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内政与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政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关键阶段。本文将以这10年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为线索，着重探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如何克服了来自内部和外部事件的冲击；第二，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第三，围绕WTO谈判、香港、澳门回归和构筑跨世纪对外关系格局三项任务展开的中国外交工作。
一、走出国内风波和苏东的变的阴影
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1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前所未遇的社会矛盾。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这些矛盾的爆发。在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动乱之后，中国又经受了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90年代。
1989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新的领导集体上任后遵循了邓小平所确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当时，面对国内外的复杂情况，邓小平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在外交方面，他告诫一定要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稍后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指导方针（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317页。）。江泽民在当选为总书记后立即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除采取措施稳定政治局势之外，主要致力于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包括降低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巩固已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等。这项工作从1988年秋季开始，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为消除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这一整顿显然是必要的。经过这次“治理整顿”，虽然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仍没有解决，但经济发展的势头已初步得到恢复。
新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交工作。这不仅因为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就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而且因为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表明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次年初，海湾危机演变成海湾战争。中国政府和国内研究机构相当一致的看法是，这场战争是在两极格局解体，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严重失衡的背景下爆发的；它表明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大大小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不可低估，国际形势并不稳定；维持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任务十分艰巨。
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的是苏联局势的变化。苏联解体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中共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如何吸取苏联和东欧的教训、防止“和平演变”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要把防止和平演变置于优先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主张再同苏联搞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但是，这种观点和主张并未被采纳。邓小平确定的方针是，无论苏联内部发生什么变化，都要稳定中苏关系，不在意识形态上搞公开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在对这场讨论进行总结时，江泽民指出，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苏联的国内因素还是起了决定的作用。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严重脱离群众，推行了错误的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没搞好。他认为，中国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绝不能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措施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国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防止和平演变，但不能有两个中心，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江泽民的几次讲话和批示，1991年6月10日、7月24日、7月31日、12月7日。）。这场讨论的结果对稳定当时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通过两年的观察，新一代领导人形成了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持续了40多年的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在形成中，这个新的格局有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尽管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出现动荡，但总的国际形势仍然符合邓小平的论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虽然这两个重大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判断使得新一代领导人相信，中国必须坚持自80年代以来所确定的外交原则和政策。1991年，在谈到外交工作时，江泽民强调：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不变。即：一如既往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依据；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注：江泽民的几次讲话和批示，1991年7月24日。）。
从1989年底至1992年初，中国外交工作有两个重点：第一，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两年里，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韩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改善了与越南和印度的关系，苏联解体后迅速同俄国和取得独立的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利用矛盾，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为此，中国把推动日本加速改善对华关系作为第一步，采取了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邀请和欢迎日本各界人士来华访问。第二步是争取同西欧国家恢复正常关系。结果，日本率先在1990年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取消了制裁，恢复了第三批日元贷款。1991年，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在不宣布取消制裁的情况下部分或基本取消了制裁，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英国首相梅杰也先后访问了中国。中美关系虽仍处于低谷，但两国高层一直保持着接触，中国最关心的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也没有中断。总的来看，外交工作的进展比中国领导人预期的还要好些。
国内经济形势和对外关系的好转使已经退下来的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新机会，他决心以其巨大的威望再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向前推进一步。1992年一二月间，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尖锐批评了风行一时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他的讲话很快得到新一代领导人的响应。3月9日，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改革进程再次启动。
二、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9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保持稳定的大前提下有条不紊地推进。
（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以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还是以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个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1992年秋天，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决定是90年代对中国内部发展最具影响的事件，它同时意味着中国必将同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按照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不过，经过新中国建立后将近30年的实践，中国领导人已深感不能完全排斥市场经济。70年代末改革起步，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和李先念的指导思想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让市场发挥调节和补充的次要作用（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尽管在这个设想中，计划经济仍是主要的，但毕竟明确地为市场经济留下了一块发展空间，这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道路。
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能否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至关重要。当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之后，一些直接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很快提出，中国最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把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成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主张一时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这一方面是受思想和眼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实际困难，这就是必须继续维持现有经济体制运转。如果一下子停止旧体制的运转很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瘫痪，从而引发极大的社会混乱。经济体制转轨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而当时中国的干部群众和企业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这一点由于中国长期缺乏竞争机制，也没有现代社会的保险和福利制度而显得格外突出。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增量改革”的战略，即“体制外”先行。这意味着改革不再从国有企业入手，而把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靠它们实现经济增长。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农村乡镇企业由此蓬勃地发展起来。当增量改革战略在农村初步取得成功以后，中国改革的领导者们又将它推广到其他领域，通过在沿海城市发展合资、外资和民营企业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一战略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使市场经济的份额在中国有了很大增长。
