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李白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5)01-0017-08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5.01.003 李白诗在北宋经过宋敏求编集、曾巩考次，在苏州刊刻成为定本后，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李白集的编刻。期间虽演化出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两个李集系统，两者编排内容虽间有变化，但所收录李白诗文的总量一直没有变动，对保存李白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杨齐贤首次对李白诗进行了注释，他的集注本今虽已佚失，但元代萧士赟注李白诗时将杨注部分引入书中，可以从中管窥杨注的大致面貌。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即在杨齐贤注本的基础上删补而成，为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注本。此书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共二十五卷。李白赋八篇列入卷一，余下二十四卷为各体诗歌，疑为伪作者移植卷末，导致曾巩所考李白诗次第因此颠乱。书中注释以“齐贤曰”、“士赟曰”为标示，以示文责自负。杨注因萧书而存，萧士赟注也自有特色，或纠正杨注讹误，或另出新意，对李白诗歌早期的阐释与流传起到了作用。宋元时期注杜诗者不下数十家，而注李白诗者仅此一部，可谓弥足珍贵。清代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即是在杨、萧等人注释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可见其影响之大。进入明代后，李白诗的整理与编刻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重刊、翻刻宋元本李白集不时出现，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根据公私书目不完全统计，明代整理、注释、编刻李白诗文集达六十种之多，在质和量两方面对前代都有所突破。这既与明代版刻印刷术发达有关系，也与明代复古诗潮兴盛直接相关联。弄清楚李白诗在明代的编集与刊刻情况，不仅有助于了解李白诗在明代的传播历程，而且更能进一步探索明代唐诗学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具有多种学术史意义。 一 李白全集在明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文全集在明代的刊刻，既有对宋元整理本李白集的翻刻，也有明代学者重订的编集本，两者合计多达三十种之多，这在李白诗歌流传史上达到顶峰。 先谈明代翻刻宋元本李白集，这个情况在明代版刻史上比较复杂，很多著述混淆不清以致讹误别出。李白诗在唐宋时期编集与刊刻的情况，拙文《李白诗在唐五代的编集与流传》(《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已经详加考述，可参看。唐代编纂的李白集今已失传，但唐人搜集的李白诗文基本上保存在宋版李白集中。宋代编纂的几种李白集，如乐史《李翰林集》二十卷、《李翰林别集》十卷，宋敏求分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曾巩编年本《李白诗集》二十卷，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这些李白集虽体例不同，但在明代大都有覆刻，显示出宋编李白集强劲的活力。宋人乐史在李阳冰编《草堂集》十卷的基础上，另外搜集到李白歌诗十卷，重编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又从三馆中辑得李白各体文十卷，编为《李翰林别集》十卷。乐史编《李翰林集》二十卷今佚失，《李翰林别集》十卷则有明正德吴郡袁翼刻本，前有乐史序，后有袁翼跋，称重刻淳熙本。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六著录此书，正德十四年(1519)吴郡陆元大刻《李翰林集》也即此本。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源于乐史本，前二十卷为诗歌，后十卷为文章。此书在明代有翻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此外，正德八年(1513)鲍松刻《李杜全集》本，所收《李翰林集》三十卷即翻刻宋淳熙本。 元人萧士赟补注杨齐贤本而成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在明代多次翻刻。根据各种书目统计，有明一代翻刻、补订、重修萧士赟此书多达二十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单部著述翻刻最多的书。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在明代的翻刻大致有三种情形。 