个命题》文中提出论述了整数整除性的若干判别方法
白林海[9]2017年在《于道泉评传》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现代着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于道泉并没有受到与之相应的重视。在相关研究中所显示是他的翻译着述,而对他的翻译研究没有深入,并且翻译作品也仅仅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着名学者家族之中,论名气他不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萧乾等学者,但他的成就则不亚于以上一类学者。形成目前的这样形态是人们对他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了解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藏学的关注力度不足所致。目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者不多,在中国国内关注他的还远远不及国外,比如日本关注得早。于道泉1992年仙逝至今已有二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除了 2001年王尧的一部概述于道泉生平和整理其相关着述外,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论述于道泉的生平和学术的论着。本论文力图在史料上为后来研究者所提供详实的研究基础和事实依据,并注重于道泉生平的系统考述,证实他为构筑中国藏学而奋斗的历程。另外,我们着重于着述的系统考析,力图在着述的分析中彰显于道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以便于探讨于道泉及其着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于道泉来自于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齐鲁大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后起之栋梁。他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登上了中国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最初的两部译着迅速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赞誉。他在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后,反映在梵蒙藏满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方面研究的作品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从于道泉的作品来分析他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仅仅相连,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研究于道泉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作品特色,就能感受到社会风云的变幻,及其社会变迁更替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的投影和深奥厚重的民族语言文化。于道泉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齐都镇葛家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庭训,又目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更替,以及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劫取祖国宝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残害祖国同胞。后立志读书救国,接受民国政府“实业救国”的教育,1916年,考入山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化学科。毕业后,1920年又考入齐鲁大学,接受西方基督教会大学较为先进的教育,又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启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格局的影响。1922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着的《空山灵雨》为世界语,1923年翻译卜赖尔(B.Baxter Blair)所着的《世界地理之改造》(World Remapped)为汉语。1924年于道泉放弃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机会,转入北京大学跟随钢和泰先生修习梵文、藏文和研究佛典,1926年入北平北海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与研究蒙藏满典籍文献,1928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钻研藏文典籍文献,最终他走进研究中国藏学的殿堂。1934年赴欧洲游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了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语言文字,专修藏文、藏文文法等,又教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等语种。先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查阅法藏和英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并把一些文献资料抄录或拍照寄回祖国。期间,他译介了多首藏族民歌和多部反映中国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让西方人民及时了解到西藏民族文化和中国解放区的文化新面貌,充分反映了他心系祖国的学术思想。194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兼任北京图书馆不带薪的研究馆员,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藏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的一门显学。展现了他的光辉人格和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了他的梦想蓝图。在人生的历程上,于道泉是一位特立异行的行者横跨“四朝”堪称传奇;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才,一位东西方的“骑士”。