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认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访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价值论文,教授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是立足当代现实、面向世界、放眼未来、总揽全局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特别是它的灵魂和核心——“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80年经验的总结，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新世纪建党、建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我们的各种报刊、各种宣传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充分的宣传。全党、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了澄清对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的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伟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采访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教授。
记者：现在，有少数同志，特别是个别理论界的同志认为，“三个代表”中的三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原理，不具有“原创性”。至多不过是过去三个原则分开说、分开讲，现在则连在一块说、一块讲，并非首创。因为所谓“原创性”应该是独创性、唯一性，是前所未有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认识？
陈先达：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是我们深刻体会“三个代表”思想的一大障碍。
“原创性”，是考察思想史、学说史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考察哲学史、经济学史，或者其他学说史时，某个思想是谁第一次提出来的，考察它的渊源，找到原创者，理清它的来龙去脉，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说原创性也是重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学说。在发展中肯定会提出一些新的原理从而具有理论上的原创性。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农村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三大法宝、三大优良作风，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新民主主义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都具有理论的原创性。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特别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学说史意义上的理论原创性并不是判断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唯一标准。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原创性不同于一般学说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在应用中的创造性发展。从原理本身来看并非独创和唯一的，是老祖宗的，但是它所针对的情况、针对的现实问题则是新的，它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这同样是一种独创性或者原创性。这种原创性，对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来说更为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实践的首创精神。他们从来不用自己的理论束缚后人的手脚，而是让他们面对自己时代的问题，自己解决这些问题。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曾打算把社会党人如果夺取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首要的措施应是什么的问题，提交给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马克思对之给以批评。他在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中说：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与他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中所讲的是一样的。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以说，在马、恩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实践的原创性、独创性，正表现在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说，而是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是基本原则和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面对自己时代的实际问题，从实践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当然，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或者说理论原创性与实践的原创性是不可分割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理论的原创性，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者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理论结晶。离开了实践的原创性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原创性。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著作，就其基本原则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关于社会中存在矛盾的观点，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的。可是它们又都具有实践原创性和理论原创性。因为毛泽东把马、恩关于矛盾、关于实践和认识、关于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论述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矛盾加以理论分析，并提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矛盾的方法。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既具有实践原创性又具有理论原创性的理论。
我认为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考察，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理论视角，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认识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不能单纯拘泥于这一条或那一条原理哪一个经典作家说过，哪一本经典著作中有过，单纯做纯学理的考察。其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并不只是三条基本原理，它的每一条原理都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措施。所以我们应该立足当代，结合实际，把“三个代表”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并在充分掌握其中每一条的具体内容的基础上考察它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记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从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呢？
陈先达：第一，在“三个代表”思想中，就每一条看，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80年来我们党一贯为之奋斗的方针和理想。“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每一条都不是原创性的理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一脉相承，表明“三个代表”思想在理论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本原理的。可是这种一脉相承并不能遮盖“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造性和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它包含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方面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究竟把什么放在首要地位，这本身就需要有一种立足现实、审时度势的理论创造，尤其在当代需要一种世界性眼光。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确需要突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方面。这一点列宁在其著名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讲得很明白，他说，根据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根据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和战争的学说会提到首位；在夺取政权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巩固政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会提到首位。所以，尽管“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存在于著作中，与作为一种实践原则特别是结合其中每一条原则所包涵的现实的具体内容提出来，是不同的。
第二，“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们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理论概括。它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具有双重作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其资本的扩张，可以更大地拉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也可能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党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有可能丧失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对一个民族来说，发展的机遇是非常宝贵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发达的封建大帝国，但当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时，我们从明代中叶以后却逐渐变得落后，特别是盲目排外的大清帝国，使我们一次次错过了发展的机遇。今天，能否落实“三个代表”，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是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代表一般的生产力不行，必须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一般的文化不行，必须是代表“先进”的文化。当然，先进生产力既有横向比较问题，又有纵向比较问题；先进文化既包括科技文化，又包括人文文化。所以在当代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巨大挑战。过去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国外有人讲，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这是世界进步人类对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待。的确，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有高度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如果人民能够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就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变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重新确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
可是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能不能不辜负世界人民的期待，关键是我们的党。从我们党自身的状况来看，实践“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和发挥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革命战争的考验，又经过50多年执政的考验。客观地讲，在前一个考验面前，我们是好样的、是优秀的、是合格的。可是在后一个考验中，在执政的考验中，某一些共产党员做的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纷纷落马的人不少。毛泽东早在进城时就讲，不要当李自成，全党要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敲了警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三个代表”思想的最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就是它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乎党的兴衰成败，关乎民族复兴，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一个政党和一个人一样，寿命有长有短。一个人的寿命决定于他的生理机能，一个政党的寿命则决定于它的阶级性和社会职能。任何一个政党，即使是曾经非常进步的政党，一旦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背离、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背离、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离，就会被社会发展、被人民所抛弃。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有多少政党最终都进了坟墓，被历史所淘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党派都先后衰败了，被人民所抛弃，究其原因都在于不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能否担负起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复兴的重任，取决于能否始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江泽民同志讲“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点也不错的。
所以，从社会主义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看，“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的确是一种独创，至今还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在党的纲领上，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导航器，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要真正认识“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必须像江泽民同志所讲的那样，“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论“三个代表”》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