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1931年)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
倪梁康
【摘要 】《笛卡尔式的沉思》是胡塞尔一生发表著述中最为成熟、也是最为全面的现象学引论性著作。除此之外，它也是在胡塞尔发表的著述中唯一一部以哲学家命名的著作。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笛卡尔的思维方式对胡塞尔的重大影响。它由两个“巴黎讲演”的文本和五个“笛卡尔式的沉思”构成。胡塞尔对1931年的法文版始终不甚满意，并于1932年开始对德文原文版进行扩充和加工，后来也委托芬克接手处理。但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这部著作最终未能在胡塞尔身前出版。直至二战后，1950年胡塞尔自己撰写的前五项沉思和巴黎讲演以《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一卷出版；1988年，芬克撰写的第六沉思《笛卡尔式的第六沉思》作为《胡塞尔全集·文献》第二卷的第一、二册出版。
【关键词 】胡塞尔；芬克；笛卡尔式沉思；巴黎讲演
胡塞尔于1929年2月23日和25日应邀在巴黎索邦大学做了有关“超越论现象学引论”的两次讲演。《笛卡尔式的沉思》便是在这两次讲演的文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它最初由帕费尔(Gabrielle Peiffer)和勒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译成法文，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注] Edmund Husserl, M éditations cart ésiennes .Introduction àla ph énom énologie , French translation by Gabrielle Peiffer and Emmanuel Lévina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aris 1931. 出版后胡塞尔对此书的内容和翻译不甚满意，因而做过许多修改和补充，并计划再以德文版的形式出版它，但此心愿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在1933年后的政治原因而并未在胡塞尔身前得以实现。二战结束后，由梵·布雷达创立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以及由他组织的《胡塞尔全集》出版工作将《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列为《胡塞尔全集》考订版的第一卷，后由施特凡·施特拉塞尔(Stephan Strasser)编辑，于1950年交由荷兰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正式出版。[注]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 äge (Husserliana I),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50.
这部著作是胡塞尔一生发表著述中最为成熟、也是最为全面的现象学引论。胡塞尔自己曾在1930年3月19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将其称作“我一生的主要著作、一门对我而言逐步生长起来的哲学的纲要、一部方法的基本著作和哲学问题的基本著作”，接下来他还写道：“至少对我而言它是个了结，而且是我所能够倡导的并且可以随之而安心辞世的那种最终清晰性。”(书信III，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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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它也是在胡塞尔发表的著述中唯一一部以哲学家命名的著作。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笛卡尔的思维方式对胡塞尔的重大影响。当然，写作该书的最初动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这个书名。这一点会在下面对胡塞尔撰写过程的重构中得到表明。
一
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一卷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由三个主要文本和一个附录构成：其一是胡塞尔的“巴黎讲演”的原文文本，即《胡塞尔全集》第一卷的“文本A”。这个巴黎讲演是胡塞尔应法国“日尔曼研究所”和“法国哲学学会”的邀请而做的。他于1928年4月23日至29日期间认识了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的俄国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Leo Schestow，1866-1938年)，后者劝说胡塞尔“暂时答应可以在巴黎做几个讲演”。而后，胡塞尔太太马尔维娜在1928年7月1日致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写道：“刚刚收到巴黎(索邦)大学的一个满含敬意和恭维之辞的邀请函，邀请去巴黎就他的哲学纲领做讲座。施特拉斯堡大学也在竭力邀请他。