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的博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尼 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对于博爱思想的理解，东西方一直存在差异。从博爱脱胎于儒家仁爱思想的角度看，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早期新道德观，其中内含着丰富的可供发掘的博爱思想。这种博爱思想既体现在其“群为己纲、智为愚纲、众为寡纲”的“新三纲说”中，也体现在其“六达德”“六基德”中蕴含的公忠、任恤、孝亲、慈幼等诸条目中。以儒家仁爱周济思想为切入点，对张岱年早期道德观中的乐群、重知、忠孝等观念中的博爱思想进行分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指导现代人以和求兴、以智求善。
关键词： 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博爱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传统旧道德已不适应时代发展而西方道德难以直接转化进而为中国社会所用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撰《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生活理想之四原则》《新三纲说》《天人简论》等文对建立新道德一事展开探讨。有学者指出，相对其晚年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可以将此期的观点概括为“早期新道德观”[1]41。张岱年早期的新道德观主要由基本原则、基本规范、最高纲领与道德境界构成。“生理合一”“群己一体”“义命合一”“天人协调”为基本原则；“六达德”和 “六基德”为基本规范；“群为己纲、智为愚纲、众为寡纲”的“新三纲说”为最高纲领；“兼善天下，而以人群为一体”为新道德观的最高境界，各部分间相互联系，形成了有机的整体。
2.加强总结和反思。在事件结束之后，学校应当组织师生对此次事件进行学习，让全校师生能够认识到其带来的危害性，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做出纠正。同时，让师生针对此次事件做出总结和反思，找出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的不足，然后积极对教育工作做出调整，从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
“博爱”一词在当代通常被视作一种对全人类广泛的关爱。对其理解，通常有中西两种解读。对于西方的“博爱”思想，很多学者将其发源与基督教的宗教之爱联系起来① 杨宝安认为，从《旧约》到《新约》，基督教的博爱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从神爱、爱上帝、爱邻人，以至于爱仇敌，博爱教义是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代表；杨华祥教授以基督教把上帝作为广施恩慈的父神形象进行宣扬为依据，认为博爱是联结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因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除宗教情怀之外，也有学者将西方的博爱思想看作一种哲学上的精神境界。张楚延教授将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作西方博爱思想的发端，并将其解释成一种人生的修养和境界。见杨清虎《“博爱”思想研究30年》，《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 。基督教之爱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上帝对人的超越性怜悯、人对于上帝的宗教虔诚、人对于自己同类的伦理关怀，这三方面彼此相连。爱的关系在基督教中可以由Agape（神爱）来概括。Agape的含义较为宽广，其本质不是对于占有或占有财富的渴望，而是一个人为了他人而做出的慷慨举动[2]。神爱赋予人们彼此互爱的动机和力量。在中国，“博爱”一词连用，最早见于《孝经·三才》：“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3]“博爱”在此处是和儒家教化手段紧密相关的。对于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博爱”是一种含义宽泛的概念。这种观点将博爱视为从有等差之爱走向无等差之爱的道德践履，是从人类之爱走向超人类之爱的实践[4]。第二种认为“博爱”脱胎于仁爱② 向世陵指出“博爱”作为仁的根本性内涵，与人道关怀及群体和谐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以爱人先于己和爱的互惠性为其特点，认为博爱就是人们相互间普遍的爱与互惠。因此爱、亲、仁的概念之间是可以相互训释的关系，参见向世陵、辛晓霞的《儒家博爱观念的起源及其蕴含》，《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董平从分析儒家“差等之爱”的二重内涵出发，认为在“恕”的意义上，“差等之爱”是仁的不同实践境界，也是通向博爱的根本途径。参见董平的《“差等之爱”与“博爱”》，《 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 。本文取第二种解释。
中华文化自身在源流上就包含着博爱的基因。在中国传统的价值领域中，作为普遍情感的爱与德性层面的仁有直接的联系。仁作为爱，是一种对普遍的喜爱之情的伦理提炼，它源于这种感情又超乎其上，是源于家庭情感但又不限于家庭情感的普遍义务。作为普适的爱，仁在动机上是道义论的，不仅和以相互交换之爱构成鲜明对比，也同功利主义的爱两相对立[5]。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对于广施于人的大爱是十分肯定的。仁与爱相互为用，包含着关切、责任感、了解和尊重等方面的内容，并表现在乐群、敬长、恤孤的多重情感交流之中。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对人之爱推及到对自然万物的爱之中。韩愈把“仁”界定为博爱，其《原道》云：“博爱之谓仁。”主张将“仁”这个道德原则贯彻到一切人和事物之中。近世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宣扬人道的博爱的哲学，他将人类彼此互助相爱视作未来社会的远景和理想境界。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实现理想的最高境界和目标。他旨在通过“博爱”来宣示中华民族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全人类的友好、和平和合作、发展的愿望[6]。由此看来，作为人类生活基本美德的“博爱”思想，深刻地根植于中国文化自身之中，并且作为“仁”的基本意涵之一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
在《天人五论》中，张岱年通过比较中国古代韩愈“博爱之谓仁”和张载“民胞物与”思想、西方原始基督教思想以及作为法国大革命理论先导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后指出，这些博爱观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和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7]587。那么在张岱年早期伦理观中，是否包含有博爱思想呢？下文试加以分析。