首先是元刊明修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本为十三册，板式体例与元刻本同，唯“卷十七为明修。卷十八五页为明修，以后为原刻。卷十九为原刻。卷二十至二十五为明修。”[1] 其次为明代翻刻元版本。现存正德元年(1506)萧敏刻本、正德十五年(1520)建阳刘宗器安正书堂刻本均为翻刻本。萧刻本卷末附有萧敏《重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识后》一文讲述重刊的缘由。南京图书馆藏刘宗器刻本，署“明正德十五年(1520)建阳书林刘宗器安正堂刊，卷二十五后有庚辰岁冬月安正书堂新刊”，可见刘宗器除了刊刻李白诗外，还刊刻了李白文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著录刘刻本一部。萧本与刘本版式不同，萧本是半页十二行二十字，注用小字双行二十字。刘本是半页十一行二十三字，注用小字双行二十三字。 再次为明刻删节本。正德十年(1515)李文敏、彭佑合编《分类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在解州刊行。此书的分类、编次与萧士赟本相同，唯独删掉了萧注。首列《重刻李谪仙诗序》，次列《刻李诗引》，书末附有《重刊李白诗后序》。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宝善堂刻本即为著名的删节本。郭云鹏因元版过于繁杂，将杨齐贤、萧士赟注删减大半，同时增入徐昌谷《古风》五十九首评语，并附刻《分类编次李太白文》五卷，合成《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文》三十卷刊行。《四部丛刊》所收李白集即以此本影印。嘉靖二十五年(1547)玉几山人校刊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相对于郭本删减较少，仅对卷六至卷八、卷十至卷十七以外的诗歌有所删减。后附录宋人薛仲邕《年谱》一卷。万历年间的两种删节本，六经堂翻刻本与许自昌校刻本，都以玉几山人本为底本进行刻印。明代霏玉斋刻本《重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二十五卷《分类编集李太白文集》五卷即重刊郭本，后收入《四库全书》中。崇祯三年(1630)毛晋汲古阁以玉几山人本为底本重编李白集，就是现存《李翰林集》二十五卷本。 再谈明人刻印重编李白诗文全集本。明代整理李白诗全集，首推正德十三年(1518)刻《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本。此书无编者姓名，首列《唐李太白诗集序》，署“时正德戊寅四月良吉秦藩保安王识”。次列李阳冰序。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夹注双行，四周双栏，白口，黑鱼尾。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部为著名学者刘盼遂旧物。编次先分体后分类。卷一为四言、五言古诗；卷二至卷七为五言古诗；卷八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九、卷十为长短句；卷十一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卷十二为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此外有一种黑口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板式与此本同，唯独款式不同。无序跋，不知刊刻年月，编次也为先分体后分类。诗体分为四言、五古、七古、长短句、五律、五言排律、七律、五绝、七绝。每一个诗体下分类与正德本相同。正德本卷首称为“卷一”。此本称为“卷之一”；正德本第一篇四言乐府诗《来日大难》，此本为《来日》，无“大难”二字。从诗篇间的注释来看，此本当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而来，但又比萧士赟本少了《对雪醉后赠王历阳》等四首诗，且不附魏万、崔宗之、崔成甫之作。偶于字下夹注音义，可能是作为通俗读物来刊刻的。嘉靖年间延平另外刻有《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本，与正德刻本板式不同。此书是每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卷末有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辛酉杨枢校订李诗类编后语。与前两书相同，此本编次亦为先分体后分类，计分为五古、七古、长短句、五律、五言排律、七律、五绝、七绝等，其下分类为古风、乐府、歌吟、寄赠、留别、送别、酬答、游宴、怀古等等。《感寓》二首列于《古风》中，不录《送倩公归汉东诗序》以及魏万、崔宗之、崔成甫之诗。又据日本《内阁文库汉籍类目》一书载有明万历刊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恐系后来翻刻本。 由于明代翻刻的前代李集较多，故本朝整理李白诗全集在整体上凸显不出成绩，更多的是编刻李白诗，缺少像宋代整理李集的著名学者。嘉靖十八年(1539)刻《唐李白诗》十二卷，白文无注。卷首有嘉靖十八年(1539)九月十七日周府南陵王睦楧《李太白诗题辞》，后有大梁李濂序。半页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单边。