这当然会花费他的时间和精力，但出于科学和政治的原因，拒绝是不可能的。”(书信IX，73)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因”，很可能是指在一战后，战胜国方面为了弥补与德国之间因一战以及一战和约的不公而导致的分离，以某种方式尝试做出的示好的姿态。此前胡塞尔赴伦敦的讲演便与此有直接的关联。这次胡塞尔受邀到巴黎演讲是否在背后隐含某种政治意图，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四沉思讨论超越论自我本身的构造问题。自我在这里展现出几种可能性：与其诸体验不可分开的超越论本我，作为诸体验之同一极的自我，作为诸习性基底的自我，作为单子的整个具体的自我以及它的自身构造问题。胡塞尔在这里特别强调现象学方法的原则扩展，强调超越论分析与本质分析的现象学关联。同时，在涉及本我问题时也会涉及作为一切自我学发生的普遍形式的时间，涉及主动的和被动的发生，涉及作为被动发生原则的联想。这里有一条从时间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发展线索。
胡塞尔在讲演一开始便向近代哲学的笛卡尔传统表达敬意：“能够在这个法兰西科学的最令人尊敬的地方谈论新的现象学，对此我有特别的理由感到高兴。因为在过去的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那样对现象学的意义产生过如此决定性的影响。现象学必须将他作为真正的始祖来予以尊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正是对笛卡尔的沉思的研究，影响了这门成长着的现象学的新发展，赋予了现象学以现有的意义形式，并且，几乎可以允许人们将现象学称为一种新的笛卡尔主义，一种二十世纪的笛卡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首先以《第一哲学沉思集》的那些在我看来具有永恒意义的动机为出发点，然后阐释一种具有现象学方法和问题之特色的改造与更新，那么我也许事先便可以肯定，你们会对此感兴趣。”(Hua I，3)很可能就在这一时刻，胡塞尔已经起念修改他的讲演文稿，并准备将其更名为《笛卡尔式的沉思》发表。
同年3月8日，胡塞尔夫妇离开巴黎，踏上归途，在回弗莱堡的途中于施特拉斯堡做了短暂停留。在那里应他的哥廷根学生让·海林[注] 让·海林(Jean Héring，1890—1960年)是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于1909至1912年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并且积极参与和领导哥廷根哲学学会的活动。他原先是德国籍，自1918年起改为法国籍，并自此在施特拉斯堡大学担任新教神学教授。他于1925年便出版了法国第一本现象学著作《现象学与宗教哲学》(Jean Héring, Ph énom énologie et philosophie religieuse , Impr. Alsacienne: Strasbourg 1925)。正是海林促成了胡塞尔的施特拉斯堡之行，并且后来也安排和组织了《笛卡尔式的沉思》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英加尔登曾在海林去世后对他评价说：“海林是一位谦逊的、但真诚而认真的研究者。他仅仅主张那些他能够视作真正明见的东西。”(参见：Roman Ingarden, “Notes and News”,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 Vol. 27, No. 2, Dec., 1966, p. 309) 的邀请也做了两场讲演。它们的内容与巴黎讲演相近，但在第二场讲演中增加了交互主体性问题。胡塞尔自己在文稿中也曾说明：“关于交互主体的还原只是在口头上一带而过，在施特拉斯堡的讲演中才得到系统的、更进一步的阐述。”[注] 转引自施特拉塞尔：“编者引论”，载于：《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胡塞尔全集》第1卷，同上书，页XXIV。 就此而论，真正讨论交互主体性现象学问题的是《笛卡尔式的沉思》而非“巴黎讲演”。
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产生以及与胡塞尔对它的两次修改相关的“交互主体性问题”文稿后来被耿宁收在他编辑的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三卷本(《胡塞尔全集》第十三、十四、十五卷[注] Edmund Husserl, Zur Ph 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 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 Erster Teil. 1905-1920, Husserliana 13, Zweiter Teil. 1921-28, Husserliana 14, Dritter Teil. 1929-35, Husserliana 15, hrsg. von Iso Kern,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3. )中，具体地说， 1929年3月-1930年3月期间产生的文稿作为第十五卷的第一部分载于该卷的第1-78页上，1931年7月-1932年2月期间产生的文稿该卷的第三部分载于第189-457页上。当然，该卷的编者耿宁并不认为胡塞尔在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撰写和修改中就交互主体性问题所做阐述是最为清楚的，真正“自成一体的、在实事上经过完全仔细加工的”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在他看来实际上是在此前的研究中，即在胡塞尔的一组与1926/27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引论”第二部分相关的手稿中。