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演变理论纵观
闫 克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 语音演变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议题。根据关照点的不同，现有研究范式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从音变的过程性来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研究侧重于变化前后的静态对比，社会维度的研究侧重于变化过程的动态呈现。此外，词汇扩散理论对音变过程例外现象的透视，叠置式音变对文白异读类音变参差性的专注都值得关注。
关键词： 连续式音变；扩散式音变；叠置式音变；词汇扩散理论
对语言学而言，关注语言差异是现代语言学的起点；探究语言差异的表现和扩散，则是语言研究深入的关键。整体而言，语言差异体现在时间、空间和社会三个层面，语音演变也体现出时间、空间和社会三个维度，那么有关语音变异与变化的既有研究范式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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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维度的研究范式
最早从时间维度探索语音演变的当属历史比较语言学。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语音对应规律确定同源成分，进而重建原始语言形式和语言分化谱系关系，为语言史研究建立了第一个有效的研究框架。其实质是“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对亲属语言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假设和推断”，但由于材料的缺乏，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饱受质疑。在随后对印欧语语音演化例外现象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例外是有规律的，结构条件对语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对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自然主义“进化论”(语言生命分期说)研究范式的反叛，随后的新语法学派将音变规律条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确立了“语音规律无例外”原则，认为“语音规律无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坚持音变规律的绝对性，主张“用不允许有例外的语音演变规律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在音变实现过程中，“语音的变化是渐进的、连续的”，从起变到终变有多个连续性过渡阶段，而“变化在词汇中的反映却是突然的、离散的”，“所有在相同关系中发生了语音变化的词，都没有例外地接受这种变化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机械性和盲目性。“连续式音变”理论由此而生。对音变的解释，青年语法学派主要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进行。不过研究实践显示，心理类推的适用范围已超出了音位演化的界域，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信条，而妄图以规律和类推解释一切语音变化的想法也不免显得简单。[1]112-135
随着学者们对音变规则绝对化质疑的增多，方言地理学家齐列龙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论断，否定音变规律学说，认为“不存在独立的语音发展，而只有词的发展”，“每个词的历史的研究必将代替方言史的研究”，主张联系地域特征和社会文化条件研究语言。[1]248-273这一思想跟青年语法学派针锋相对，二者各走一个极端，都有片面性。不过其积极之处在于，它启示我们全面考量制约语音历史演变的各种结构内外因素，拉近了认识与事实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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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语言接触中的语言联盟理论所关注的也是语言的空间扩散。语言联盟也称语言聚合区，是语言聚合发展的产物，关注的是语言间的借用关系。这一概念最早由布拉格学派N.S.Trubetskoy于1926年提出，指地理位置上邻接的语言(不管是否有亲属关系)，在接触性影响的作用下，“在物质材料和结构上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共同特征”。不过，语言间接触性影响的结果虽多种多样，“相邻语言之间有无来自聚合的一整套出现在语言各个不同层面的综合特征”，是判定语言联盟形成的重要依据。对于语言谱系理论关注语言分化来说，侧重语言聚合的语言联盟观念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分化和聚合，都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实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有效区分，语言间的相似性是来自于亲属语言的分化抑或是邻接语言的聚合。这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8]
二、空间维度的研究范式