其分类编排与正德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略同。第一卷至第八卷上半为五言古诗；第八卷下半为七言古诗；第九卷、第十卷为长短句；第十一卷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第十二卷为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国家图书馆、江油李白纪念馆均有藏本。万历二年(1574)李齐芳、潘应昭刻《李杜诗合刻》本之《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前列李齐芳《李翰林分类诗序》，次列潘应昭序。编次先分体后分类，依次为卷一为古风、乐府上；卷二为乐府中；卷三为乐府下、赠上；卷四为赠下、寄赠、饯送上，卷五为饯送下、酬答、留别，卷六为杂拟、怀思、登览；卷七为歌吟、游宴上；卷八为游宴下、闺情、古赋。计收李白诗九百九十三首。书后有舒度、李茂年、李茂材三篇跋。郑振铎《西谛书跋》卷四著录：“《李翰林分类诗》八卷，赋一卷，明万历刻甚精善。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2]此书与宋蜀刻本相比较，少《杂言用投丹阳知己》、《五松山别荀七》、《清溪行》、《古意》、《越中怀秋》、《观鱼潭》、《庭前晚开花》、《暖酒》、《宣城长史赠琴双舞鹤》、《送赵云卿》十首诗，增加了《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上述数种李白诗分类本，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白文无注，仅录原文。而且，编刻者将李白诗文分类进行简化，卷数由三十卷减少到十二卷、八卷，从编刻的角度看有利于李诗的流传，但它看不出与前代李集的渊源关系。明人编刻书喜欢打乱原书体例，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明代万历之前的李白诗全集大都是单行本，如上述正德、嘉靖本，但到了万历时期所编刻的李白诗全集，几乎都是李杜诗合集本。李杜诗合刻在万历初期开始形成合流，而且这些李白诗全集本大都是分体分类本，可以看出明人对李白诗的整理。李诗卷数最多的一部书即为刘世教编校本，万历四十年(1612)刊《合刻分体李杜全集》之《李翰林全集》四十二卷《年谱》一卷本。该书目录四卷年谱一卷，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首列李维桢《合刻分体李杜全集序》，手书上板。其次为刘世教撰《凡例》，太原王穉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再下依次为李阳冰、乐史、宋敏求、曾巩四序，毛渐题跋，薛仲邕撰《李翰林年谱》，两《唐书》本传，李华《李翰林墓志铭》、刘全白《唐翰林李君碣记》、苏轼《碑阴记》。再次是目录四卷。此集由刘世教与姚孟承、刘鉴参订而成。编次以古近诗体划分，各卷目录连续正文。卷次依次为卷一、卷二为古赋；卷三为四言古诗；卷四为古风六十一首；卷五到卷二十二为五言古诗；卷二十三到卷三十为七言古诗；卷三十一、卷三十二为五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卷三十四为五言绝句；卷三十五为七言绝句；卷三十六为杂体、联句、补遗。以上三十六卷为诗歌，余下为各体文章，依次为卷三十七为表；卷三十八为书；卷三十九为序；卷四十为颂、记；卷四十一为赞；卷四十二为铭、碑、祭文。从目录上可以看出，刘世教将李白诗文编目打乱，依据体类标准重新划分，使得李白诗文全集由过去的二十五卷本、三十卷本上升到四十二卷本。他的这种分类，虽然在诗文数目总量上没有得到增补，但对李白诗文的分体分类进行了细化，有利于李诗的流传。又从刘世教《凡例》中可知，这个《李翰林全集》四十二卷本在校勘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而且在很多诗篇的末尾还附有校语，标明异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清人王琦在《李太白集辑注跋》中评论说：“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讹舛，殊见苦心。”[3] 明代末期刊刻李白诗全集只有一种，即崇祯二年(1629)闻启祥刻《李杜全集》本之《李太白诗集》二十二卷，宋代严羽评点。“卷一古风五十九首，卷二至五乐府，卷二十二赋。不收碑传杂文。间列杨齐贤、萧士赟二家语，然限于诗意之发明，不注典故出处。”[4]对于闻刻的这个本子，学术界曾有疑问，陈良运《读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献疑》[5]一文即认为此书为明人伪作。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一文从底本来源、评语错解、作者时代等多个方面对此书进行了考述，最后认为：“可以判断所谓严羽评点不会出自严羽本人的手笔。”[6]4622闻启祥刻严羽评点本《李太白诗集》二十二卷虽为伪作，但对研究李白集版刻史仍有版本学意义。 二 李白选集在明代的评选与刊刻 除了诗文全集本的整理与编刻外，明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李白诗文选本以及评注本，多达三十余种，显示出明人对李白诗高度的热情与广泛关注。