耿宁认为：“在它们之中，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他从一个完全特殊的视角提出的陌生经验的问题。如果胡塞尔在其《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1929年)中说：他在1910/1911年的讲座中已经提出了解决交互主体性和超越论唯我论问题的要点，但所需的‘具体研究’是在很久以后才得以结束的，那么这个‘结束’可以在1927年1月至2月的研究中看到。在这些研究中，胡塞尔的同感(陌生经验)理论第一次找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在实事上经过完全仔细加工的形态。”[注] 参见耿宁：“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第2卷，同上书，页XXXIV。——耿宁在这里接着认为：“胡塞尔后来对此课题的阐述本质上没有提供超出这个形态的东西。即使是在《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年)中对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展示在陌生感知的问题方面也远未达到1927年的这些反思的力度和深度。”(同上)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在耿宁为中译本提供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简要选本(由王炳文先生翻译，即将作为由笔者主编的《胡塞尔文集》第5卷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中，1927年以后的思考内容被忽略不计。——较为具体的说明可以在笔者“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论文(载于：《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83—91页)中找到。
二
全集版《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正文的最后部分是“文本C”。它是胡塞尔自己对巴黎讲演及其法文翻译所作的一个内容概述。它在这里也可以被用作对《笛卡尔式的沉思》之要点的简短介绍的出发点。
关于这次的修改以及由此产生的“施特拉斯堡文本”，胡塞尔在1929年5月26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曾写道：“我必须开足马力工作，以便完成对巴黎讲座的加工。可惜我事后发现，这种技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为了避免困难的表述以及为了不再过多超出巴黎讲演的布局(‘概要’)，我留下了证明的缺口——这一点涉及交互主体性(或者说：现象学的方法论与超越论的观念论)理论。我决定把事情做整全 ，并提供超越论的陌生经验理论等的一个完整建构。因而现在已经产生出一个新的《笛卡尔式的沉思》(这是现在的名称)的完整构成：大约有7个至7个半印张。我将此视为我的主要著作，并且很快会在尼迈耶出版它。”(书信III，248)这意味着，胡塞尔在刚交出《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施特拉斯堡文本后的几天里就决定要出版一个更为完善的德文版，并且也已经开始着手工作。
事实上，还在拿到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之前，即在1931年2月16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胡塞尔已经写道：“我会将(由芬克博士或也可能由我扩展了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贝尔瑙时间研究放在《年刊》中发表，芬克已经独自对后者进行了文本的统一(内容相当广泛)。”(书信III，273)在一年之后，即在1932年2月10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胡塞尔再次谈及他的德文版计划：“《沉思》的处理首先完全托付给芬克博士，让他做一个前构想，只是一般性地通透讨论了所有必要的东西。一旦完成了这个前构想，我就还必须先亲自进行加工，需要为此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书信III，283)接下来的进程按照施特拉塞尔对芬克的一个说法的转述是这样展开的：“芬克于1932年受胡塞尔委托，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被视作必要的修改提出建议。当时芬克草拟出全新的第一沉思(62页打字机文稿)、第二沉思的一些新章节(总共32页)，而对第三、第四、第五沉思则分别草拟出新的14、15和35页。此外，芬克还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超越论方法论的观念’。胡塞尔当时想把这些包括芬克第六沉思在内的新‘笛卡尔式的沉思’放在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在这些说明之后，施特拉塞尔还表达了一个愿望：“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文本[即《胡塞尔全集》第一卷]发表之后，欧根·芬克会将由他修改并补充的新‘笛卡尔式的沉思’，在可能的情况下连同胡塞尔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启发的边注一起提供给读者。”