由于究竟以计划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改革在80年代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也就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遇到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绕着走。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造成了相当多的问题，如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日益恶化、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和滋生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等。中国的改革者们意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推行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全面改革，实现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
为了推动全面改革，80年代中期，党在理论上逐渐放弃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党的决议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并提出“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的任务（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与此同时，全面改革的方案也在酝酿之中。1986年4月，国务院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办公室拟定了在两三年内进行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虽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但最终未能付之实行。（注：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在1988年和198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那种改革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又重新流行起来，并在理论界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谈话，反复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加尖锐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页。）
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表示要深刻领会邓小平重要谈话的精神，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秋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阶段；同时，也消除了由于意见分歧而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以回顾的眼光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最终确定下来，很可能是一件好事。模糊的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免于遭受像俄罗斯那样看似目标明确的“休克疗法”的创伤。
从1993年起，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心任务，中国政府有步骤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配套推进的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吸取了80年代末的教训，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当1993年至1995年再次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整顿金融秩序。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从1997年起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成功的转变基本解决了原先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的制度性障碍。
（二）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孤立进行，它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虽然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从一开始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但政治改革显然要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限制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从过程和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一直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和主要动力。
80年代初，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发展民主，实行党政分开，取消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着的终身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作些解释：第一，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民主”，是指要突破妨碍改革的僵化思想，允许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发表出来，但目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地位；第二，实行党政分开，是指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不再重叠设置，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总的路线、方针来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具体操作则由政府负责，党不再过多干预行政性事务和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
80年代中期，邓小平试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并提出了改革的三个目标，即：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调动基层组织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80页。）。这时，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两点：第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第二，在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7页。）1989年的政治风波一度打断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努力。此后，鉴于苏联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领导人更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格外慎重。
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此后8年，最明显的进展是政府机构的调整，其目的是使政府职能从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转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易为外部世界察觉，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1)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从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转变为中央集权、地方适度分权的模式。现在地方政府拥有的权限已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包括财权、人事权等，立法体制也从一级立法改为国家和省二级立法。(2)中央的决策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在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决策时，决策圈和征求意见的范围都比以前有所扩大。现在，不仅各职能部门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层提供信息和建议，来自学者和专家们的意见、甚至普通群众的意见也往往受到高层的重视。(3)改革干部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增加选拔干部程序中的民主成分。(4)扩大基层民主，在农村基层的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选举。据初步统计，迄今已有6亿农民参加了基层组织的选举，参选率高达80%。对于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很可能会对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各方面的改革一样，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90年代，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拒腐防变能力，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自身建设。有关问题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笔者仅想在此指出，这也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1992年以后的中国外交
在20世纪末最后的几年里，中国外交基本是围绕三项任务进行的：第一，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进行加入WTO的谈判；第二，确保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第三，稳定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
（一）争取加入WTO
加入WTO的努力是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紧密的一项工作。在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项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也更加重视。
中国是1948年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参加关贸总协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共中央于1986年7月决定，中国应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1992年5月，中国领导人决定，要采取积极步骤，争取尽早“复关”。当年10月，中国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关贸总协定内设中国工作组决定结束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即市场准入谈判阶段。
