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供需格局转变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需论文,对策论文,格局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及其形成的原因和机理，在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就相关政策做出选择。
一、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使我国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值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供应大量增加。1978—1984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379亿元增加到321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6%；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递增5%。在这一阶段，GDP 增长中第一次产业增长的年均贡献份额高达23.8%，而1981—1984年的贡献份额依次高达42.4%、42.3%、25.2%和27.2%。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创新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供给效应。
2.所有制结构调整
市场化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各类非国有经济在主导产业部门蓬勃兴起。以工业为例，1986—1997年，我国国有工业增长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由35.05%下降到1997 年的7.5%， 而非国有工业产出增长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由1986 年的 64.95%上升到1997年的92.5%。由此可见， 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绩效十分明显。
3.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加快了我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以实际利用外资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80年代逐年上升，1994年达到17.08%，之后三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15%左右，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0.31%，上升到1990年的0.9%。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不断上升，由1991年的1.1%上升到1997年的5.03%。
另外，大量流入的外资与我国充裕的劳动力相结合，使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供给能力，根据经济计量分析，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72.19亿元人民币的供给增加。从弹性分析看，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以带来0.287%的供给增加。
4.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供给效应
上述三个方面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完全由国家投资所推动，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需求所拉动。在此情况下，获得一定自主权的生产者开始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增加对与消费需求有关的生产部门的投资，使许多短缺消费品的生产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结构的优化。
在各次产业增长中，80年代前半期，我国第一次产业增长迅速，而80年代中期开始其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相反第二、三次产业增长迅速。1979—1997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第一次产业增长为4.2%， 第二次产业增长为9.4%。与此相适应，三次产业的构成也在不断变化， 第一次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1997年的18.7%，第三次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3.7%上升到1997年32.1%，而第二次产业的比重相对稳定在45%左右。
上述分析表明，从供给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壮大的非国有经济，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基本一致，成为总供给增长中最富活力的部分。但是，由于经济改革还没有彻底到位，带有浓厚的体制过渡特征。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盈利动机已经相当明显，提高经济效率和把资源投向高盈利领域已成为经营者的追求目标。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没有到位，各种要素市场建设滞后，企业追求短期利益，投资资源的责、权、利不明确，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因此国有企业对投资的饥渴症还没有被治愈。在这样的微观体制下，由于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部门投资滞后，投资饥渴，经济扩张造成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加剧，从而形成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在经济过热中政府进行经济调控，从而使瓶颈制约暂时得到缓解，但由于微观机制没有根本改革，从而新一轮扩张又重新开始。因此，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仍然存在，因此在企业追逐短期利益过程中，形成严重的重复建设，这为我国总供给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有序运行带来隐患。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
从需求角度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则包括最终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三个部分，其中最终消费需求和资本形成需求构成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而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则为经济增长的国外需求。在分析上述各种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时，一般采用最终需求的各分项的增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之比来计算。我国1978—1997年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份额见表1。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各需求构成的相对贡献份额及其变化趋势。
1.最终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呈不断下降趋势，由“六五”时期的66.9%下降到“七五”时期的62.6%，“八五”时期又进一步降到59.2%。但是，目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仍然高达60%左右，1996年为60.5%，1997年为59.9 %（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页。）。而且，由于最终消费率较高，因此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较大。表1 的计算结果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般都在50%以上。1979—1989年，这一指标的平均值高达67.8 %。 1990 —1997年，也为56.3%。这说明消费增长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从我国最终消费的构成来看，居民消费的比重占有主导地位，并呈不断上升趋势，由1979年的78.6%上升到1997年的80.7%，而政府消费的比重由21.4%下降到19.3%。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49.7%，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下降趋势较强，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由1990年的43.7%上升到1997年的50.3%（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8页。），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相对下降趋势（见表2）。表2的数据还显示，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由1996年的31.93%下降到16.33%，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1997年以来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
表1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份额构成 单位：%
年份 经济增长率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净出口
1979 7.681.2120.56
-1.77
1980 7.874.7224.261.03
1981 5.295.12-2.577.46
1982 9.155.9430.49
13.58
198310.965.1741.70
-6.86
198415.261.9442.61
-4.55
198513.566.2656.36 -22.62
1986 8.857.3634.318.33
198711.655.0628.83
16.11
198811.365.3740.17
-5.54
1989 4.167.9034.05
-1.95
1990 3.843.6318.83
37.54
1991 9.260.1436.243.62
199214.261.2346.23