(Hua I，XXVIII-XXIX)这个愿望在近四十年后才通过芬克的《胡塞尔全集·文献》第二卷的两个部分的出版而得以实现。[注] Fink, Eugen,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 Teil I: 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 , Edmund Husserl Dokumente 2/1, Edited by G. van Kerckhoven, H. Ebeling & J. Ho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88; Fink, Eugen,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 Edmund Husserl Dokumente 2/2, Teil II: Ergänzungsb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88. 这个由芬克起草的《第六笛卡尔式的沉思》专门讨论“一门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它完成于1932年10月。胡塞尔对它至少有过三次(1932年、1933年、1934年)仔细的阅读、修改、评注和批评。[注] 由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出版在1933年之后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成为不可能，芬克起草的第六沉思也一直没有发表，只是在弗莱堡的现象学家小圈子中得到讨论。战后芬克以他的这份第六沉思文稿完成其任教资格考试。芬克曾在1948年10月26日致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创办者范·布雷达(H. L. Van Breda，1911-1974年)的信中说：“我的任教资格考试是由大学评议会作为‘政治补救’的案例来推行的，并且被理解为对胡塞尔传统的恢复。因而我选择了得到胡塞尔最高授权的‘第六沉思’作为论文，尽管我可以提交更为重要的研究。我以此而象征性地表达了：我想接受胡塞尔的传统，但并非以正统追随的方式，而是以继承胡塞尔所领受的精神推动的方式。”(参见：H. Ebeling/J. Holl/G. V. Kerckhoven, “Vorwort”, in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 Teil I: 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 , a.a.O., S. 11)
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是沿着笛卡尔的思路行进的，但在以施特拉斯堡文本为基础的法文版中和在以胡塞尔1932年文本为基础的全集本德文版中，胡塞尔都只做了五个沉思：
所有这些都愈发增强了对这个他始终不甚满意的法文版底本进行修改，而后出版一个更为成熟和完善的德文本的想法。他在1931年7月8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感谢说：“对我来说，了解一位如此清晰认真的读者和一位忠实老学生如何阅读我的著述，以及他在哪些方面感到不妥，这是无比重要的。尽管所有这一切，也包括所有的异议，我自己都曾考虑过无数次，我自己还是再次透彻地研究了所有这些含混之处。现在，在我与读者的距离已经拉开过大之际，对于这个阐述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困难和可能的异议。您是唯一一个对我和对此实事做出这个重大效劳的人。”(书信III，276)此后，在同年8月31日的信中，胡塞尔又向英加尔登报告说：“在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对《沉思》的新加工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书信III，277)
三
法文版的翻译并不顺畅。在施特拉斯堡文本完稿后才最终截稿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已于当年便在《年刊》中被排印刊发了，而施特拉斯堡文本的法文翻译初稿还迟迟未见踪影。胡塞尔在7个月后、即在1929年12月2日给英加尔登写信时已经抱怨：“可惜！《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女译者[Peiffer]花了太多的时间(或者她的时间太少)。”(书信III，253)这个速度与胡塞尔编辑出版《年刊》的速度相比显然是慢了许多。然而胡塞尔当时尚未料到：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一年之后，即在1930年12月2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他再次写道：“《笛卡尔式的沉思》始终还没有出版，尽管在夏天已经完成了排版(140页)，为此我感到十分郁闷，只还缺最终校对了。文稿在1929年5月就已经交到法国了。(书信III，269)而在此之前一个多月，即1930年11月7日，胡塞尔已经致函柯瓦雷，请他在出版速度的加快方面提供可能的帮助：“这本书的效应已经丧失了一年，甚至一年多了，这在当今的哲学处境中并非小事。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将这本著述立即在《年刊》上付印。如果您能在巴黎通过您的亲自介入来尽快出版它，我会对您抱以极为感激之情。”(书信III，358)
