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市场经济的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几年来，标志着中国出版业走向市场经济的轨迹是：
——出版社从100多家增加到500多家，作为计划经济主要象征的严格的专业分工开始从地域和行业的范围内突破。一些出版社开始出现没有饭吃或吃不饱，一些出版社开始首先富裕起来。地方出版社从“三化”的框框中突破以后，不仅面向了全国，还正在走向世界。
——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步步分解，二渠道强劲的市场攻势，使新华书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计困境。加上出版社自办发行的扩大和课本、年画等肥水挡不住地外流，新华书店的订单功能几近失却，而不得不天南海北地频频参加各种费用昂贵的图书订货会。批销中心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贸易形式也在许多省市新华书店中热衷起来。
——印刷厂印书报刊需要定点和特许的准印证，这说明印书报刊并不仅仅是几家新华印刷厂的事了。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非书报刊印刷厂在印书报刊。因此，中国印刷业市场化的深度实际上要远远超过出版和发行业的同行，而且在出版业中又唯一拥有合资政策，这使印刷业实际上已领先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
然而，在整个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步子越迈越大，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出版业走向市场的步子却似乎日趋艰难。中国的出版业好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遇到了奇怪的旋涡，总是围着一个点在打转。
例证之一：连年来品种增加，印数下降，大量的重复出书，平庸之作充斥市场。图书质量，特别是普通读物的印刷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读者的感觉），不但无法与港台、国外的出版物相比，就是与解放前的商务等出版社的图书质量比也相去甚远。内容上差错比比皆是，编校质量喊归喊，错归错，依然故我。
例证之二：出版社人浮于事，编辑仍然是出版社人员结构的中心和主体；经营管理，特别是发行工作仍然处于不显著的地位；组稿编辑制度一直难以推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社会化程度低下；同样的规模，出版社的人员仍然比国外多一倍以上；缺乏流动机制和就业危机感，大部分出版工作者还端着铁饭碗。
例证之三：出版集团还处在试验中。与其说有多种模式，倒不如说大家绕了很大的圈子却从未曾进门。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出版业还不曾是纯粹的企业。说得通俗一点，集团就是企业的兼并，就是收买股权和破产。中国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出版企业集团，也可以从反面印证中国出版业企业性的缺乏。再尝试，最后可能还是一个事业性的或行政性的所谓的集团。
例证之四：新华书店上架品种不到出版品种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图书未能与读者见面。根据有关部门最近一项统计的说法，我国年出版的近十万种书中，有94%的书很难与读者见面，65%的书店年销售图书品种都在6000种以下。连北京王府井、上海延安东路新华书店年上架品种也只不过2至3万，与国外的超级书店相比实在显得寒酸。在许多县级书店中，占总销售比例50—70%的品种是教材课本，其中最高达到80%，最低也达到45%。教辅读物与少儿读物被44—71%的书店列为销售量最大的图书类型。
（二）
市场相对于计划而言，所谓出版的非市场化，也就是说，中国出版业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计划经济的调控，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护意味着支持，也意味着落后。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竞争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适者消亡，它迫使世间万物为了生存去改变自己，去创造，去奋斗。然而，中国出版业最缺乏的，同时也是最需要的，就是竞争。
中国出版业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接受特殊保护的产业，它甚至比邮电、银行、铁路、航空业更加受到保护，这可以从中国出版社的数量及其在各产业中非常突出、非常奇特的出版现象——“出卖书号”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其实，对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出版世界上最多图书的国家，仅有500多家出版社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产业保护政策。而且， 卖书号和国家补贴也并不是中国出版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法宝，有相当一部分的出版社实际上还享有诸多的优惠政策，并以此旱涝保收。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和压力，然而它仍然在各种保护伞下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它的人均利润率的排名仍然在全国各行业中居高不下。
只要中国出版业还能过太平日子，就难以真正走向市场，真正做到优质高效，也许这就是市场经济要告诉中国出版业的苦口良言。无论是中国的电子工业、汽车工业，还是中国的彩电、冰箱、空调行业，没有一个行业的新星是在国家保护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一个没有危机感的行业无疑是一潭死水，不可能有生机和活力。
（三）
和出版社一样，发行业推进市场化的一条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为新华书店继续树立竞争对手。二渠道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出了一些问题，但事实证明，二渠道大部分经营者是好的，是走正道的，许多管理和经营办法是值得主渠道借鉴和学习的。在杭州图书城，就有一家叫做“作家书屋”的批发公司，其备货数量和品种档次在书城中鹤立鸡群，远远超过包括省新华书店批销中心在内的其它批发店，不仅没有一般人概念中的二渠道层次低下的乱七八糟的图书，像印数权100套，定价5000 元的《四库全书精要》、《古代辞典集成》，每套2.5 万元的《中国美术全集》，以及全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在那里都有备货。像这样的二渠道，就应该大力提倡。新华书店在我党、我国的发展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表现出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为了造就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我们一方面要规范二渠道的管理，在税收管理等方面消除不法行为，另一方面，要靠新华书店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与二渠道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保住目前的地位。新华书店要真正提高效益，成为现代企业，必须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要使一个运动员出成绩，给一份奖励，不如给一个对手。从现有的资产、人才、信誉、网络等各方面的条件来说，省级新华书店是最有条件演变成具有全国性发行网络的独立法人的图书公司。
（四）
出版物的市场就是读者，读者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知识分子等等，而这个市场的主体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在分配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存在体脑倒挂问题，使中国这个出版物的主要市场显得土地过分的贫脊。
产生这种所谓的“体脑倒挂”，除了某些历史原因外，主要还是国民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带来的无序化，即不要依靠知识就能赚大钱，读了书反而赚不到钱。国家在税收、工商管理、防假冒伪劣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大专院校、国家机关仍然容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清贫的工薪阶层。当知识，或者说是人才不能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充分体现他的价值，也不能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市场上自由地流动的时候，当一个科技人员创造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财富，而仍需用一辆轿车来奖励，并且举国上下都为之轰动的时候，知识产品要充分市场化肯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过程。
再就是长期以来国家在教育上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中国大学生的比例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而大学生，包括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却是出版物，特别是学术性读物的主要市场。1994年武汉全国书市，浙江省出版总社做的一份读者调查表明，来书市购书的80%以上是大学生或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读者。
国家对教育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事业投资的缺乏同样令人忧虑，这些数据几乎从报刊资料上随处可见。其实，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政策与知识在市场上价值的定位都属于同一个问题。出版业没有更多的钱补贴诸如学术著作的出版，更不能闭着眼睛乱涨价，或给作者增加太多的稿费。增加稿费就得提高书价，反过来又要害得知识分子买不起书。多少年来，有多少人在埋怨书价太高，却不说知识太不值钱，也不知即使是现在所谓“书价飞涨”的年代，中国大陆的书价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便宜从某方面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从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因此，出版市场的非市场化同样是制约出版业走向市场，走向繁荣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研究出版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忽视了图书市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特性，如果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能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他们的价值，参与市场对知识价值的公平的分配，那么，出版业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走向市场，走向世界，也同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