二、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的博爱思想
（一）群体至上观念中的博爱思想
全面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提出，抗战要胜利，就必须“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1］347。如果国民党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1］353。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时明确提出，实行人民民主和改良人民生活是抗战的必需条件。
张岱年首先提出了规范个人对于群体或对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的“六达德”。其中，将“公忠”解释为爱人民爱国家，重视群体利益多于自身利益，为群忘己，必要时亦能够为国捐躯的。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称为公，一心爱国谓之忠。中华民族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及礼教文化传统培育出整体主义的民族精神，并以此生发出克己奉公的美德。除以“公义胜私欲”作为价值取向之外，中国人还将“廓然大公”“天下为公”视为价值理想。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即在一个“公”字上[10]216。《礼记·礼运》篇中所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从“公”的精神培育出的博爱思想。在“六基德”说中，张岱年又单立“爱护公物”一目，倡导爱护公共财物，注重公共卫生，遵守公共秩序。这也是从群体出发提出的公德。忠德的基本含义就是指诚心诚意、尽心竭力做人做事。从文字意义上看，“忠”和现代意义上的“衷心”是相同的，都是指一种由内而外的、由衷的真实情感[11]。对于“忠”，张岱年否定了一味将“忠”字与古代君臣观密切联系的说法，从本义上对“忠”进行了新的发掘。他认为：“上思利民，忠也。”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亦是有多层含义的。在回答子张问政时，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樊迟问仁于孔子时，他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在这些对答中，“忠”的含义是指人们之间相处的准则。如前所述，“仁”这一中华民族根本道德精神的核心是“爱人”，它是以孝悌为根本的。《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张岱年认为，孝悌之情的拓展就是忠恕之道。因此，“忠恕”乃由“仁”派生而出，是“仁”从亲亲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10]213。由此可以看出，“公忠”意识与博爱观念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有关于“为学之方”的记载，其讨论的范围颇广，包含修养方法与研究方法两方面，并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研究。而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相依不离，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8]522。《易传》云：“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认为想要了识大化之道的秘密，需要从事德行修养。《大学》认为平天下治国齐家之本始于修身，修身之本始于正心诚意，诚意之始则在致知① 《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张载最重视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系，认为知道之道在于崇德，德胜自然能够穷神知化。他说：“穷神知化，乃养胜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8]573穷神知化来自无我而与天为一，即来自广大的直觉。这种直觉是基于道德修养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张载将知分为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见闻之知由感官经验得来，德性所知则是由心的直觉而有的知识，这种心的直觉以尽性工夫或道德修养为基础。《正蒙·大心》中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以此。”[9]24那么圣人“尽性”或“大其心”之后那种“能体天下之物”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张载论说道：“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只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9]21能够“尽性”的“大人”立则立己立人，成则成己成物，知则知人知己又知物，爱则爱人爱己且爱物，体现了一种兼爱万物的思想取向。
（二）以知为重中内涵的博爱思想
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是分不开的，社会道德原则的实现需要主体一系列具体的德性与之相适应。在《天人简论》“拟议新德”一章中，张岱年以旧名赋新义，提出“六达德”（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与“六基德”（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说。
中国古代哲学里很早就有先贤为群体融洽而善与人同、舍己从人的记载。《孟子》中载有禹闻百姓善言对其拜谢、舜对其治内百姓心怀大爱而从不偏私的例子。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将“立己”与“立人”、“达己”与“达人”相联系，实际上也就是把自我同群体相联系。孟子说：“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尽心下》）借用孔子“修己以安人”的观点来理解，“修己”即是“守约”；“安人”“安百姓”，乃至“安天下”，就是“施博”，是一种爱的外化。“天下”“百姓”都是群体的表现形式，张岱年将“与群为一”表述为群即我，我即群，群的利益即是我的利益。对于个体利益和群里利益的关系问题，张岱年认为古代社会所说整体利益虽然存在着用“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来维护当时统治秩序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诸如抵御外来侵略、发展开发自然资源、为维护民族生存而不屈斗争的共同利益[7]594。儒家所推崇的也正是这类整体利益。历史上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无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而自我牺牲、慷慨就义，他们追求的就是社会群里的利益，这种自我精神价值的实现，也是一种爱山河、爱众生的“博爱”之体现。
