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界说——“导向学研究”系列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系列论文,界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关注它是必然的。近年来，“导向”一词在报刊上频繁出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就有诸如“政治导向”、“思想导向”、“宣传导向”、“舆论导向”、“新闻导向”、“出版导向”、“编辑导向”、“教育导向”、“知识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生活导向”、“服务导向”、“审美导向”、“生产导向”、“市场导向”、“消费导向”等等。人们在使用上述概念时，都强调了导向的重要性，都希望实施正确导向。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探讨编辑导向问题的学术论文，如《论编辑的导向作用》〔1〕、《精神文明中的编辑导向》〔2〕、《关于科技期刊的导向功能》〔3〕等。至于报刊上涉及导向问题的言论性文章以及使用了导向概念的学术论文，那就更多了。这是一种新气象，它至少透露了如下信息：导向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导向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社会活动；导向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应当对导向本身进行研究。
“导向”一词的频繁使用虽然是当今的一种新气象，但导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却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古已有之，而且贯穿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
一、对导向的历史扫描
1.中国的导向活动
在中国，导向与政权的出现几乎是同步的，可上溯到奴隶制时期的夏商周时代。甲骨文中的某些卜辞，钟鼎铭文中的某些记事性文字，《易经》中的某些卦爻辞，以及《尚书》中的某些篇章，如《伊训》、《无逸》、《牧誓》、《舜典》、《酒诰》等，均带有一定的导向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游说和著书立说是明显的导向活动。孔子面对礼坏乐崩和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他周游列国游说以及通过办学和编著活动宣扬“仁”、“礼”和“德治”，明显的是想引导社会朝着“德治”的方向发展，“匡乱世反之正”〔4〕。这正如庄子所言， “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5〕。与孔子相似，其他诸子亦提出了各自的匡世主张。 孟子宣扬“仁政”和“王道”，荀子宣扬“隆礼重法”和“礼治”，老子宣扬“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宣扬“至德之世”和“任其自然”，墨子宣扬“兼爱”、“非攻”、“尚同”和“尚贤”，慎到、申不害、韩非宣扬“法”、“术”、“势”，扬朱宣扬“为我”、“贵己”和“无君”，都有鲜明的导向性，都企图引导社会朝着各自期望的方向发展。秦汉时期，李斯主张中央集权、君权独断和实行文化专制，汉高祖刘邦在《入关告谕》中提出的“约法三章”，汉文帝刘恒在《议犯法相坐诏》、《除诽谤诏》、《除肉刑诏》中主张的法制改革，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政治治理方略，晁错在《守边备塞疏》、《论贵粟疏》中主张的加强边防和重农贵粟，董仲舒在《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提出的天人感应、独尊儒术和三纲五常，桑弘羊关于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的主张，汉光武帝和汉宣帝对谶纬神学的推行，张衡的《驳图谶疏》对谶纬神学的批判，都具有导向性。这一时期，各种不同的导向还产生过碰撞，如汉昭帝时桑弘羊就盐铁国营与酒类专卖与文学之士的辩论中，各执其说，针锋相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唯才是举，整肃世风，抑制豪强，屯田强兵的政令，诸葛亮在《隆中对》、《答法正书》、《出师表》中提出的政治路线和法治主张，王弼、何晏的“贵无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缜的“神灭论”，亦有导向性。隋唐时期，隋文帝推行均田、调整机构、修定法律等一系列改革，唐太宗在诏书中提出的与民休息、广开言路、用人唯贤等主张，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思想，陈子昂对“汉魏风骨”的倡导和实践，韩愈崇儒反佛的主张和对古文运动的倡导，柳宗元反对分封制和改革弊政的主张，陆贽上书中提出的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主张，亦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导向作用。宋至明代，程朱理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王安石宣扬变法革新，王阳明宣扬“心学”，李贽宣扬反传统，都是导向活动。此后，导向进入了一种自觉时期，如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宣扬反传统、反君权，都有鲜明而自觉的导向意图。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呼吁“更法”，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冯桂芬主张“中体西用”，洋务派主张“变局”、“求强”、“求富”，均是影响颇大的政治导向。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导向进入了发展期，导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如康有为倡导的君主立宪制，严复宣传的“进化论”和“主权在民”说，梁启超张扬的“民权”、“平等”思想，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猛烈抨击，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生。辛亥革命时期，导向与革命紧密相连，如孙中山力主的三民主义，章太炎主张的民主共和制，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秋瑾所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想，都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成了辛亥革命的先导。到了现代和当代，导向进入了成熟期，如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 胡适、 李大钊、 鲁迅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评论员文章所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等。由此可见，导向活动从古至今连绵不断，从未间歇。
2.西方的导向活动