胡菡等[4]提出要制订详细的实习授课计划和加强对实习指导教师的培训。校方要制订统一的生产实习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规程，形成文字教材，要求带队教师进行备课和授课。实习指导教师不仅要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安全、对学生进行监督和管理，还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解答学生实习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学校需要加强指导教师指导能力的培训，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和培养导师队伍；至少聘请1位实习单位业务骨干兼任企业实习指导导师，向学生传授相关业务和安全知识。
由于拉波夫模式中的阶层概念略显抽象模糊，在操作中缺乏普遍性，米尔罗伊夫妇建立了“社会网络”模型。社会网络是人们基于交换原理按自己的交际意愿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一种比按阶层、性别、年龄、种族等属性划分更具体、更有现实归属感的社会单位，同时又是影响土语规范和变化问题的重要的非正式力量。密度、复合度是其重要衡量指标。社会网络影响语言行为，语言行为反作用于社会网络，二者相互制约。与以“地位观念”为基础的宏观的社会阶层分析法不同，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同等观念”为前提，通过分析个人的社会关系构成来揭示角色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它是一种微观研究。米尔罗伊夫妇的发现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网络强度跟土语使用正相关：“强联系维护语言，弱联系改变语言”；[13]二是网络与性别相互依赖：男性的网络强度普遍高于女性，语言自由度较低。[14]
三是语言的性别分化。变异研究所关注的语言性别，不是语言结构固有的“语法性别”，也不是生理原因而致的“生物性别”，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语用心理等因素引发的‘社会性别’现象”。语法性别和生物性别属于绝对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属于相对性别差异。[10]119既有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女性在促进语言革新方面是较为积极主动的一方”。在自上而下的变化中，女性更多使用威信形式；在自下而上的变化中，女性更多使用革新形式。[2]161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语言代表了语言的规范和语言未来发展的方向”。[11]285
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宏观历时动态研究不同，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提出了一种关于共时动态的研究理念——语言变异研究，探索进行中的变化。这是一种微观时间维度的语言演化研究。为了实现对微观语言史的观测，该学派尤为关注语言的异质性跟年龄因素的关联，“进行中的变化”研究即是其典型代表。这一理论以地质学“均变说”为依据，认为“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语言差别可以反映语言的真实历史发展”，“对现在的语言变异现象的探索可以解释过去的语言变化”；主张通过显象时间的研究，来了解语言演化过程。在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意识到，显象时间不能毫无争议地展示语言的历史发展，与真实时间研究的结合极为必要，因而此类研究的可靠性显著增强。[2]150-153徐大明[3]、祝晓宏[4]、武小青[5]都是围绕包头市昆都仑区的鼻韵尾变异情况进行的，三项研究的承继实现了显象时间研究跟真实时间研究的有效结合。
三、社会维度的研究范式
从社会维度探索语言差异的做法始自社会语言学。作为对以往“描述语言学”的反叛，社会语言学凸显了社会性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主张进行“社会语境中全面系统的语言研究”。[9]1-24而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社会分化研究，恰是拉波夫语言变异学派的核心内容。从现有研究来看，语言的社会分化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语言的言语社区分化。言语社区是言语行为的存在场，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基本单位。从理论上讲，社区层次高低的差异，会导致语言在结构和使用上呈现出种种变异。不过在现有实践中，多数成果都专于研究单一固定言语社区，这种跨越社区级限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还较为少见。
女人很漂亮，约莫二十岁出头，高挑的个头，瓷白的皮肤。一条曵地的白色纱裙像一朵盛开的白色蔷薇朝下铺陈开放着。
二是语言的年龄分化。年龄级差和进行中的变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类研究范式。
