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债务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国际货币论文,危机论文,体系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8年世界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各国为应对危机推出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都是应急性的，救市政策只是在短期内抑制了宏观经济的下滑势头，让企业、银行和证券公司获得了喘息机会。然而，金融危机的体制性根源并没有消除，危机对策虽然稳定了金融形势，却加重了公共债务负担，为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例如，2009年和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和10.7%。2009年欧元区和欧盟的财政赤字都维持在6%以上的水平，其中，爱尔兰的赤字高达GDP的32.4%，希腊、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财政赤字分别高达10.5%、10.4%、9.2%和9.1%，只有爱沙尼亚和瑞典的预算实现了基本平衡。2007年美国的国债规模只有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率是65%；2010年国债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率是93%；2011年9月国债规模14.7万亿美元，突破GDP的100%。2007年欧元区的债务率只有66.3%，2010年增加到85.1%。除了爱沙尼亚(债务率6.6%)、保加利亚(债务率16.2%)和卢森堡(债务率18.4%)之外，其他14个欧盟国家政府平均债务已超过GDP的90%。金砖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也存在恶化的趋势。2010年印度和巴西的债务率分别为72.4%和66.1%，俄罗斯、中国和南非的债务率分别为9.8%、17.7%和35.7%。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从2007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扩大到10.7万亿元人民币。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加剧了人们对欧元体系崩溃的担忧，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汇率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欧洲货币合作模式和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了质疑。当前，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和巨额外汇储备管理的风险，需要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步伐，但区域货币合作显然不能走欧元区的老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新路如何走，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为使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步伐迈得更加稳健，弄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二、国际货币体系和理论的演变
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是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一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形成机制，二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机制，三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定价机制。
回顾世界货币史不难发现，金本位、银本位、铜本位、金银复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货币制度都与贵金属有关。由于贵金属分布不平衡和产量的地域差异，货币制度的选择依时间和地域变化而定。1625年瑞典实行的是铜本位制度，1717年英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度。19世纪初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法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远东国家都实行银本位(巴里·艾肯格林，2009)。1880-1914年的35年间，金本位制在主要西方国家占支配地位，黄金逐渐成为通用的流通手段、储藏手段和国际储备货币，金币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
一战之初到二战结束前夕，形成了以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三大货币集团围绕储备货币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二战后期，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霸权地位的巩固，以美元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得到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定价机制反映了人类对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渴望和理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之外的国家具有自由发行本币的权利。美元的价值既可以通过多种货币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商品价格表现出来。美元定价的这种多元化和各国汇率自由的安排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世界经济每隔几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的事实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表明，固定汇率机制与单一储备货币不相容，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无法适应全球经济非均衡增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特别是拉美货币危机和欧洲货币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储备货币多元化，出现了以美元为主导，日元、英镑、法郎、马克等多种储备货币相互竞争的局面。二是汇率体制多元化，出现了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调节的固定汇率制并存的局面(见下表)。表中可见，第一，实行软钉住的国家呈现下降的趋势，实行硬钉住和浮动汇率的国家呈现上升的趋势。因一部分欧盟成员国加入欧元区实现了硬钉住，这种趋势得到强化。第二，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软钉住和浮动汇率的国家仍占多数，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形成了一种从固定汇率和管理浮动向完全浮动汇率逐渐转化的倾向。第三，各种汇率制度都有成功的案例，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优汇率制度，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汇率制度优、哪一种汇率制度劣。第四，汇率制度与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经济大国、强国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小国和弱国倾向于选择钉住和管理浮动汇率。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关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定价机制的主流研究是围绕小国模型展开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第一个成熟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它是一个静态小国模型，不适合分析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如果硬是用该模型分析中国的问题，就容易得出悖论。