在西方，导向活动亦是自古有之。古希腊罗马时期，柏拉图提出的建立在自由公民等级分工上的“理想国”，德谟克利特对民主政治的倡导和对贵族专制的反对，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国”的批判和对民主政体的肯定，伊壁鸠鲁提出的具有反奴隶主贵族倾向的“社会契约”思想，西塞罗的自然法观以及认为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都具有导向性质。在中世纪，奥古斯丁宣扬“神权至上”和“教权至上”，托马斯·阿奎那宣扬“上帝存在”、“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宣称教皇权力高于国家权力，都是维护教会统治的导向。与此相反，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反对教皇，主张君权至上，闵采尔对教会的揭露和抨击，主张信仰的源泉是“人的理性”，宣传用“大震荡”的方法建立“千年天国”，则是一种改革宗教的导向。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导向活动更为活跃，导向意图也更为鲜明。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如但丁、彼德拉克、薄迦丘、达·芬奇、塞万提斯、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他们通过作品和言论倡导“人性”，反对“神性”；倡导“人权”，反对“神权”；倡导“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和崇拜权威；倡导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桎梏；提倡追求现实的幸福，反对禁欲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导向性。16至17世纪，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培根对知识的崇高评价和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对认识真理过程中怀疑方法的强调，斯宾诺莎对自由是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权合符自然的论证，洛克对公民权利、自由和君主立宪制的肯定，夸美纽斯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理论，莫尔设想的“乌托邦”社会，康帕内拉设想的理想共和国“太阳城”等，都产生了导向作用。18至19世纪，导向的活动领域更为开阔。如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期间，伏尔泰对理性、平等的呼唤和对宗教神学的抨击，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说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观点，卢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狄德罗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和推翻封建统治首先必须打倒神权的主张，均有鲜明的启蒙主义导向性。在德国，康德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体系，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导向作用。此外，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所构想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泰勒的人类学思想和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独立宣言》所体现的天赋人权和政治契约说，《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等，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导向作用。到了20世纪，导向向纵深发展，进入了更新的领域。詹姆斯和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柏格森倡导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倡导的存在主义，波特莱尔和王尔德倡导的唯美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西方孕育已久的人道主义，都产生了广泛的导向作用。此外，克罗齐的精神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胡塞尔倡导的现象学，莫里斯倡导的符号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西方人性管理理论等等，亦产生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还应当看到，西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亦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欧几里德的几何演绎体系，哥白尼首创的“日心说”，哈维首创的“血液循环论”，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牛顿确定的力学三大定律，达尔文创建的生物进化论，摩尔根的遗传理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分类法，魏格纳的大陆飘移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托姆的突变论，哈肯的协同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冯·诺依曼提出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设计思想，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的火箭飞行原理和火箭速度公式，肖克莱提出的结型晶体管理论及其制作的第一个晶体管，都不但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人类的思维产生了导向作用。
当今对导向的强调，历史上的导向活动，都充分证明了导向普遍存在，导向确有其重要功能，对导向本身的研究并非是多余的。然而，人们在强调导向时，在实施导向时，对导向本身却缺乏研究。古代和近代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当代亦几乎是空白点。如上述提到的文章，无论是学术论文或涉及于此的其他文章，均未对“导向”这一概念加以界定，亦即没有揭示“导向”的内涵，没有回答“什么是导向”这一问题；此外，对导向的有关规律，如导向的构成、导向的机制、导向的特点、导向的资源等等，均未研究。这也许是一个悖论：人们谈得最多的（大量的然而是一般化的表面化的去谈导向），却往往是谈得最少的（对导向缺乏深入而切实的研究）；人们知道得最多的（多数人知道“导向”这一词语并普遍使用），却往往是知道得最少的（对“导向”的内涵、外延及其有关规律知之甚少）。因此，有必要把它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将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导向实践，使导向具有更多的自觉性和产生更大的效果。