在随后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波浪说”“单纯地以空间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扩散的所及范围(和强度)，可能过于简单”，“还必须从更深广的社会层次和更详细的语言表现来认识有关现象”。大量的事实显示：创新形式的地理扩散并非是连续的、均匀的，而是像打水漂一样，从一个地域中心跳到另一个中心。这种“跳跃说”的核心是“层级效应”，即变异成分扩散地域的层次是依次递降的——从大城市扩散到较小的城市，再到乡镇和村庄。[2]242这一思想将经济社会因素对地域扩散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之中，将地域概念社会化、立体化，克服了“波浪说”对地域空间扁平化的简单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特征区域扩散机制的认识更加深刻，实现了地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有机结合，在“波浪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从空间维度探索语音差异应该说是方言学研究的专长，然而最早从地域差异探索语音演变的却跟历史语言学直接相关。面对谱系树理论单一分化模式所无法解答的理论难题——印欧语系中语支间存在特殊相似点，施密特于1872年提出了“波浪说”：原始语中存在方言分歧，方言特征会像波浪一样向四周扩散，使得其他方言获得许多相互交叉的共有特征；距离波源越近，与中心方言的共性就越多。[1]242-245这一“扩散式音变”理论在随后发展了的方言学中得以深度发挥。
从音变的过程性来看，上述三个维度的音变理论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侧重于变化前后的静态比较描写，二是侧重于变化过程的动态呈现。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的研究多属前者，社会维度的研究属于后者。后一类中，在变异理论之外，关注音变过程的研究还有词汇扩散理论。这两种理论的诞生，跟新语法学派连续式音变的“规则性假说”密切相关。王士元总结，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有两方面困难：一个是“把语言从它的社会环境中孤立出来”，另一个是“假设语音的逐步变化没有例外”。从第一个困境中走出的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它向我们展示“整齐的不纯性不仅存在于每种语言之中，而且可以用描写变异的技术(变项规则分析法)加以精致的处理”。[18]而对第二困境的突破，恰是词汇扩散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是语言的社会结构分化。早期研究以层化模式为主，所确立的自变项多为社会阶层。变异社会语言学所用的“阶层”不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比较通行的阶层划分方法由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创，“依据的是人们的财富(经济地位)、威望(社会地位)和权力(政治地位)相结合的标准”。[12]44在经典的拉波夫模式中，分项加权法是评定被试阶层归类的依据，参照项目包括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教育、收入、居住区域、住宅价值等。既有研究表明，语言跟社会阶层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社会分层使得语言发生层化变异。“语言层化变异是动态的，具有一个倾向性的社会标准”，[12]51而显性标准通常是跟标准语相关的显威信，隐性标准则是跟方言土语相关的隐威信。模仿威信形式的需要促使人们调整自己的语言行为甚至所使用的语言，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变化因此而生。在整个社会中，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性最大，对语言威信形式较为敏感，是语言革新的重要力量。[2]180
早期的传统方言学也叫描写方言学，属共时性方言地域差异研究，主要是调查、记录和分析各地方音的系统与特征，同时附带部分对比性内容。出于深入对比的需要，方言地理学应运而生，其中心任务是遴选关键性语言项目，并将调查结果分项绘成地图，“为进行语言(或方言)间的比较、对语言变化进行历史的研究提供扎实的素材”。而真正做到从方言的地理差异探索“方言的历史演变所产生的新旧层次以及这个变化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样式”的，则是语言地理类型学。[6]该学派主张以动态眼光探视语言的地理差异，认为语言研究不应满足于“语言结构系统变化结果的平面描写”，而要阐明语言历史变化的“实际过程和机制”。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一书中，以东亚大陆因地理推移而成语言连续体为背景，将“纵的历史演变跟横的地理推移相结合”，主张从“区域性(共时性)变异”透视“通时性(历史性)变异”，语音发展“波浪说”的思想在实践中得以体现。[7]
五是语言的民族分化。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通常是人类学框架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而美国变异研究中的“民族”，一般是指“欧洲移民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时还夹杂着种族的区分，概念的界定略显复杂。[15]90此类成果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社区内的语音变异和变化研究(多为美国黑人社区的非裔英语方言)，在内容上可以归结为三大板块：首先是言语适应问题，主要研究民族方言之间分离或靠拢的类型和方向；其次是民族方言接触问题，包括都市民族语言接触和乡村民族语言接触两种；再次是民族方言的社会变异，多从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社区特征、交谈对象等角度展开相关性分析。而在这三者之中，以语言来建构民族身份、求得社区认同则是一条恒定的深层主线。[2]190-210
六是语言的语体分化。语体是指“语言根据交际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体式”，[15]96是言语中因“交际方式和交际者”的差异而引起的“语言变异的总和” 。[16]165在既往研究中，语体变异通常归为功能变异范畴，“注意力”语体、听众设计理论、说话人设计理论等着重从交际需要的角度探讨语体变异产生的动因；近些年来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社会因素对语体变异的影响，“更多地采用一种建立在人类学、民族志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学科基础之上的综合方法” ，[2]189实现了语体变异研究的新发展。