但胡塞尔的修改并在《年刊》上出版德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计划在1932年的进展并不顺利。1932年6月11日胡塞尔在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写道：“您因为新的《年刊》而询问《笛卡尔式的沉思》？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而且无论如何谈不上将老的德文文本付诸印刷，尽管它在这里和那里得到了改善，尽管它已经得到了如此透彻的思考。”(书信III，285)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颁布一系列反犹太人的政策，胡塞尔著作在德国的出版很快便成为不可能的，包括他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也于1930年出版了第十一辑之后陷于停滞。他后来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及《经验与判断》都是在德国以外出版的。
除了这个外在的原因之外，《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没有能够在胡塞尔身前出版还有其内在的原因。正如施特拉塞尔所说：“在较年迈的和年迈的胡塞尔的出版计划方面，始终有两个相互争执的趋向在起作用：一方面是需要将他的哲学认识的整个财富总括为一个系统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是他的直观的持续不断的进化，它使得所有宏大的总体阐述很快便又显得是陈旧过时的。”随后施特拉塞尔引述的一句胡塞尔的话未给明出处，很可能是胡塞尔的口头表达：“在年迈时达到了至少对自己而言的完全确然性之后，可以将自己称作一个真正的 初学者”(Hua I，XXIX)。这种既已获得一定的确然性又仍处在继续探索状态中的矛盾特点不仅可以用来刻画胡塞尔的后半生，而且也是他整个一生著述状况的真实写照。
四
五个“笛卡尔式的沉思”构成全集版《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的第二部分，即《胡塞尔全集》第一卷的“文本B”。这是胡塞尔自己在1930年开始准备的德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文本。但需要留意：这个文本并非胡塞尔1929年5月为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撰写的德文底本。后者也被称作“施特拉斯堡文本”，因为在从施特拉斯堡回到弗莱堡后，胡塞尔便开始着手修改巴黎-施特拉斯堡讲演稿，并于5月17日完成修订文稿，由他当时的私人助手芬克(Eugen Fink)交给在施特拉斯堡他的另一位哥廷根学生亚历山大·柯瓦雷[注]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年)。俄裔法国哲学家，主要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他于1908—1911年期间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和希尔伯特学习哲学和数学，曾是哥廷根哲学学会的主要成员。由于胡塞尔没有认可柯瓦雷的博士论文，因而他于1912年转到巴黎，随柏格森(Henri Bergson)、布伦什维格(Léon Brunschvicg)、拉兰德(André Lalande)等人学习。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有可能影响了柯瓦雷对伽利略在科学史上地位的理解。此后柯瓦雷先后任职于巴黎高等应用学院、埃及福阿德大学(后来的开罗大学)和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成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成员。他的思想后来为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等所接受和发展。他也是第一位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哲学家。另外，柯瓦雷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的第5辑(1922年)和第10辑(1929年)上发表过“关于芝诺悖论的说明(Bemerkungen zu den Zenonischen Paradoxen)”和“雅各布·波莫斯的上帝论(Die Gotteslehre Jacob Bömes)”文章。 处(书信III，248)。法文翻译是由海林委托给自1928年夏季学期便在弗莱堡随胡塞尔学习的勒维纳斯以及另一位女士帕费尔来完成。
一方面，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形成依赖于系统内部的主客关系和次要关系，这部分关系构成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系统的显性关系。主要表现为舆情主体、舆情客体及外围要素通过传播媒介产生的作用结果——网络舆情本体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笛卡尔式的沉思》之所以被胡塞尔称作“笛卡尔式的”，乃是因为他在这些沉思中效法笛卡尔对第一哲学进行的顺序的沉思。在这些沉思中可以发现胡塞尔沉思与笛卡尔沉思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按照施特拉塞尔的说法：“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尤为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一方面，他在哪些方面要感谢现代哲学的鼻祖，另一方面，他又在哪些关键步骤上脱离开他。”(Hua I，XXIII)