此外，明代还翻刻了元代《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明代最早出现的李白诗选本当为《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的宣德年间刊赖进德《李杜诗解》三卷，此书今已佚失。正德十四年(1519)李濂所刊《李白诗集》十二卷本，此书今不见，有可能嘉靖十八年(1539)刻《唐李白诗》十二卷即为李濂本，盖此书有李濂序。嘉靖二十一年(1542)邵勋将李濂编《李白诗集》十二卷本与嘉靖五年(1526)许宗鲁所编《杜工部诗》八卷本重编为《唐李杜诗集》十六卷本，其中李集八卷，由无锡知县万虞恺刊刻。对于李濂编《李白诗集》十二卷，很多书因为未见到原书，错将此书标为八卷，如《唐诗书录》。正德十四年(1519)李濂《唐李白诗序》明确地说：“余刻白诗十二卷于沔阳，共诗九百六十四首。”[7]邵勋本《李白诗集》重编李濂本为八卷，故后来著录此书沿袭为八卷。书首有万虞恺《刻李杜诗集序》，书后附邵勋《刻李杜诗后序》。此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著录。一九七四年台湾大通书局将《唐李杜诗集》收入《杜诗丛刊》第三辑中。《唐李杜诗集》中之《李集》板式为半页十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首列李濂《唐李白诗序》，次列《新唐书·李白传》、刘全白《唐翰林李君碣记》。编次先分体后分类。第一卷为古赋与五言古诗；第二卷至五卷为五言古诗；第六卷为七言古诗和长短句；第七卷为长短歌与五言律诗；第八卷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上述分类显然是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沿袭而来，但此本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相比较，少了《笑歌行》、《悲歌行》、《赠历阳褚司马》、《对雪醉后赠王历阳》、《送赵云卿》五首诗，邵勋在序中所说的“校补”可能仅仅是补了李白赋八篇。近代藏书家邓邦述对此书有题跋，云：“李杜诗十六卷，据邵氏后序，知为无锡宰万氏刻本，乃合正德李濂所刊李集，嘉靖许宗鲁所刊杜集而合刻之者。故前有李、许两序。明人好刻古籍，固为可尚，但以同时之人翻刻其所雕之本，已形浅陋。”[7] 李白诗的选本大都编选、刊刻在明代中后期，尤其以嘉靖、万历年间为多。根据各种公私书目记载，主要有王寅《李翰林诗选》五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闵朝山刻本；张含辑、杨慎批点《李诗选》十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氏家塾刻本；张含辑、杨慎批点《李太白诗选》六卷，万历十年(1582)沈启南刻本；朱谏辑注《李诗选注》十三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守宣刻本；王维桢《李律七言颇解》一卷，嘉靖三十七年(1558)朱茹刻本；顾明辑、史秉直评释《李诗选》六卷，嘉靖三十七年(1558)金澜刻本；梅鼎祚《李诗钞评》四卷，万历六年(1578)鹿裘石室刻本；梅鼎祚辑、屠隆集评《李诗钞评》四卷，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周履靖《青莲殇吟》二卷，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荆山书林刻本；林兆珂《李诗钞述注》十六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安庆刻本；汪瑗《李诗五言辨律》一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何烓辑、李廷机评《李诗评选》四卷、万历宗文书舍刻本；明佚名《李杜律诗》四卷，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胡震亨《李诗通》二十一卷，清顺治七年(1650)朱茂时刻本；华阳道人《李青莲清言集》二卷，明末王道润刊本；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8]一书著录，明代李白诗选本尚有顾明史《李杜诗选》十二卷与汪旦《评选李杜诗》两种。《李杜诗选》中《李诗选》、《杜诗选》各六卷。此外，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与郑庆笃、焦裕银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二书上尚著录明代有关李白诗选本若干，可以参考。 上述明代李白诗选本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明代著名学者与诗人参与李白诗选本者众多，从整体层面上提高了明代李诗选本的质量，这是明代李白诗流传史上的一个突出方面。《李诗选》批点者杨慎、《李诗通》作者胡震亨、《李诗钞评》作者梅鼎祚和屠隆、《李律七言颇解》批点者王维桢等人都是明代著名学者。《李太白诗选》编者张含、《李翰林诗选》编者王寅、《青莲殇吟》编者周履靖、《李诗五言辨律》作者汪瑗等人都是明代有名的诗人。这些编选者文化水平较高，在编选李白诗选本上所下的功夫较多，因此在诗篇的删减、评语上都很见功力。上述选本，李白各体诗的精华诗篇几乎都入选，编选者的文化素质保证了选本的质量。 其次是很多选本都是合编本，其中绝大多数李诗选本是与杜诗选本合编在一起的。