（三）“公忠”“孝亲”等德目蕴含的博爱思想
20世纪30年代，在对封建社会传统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解构与重构的基础上，张岱年从现实生活出发，结合时代发展特征提出了“群为己纲、智为愚纲、众为寡纲”的“新三纲”说[8]46。其中，除“群为己纲”“众为寡纲”表现出在群己关系中重视群体的思想倾向外，“智为愚纲”体现出张岱年主张以无知听从有知的价值选择。“智”又作“知”，“知”是指“知识”或“真理”；“愚”则指“无知”或“愚昧”。张岱年所认可的“知”不仅指书本上的知识，还包括学习与力行的能力。他说：“能知能辨别外界，亦能改变外界，不惟能知，且亦能行。”张岱年在《天人五论》“品德论”中说：“今有知识，凭之以释已往之经验而无所滞，据之以断未来之实事而无所失，是知之通，即有合于实，是之谓真。”[7]204能够辨别外界的新鲜事物和知识，也有能力改变外界，并且可以做到能知亦能行。这里涉及一个致知方法的问题。
进入项目开发阶段是按照项目开发流程进行的。即要经过需求分析、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等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开会讨论和检查进度。检查的方式是每周举行例会，项目组成员将有关内容整理成文档要点，轮流向其他人分享。项目开发的周期较长，也不同于单个科目的课程学习，导师除了检查进度，在学生遇到困难时需要引导他们解决问题。这个阶段要避免学生的畏难心理。通过组员间相互讨论，和在导师的指导下解决难题，学生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从而逐步提高。项目也能够按计划持续开发下去，直到完成。
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一文中，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张岱年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新的人生理想”[8]280。因此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在人生哲学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生理合一”“群己一体”“义命合一”“天人协调”这一新的生活理想纲领。其中，张岱年认为与群为一是“与国家社会为一体”，这是“个人生活之最高境界”[8]284张岱年的道德标准是与群体及公共意识密切相连的。在《天人五论》“品德论”中，他又说：“道德之基本原则在公。道德之端，以己推人。道德之至，与群为一。”[7]213在这里，张岱年所主张的新道德观的境界即为道德实践之境界，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道德实践也就是新道德观的最高境界。
“刘先生吗？”车里一个人问。刘雁衡低头一看，是司机老黄，便点点头。老黄朝后座那人说了句什么。车门随即打开，一个高大的军人走下来。
对于“忠”，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张岱年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不仅仅是臣对君的道德，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待的准则。朱熹解释为“尽己之谓忠”，对此张岱年是十分认同的[7]606。如何理解“尽己”呢？张岱年又提出“任恤”这一德目。“任”“恤”出自《周礼》，张岱年对其进行了新的阐发①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说，其中“任”意为对朋友讲信用，“恤”意为救济贫穷者。见《周礼》，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9页。 。他将“任”解释为努力工作，负责尽职。他认为后期墨家十分看中“任”这一德行，将“任”解作为群体事业牺牲自己的行为。《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以益所为也。”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这种“尚义任侠”的精神构成了墨家的主要气质。在张岱年看来，比起“仁”，墨子更尚“义”，将义视作一切事中最可贵的精神② 孔子将仁视作人生大道，人的最高理想。墨子也说仁，但墨子以利言仁。他曾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1页。 。而墨子之所以贵义，也是由于义能利天下之民。而仁的实质、义的内容，便是兼爱。兼爱就是对一切人不分远近、不分等级地无所不爱。《说文》将“恤”解释为：“忧也，收也。”[12]“忧”指忧虑，“收”意为救济。张岱年将“恤”解释为尽己助人、扶危济困。一方面，这蕴含着中华文化兼济天下的基本精神。在儒家看来，自我在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同时，更主要的是以群体成员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助人亦是自助。人的生存脱离不开爱和互助，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只有互爱、互助，“爱人”才可以顺利推广并延续下去。
与“六达德”说相关，张岱年紧接着又提出规范家庭生活和日常行为活动准则的“六基德”说。其中，“孝亲”与“慈幼”是密切相关的。“孝亲”乃是敬养父母之德，这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慈幼”是作为父母应对子女尽教养之责。二者都是“仁”的外在表现。张岱年认为，“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发端自人类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这是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所形成的。“仁”德的核心是爱人，根本在于孝悌[10]213。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之德的基本内容就是父慈子孝，也就是“六基德”中的“孝亲”和“慈幼”。孝在社会道德生活之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与古代伦理思想中以顺为孝不同的是，张岱年指出，父母的言行有对有错，正确的言行理当遵从，但错误的言行应适当加以劝慰，不能不加辨析地一味顺从父母。父子关系是中国传统“五伦”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张岱年指出，在孟子时代，“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还没有出现臣与子对君与父的绝对服从的关系。但在此后的岁月中，三纲同五伦逐渐紧密结合，因此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中开始显现出不平等的因素。他认为，父子天然带有血缘关系，但过于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以此扼杀子女的独立人格，这是不可取的。同时，他又认为父母年事已高，作为子女应负有赡养之责，并常怀尊敬之心。如果专意自私而不顾及父母，如此自私的人也必然无法尽心为公，亦不能利济他人。