这里所谓的悖论是指人民币升值和贸易顺差扩大并存的现象，它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预测相矛盾。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只涉及一个小国与一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没有考虑小国合作的重要意义。现实世界不是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组成的，而是由众多的小国和有限几个大国组成的。从理论上讲，小国的集合等同于大国。因此，小国之间进行有意无意地合作会对博弈的结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当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时，其他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采取高度一致的行为，产生小国合作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与大国的博弈就等同于大国和大国的博弈，因此，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对大国和小国都未必成立。由此看来，无条件地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用来分析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等大国和国家联合体的问题是不可取的，不假思索地用它来分析小国问题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国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重估问题、欧洲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欧元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欧元区的建立开创了不同的主权国家使用共同货币的先例。欧元区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其后麦金农(McKinnon,1962)、哈伯乐(Haberler,1970)、弗莱明(Fleming,1971)、凯恩(Kenen,1969)、卡尔顿(Corden,1972)等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大部分后续研究不过是蒙代尔原始洞察力的深化和改进”(Rose2000)。蒙代尔(Mundell，1961)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采用需求转移来说明最优货币区的合理性。他假设生产要素具有充分流动性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工资完全弹性可以对货币区结构失衡进行有效的调节；当遇到需求冲击时市场机制有足够的能力来恢复均衡。然而，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的动态经济，各国经济结构随时随地在变，货币的价值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币值的不稳定性并不会因为货币区的成立而消除。当不同国家存在制度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差异时，受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可以长期超过另一个国家，从而导致一国贸易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另一国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从而导致均衡汇率持续上升。由于现实经济的价格刚性把一国的竞争优势或竞争劣势长期锁定，货币区内部的非均衡无法通过名义汇率的变化得到及时调整，致使资本和人才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流动和集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就业增加、增长加速、税收增加，具有比较劣势的国家失业增加、增长速度下降、财政赤字增加、债务率提高。当一国政府债务积累到无法偿还时，债务违约风险就会集聚，导致货币危机。
麦金农的分析建立在经济高度开放的基础上，他的最优货币区标准是区内的国家经济高度开放，经济结构相同，经济周期同步。麦金农所指的经济高度开放是指贸易品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很大。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存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分，不存在严格区分高度开放、经济结构同质化和经济周期同步的量化标准。在现实中，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开放度和经济结构都是随时随地变化的。拿欧元区来说，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时基本上满足赤字低于3%和债务率低于60%的标准，现在很多国家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
在卡尔顿(Corden，1972)看来，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并非灵丹妙药，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在中长期内生产要素可能是高度流动的，但要克服巨大的调整成本。Ingram(1962)强调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的流动性可以缓解外部不平衡，降低对汇率调整的要求，有利于汇率稳定。Corden(1972)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并非灵丹妙药，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低，在中长期内生产要素可能是高度流动的，但要克服巨大的调整成本。Ishiyama(1975)把冲击区分为暂时冲击和持久冲击，认为金融一体化只能缓解短期冲击导致的不平衡，不能替代长期调整，经济在受到长期冲击后均衡的恢复需要一个长期调整过程。Kenen(1969)讨论了生产和消费多样性与单一货币区的关系，认为生产和消费多样性可以降低贸易条件和名义汇率调整的必要性，形成对外部冲击的隔离。其结论是，生产和消费多样性有助于实行单一货币。Kenen(1969)、Haberler(1970)等学者还研究了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对汇率的影响。克鲁格曼(Krugman，1993)从专业化的角度讨论货币区的影响。但是，大量实证研究(Mongelli，2002)意见相左，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且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无法准确比较单一货币的成本和收益。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和欧元区诞生之日起，对两者合理性的质疑从没有消失。例如，Frankel(1999)认为适合任何时候、所有国家的货币是不存在的。Linda S.Goldberg(1999)认为单一货币不适宜于转型发展中国家。Václav Klaus(2010)指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所预测的单一货币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结果在欧元诞生之后并没有出现。
关于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系，已有的实证研究(保罗·德·格劳威，2004)表明，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货币出现了实际贬值，也有一些国家货币出现了实际升值。而经济高速增长和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一般都会经历实际汇率升值。关于大国汇率赵志君和陈增敬(2009)在引入消费者偏好的基础上，把汇率放在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均衡的框架下来统筹考虑，将汇率、价格水平和利率纳入一般均衡的框架中，创建了一个大国动态汇率模型，将两个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表示为增长率和实际利率的函数。在两国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货币将出现升值；经济增长率低的国家，货币将出现贬值。假如中国代表本国、美国代表外国，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将经历不断的升值过程。