例如顾明《李诗选》六卷收入《李杜诗选》本、王维桢《李律七言颇解》一卷与其《杜律七言颇解》四卷合刻、梅鼎祚《李诗钞》四卷与其《杜诗钞》八卷合刻成《唐二家诗钞》、汪瑗《李诗五言辨律》一卷收入《李杜五言律注》本、何烓《李诗选评》四卷与《杜诗评选》四卷合刻、王寅《李翰林诗选》五卷与《杜工部诗选》六卷合刻、林兆珂《李诗钞述注》十六卷与《杜诗钞述注》十六卷合刻。李杜是盛唐诗坛齐名的诗人，是唐代两种诗风的杰出代表，明人评选李白诗，自然要把杜诗也考虑进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明代复古诗潮的具体表现。 再次是明代李白诗选本的评选从明初一直到明末，几乎横跨整个朱明朝代。其中有些选本因为评选得当，多次重订与翻刻。例如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朱守宣刻本与隆庆六年(1572)朱守行刻本两种。梅鼎祚《李诗钞评》四卷在万历六年(1578)、万历十七年(1589)两次刊刻。张含辑、杨慎批点《李诗选》一书，先后有十卷本、五卷本、六卷本三个版本，嘉靖、万历、天启年间都曾多次刊刻，成为明代李白诗选本中的翘楚。 明代李白诗评注本从数量上来说是空前绝后的，故而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李诗选本。胡震亨《李诗通》二十一卷为明人注李白诗的巅峰之作，后世评价很高。杭世骏《〈李太白集辑注〉跋》说：“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9]王琦本人在注释李白诗时，参考了很多胡注。胡振龙《明人注李的典范之作——论胡震亨〈李诗通〉》[10]对《李诗通》的注释特点和成就以及该书对王琦《李太白集辑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论述。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是明代另一部有特色的注李之作。据徐小洁《明代〈李诗选注〉作者朱谏生平考论》[11]一文考知，《李诗选注》是朱谏在晚年撰写的一部注释著作，这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李诗注本。虽然朱谏在注释李白诗中有不少穿凿附会甚至是明显错误的地方，但毕竟瑕不掩瑜，依然具有学术价值，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就大量采用朱谏的批注，可见其学术价值。胡振龙《浅谈明代朱谏的李白研究》[12]对朱谏《李诗选注》的成就与缺陷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朱谏在选注李白诗时，把李白集中的二百多首诗歌指为伪作，另外撰写了《李诗辨疑》二卷，这是他研究李白的严重失误。如李白的名篇《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梁甫吟》、《远别离》等，都被朱谏定为伪作。梅鼎祚《李诗钞》四卷也是一部质量较高的李诗选本，加上梅鼎祚本人即为明代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对李白诗的评语更能切中要点。詹锳《〈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虽无笺注、序跋、圈点各项，然有多家评语，亦足资考证。”[6]4657张含辑、杨慎批点《李太白诗选》六卷选诗颇精，几乎全为李白诗名篇，盖杨慎为蜀人，对先贤李白情有独钟。他的批点以考订为主，对李白诗歌中的人物、地理、史实甚至名物训诂、诗歌本事等，都下了很深的功夫。孙青春《明代唐诗学》评论道：“杨慎在批点《李诗选》中，致力于从汉魏六朝寻找李白诗歌素材的渊源，流露出浓厚的六朝兴趣。”[13] 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的明代李诗选本中也有一些质量较差的评注本。例如林兆珂《李诗钞述注》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一评价林注云：“今注内亦未证明，文义便不可晓，凡此不一而足，尚未可谓之善本也。”[14]詹锳、李庆元《明末李白诗两种注本》也说：“实则这部书的批注，完全选钞自杨、萧二家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可以说没有林兆珂自己加的批注。这部书印得错字很多，无怪乎在世上极少流传了。”[15]除了这部《李诗钞述注》外，明代还有一些选本由于辗转翻抄与翻刻，加上校勘不精，出现多种讹误，限于篇幅此不列举。 明代编刻的唐诗总集与唐诗选本中也有大量的李白诗。唐宋以及元代时期的唐诗选本收录李白诗较少，或者不收。元人杨士弘《唐音》认为这是由于唐宋选本“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李杜韩诗世多全集”[16]两个原因造成的。明初高棅有感于历代选家“李杜大家不录”[17]，特在《唐诗品汇》九十卷中选录李白诗402首，而且将李白与陈子昂列为盛唐正宗。李攀龙《古今诗删》三十四卷唐诗选部共收录唐诗740首，其中李白诗9首，远远低于《唐诗品汇》。唐汝询《唐诗解》五十卷收录李白诗177首。钟惺、谭元春《唐诗归》三十六卷收录李白诗98首。陆时雍《唐诗镜》五十四卷选录李白诗276首。胡瓒宗《唐雅》八卷选录李白诗129首。明代选录李白诗最多的当为黄德水《唐诗纪》一百七十卷，共选录960首，几乎囊括全部的李诗。明代唐诗总集与选本中大量选录李白诗，可以看出明人喜爱李白的程度以及李白诗传播之广泛。 