1.2.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选择幻粉流云、少女花语和芙蓉面的2年生地径1 cm的健壮苗木各48棵。2017年移栽时施基肥1.50 kg，2018年展叶期和花期各开展施肥1次，传统追肥采用穴施，距根部5 cm处追肥0.75 kg，叶面肥施用量一致。
笛卡尔在其《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也曾写过一个“两个沉思的内容提要”。按照笛卡尔列出的顺序：在第一个沉思中，他提出普遍怀疑的原则，提出对一切、特别是物质的东西的怀疑。在第二个沉思里，他指出怀疑本身不可能被怀疑为不存在。由此，精神的东西将自己区别于物质的东西。在第三个沉思里，笛卡尔解释了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主要论据：在我们心里的上帝的观念也不可能没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自己。在第四个沉思里证明了：凡清楚、明白的东西都是真的。在第五个沉思里，除解释一般意义下的物体性以外，还用新的理由来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还有，在那里也看到，几何学论证的正确性本身取决于对上帝的认识这一点怎么是真的。最后，在第六个沉思里，他把理智活动和想象活动分别开来，并且指出了各种理由来说明物质的东西的存在。即是说，在第一沉思中受到怀疑并被悬搁起来的东西，到第六沉思中基本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和在有效性方面的恢复。
几经周折，法文版最终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根据胡塞尔的请求[注] 参见马尔维娜·胡塞尔1931年5月2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感谢您友善地表示愿意提供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评注。”(书信III，275) ，英加尔登在法文版出版不久便给胡塞尔发去了他对这个文本的一系列评注和意见。这些批注和意见后来作为“附录”收在全集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注] 但英加尔登仅仅提供了对《沉思》的前四个沉思的评论意见。关于第五沉思的意见，英加尔登觉得涉及他与胡塞尔在观念存在方面的原则分析，无法通过简单评论来说明，因此没有发给胡塞尔。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即将发表的论文“罗曼·英加尔登的‘现象学实在论’问题辨正”。胡塞尔和英加尔登更一般的思想关联，也可参阅拙文：“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兼论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英加尔登后来在1966年11月29日致耿宁的信中认为：这是后来胡塞尔放弃了发表《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的一个原因，他在信中写道：“目前，在我看来，胡塞尔只进行了一些不同的预备性研究，以便可以说是能够为新版获得一个出发点，这个新版他最终放弃了。我没有把我对第五沉思的评注寄给胡塞尔，这样他就不能从读者的立场来看‘沉思’整体，因而无法想象，在哪里仍有必要修改旧文本。”——该信原件现收于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由耿宁捐赠。 胡塞尔仔细核查了这些评注和意见。他在1931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写道：“可惜您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沉思》的译者们常常没有理解文本。难怪他们会停滞不前。在重要之处会有整个几节的内容被一句含糊而不知所云的话语所取代，此外还有足够多的错误。”(书信III，278)
20世纪末，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创造力，他们将创造力看成是各种成分的综合体。Amabile(1983)提出创造力由领域相关技能、创造力相关的技能和任务动机组成。斯滕伯格(1988)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多层面的现象，即创造力的智能层面、智能风格层面和人格层面。斯滕伯格(1993)提出了一个包含六因素在内的创造力模型，智力、知识、认知风格、人格特征、动机和环境。此外，其他研究也揭示了创造力和家庭因素、学校教育、社会文化、生活环境以及期望水平等的关系。将创造力放在一个综合的框架中去理解，这使得创造力的形成过程更接近真实情况。