汇率实质升值是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和商品价格变动两种途径实现的。在固定汇率和价格刚性的条件下，扭曲的实际汇率得不到及时调整，两国的国际收支将处于非均衡状态，这是包括金本位、银本位、金银复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对欧元区成员国来说，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制造业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统一的欧元意味着汇率不再是调节对外失衡的工具，而价格和福利刚性意味着市场手段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赤字国被迫借债度日，债台高筑，最终导致债务危机。
三、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建立有利于汇率稳定的合作机制。在小国竞争模型里，小国是价格的接受者，大国是价格的制定者，不管小国选择何种汇率体制，其对大国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给予小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主要理由。在固定汇率条件下，一般认为，小国的价格水平决定于大国的价格水平和汇率，小国的利率水平决定于大国的利率水平，控制通货膨胀是大国中央银行的责任。只要大国的通货膨胀率被控制住了，与大国货币挂钩的国家的价格水平也就被控制住了。因此，小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后可以搭大国控制价格水平的便车。
根据汇率制度的差异，世界被划分为储备货币国和非储备货币国两大阵营。储备货币国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汇率是自由浮动的。非储备货币可以自由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普遍存在资本管制和扩大贸易顺差的倾向，因此往往有意低估本国货币以便在国际市场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如果仅有个别国家采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则这些国家的汇率选择在短期内不会对美元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很多国家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低估本国货币，等同于美元同时实行了钉住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政策并被高估。这些国家的总和将构成美国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长此以往，必然造成美国的逆差逐步扩大，其他国家的顺差逐步扩大，最终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对美国的就业和财政收支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美国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美国通过超发货币来稀释债务，让美元贬值。对于实行固定汇率体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美元贬值意味着外汇储备缩水和国民福利的下降。
在以美元为中心、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不仅享受铸币税收益，而且拥有影响世界贸易和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和维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需要强势地位，只有通过高估美元才能形成国际收支逆差，把美元发行到世界各地，美国从中获得数量可观的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意味着美国的需求和资本向海外转移，这将冲击美国的制造业，导致美国就业不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导致财政赤字。
面对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压力，美国可以通过向海外发行美国国债来解决，也还可以通过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这将造成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稀释内债和外债，稀释内债表面上看由美国人共同承担，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承担不同份额，会恶化美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稀释外债是其他国家的损失，由美国的债权国承担，这是美国的绝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长期贬值，美元的贬值将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从而削弱美国的货币霸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单一美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虽然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但美元的地位越来越弱，逐渐被日元、欧元等货币所取代。将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家储备货币地位。由此看来，在固定汇率体制下，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能够做到完全独立，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一定对汇率产生影响，只是国家大小不同影响程度有别罢了。由于货币政策既服从于国内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在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协调非常困难。所以，维持汇率稳定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决定的事情，在大国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和政策协调是必然选择。
欧元区货币统一大大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讲，货币的统一与政治的独立是不相容的，欧元区内部增长的不平衡缺乏有效的补偿和救助机制，某些国家完全可能由于加入欧元区(固定汇率机制)而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首先，欧元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使用。在欧元产生之后，各成员国失去了货币发行权，滥发货币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二，3%的赤字限额和60%的债务率上限制约了财政政策的使用。第三，货币统一后，欧元区各国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把企业的区内贸易盈余变成外汇储备，丧失了对外投资的功能和债务货币化途径。第四，货币区内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导致一国实际汇率长期被低估、贸易伙伴长期赤字、失业加剧、财政赤字增加的恶性循环。譬如，德国对意大利和希腊长期贸易顺差，导致意大利和希腊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政府财政赤字，后者又不得不向德国举债。为了保证债权的安全性，德国向意大利和希腊政府施压，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减少财政赤字。这将造成意大利、希腊经济恶性循环，最终也可能损害德国经济。