-7.46
199313.548.9862.08 -11.06
199412.655.7833.80
10.42
199510.559.4937.552.96
1996 9.665.3630.024.36
1997 8.855.5625.28
19.16
注：本表三项需求的贡献份额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页数据计算。
表2 中国各项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单位：%
年份 最终消费 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1979 81.21 28.61 52.60 35.7216.87
1980 74.72 9.43 65.29 35.1130.18
1981 95.12 13.14 81.98 58.1323.85
1982 55.94 11.06 44.89 33.2911.59
1983 65.17 11.58 53.59 40.3513.23
1984 61.94 16.73 45.21 29.6215.60
1985 66.26 10.08 56.18 32.9223.27
1986 57.36 13.65 43.71 21.5222.19
1987 55.06 7.45 47.61 25.4422.17
1988 65.37 8.12 57.52 28.8728.38
1989 67.90 17.37 50.53 25.3525.19
1990 43.63 11.82 31.81 11.2920.52
1991 60.14 19.52 40.62 17.2523.37
1992 61.23 14.45 46.78 20.3326.45
1993 48.98 11.66 37.32 15.0022.31
1994 55.78 11.79 43.99 20.8123.18
1995 59.49 5.73 53.76 25.8027.95
1996 65.36 11.66 53.70 31.9321.77
1997 55.56 11.90 43.66 16.3327.32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68页数据计算。
2.资本形成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呈较大的波动状态，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例如，1979—1983年，我国资本形成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56%上升到30.5%，但在期间的1981年，则为-2.6 %，波动的幅度达到33.1个百分点。在之后的1984—1988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是高达40%左右，最高的1985年达56.4%，而最低的1987年也高达28.8%。事实上，这一时期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也不低，平均高于60%。正是由于这段时间消费和投资的“双膨胀”，才导致了1988年出现的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 在这之后的1989 —1991年，由于治理整顿，投资需求下降，资本形成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也随之下降，1990年下降到18.8%的谷底。而随着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发表，自1992年起，以投资迅速扩张为先导，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又大幅度提高，在1993年高达62.1%，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通货膨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宏观调控的“软着陆”政策。
另外需要指出，我国的资本形成由两部分构成：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的数据，我国固定资本投资率1978年为29.8%，1981年下降到25.6%，1988年又上升到31.4%。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而存货增加实际上是一种非意愿投资，因为存货增加意味着资金占压，这将导致成本上升，盈利减少，是一种被动的投资行为。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的数据，1978—1997年我国存货投资率平均为6.37%，其中1989年和1990年治理整顿期间的存货投资率分别高达10.4%和9.2%， 而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存货投资率已由1991年的7.3%下降到1997年的3.9%，这说明我国的经济运行逐步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存货增加形成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也是难以为继的。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 1996年以来我国存货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下降的。这说明我国扩大需求的政策效应还基本停留在减少存货增加上，对生产扩张的效应还没有显著增加。
表3 中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单位：%
年份 资本形成 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
1990
18.8321.20-2.37
1991
36.2440.80-4.56
1992
46.2351.86-5.63
1993
62.0853.99 8.09
1994
33.8030.74 3.06
1995
37.5528.02 9.53
1996
30.0230.47-0.46
1997
25.2835.19-9.9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68页数据计算。
3.经济增长的外需因素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小，而且有正有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的增长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从总体来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净出口对增长的作用增强。例如1981—1982年，1986—1987年，1990—1991 年和1994 —1997年，这些年份的经济增长都不是处于峰值阶段，但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则相对较高，1982年为13.6%，1987年为16.1%， 1990 年为37.6%，1994年为10.4%。净出口是国外需求，这说明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缓降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包括财税、金融、外汇、外贸管理体制在内的几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使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出口增长率达到31.9%，比1993年提高23.9个百分点，从而使对外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明显提高。而1997年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一步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退税步子加快，外贸企业在深化改革中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适应性增强；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国内物价大幅度下降，出口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当年世界贸易量增长较快，从而带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此外，1997年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相对提高与当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不无关系，这将在下文作详细分析。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迅速增长。这种迅速增长的居民收入一方面构成对农副产品需求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而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增长又构成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这反过来增加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内容是城乡居民人均农副产品消耗量的大量增加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而且，由于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市场容量相当大，投资于这些部门的短期盈利就相当丰厚，因此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推动，从而构成了我国旺盛的国内需求。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外贸体制改革，使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而且由于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也带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从而构成了旺盛的国外需求。
三、需求约束及其原因
前述的分析表明，尽管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社会供给能力快速增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惯有的短缺状况逐步缓解。但是国民经济运行中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短缺和通货膨胀仍然是1997年以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最近一次的宏观调控始于1993年，当时由于需求过度型短缺造成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总量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相继回落到1994年的12.6%、1995年的10.5%和1996年的9.6%。 与此相伴随的是物价涨幅显著下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21.7%下降到1995年的14.8%和1996年的6.1%。1993—1996年， 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通货膨胀率降为0.8%，经济增长率为8.8%，我国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相配合的良好格局。