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看,我们是透过分期分类考述为背景,层层深入探讨,再结合作品分析予以评析。我们首先从于道泉的梦想起航分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在从事藏语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工作中孕育了他的梦想,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一路西游寻梦,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得以实现梦想——建立中国藏学。其次,在中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国内外学者名流的帮助、影射与反衬。因此,又通过于道泉与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名流的交往展开论述。叁是沿着中国藏学的建设路线进行分类分期展开讨论,论述于道泉在中国藏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中国藏学的研究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本章中把佛教研究列出来讨论。四是语言学的研究,包括翻译学和词典学,分别以叁大节展开,梳理并分析了他在语言学的现代化、翻译学的顺适原则和词典学的藏文标音化等等具有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人类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特立异行的人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锻造于道泉做学术研究的灵魂。虽然他所着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因此,我们通过对于道泉的精品着作分析,得出他的治学方法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罗江华[10]2008年在《教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教育资源数字化由叁个层面的活动构成。其一为基础性的技术层面,表现为依托数字化“硬件”与“软件”技术,建设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平台与保障现代远程教育的渠道畅通;其二为内容层面,表现为通过“数字复制”将教育者与学习者的精神产品聚合而形成“教育软件”,并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等渠道提供给教育者与学习者;其叁为应用层面,表现为在“潜件”(即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利用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营造数字化的教育环境,以满足教育者、学习者对互动交往、学习内容等方面的需求。而教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定位是上述叁个层面的活动推进与发展的逻辑原点。种种实践案例表明:教育资源数字化的活动一开始就暗含着不同的价值定位。人们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出发,选择或者倾向于某种价值目标。这些目标一经确立,便影响到教育资源数字化的规划、技术路线、应用效果等。人们的不同价值定位,导致了教育资源数字化活动在各个层面上多种“认识或看法”之间的碰撞与对峙。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下述几个问题:数字化技术是否能够引领或决定教育的发展?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冲突因何而起?教育资源数字化的价值如何定位?本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思考的理论基础在于:在教育资源数字化的技术实现、内容提供与应用实践层面,人们均应当以真实促进人的生动发展为价值取向;此种价值取向,既追求实现基于生命独特性之数字化教育,又致力于保护与传承人之“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资源。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个案分析和网络调查的方式,梳理了教育资源数字化活动在技术层面、内容提供与共享应用等方面的已有主张。就技术实现而言,教育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已经历由早期静态的教育资源库到着眼于动态交互的教育资源数字化平台的发展历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教育资源实现以人为核心聚集与实时交互的可能性;“融件”和“主题资源单元”等资源重组概念的提出,亦表明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教育思想的引领作用。然而,“技术可能性”与“内容聚集层面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却是明显的。本文针对网络教育资源库的抽样调查发现:多个教育资源数字化平台的内容聚集是以为学科教学服务为导向的,种种数字化平台集成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其为应试服务的资源类型比重较大;而分析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认识与界定,亦发现实践中盛行根据教育资源数量、学校声誉或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教育资源是否“优质”的做法。而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应用层面,人们或持普及与应用互联网便可缩小东西部之间教育及经济发展差距的价值预设;或持只要实现教育资源内容的开放与共享,便可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价值预设。本文的研究源于教育实际问题,阳野考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基于数字化技术是教育的发展机遇或优质教育资源的远程应用可提升西部教育水平等立场,多个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在我国西部地区推动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建设与应用。“天网、地网”将地域辽阔的西部地区纳入到了教育的数字化轨道,其数字化“硬件”、“软件”的普及程度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不断提高。