三 明代李白集编选刊刻兴盛的原因 李白诗在明代的大量编集、选评与刊刻，是李白传播史上突出的现象，形成这种刊行盛况的原因有多种。它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 明朝是在推翻元朝异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朝代。明代上层统治者迫切要求恢复汉族文化传统尤其是唐代文化精神，这种恢复古道礼制的权威导引无疑深得汉族士人情感上的认同。唐宋文化在类型划分与群体建构方面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型，邓乔彬在《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中说：“如果说唐代的主流文化是进士文化，那么宋代则发展为士大夫文化。”[18]复古思潮弥漫在朝野，是一种自信民族心态的显现，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以及唐诗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9]的复古主张。“诗必盛唐”的主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唐诗学真正进入兴盛期，此后复古派成员以此为理想信念与写作范式。胡应麟在《诗薮》续编卷一中说：“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20]李维桢则在《皇明律范序》中说：“所贵乎明者，谓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21]在明人看来，只有汉唐才能与大明相提并论，也只有明代才能超越汉唐，这是一种豪迈达观的心态与自信。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与唐诗学兴盛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多种曲折与磨合。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唐诗总集与选本刊刻的初始时期，当时刻印的大多是前代选本。杜甫诗一度作为明初诗人群体的格调典范，如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即奉杜诗为圭臬，李白诗文全集及其选本在正德之前编刻较少。弘治、正德间前七子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出的以复古尊唐为新变的创作理论普遍为当时学者接受。李梦阳本人喜爱李白诗，曾作有《效李白体》64首。何景明也说：“学歌行近体诚有取于二家。”[22]他们的揄扬使李白诗声誉陡增，李白全集及其选本的编选与刊刻在正德、弘治后日渐增多。嘉靖、隆庆间后七子除了继承前七子的宗唐观念外，对格调法度的讲究更加趋于强化和程序化，师法唐诗再次成为诗坛的主流，从而使明代唐诗学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李白集的重编、选编、评注、刊刻在此时期达到高潮，二者是成平行状态运行的。与唐代其他别集相比，李白集的刊刻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李白诗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万历年间，公安派、竟陵派高举性灵大旗，向复古派唐诗论发动冲击，动摇了格调论唐诗学的基本体系。但李白诗中的天真、性情、飘逸、神韵等成为新派的效法因素，丝毫没有动摇李白的地位与影响，李白集的刊刻再次达到高潮。天启、崇祯间，唐诗学呈现多元走向，性灵说诗学逐渐退潮，李白集的选编与刊刻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李白集及其选注本的刊刻兴盛与明代复古思潮及唐诗学的进程呈同步运行关系。明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发展与李白集的刊刻密切相关。 李白独特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风格直接影响到明代社会的文化思潮与审美风尚，李白成为明代文人学习与模仿的榜样，这也是明代李白集刊刻兴盛的主要原因。明初以来，政治上采取削弱相权强化君权，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士族采取高压政策。为了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士人举子的行为法则与精神规范。明代文学复古思潮不仅是文学上的复古，也是时代思潮的复古。明人反感主理的宋诗，而对主情的唐诗格外推崇。文人学士普遍艳羡大唐盛世，在文学上追求风骨雄健、气象宏阔、豪迈奔放、意境奇妙的审美风格。李白思想特质中的那种藐视一切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23]、“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24]的气概很契合明人的精神追求。李白诗歌中豪迈飘逸、清新自然的审美风格又契合明人的诗歌审美追求。精神气质与艺术特征的双重优势直接成为明人学习的榜样，因而李白及其诗歌受到明代士人各阶层的青睐与关注。