然而，在宏观经济软着陆成功之后，人们预期经济应当重新启动，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和刺激措施，但事与愿违，1998年以来经济继续走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面临着难以振作的局面。
1.消费需求不足
199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明显下降。尽管在年中的某几个月份有所回升，但增速仍在低位徘徊，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1998年1～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6.9 %，与1997年全年相比增幅降低了4.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其增幅比上半年下降1.7个百分点；而1998 年的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仅为4.7%，增幅进一步下降。1998年下半年， 由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上述指标才有所回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预测，199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155亿元，比1997年增长6.8%，其中上半年增长6%，下半年增长 7.5%（注：《经济日报》1998 年12月31日。）。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减缓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下降。199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比1997年同期增长6.3%， 而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增长由1997年的8.5%下降到0.7%，扣除价格因素也仅为1%左右，而且1998 年第二季度以来，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0.7 %。从国家银行的现金工资性支出也表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仍在低位徘徊；其次是住房商品化等各种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发展引起的社会资金分流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相对弱化；第三是职工下岗增加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消费品零售额增幅的低位波动，一方面直接影响轻工业、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影响作为间接需求的重工业的增长；同时，由于消费品市场疲软，还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2.出口增长大幅下降
出口增长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81—1997年，中国出口总额由220.07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827.92亿美元。 按官方汇率计算，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由1981年的4.84%增加到1997年的20.27 %。但是，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幅不断下降，用当月累计与上年同期相比，由2月份的16.6%下降到11月份的0.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报告，全年的出口贸易增长为零。
我国出口贸易增幅下降主要与亚洲国家或地区有关。1998年1 —11月，我国出口至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与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9%，而且出口至香港、日本、韩国的贸易额也分别下降了9.1%、9.7 %和 33.7%。由此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确实已经显现。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明显放慢，意味着外贸出口绝对规模的扩大相对较慢，从而使国外市场需求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下降。
3.民间投资需求明显不足
1998年以来，面对投资增长幅度下降的局面，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增加公共支出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国家统计局预计，199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680 亿元， 比1997年增长15%。但需要指出，这种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投资增长的带动，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1500亿元，增长22%， 分季度的数据为一季度增长10.3 %、二季度增长15.2%、 三季度增长28.2%、四季度增长预计为24%。与此相反，1997年以来，我国非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缓慢。以往我国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国有单位（视为民间投资），例如1982—1995年，非国有单位投资平均增长28%，而国有单位投资平均增长22%，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增长速度不到5%。 但1998年1—6 月我国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基本没有增长， 而财政支出增长14%，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3.8%，财政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增长速度更快。
民间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微观基础的变化，市场化的改革使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其生产与投资决策已由市场导向并受到市场的制约；二是我国银行体制的变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经营机制逐步转变，其贷款决策也已由市场导向并受到市场的制约。应该说，这种机制的形成是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的重要标志，表明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逐步增强。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备也是造成民间投资需求不足的因素之一。例如，虽然国家鼓励对中小企业贷款，但国家银行都是大银行，运行成本又较高，难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增加；原来一些向非国有企业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和基层小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等等由于整顿而关闭，使中小企业原有的一些融资渠道不复存在。因此，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应增加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贷款并没有多大的增加，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度加大，从而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效益滑坡，失业人员增多的局面。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增长低速徘徊，4 月份工业增长速度滑落到7.25%，之后的几个月也一直在8%以下。 由于增长速度减缓，至使企业效益滑坡，亏损企业增加。在工业增幅下降，效益滑坡的同时，企业下岗职工明显增多。
上述迹象表明，在总体上，我国已结束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卖方市场格局，出现了买方市场的新局面。市场格局的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已从供给约束为主转向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在这样的增长格局下，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为抑制经济增长幅度的下滑，确保经济增长，采取了包括降低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扩张性的公共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等一系列扩大内需、增加投入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各种矛盾，1998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为7.8%， 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四、未来的政策选择
尽管在一系列扩大需求的政策作用下，从1998年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回升，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这种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国际市场需求存在着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从而制定有效的政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1999年和未来几年有一个快速、稳定、持续的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