二、对导向的界定
弄清对象是研究的起点。什么是导向？这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否则对导向问题的一切研究都无从谈起。词义是概念内涵的一种表述，弄清了词义，也就掌握了概念的内涵——这是定义的一种方法。我们拟采用此法，通过对词义的追溯去揭示导向的内涵。
导向活动尽管古已有之，但“导向”一词并不见于我国的古籍中，由此可以断定古代并无“导向”一词。但“导”与“向”的分别使用并不乏见，可见“导”与“向”在古代是两个独立的词。关于“导”，先秦时期“导”与“道”相通，后来“导”和“道”才分开。在古代，“导”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义项是“引导”，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 〕再如西汉关于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的辩论中，文学之士说：“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7〕此外， 如出现于汉代的“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8〕，出现于唐代的“明谴而导之”〔9〕，出现于明代的“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10〕等。以上“导”均指“引导”。关于“向”，古代亦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义项是“趋向”，如“民倍主位而向私交”〔11〕，“是岁，权向合肥新城”〔12〕，“要是意向如此”〔13〕，等等。但这里“趋向”所涉及的方向，包括空间意义的和非空间意义的方向。“导”与“向”组合成“导向”一词，是语言发展的结果。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演变，由分别表达两个意义的词复合成一个表达更为复杂意义的新词，这是汉语发展的规律之一。因此，尽管“导向”是现代汉语的词语，但它明显保留了古代“导”与“向”的含义，是二者综合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方向”的含义已不包含空间意义的方向。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导向”作为动词使用时，其词义是“引导趋向”（当它作为名词使用时，是对导向这种活动或行为的一种称谓）。但这里所涉及的方向义，已不是空间意义的方向，而是已把它引申为社会意义的方向，如政治改革方向、社会进步方向、经济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向等。这也与英语“导向”一词（guide）含义不同，guide表达导向意义时，指的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控制装置。“引导趋向”，这便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导向。“趋向”亦是一个现代汉语词语，其含义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因此“导向”的完整词义应是“引导朝着某个方向发展”。
但以“引导朝着某个方向发展”作为导向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完整。既是引导，就必然涉及到引导者——我们可称之为导向主体；还要涉及到引导对象——我们可称之为导向客体。这里所说的“某个方向”，也并非指主体以外的其他人所确定的或客观存在的各种方向，而是主体所预定、所期望的方向；所说的“发展”，可指人的行为的变化，也可指人的意识或精神的变化。这样，“导向”完整的内涵应是：导向主体引导导向客体朝着主体所预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简化一下可表述为：主体引导客体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导向是一种活动，亦是一个过程，但活动和过程都发端于主体的导向意图。据此，凡主体引导客体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意图、行动及其过程，即可称之为导向，如生产导向、管理导向、教育导向、著述导向、编辑导向等。
我们在把握导向这一概念时，应注意把它和传播、宣传区别开来。传播是一种社会性的信息交流活动，它强调的是“传”（英语“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又译为“传”或“交流”， 其原义为“与他人建立共同意识”），即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宣传是一种通过阐述、讲解以实现目标的活动，它强调的是“宣”， 即把主体认可和赞同的东西扩散出去（英语“宣传”一词源于Propagare，其本义为“繁殖”、“扩散”）。 传播和宣传的差异主要在于，传播可传递主体肯定的或未必肯定的信息，而宣传则必须扩散主体认可的肯定的主张或思想等。导向是一种着眼于引导方向的活动，它强调方向性的目标。具体而言，区别有三点。其一，从目标上看，传播和宣传虽然也有目标，也要施加影响并作用于客体，但未必是方向性的；而导向则必须是方向性的，如政治改革方向、经济增长方向、教育发展方向、科技进步方向等，非方向性的目标、影响和作用不是导向。导向着眼于方向，它可以通过传播或宣传的途径去实向方向性目标，但传播和宣传本身并不等于导向。其二，从范围上看，传播和宣传可能涉及导向，但导向远不局限于传播和宣传中，它的范围要大得多。比如行政命令要求下属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法律法规规定公民必须守法和如何守法，国际间的条约、公约要求订约国履行什么责任和义务，其中均可能涉及导向。其三，从手段上看，传播和宣传主要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导向可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亦可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法律约束的方法。这就是导向与传播、宣传的区别。
既然要把导向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就有必要对它进行学科定位。应当划归于哪个学科呢？划归于传播学和宣传学显然不妥。传播和宣传活动中虽然也有导向，但导向还存在于其他学科中，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中，均有导向问题。划归编辑学亦不妥，理由如上。划归于传播学、宣传学、编辑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亦涵盖不了导向。既然不能划归于已有的任何一门学科，我们只好把它独立出来，不妨建立一门新兴的学科——我们可名之为“导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领域的导向问题，从中寻求规律性的东西，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导向学当然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原理和体系——尽管现在尚不成形，但这是可以通过对导向实践的研究去发掘的。
三、导向的识别