尤其是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盛行，对程朱理学进行冲击，从而带来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直接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觉醒，呼唤个性解放，各种学说风起云涌。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个性张扬的风气弥漫在明代社会。李白那种傲视权贵的高尚人品、追求理想的政治抱负、飘逸奔放的诗歌风格受到此期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得到中晚明士人的高度赞同与认可。这种思潮的转变直接后果就是李白集以及评注本的大量刊行。嘉靖、万历近百年时间是李白集编刻的高峰，达四十种之多，而且出现多种批校本、批点本、评注本，众多名人积极参与，可见时人对李白诗歌的关注热情。李白雄浑豪放的诗歌风格、神奇瑰丽的艺术想象、清新俊逸的语言特色一时成为明人竞相模仿的对象。明初诗人高启的个性与李白相似，诗风亦类似李白。赵翼《瓯北诗话》卷八：“李青莲诗，从未有能学者，惟青邱与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又说：“七古如《将进酒》、《将军行》、《赠金华隐者》、《题天池石壁图》、《登阳山绝顶》、《春初来》、《忆昨行》等作，置之青莲集中，虽明眼者亦难别择。”[25]李东阳学诗虽宗主杜甫，但对李白的人品与才华也推崇备至。他在《春雨堂稿序》中说：“近代之诗，李杜为极。”[26]李东阳创作中涉及李白诗有十多篇，又在《怀麓堂诗话》中有二十多处评论李白的诗歌，足见其对李白及其诗歌的景仰与推崇。明代中期王世贞对李白也是极其喜爱和崇敬，他的作品中涉及李白的有39首，“其中以李白为主题的诗歌15首，提及李白的诗歌24首；文章20余篇，诗话8条，这些材料或仰慕李白豪放不羁、飘逸不群的诗仙风采，或赞叹李白卓尔不群、才华横溢的诗歌创作艺术。”[27]明代其他著名诗人如徐祯卿、康海、李攀龙、杨慎、谢榛、谢铎、祝允明、谭元春、钟惺等人都对李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化用李白诗的主题、意象、典故，而且有的还参与了李白诗的编集与评注。 明代很重视培养人才，办学规模也超过前代。教育的普及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从整体上提高了明人的文化水平。《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人一千一百多部，近两万卷。文化水平的提升直接导致读书群体的壮大，成为李白诗集在明代刊行的人文基础。明代雕版印刷技术成熟，金属活字的广泛采用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为刻书业提供了技术保证。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28]考证，明中叶以后，上自中央政府各部门，下自地方官府以及藩王府都有规模很大的刻书机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29]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雕版技术的改进，印刷业的发达，直接刺激了李白集的编刻刊行，同时也出现了像《唐五十家诗集》、《唐百家诗》、《唐诗类苑》、《唐音统签》等这样大部头的唐诗总集。这些大型的唐诗总集大量收集李白诗，从另外一个渠道促进了李白诗在明代的流传。 明代文学流派纷呈，文学社团林立。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30]一文统计有明一代的文学社团有176个，此外还有很多松散的文学组织。这种文学集团由于各种原因，形成同一文学流派，有着相同的文学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扬李或扬杜，是明代的各个文学派别文学主张的体现。”[31]这些文学集团的大量出现有助于某种文艺思潮的快速传播，从而扩大影响形成气候。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唐诗论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与这个流派的人多势众相关。李白诗文能在明代中后期传播兴盛，与这些文学集团的宣扬分不开。 综上，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明代刊刻的李白集及其评注本，数量庞大品种丰富，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明代对李白诗的编集、评选、注释、考证、圈点、解说、论述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充分说明明代士人各阶层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喜好。这是李白诗流传史上的独特现象，值得特别重视。标签：李白论文; 诗歌论文; 李白诗集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唐诗论文; 明朝论文; 嘉靖论文; 古诗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