20年来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增强，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变得十分复杂。从对外贸易来看，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至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下降了。但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多元化战略开始生效，我国对欧共体和美国的出口贸易则不断增长。1998年1—11月， 我国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额与199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2%；出口至欧盟的贸易额与199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7.2%。
从外商投资来源来看，实际利用外资来自东亚10个国家或地区呈不断下降趋势，1998年上半年下降了9.1%； 其中来自香港和日本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下降了11%和28.1%。相反来自欧共体和来自美国的外资仍不断增加，1998年上半年分别增长了28.7%和25.9%。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和利用外资金额增长的区域格局均有所改变。因此，深入分析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和主要外资来源国（或地区）的经济走势，对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和利用外资增长，进而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就显得十分重要。
（1）尽管欧美经济不会出现严重衰退，但人们普通预测其1999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有所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8年11月的预测，该组织所属29个成员国1998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1999 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7%。该组织预测美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5%，1999年为1.5%；欧元区11个国家，1998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99年为2.5%。 欧美经济增长走低对中国出口部门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考验。而且，由于美国等国贸易赤字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也会加强，从而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
（2）从亚洲地区来看， 受危机打击严重的亚洲各国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根据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年11月的预测，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衰退日益严重，1998年泰国可能出现-7%的增长率，印尼为-15%，马亚西亚为-4.7%，韩国为-4.8%。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认为，1999年上半年以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没有复苏希望。尽管受危机严重打击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会有所减少，但这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需求将不会增加，甚至还会进一步下降。
（3）受危机打击各国货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开始逐步显现。 我国对欧美和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将因受到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竞争以及我国与欧美的贸易不平衡的双重压力的影响而出现下降。在危机的初期，由于有关国家国际信贷紧缩、经济萧条、生产、交易活动停顿，这种“货币贬值导致竞争力提高”的压力还无法充分体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竞争力”潜在能力开始显现，并会在“第三方市场”上对我国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1998.12）。
总之，1999年我国出口需求并不乐观，而且面临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国外需求在近期内将是十分有限的。
（二）经济增长的国内条件
并不乐观的国际环境告诉我们，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近期政府调控政策的重点，为此有必要分析一下近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国内条件。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关于投资需求，正如前文分析，主要是民间投资需求不足，而关于消费需求，由于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因此如何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是未来政策的重点。而且，由于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如果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那么更大的投资需求将难以被激起，新增投资增加的产品没有市场，则只能是增加库存，从而削弱投资的效果。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或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文分析的几点之外，还有农村消费不足的因素。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没有积累到实现消费升级的程度，因此无法持续城市居民80年代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浪潮。另外，消费品配套服务水平低也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电网设备落后、电价过高等等因素也制约了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
另外，消费信贷不发达，居民消费观念没有转变，制约着城镇居民的“住”、“行”消费；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中低收入者则受到收入水平限制难以扩大消费。
总之，受上述制约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缓慢，而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既存在着时滞效应又不能完全弥补民间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因此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国内环境在总体上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
（三）政策选择的重点：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
综合考虑上述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我国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应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短期来看，由于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余地不大，因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仍然是扩大国内需求，努力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主要包括：1.继续坚持刺激内需的公共投资政策；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2.完善金融体系，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增大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从而启动民间投资。3.实施鼓励消费的政策，促进消费升级、扩大消费需求。
从中长期来看，应该把采取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与实行有效的供给优化政策相结合。总需求状况虽然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在目前的内外环境下，刺激总需求显得十分必要。但国民生产总值最终还是要由总供给来提供，从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要受制于总供给的状况。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实行有效的供给优化政策。
所谓供给优化政策，就是指供给不仅要能够适应和有效地满足需求，而且还要能够创造需求和拉动需求。我国目前的总供给就其规模和数量而言，确实超过了总需求，结果形成了大量的产品积压。但必须看到，这种供给过剩并不是完全由需求不足造成的，其中也包括粗放型增长过程中，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所形成的无效供给，对于这种无效供给应该通过供给优化政策进行淘汰，而这又有赖于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应该把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包括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等。
总之，扩大需求的政策在现阶段是必要的，但从中长期来看，只有建立在供给优化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的，从而也是能够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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