上面，我们对导向作了界定，那么，如何识别呢？这必须联系实践去探讨。从古今中外大量的导向活动看，导向的表现形态和导向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具有多种形态和多种关系。因此，我们在识别导向时，显然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看到导向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二是看到导向关系的多样性。
1.导向表现形态的多样性
导向的表现形态是多样化的。导向涉及到主体的意图、行动及其结果。就意图和行动而言，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导向既然是主体引导客体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由于主体的价值取向不同，“某个方向”未必都是正确的，即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种可能性。比如主体引导客体趋向民主还是专制，趋向科学还是蒙昧，趋向开放还是封闭，趋向创新还是守旧，趋向进取还是僵化，趋向真理还是谬误，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导向并不都是正面导向，也有负面导向。就导向结果而言，有成功了的，也有成败了的，正确的导向可能失败，错误的导向也可能成功。以上两点，导致了导向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归纳起来，它至少有以下四种：正确并成功的导向，正确然而失败的导向，错误并失败的导向，错误然而成功的导向。以上四者都应视作导向。
（1）正确并成功的导向
这是一种意图、行动正确而且结果成功的导向。应当看到，由于主体的导向意图、行动正确，在政治环境有利于正确的思想或主张萌生的时代，在客体追求真理并乐于接受正面导向的时期，正确的导向容易获得成功。
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185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的创作、出版、影响和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斯托夫人本人即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她废奴主义的导向意图和行动，无疑是正确的。她创作这部小说有着鲜明的导向意图——倡导废奴主义，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小说在一家废奴主义刊物《民族时代》连载时，就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1852年，小说在约翰·朱厄特出版公司出版后，很快一售而空。一年内，美国有八家出版社日夜赶印了30万册，仍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其影响已达到了如此地步：当时几乎每个识字的美国人都争先恐后地阅读这部小说。接着，英国出版了150万册， 几年间被译成22种语言，影响遍及全世界。尤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激起了北方人民对南方奴隶制度的极大愤慨，成了南北战争的一根导火线，直接促成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和南北战争的爆发。由于小说的巨大影响，以至林肯总统1862年在白宫接见斯托夫人时，盛赞她“写了一部导致一场伟大战争的书”。著名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称该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胜利”〔14〕。不言而喻，此类正确并成功的导向，是名副其实的导向。
（2）正确然而失败的导向
导向涉及意图、行动及结果，但失败也是一种结果，因而无论结果成功还是失败，均应视作导向。主体有了正确的导向意图和行动，当然希望获得成功；但能否成功，情况是复杂的，不单纯取决于主体的意图和行动。这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如外部环境、客观条件以及客体的状况等，并非仅有正确的意图和行动就必然成功。因此，结果失败的导向也是导向。如果不这样识别，那么古今中外那些并非成功的导向都将被排斥于导向之外，这显然是背离实际的。
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后的遭遇即是如此。《新人口论》原是马寅初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后刊载于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马寅初根据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现状，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提出了三点导向性的建议，其核心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马寅初倡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导向意图和行动，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当时就实施，1953年后的20多年中，我国人口决不会由6亿多激增到9亿多。但由于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马寅初的导向未能成功，他本人遭到罢官，他的“新人口论”受到严厉批判，以至人口问题研究长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禁区，而且人口猛增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20多年中人口增长了3亿多〔15〕。 从结果看，马寅初的正确导向失败了——这就是正确然而失败的导向，它也是导向的一种表现形态。
（3）错误并失败的导向
此指导向意图、行动错误而且结果失败的导向。在通常情况下，导向意图、行动的错误势必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因而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会导致失败。所谓导向意图、行动的错误，往往不是主体的认定——就主体而言，出于某种利益的驱动，一般不会认为他们的导向意图、行动是错误的；而应当以客观的科学的标准来确定——即使主体不认同、不承认，也不能因此而改变和推翻公允的看法。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这方面的代表事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担任大总统后，便一心想复辟帝制，引导已经实现共和的中国倒退到封建帝制时代。为实现此意图，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第一步是恢复封建王朝祭天祀孔的旧制。他不但主持祭天祀孔大典，还通令全国的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各种尊孔团体、尊孔杂志应运而生，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第二步是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清楚，要复辟帝制必须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消除国际障碍。