不同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是一种比固定汇率制度更僵化的货币制度。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虽然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限制，但保留了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各种政策手段。在货币区内，经济失衡无法通过汇率来调节，只能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但由于价格、工资和福利刚性，价格手段可能失效，导致一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从而可能导致国际收支不断恶化。欧元区各国失去了货币发行权，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影响价格，当出现债务危机时，无法通过债务货币化来化解，只能压缩财政支出，这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政府税收减少，产生进一步的紧缩效应。对欧元区中竞争力比较弱的国家而言，统一货币会产生金本位一样的紧缩效应，加大了这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希腊危机已经验证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差别巨大，沿海地区自然条件好、劳动力素质高、享受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设定的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可以使用同一种货币呢，而不是每个地区发行自己的货币呢？第一，尽管统一的货币可能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中央政府可通过财政手段调整和平衡各地区利益。例如，为了解决新疆的财政问题，可以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吸引外地资金来支持新疆发展。第二，中央政府在货币发行上遇到的阻力很小，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逐渐解决债务风险。第三，在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文化认同感高于国家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证。失业问题可以通过人口的充分流动来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地区税收差别政策来解决。在一个国家内部，既然单一货币的缺陷可以通过财政和政治手段加以克服，那么从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单一货币是最节约成本的选择。由此看来，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补偿调节机制。
欧元面临三种可能的前途。其一，欧元区因债务危机无法解决，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而破产，欧元区解散，欧洲各大银行因债务违约而陷入银行危机，甚至引发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其二，欧元区各国在政治和财政上实现统一，成立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各国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挽救陷入危机的国家，从此，欧元区可能像美国和中国一样成为主权统一的国家。但是，从目前看，各国政要想拿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来是不可能的，要想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民众一致同意更是困难。由此可见，短期内实现政治和财政统一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其三，欧元区的国家达成一致意见，各国不惜一切代价给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注资，注资的方式可以是财政状况好的国家给笨猪五国提供贷款，这可能在短期内缓解债务危机，但由于欧元区内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解决，注资方式治标不治本，危机的根源没有消除，弄不好会加剧各国主权债务负担，将来会发生破坏性更大的危机。在欧洲大国负债率大都超过80%的情况下，欧元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我们看来，欧元区不过是人类对货币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由于没有统一财政和政治制度，欧元区是一个失去独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体，一个放弃补救市场缺陷的联合体。通过固定汇率机制而自我强化，欧元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导致欧元区两极分化。工会的力量、价格刚性和财政支出的刚性，使欧元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很难得到纠正。在救助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债务国违约并由此导致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大增。从短期看，对欧元区成员国的金融救助滋长了道德风险，为将来更大的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从长期看，欧元区面临两种前途：一个是崩溃或者解散，另一个是建立统一的政治和财政。
四、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为克服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必须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恢复金本位，二是建立类似于欧元区的区域货币联盟和最优货币区，三是建立单一的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货币的交易职能来看，没有必要恢复金本位。使用货币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纸币和信用货币比黄金更能降低交易成本，纸币和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的更高阶段，信用货币代替贵金属是历史的进步，世界货币史已经反复证明，金本位具有不可克服的缺点，金本位的崩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来看，不应该恢复金本位。希望恢复金本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本位可以防止通货膨胀。在纸币流通时代，滥发货币的情况时有发生，滥发纸币容易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财政赤字成为一种常态，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化解财政危机已经成为政府的习惯性动作。如果用黄金作为本位，各国政府就不可能滥发信用货币。除非发现大金矿，否则也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不是纸币惹的祸，而是发行纸币的政府惹的祸，如果仅仅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建立严格的货币发行规则来控制纸币发行即可，各国只要能通过立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就能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没有必要恢复金本位。
有人认为金本位的优点是能够保持币值的稳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认识。货币的价值是相对的，货币的价值反映的是商品价格，而商品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金本位的优点不是金币币值的稳定，而是金币物理特性的稳定，金币不论何时何地都闪闪发光。金本位最大的缺点是黄金产量有限，经济增长无限，黄金生产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和劳务生产增长的幅度，从长期看，用黄金作为交易手段，商品市场的趋势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货币的流通手段要求货币供应与社会商品价值总量相适应，这一条件黄金是满足不了的。