在市场准入阶段的谈判开始后，中国确定了三条原则，即：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的参加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在后来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也始终坚持这三项原则。谈判的过程艰苦曲折。中国于1994年底开始与各缔约方进行谈判。由于中国不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要价，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5年7月，“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谈判。这一时期，各方都坚持自己的要价，谈判进展缓慢。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自主的和有步骤的开放，对加入WTO的态度也更为谨慎。1998年11月6日，克林顿致信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在1999年一季度结束中美之间关于WTO的谈判。这是一个重要转机，此后一年虽历经极大波折，但中美双方还是在1999年11月中旬在北京达成协议。在进入21世纪时，虽然中国同WTO缔约各方的谈判尚未完全结束，但中国将很快成为WTO成员已确定无疑。
在历时几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加入WTO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主要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加入WTO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并把这一步骤作为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中国打算通过遵守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逐渐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形象，并以此作为消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努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一个稳定、透明、可预见、并在其中享有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多边贸易机制作保障，以消除现仍存在的一些贸易大国对中国的歧视性贸易限制，并依靠WTO的有关机构解决时有发生的贸易争端，使经济贸易进一步非政治化。第二，推动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借助外部压力，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国有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有利于发展海峡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国政府必须防止出现台湾先于大陆加入WTO的情况出现。
中国企业界对加入WTO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转变。一般地说，90年代上半期，企业界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对加入WTO抱有相当疑虑；而到了90年代末，这种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变化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验表明，凡是国家最先放开保护的行业，如机电业、纺织业等，往往发展最快，最先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而国家继续实行保护的行业大多发展缓慢，至今仍缺乏竞争能力；二是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大型企业，开始把加入WTO看做国家进一步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它们希望通过加入WTO来进一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保住和增加它们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的自主权，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加规范和透明。这样，加入WTO不仅是政府的目标，也得到了企业界越来越强有力的支持。
（二）收回香港和澳门
90年代，收回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在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中国极力寻求稳定对外关系全局和国内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外交问题，收回港澳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与其他问题交叉不多；因此笔者不拟叙述具体过程，而仅想简单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是：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领土，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对于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将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对香港、澳门采取“长期利用”方针，没有主动提出收回。在即将进入80年代时，英国急于确定香港未来的地位，这就促使中国政府必须对是否如期收回香港作出决定（注：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表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第二，中国政府按“一国两制”的方针来处理收回港、澳的问题。1981年秋，邓小平逐渐形成“一国两制”的设想，虽然这一设想首先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很快就被运用于解决港、澳问题。当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定。1982年6月，邓小平首次对外公开表示，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是：“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171～172页。）。按照上述方针和精神，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12月正式签署《联合声明》，中葡两国政府于1987年4月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中英双方经历了比较尖锐的斗争，而中葡双方一直保持合作。
第三，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又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总的来看，这个过程相当顺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毫不奇怪，在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之后，台湾问题也就更加突出了。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是实现统一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三）构筑跨世纪对外关系格局
90年代下半期，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在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国内任务十分明确，这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还要减少和排除外来的对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的干涉。在构筑未来对外关系格局时，这是中国领导人考虑的基本因素。
80年代后期，在展望90年代时，中国领导人抱着比较乐观的情绪。那时看来，国际关系正进一步走向缓和，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均衡的多极世界。抱着这样的希望，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9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多次申明了这一立场，并公正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然而，事实表明，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力量严重失衡的世界，矛盾复杂多变，并不安宁。一个中国所期望的均衡的多极世界还是一幅相当遥远的图景。在这10年中，尽管中国的安全形势仍处在较好的状态，但中国受到外来事件的冲击和干扰远较80年代为多。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逐渐采取了更为冷静和务实的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构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时，中国领导人也是从这三个层次考虑的。不过，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
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此，中国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巨大努力。1993年11月，江泽民在西雅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提出，中美应遵循“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强调中美领导人应把两国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考虑，着眼于下一世纪，着眼于未来。虽然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十分曲折的，但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仍然维持着，这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无疑是有利的。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俄关系的发展相当顺利。随着俄罗斯的稳定和经济恢复，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看好、潜力很大。中日关系基本保持平稳。由于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更为明智，中国更加注意发展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不仅中德关系、中法关系有新的进展，中英关系在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也迅速得到改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国在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已经越来越重视来自欧洲国家的经验。
发展周边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90年代，中国继续同东盟各国、印支各国以及朝鲜、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谋求改善同印度的关系；继续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方针，妥善处理领海争端，保持南海局势的基本稳定。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也大力开展地区性多边外交工作，不仅密切了同东盟国家的合作，而且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着手解决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新世纪已经开始了。构筑新世纪对外关系格局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不过，保证90年代中国外交稳定的那些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只要国际形势不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仍将保持稳定。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是研究新时期历史时必须注意的一个特点。这种联系和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我国能够经住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在这10年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相当自觉地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对外需要，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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