本文选取重庆市黔江区、四川省广元市、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青海省湟源县等西部四地作为田野考察点,重点考察了两个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国家主导并投资百亿巨资的“农远工程”和企业主导的“千乡万才工程”项目的应用状况。其中,重庆市黔江区是较早进入“农远工程”的地区,其建立的“一机叁用”之“黔江模式”正在重庆全市及西部一些地区推广;而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是“千乡万才工程”的第一个试点,其建立的“以校领乡”之“黄羊川模式”正在所有会员学校中复制。四川省广元市和青海省湟源县,不但有“农远工程”介入,亦分布有“干乡万才工程”会员学校,两个地区皆属于两个项目的延续,即模式化推广的地区。比较两个项目,发现其在应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点各有不同:“农远工程”以“光盘播放点、卫星接收点和计算机网络教室”的“硬件”配置方式介入西部农村中小学,远程传送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并应用于教育、农民致富等活动,其应用活动呈现“内容为王”的特性;“千乡万才工程”着力于营造西部地区学校与乡村的数字化教育环境,即为每所会员学校配置计算机网络教室、建立东西部之间的互联网交互平台,展开帮助当地教师、学生与农民应用互联网的技能培训,帮助当地人利用互联网渠道提高素质、寻求就业或致富,并引导其将西部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吸引外界的关注,其应用活动呈现“渠道至先”的特性。本文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在田野考察中收集了大量资料,分析了教育资源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和各种价值观念冲突的深层原因。西部四地两个项目的应用存在如下问题:1.“农远工程”项目着力于将东部教育信息资源远程传送至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边远农村小学师资紧缺的问题;项目的应用亦在部分地区促进了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提升。但是,“农远工程”项目资源的应用频率在地区及学校间存在明显差异;远程教育资源的应用活动未能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项目提供的远程教育资源以东部学校学科教学资源为主,不能完全适应教师、学生的实际需求,且管理部门的评价方式简单化、配套服务措施不足。2.“千乡万才工程”项目在西部农村地区分散吸纳了150多所会员学校,以互联网为“东西联结”的渠道,其利用网络平台组织的“西才东用”、“西部故事”等活动初步取得了成效;但是,项目的“黄羊川模式”并不能在其他地区复制;当地学校有“数码才能”的教师和学生亦未能带动农民发展电子商务;企业由于资金、人力短缺的限制,对教师和学生实施的远程教育培训并未普及。项目远没有实现以数字化技术推动当地学校教育质量提高并促进当地社会信息化的目标。两个项目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1.基本价值定位产生偏差。从表面上看,两个项目都倡导基于提升教师和学生素质的教育,期望当地农村学校利用项目资源,营造数字化的教育环境,致力于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成长,通过发展学生的素质来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但实质上,“农远工程”项目的课程资源仅围绕学科教学展开,其为“应试”服务的痕迹较重;“千乡万才工程”亦着力为学生升学与外出务工而提供网络服务。教师、学生及农民则站在摆脱贫困生活的立场,主张学校教育应当为提高“升学率”而努力;管理者以升学考试为标准做出的学校排名与奖惩办法,更加助长了这样的取向。同时,外来的“数码文化”精华与糟粕共存,而西部本土的“乡土文化”日渐凋零,学校教育处于二者无法兼顾的状态而持被动适应的态度;当地农民、教师等人呈现对数字化的排斥情结和学习本土文化传统的懈怠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外来的和本土的教育资源不能实现互融和共生。2.实践策略的选择虽有所不同,却均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农远工程”以光盘、卫星和互联网远程提供教育信息资源为主,持“东部资源西部用”的理念,在价值追求上仅满足现有学校教育以学科教学为中心的需求,忽视师生对“生于斯、长于斯”之自然与人文资源的潜在需求,未着力于营造“外来”与“本土”教育资源共存的教育信息资源环境;而“千乡万才工程”以推进互联网的普及和构建东西部之间的网络平台为重,项目秉承数字化技术可以引领农村学校教育快速发展并推动西部社会转型的理念,在认识上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在实践上更是将“人才培养”等同于“数码人才培养”。如此,本文在反思教育资源数字化之各种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提出教育资源数字化应以实现基于生命独特性的数字化教育为旨归,具体包括:1.树立适当的“硬件、软件与潜件”应用观。即合理认识与灵活把握“硬件、软件与潜件”,核心是引导人们将数字化技术“融入”教育。2.在应用实践上,应当注重教育人力资源的核心作用。在强调将网络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以缩小人之信息资源占有差距的同时,当突出人的智慧,彰显人文精神,以避免我们迷失于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虚拟世界。在将数字化技术融入教学的环节,应当利用数字化工具为学习活动带来的便利条件,促进教师实现技术素养与教育思想的同步更新;而在营造数字化的教育环境时,应当以“潜件”为指导,强调其对教师与学生之个性化学习的强力支持。3.学校教育的数字化活动应当立足于学生生存与生长的需要,关注儿童的生活世界,并将本地的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学校的数字化课程体系之中。我国西部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与人文形态多样且极具独特性。当地学校教育应当合理定位本地文化传统并推动其发展,在集成、选择与应用教育资源内容时,应注重将“外来”与“本土”教育信息资源“互融”。
参考文献：
[1]. 古船[J]. 张炜. 当代. 1986
[2]. 不完全信息下在线学习用户特征建模及其在知识推荐中的应用研究[D]. 宋小飞. 华东理工大学. 2011
[3]. 新时期中国平面设计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研究[D]. 刘花弟.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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