三、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博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提出，在今日对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中华民族拥有宏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许多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依据我们今日所需进行现代性转化，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阐述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原则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伙伴关系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文明交流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体系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就是对和平、仁爱、天下一家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不竭源泉，也是构建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在《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中，张岱年指出：“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8]160其“变”者，乃是道德依时代的差异，随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而相应作出的变化；其“常”者，乃是在各时代的道德中一以贯之之所在，抑或各时代的道德为一大原则的各自表现。我们正可以将此“变”与“常”的辩证法，视作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来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信仰缺失及价值重构问题。
在实践层面，我们今天所说普遍的社会和谐主要指价值观与道德意义上的人际和谐，它倡导和谐、贬抑争斗，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友善亲和、先人后己；作为一种德性之“智”，既是一种道德认识能力，也是一种道德选择能力[14]。其可以指导我们明是非、辨善恶，善识人、贵知己，识时势、知当务。从个体来说可以言行得当、动辄中矩；从社会来说以智求善，益人益国。忠孝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对于其精神的弘扬，有利于涵养今日国人的道德责任感，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亦有利于家庭亲子关系的和谐及各行各业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的培育。可以说以上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中立己立身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张岱年早期的博爱思想中所蕴含的先人后己的群体精神、以知为重与崇德兼爱、公忠孝慈与人际和谐等学说主张可以被视为今日诸德目的思想资源而继续被深入发掘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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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ternity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in Zhang Dainian's Early New Morality
NI Sha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fraternity though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the Early New Morality put forward by Zhang Dainian in the 1930s and 1940s contains the rich thought of fraternity that deserves exploration.This kind of fraternity though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new three principles”of“group for oneself,wisdom for folly and crowd for oligarchy”,but also in his“Liu Da De”-the code of conduct of an individual to a group or to the majority of the group,and “Liu Ji De”-guidelines for family life or daily activities,which contain such items as loyalty,responsibility,filial piety,kindness and so on.Taking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benevol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aternity thought in the early moral concepts of Zhang Dainian,such as being sociable,emphasizing knowledge,loyalty and filial piety.And with the excellent ideas in 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 people are guided to seek harmony and prosperity and to seek goodness with wisdom.
Key words: Zhang Dainian；early new morality；fraternity thought；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traditional culture；contemporary value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6.011
作者简介： 尼 莎（1986-），女，河北石家庄人，在读博士。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6-0071-05
收稿日期： 2019-05-16
（责任编校 ：耿春红英文校对 ：杨 敏）
标签：张岱年论文; 早期新道德观论文; 博爱思想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当代价值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