恢复金本位虽然能够防止通货膨胀，但却容易发生通货紧缩，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从生产的角度，整个社会将囤黄金而弃生产。从交易的角度，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将发挥作用，黄金退出流通是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在面对经济困局时，政府会优先考虑增长和就业，对于由此产生的一些副作用也只能让全社会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也会毫不犹豫地结束金本位制，因为继续实行金本位并不符合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所以金银本位只能在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财富增长不快的时期使用，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需要不断从外部输入金银，否则将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初金本位的崩溃就是这一缺陷的真实体现。
区域共同货币是指几个主权国家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不同的国家内部使用相同的货币，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共同货币自然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从而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建立最优货币区是蒙代尔的设想，在欧元区变成了现实，在亚洲也有很多学者建议设立亚元。但是欧洲债务危机后表现出来的问题说明欧元实验并不成功，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面临挑战。亚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统一货币与分散的财政之间的矛盾。
关于建立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认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他建议“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货币制度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货币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的结果。2000年前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货币，考虑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币值稳定的问题，更多地是考虑到政权的稳定、税收的便利、交易的方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反映了二战后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对比，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方位霸权地位的体现。欧元区的成立是为了削减美国的特权，脱离美国铸币税的盘剥，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建立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要征得美国、欧洲大国、日本等具有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的同意，这需要国际大家庭里面充分发扬民主，任何一个大国的反对都会导致这一动议流产。建立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储备货币首先过不了美国这一关。
建立与主权国家脱钩的货币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国际货币单位的定值基础。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货币的定值基础比较容易确定，各国发行货币的约束条件是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全部商品或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商品样本的价格水平可以作为本国货币发行的基准。但在世界范围内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确定基准，会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假如这种定值方法可行的话，那么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数量的增长必须与这30种商品的生产增长保持一致，方能保持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但是，国际储备货币除了满足30种商品的交易之外，其他商品的交易也扩大了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要求。这时，国际储备货币就有可能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而不足，国家储备货币必然要升值，造成储备货币币值的不稳定。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国内定价标准和国外定价标准，国际储备货币币值不仅决定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量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与个别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关，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发生变化。当国际储备货币钉住某一部分商品的价格，统一的国际储备货币会遇到与金本位同样的矛盾，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占有比较优势，各国货币当局会故意低估本币，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国际储备货币就会被储藏起来，将国际储备货币逐出流通领域。如果储备货币贬值，会诱发世界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单一储备货币和多种非储备主权货币并存的局面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除非世界各国统一单一货币，否则单一储备货币不可能成功。国际统一储备货币的困难并不比世界统一货币的困难少。
总之，国际货币体系取决于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美元的地位将逐渐弱化，金砖国家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多种储备货币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形成。在储备货币多元化竞争格局形成之后，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将发挥作用，滥发货币将导致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由于大国对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竞争，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对外实行浮动汇率，协调国际收支平衡，对内与物价和GDP挂钩。考虑到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制度背景的差异，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在大国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实现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目标提供回旋余地；同时，在允许小国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间自由选择的基础上附加一定的限制条件，要求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超过贸易额一定数量的国家调整汇率目标，防止政府通过汇率干预获得长期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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