精心打造以在职党支部书记、在职党员、离退休党支部、离退休党员为主要框架的网络党员管理服务队伍，在职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分片包干，参与离退休党支部工作，了解老党员、老同志信息，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引导他们开展互帮互助，重点关注鳏寡孤独群体，成立“邻里守望”、“低龄帮高龄”等志愿组织，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老同志提升退休生活品质。
在变异社会语言学之外，现代方言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因素来研究方言差异。方言研究在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的基础上，“已经迈入了社会语言学的新阶段”。[17]中国的方言学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地域方言的层次分化、男女差异、老少差异。
四、词汇扩散理论
我们都知道，胎儿的体重和孕妈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如果孕妈妈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又存在挑食、偏食、忌口等因素，就有可能造成胎儿的营养摄入不足，导致胎儿体重低于正常。当然，孕妈妈营养也不能过量，否则体重增加过快，胎儿体重超标过大，既会增加孕妈妈的负担，也会增加分娩中的困难。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渐健全，短视频APP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是我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发展的新机遇，有机遇必定有挑战，要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眼光去看待发展，这样才会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不足，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词汇扩散理论跟“波浪说”和方言地理学同属扩散式音变模式，在后两者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针对“语音规则无例外”思想所主张的“语音渐变、词汇突变”观点，词汇扩散理论主张“语音突变、词汇渐变”。认为一个完整的变化包括三个阶段：未变阶段、共时变异阶段及已变阶段。其中共时变异在词汇扩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实现语音变化的手段。而音变扩散过程的中断是例外产生的原因，尝试通过对词汇和说话者两个音变承载要素的连续描写来实现对音变过程的呈现。因为不同词语参与音变的早晚具有参差性，不同个体实践音变的早晚也具有参差性。二者都是透视音变过程的窗口。[19]
词汇扩散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语言结构系统内外两个层面把握住了语音共时变异过程。因为它观察到这样一个语言事实：在结构之内，对于同一个人来说，是否使用变异形式因词而异；在结构之外，对于同一个词而言，是否发生音变则因人而异。前者成就了对词的读音的变与不变的连续描写；后者成就了对人的发音的变与不变的连续描写，语音共时变异过程由此得以全面展现。关于结构内词的连续描写，该理论重点考虑了词频的价值。关于结构外人的连续描写，尤为关注年龄、心理的影响。比较来看，这种研究思路，既得变异理论之妙(显象时间研究)，又有描写理论精髓(结构分析)；以此来说，词汇扩散理论对音变过程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全方位性。
潘悟云评介说，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音变的生动的社会过程，而词汇扩散理论“第一次认真地把语音变化作为一个过程加以考虑”。[20]我们要强调的是，词汇扩散理论描述音变的全方位性表现在结构扩散和社会扩散两个方面。结构扩散中无论是音位变异还是音类变异，都要体现在词汇扩散之中。从严格的结构分析来说，词汇扩散之中包括有语素扩散和词语扩散两个层面。语素扩散是词汇横向平面的广度问题，其扩散范围是音变已经涉及与可能涉及的字例(即单音词，表现为“字”)的聚合圈。词语扩散是纵向立面的深度问题，其扩散范围是包含变音字例的已变复音词与未变复音词的聚合圈(言语活动中某一抽象词的所有具体词的读音的聚合亦是词汇扩散深度的反映)。而社会扩散实质上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间的传播(对社会扩散而言，“传播”比“扩散”更为准确、直观)，有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两个方向。纵向的是时间维度中不同年龄群体间的传播，横向的是社会维度中不同性别、职业等群体间的传播。归结来看，词汇扩散理论涉及结构系统、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多个方面(在接触性音变中涉及空间维度)，对音变的解释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遗憾的是，该理论实证研究的技术水准不高。所以，对于语言史研究的应有价值发挥不足。为了弥补这种欠缺，我们应当借鉴变异理论的做法，观测音变扩散过程时考虑尽可能多的内外因素：在“词”中，除变异成分外还存在其他语音成分(如跟韵类相伴的声类)；在“词”外，还依附有词频、组词能力等使用特征——这些相关因素对音变的扩散过程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词汇扩散并不是音变的全部过程，在以音变为目的的词汇学习达到一定阶段时，逐个的词汇扩散就会被脱离词汇的音类类推所替代。