日本侵略者看透了袁世凯的用心，便趁机要挟，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价；袁世凯为了实现目标，不惜推行卖国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第三步是制造复辟舆论。在他的策划下，其谋士组成“筹安会”、“请愿团”等制造复辟舆论，恢复帝制的鼓噪声甚嚣尘上；继而控制参议院制造复辟“民意”，制造代表“赞成”“君主立宪”的“国体”投票，制造代表“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劝进”决定。于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文告接受“劝进”，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蔡锷等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激发了著名的护国战争。在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中，“洪宪”王朝仅维持83天便匆匆倒台，袁世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并未朝着帝制的方向发展〔16〕。此外，张勋复辟亦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这些都属于错误并失败的导向。
（4）错误然而成功的导向
这是指导向意图、行动错误然而结果成功的导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时甚至是由于某种偶然性因素，错误的导向也可能成功；而当执政者利用权力的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性导向时，错误的导向几乎都能成功。在封建社会里，后一种情况颇为多见，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便是对此的形象概括。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禁书和文字狱是一个丑恶的怪胎，足可写一部专门史。它肇始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此后连绵不断，明王朝大为发展，清王朝把它推向顶峰，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禁书和文字狱案的最高纪录，成为最严酷最黑暗的时期。康熙、雍正特别是史书赞誉的“乾隆盛世”，都无一例外。作为首创，“焚书坑儒”是一次错误然而成功的导向。它由李斯提出导向，然后通过秦始皇推行之。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实行郡县制9年后大宴群臣， 博士淳于越提出了分封皇子功臣的建议，李斯竭力反对，痛斥淳于越为“腐儒”，并向秦始皇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17〕秦始皇采纳了这种建议，推行“焚书”政策，毁坏了《尚书》等诸多典籍，并坑杀了460个儒生，被后人概括为“焚书坑儒”。 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符合时宜的，应当说是一种历史进步；但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主张焚书则走向了极端，是把政治统治延伸到思想统治，是对思想的一种扼杀，对文化的一种摧残，显然是错误的。他的导向意图很清楚，即要“别黑白而定一尊”〔18〕，引导臣民自觉接受、服从和维护秦王朝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此种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导向，其错误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获得了成功，不但实现了“焚书坑儒”，“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19〕，而且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禁书和文字狱的滥觞，为后代的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和榜样。这就是错误然而成功的导向。
2.导向关系的多样性
导向关系是导向主体与导向客体构成的一种关系。主体是导向者，客体是导向对象，其间的关系是导向与接受导向的关系，不是上下关系。按照约定俗成的观念，所谓“上”是指领导者（包括机构和领导人），所谓“下”是指被领导者（包括机构和被领导人）。这只是一种社会角色的差别，而不是导向关系中导向者与接受导向者的差别。因此，导向是多方位的，不都是自上而下的导向。根据导向主体的角色定位，导向一般可分为三种：自上而下的导向，平行的导向，自下而上的导向。它们都是导向。
（1）自上而下的导向
这是指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导向。当“领导”作为动词使用时，它本身即蕴含着“引领、引导、导向”之意，因而领导者（机构或领导人）进行导向，是社会分工赋予角色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抓导向而只抓琐碎的小事，严格说是一种失职行为，与其所担任的角色是不相称的。就多数情况看，领导者为了维护组织的利益和实现组织的目标，一般都有导向意识，因而自上而下的导向大量存在。此类导向，可表现为上级机构以机构的名义向下级机构以及社会成员发出的导向，亦可表现为领导人出面代表组织发出的导向。
1978年12月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它结束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时期，开辟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主体引导客体朝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发展，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尔后的历史证明，其导向是正确的，其结果是成功的，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沿着现代化的方向阔步前进。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成功导向：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客体是党中央以外的各级党政组织、人民团体以及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此外，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和判断社会主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江泽民同志1994 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四句话（“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96年9月26 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均是自上而下的导向。
（2）平行的导向