[21]而扩散与类推其实都跟“频率”相关。基于语言使用的语言观特别重视使用频率在语言知识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将使用频率分成两类：一是形符频率(具体用例的高频率使用)，二是类符频率(某一抽象图式的具体用例的种类)。[22]形符频率通过对单个项目自身的强化而求得使用者的熟悉和掌握，类符频率通过对同类多个项目的强化而求得使用者对内在共性的把握，从而产生类推效应。对于音变的词汇扩散而言，前者即音变前期词汇的逐个扩散，后者即音变后期一定词汇扩散基础上的音类类推——类推通常是在词汇学习(包括习得和学习两种途径)达到一定阶段后起效；而类推的内容与其说是脱离词汇的心理单位(音类)，不如说是音变的适用规律。不过从本质上看，类推亦是一种扩散，准确地讲是音变规则的规模性扩散。扩散与规模性扩散的显著区别在于时间：前者速度慢、变程缓慢，后者速度快、变程短促。也正由于这一原因，音变在词汇中出现了“先变慢、后变快”的状况。“后变快”(即类推效应)的出现，不仅有社会心理作用的参与(语言态度中的接受心理)，更是人类语言学习能力的反映。[23]
五、叠置式音变
从变异的实现方式来看，时间维度的研究属连续式音变，空间维度、社会维度及词汇扩散的研究属扩散式音变；此外，还有叠置式音变。“叠置式音变”概念的提出以文白异读为基础。文白异读是语言发展某一阶段中的标准语(上层语言)和土语(下层语言)共存关系的概括，反映了两种语音系统的交融。文白异读是通过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形式体现出来的，而两种形式之“异”通常只是词中某一音类。[24]在王洪君看来，“叠置式音变”概念的独立性，不在于它对文白形式竞争关系的侧重，而在于它“从历史的角度去透视共时的文白异读”并用以研究方言史，更在于它严格坚持“区分接触与自身演变是第一位的”原则。因为自发音变和语言接触是可以并存的两种不同音变类型，前者诱发的演变和后者导致的层次需要“两根不同的时间轴、两种不同的时间先后”来度量。前者的时间性限于同一源点的先后中，呈线形；后者的时间性体现在不同源点的先后上，呈阶形。[25]
从宏观上看，叠置式音变理论有三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对“文白异读”的界定过于狭隘；二是对变化和竞争的区分逻辑欠缺；三是对离散式音变的截取有失公允。归结起来就是，跟扩散式音变相比，叠置式音变的独立性值得怀疑。不过在具体层面，它对于文白异读所体现的音变参差性的专注、关于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和同一系统的异源音类的叠置、不同系统的异源音类的叠置的区分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强调了一般离散式音变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这对于历史语言学框架中的方言接触机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6]在历时性方面，跟变异理论的微观史研究、词汇扩散理论的中观史研究相比，它可能更属于宏观语言史的范畴。[1]291徐通锵、王洪君对叠置式音变理论的语言史价值定位在于，它可以发掘沉积千年的语音遗留(而不只是现实语言中的变异)，进而为考察语音演化的时间层次提供客观的根据。[24]
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无须纠结于概念上是扩散式音变还是叠置式音变、音变的词汇扩散究竟是竞争还是代替。关键在于要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弄清变异成分的来源及其层次归属，为既往演化脉络的探究提供依据。而叠置式音变理论中的合理思想当然值得我们吸取：(1)交际的需要是系统间同源音类因借贷而成叠置的根本原因；(2)叠置的两种(或多种)异读形式或各有不同的归属，“文”与“白”应分层探源；(3)新旧形式的竞争过程具有阶段性，制约竞争结果的是两类形式“所辖语素的多少和空间分布区域的广窄”；(4)音变中的个别残存形式带有系统的性质，具有重要的语言史价值；(5)两读形式的音类差异具有不同的功能标记性(不限于雅俗之别)。[1]388-401
六、结 语
上述种种音变理论，是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不完全相同的音变现象，因而，我们不能为了突出某一理论的独立性， 而“把原本互补的关系变成了对立的关系”。[21]在实际中理想的做法是，在正确认识每一理论优缺及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以我之需，为我所用’的原则予以消化、吸收、取舍”，[1]实现灵活地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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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 2019) 02-0090-08
收稿日期： 2018-10-23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阳城区话韵类变异研究” (2015CYY028)；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南阳城区话语音变异研究”(16YJC740077)
作者简介： 闫 克，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河南方言和汉语国际教育。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2.012
责任编校：罗 红，张 静
标签：连续式音变论文; 扩散式音变论文; 叠置式音变论文; 词汇扩散理论论文;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