这是一种主体与客体没有上下关系的导向，主体不是以下属作为客体，主体既非领导人也不代表领导机构的意图，它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著述导向和编辑导向多属此种导向（显赫的领导人的著述有时代表组织的意图，含有自上而下导向的性质，当属例外）。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内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是当代三本有世界影响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二次浪潮（农业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浪潮），并预言第三次浪潮将改变工业社会的六条原则，将使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大趋势》预测了美国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等十大发展趋势。《信息社会》亦对信息社会的特点作了描述。三本书所预言和描述的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一种以信息工业为主导，以信息生产为中心，信息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社会）具有导向性，能引导全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朝着信息化社会方向发展。三本书都是畅销书，曾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此后，“信息社会”这一概念风行世界，由此而引发的研究延伸到信息社会的工业、信息社会的技术、信息社会的产业结构、信息社会的教育等多个领域，各种各样的预测层出不穷。尤为重要的是，各国上下朝野纷纷谈论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并纷纷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和行动。但这种导向是平行式的，因为无论是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内斯比特还是松田米津，他们既非美国和日本政府的领导人，也不代表哪一级领导机构，他们作为导向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主体并无权力资源，客体的接受心理亦处于自由状态。
（3）自下而上的导向
这是一种被领导者向领导者发出的导向。按照习俗的观点，一般总认为导向是自上而下的。一是认为组织的利益和目标的需要，赋予了领导者导向的责任。但需要也可来自于组织以外的社会，特别是在组织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发生矛盾时，社会的需要也可以赋予被领导者以导向的责任。二是认为领导者高明，具有导向的素质和条件——这倒不一定。在某些历史时期，恰好是被领导者比领导者高明，“下”比“上”更有导向的素质和条件。三是认为领导握有权力，有导向的权力资源。不错，权力资源易于使导向成功，但有时真理也能战胜权力，“下”掌握了真理也能对“上”导向。因此三点，自下而上的导向也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在统治颇为严酷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有象晁错、魏征、王安石那样的自下而上的导向。
在中国近代史上，“公车上书”是颇为生动的一笔。在封建专制甚为酷烈的清朝，这是一次壮举，它冲破了清朝朝庭原定的禁止“士人干政”的禁令。导火线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朝朝庭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它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举人也群情激奋，厕身其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毅然决定采取行动。188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个省的1300多举人集会，讨论他事先草拟好的《上皇帝书》。集会后举人们联名上书，向光绪皇帝进谏。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实际上是“举人上书”——因汉代就有“举孝廉，乘公车”的旧例，故后代以“公车”代指“举人”。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拒绝和议、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项主张，并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士”、“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治”等四项措施〔20〕。“公车上书”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举人们企图以上书的方式， 引导清朝朝庭“改变祖师成法”，走变法维新的道路。“公车上书”并非某一组织或团体发动的，它纯粹是一次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导向活动。导向主体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举人，自然是“下”，其对象是光绪皇帝和清朝朝庭，自然是“上”。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导向活动。它虽然未获成功（由于顽固派的阻抑，《上皇帝书》未能送达光绪皇帝手中），但上书这一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它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我们在识别导向时，不能局限于成功的导向和自上而下的导向，只承认它们才是导向；而应当看到导向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和导向关系的多样性，把各种形态和各种关系的导向都视作导向。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排斥非成功的和非自上而下的导向，才能使导向的识别趋于科学和完整。
1997年9月至11月定稿
注释：
〔1〕〔2〕〔3〕《编辑学刊》1996年第2期，1997年第2期、第4期。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庄子·德充符》。
〔6〕《论语·为政》。
〔7〕恒宽：《盐铁论》。
〔8〕《史记·孙武吴起列传》。
〔9〕柳宗元：《封建论》。
〔10〕徐干：《中论·贵玄》。
〔11〕《商君书·慎法》。
〔12〕《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13〕《南史·庾杲之传》。
〔14〕（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1页。
〔15〕陈中立：《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新华文摘》1979年第8期。
〔16〕〔20〕杨先材等编：《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3页。
〔17〕〔18〕《史记·秦始皇本纪》。
〔19〕贾谊：《过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