胡塞尔自己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篇处就强调了笛卡尔式的沉思对于哲学思考者而言的必要性：“每一个认真地想成为哲学家的人，都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回溯到自己本身，并且在自身中尝试一下，将所有现有的科学都加以颠覆并予以重建。哲学是哲思者的完全私人的事情。哲学关系到他的 普全智性(sapientia universalis)，即关系到他的 迈向普全的知识——但却是关系到一种真正科学的知识，一种他从一开始并且在每一步上都可以出于他的 绝对明晰的理由而绝对地负责的知识。只有当我自由地决断要向着这个目标生活，我才能成为哲学家。如果我做出这样的决断，并从绝对的贫乏和颠覆中选择一个开端，那么我要做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思考：我如何在一个缺乏任何现有科学支撑的地方找到绝对可靠的起点与前行的方法。因此，笛卡尔的沉思并不想成为哲学家笛卡尔私人的事情，而是想成为任何一个新开始的哲学家都必然要做的沉思的范例。”(Hua I，2、43)
想困惑，从十个方面揭示出《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和当代生命力，力图帮助读者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补足“精神之钙”。
首先是“导论”的两节，借着作为哲学自身思义典范的笛卡尔沉思，引出一种彻底的哲学新开端的必要性。
在第一沉思中，胡塞尔首先说明通向超越论本我的路径。通过普遍怀疑或笛卡尔式的摧毁，胡塞尔指明对科学的绝对奠基的目标观念。他在这里用很大篇幅讨论明见性，因为哲学要求一种绝然的和自在第一的明见性，而世界此在的明见性是非绝然的，可怀疑的。同时，胡塞尔指出笛卡尔并未实现超越论的转向。
第二沉思题为“根据其普遍结构揭示超越论经验领域”。这里讨论的是在普遍怀疑后留存下来的思维活动之流，以及其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我思与我思对象。由此展开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其一，横意向性方面：意向活动的和意向相关项的各种类型。其二，纵意向性方面：超越论时间的普遍综合。这里也谈及意向生活的现实性和潜能性。
从第二沉思转向第三沉思中的构造问题，即“在理性与非理性名下更确切的超越论构造的概念”。这里主要是讨论对象的构造与对世界的经验，最终导向质料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的领域。这个问题构成《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的主要内容。但胡塞尔并未出版它。在这里只是对《观念II》的思考轮廓的一个基本勾画。
胡塞尔于1929年1月25日开始准备其巴黎讲座。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撰写和修改即将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辑上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文稿(年谱，341)。同年2月20日，胡塞尔夫妇踏上法国之旅，并于23日和25日在巴黎索邦大学的“笛卡尔楼”做了两场“超越论现象学引论”演讲，每次两小时。前来听报告的除了舍斯托夫之外还有布留尔(Levy Bruhl)、勒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马塞尔(Gabriel Marcel)、闵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帕托契卡(Jan Patocka)等人，他们有的当时就是、有的则后来成为国际哲学界的重要人物。
最后的第五沉思涉及“对作为方法论的交互主体性的超越论存在领域的揭示”。胡塞尔首先反驳在唯我论方面的异议。笛卡尔曾经遭受这样的指责，胡塞尔也同样如此。无论如何，他人经验的构造理论的超越论主线在这里得到标明。胡塞尔在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向“本己性领域中的超越论经验还原”的概念、作为他人经验的联想性构造要素的“结对”概念、作为一种具有其特有证实风格的“共现”和“类比的统觉”的概念。胡塞尔在这里实际上给出了几种澄清交互主体性的基本构造以及交互单子论群体在更高阶段上的构造可能性的途径。
由于杏A注水站停运后将减少注水量约1.21×104m3/d，为保障区域内生产用水需求，需要具备连通性的其他深度注水站提高注水量约1.21×104m3/d。相邻深度注水站生产运行情况见表4，由表中数据可知，杏B注水站、杏C注水站、杏D注水站注入能力可满足杏A注水站停运后的注水量需求。
最后，胡塞尔在“结束语”中提出一种对超越论经验和认识进行批判的任务。
我接着说，想必您一定带着几只巨大的箱子，除了这些美丽的服装，和它们相搭配的帽子、羽扇什么的，也都很占地方。
五
关于这五项沉思，胡塞尔在1931年11月13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曾给出一个近乎秘传的说明：“坦率地说，您不知道，一旦您获得了对构造现象学的真正理解，在这里对您而言有可能起作用的是什么？您距此还有天涯之遥，因为您还没有理解，这并非是(历史意义上的)观念论这个种差，而且它同样远离历史上的观念论和实在论，并与它们之间有鸿沟相隔。这里涉及的是千年来整个哲学的一个转变，它完全改变了所有问题和所有理论的意义与方法。《笛卡尔式的沉思》为您提供的是一个系统的前思义，它给出一个前瞻，给出一个对新东西、对已经成为必然的总体革命的最初预感。显然您认为，将它贯彻到底并不那么重要，并且认为在第一至第四沉思之后就已经理解了这里的意图所在。但在第五沉思之后才必定会出现本真的理解，而后才必定会感到有必要从第一沉思再次开始。当然，对进一步的问题域——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的体系——的系统论述和筹划并未因此而得以实施。但一旦上升到了新的基地上，您就已经理解，这里能够以及必须期待些什么，就会有眼睛自己去看。您这时就不会继续以老的方式去从事本体论。您的整个哲学就会进入新的运动，就会有意义与方法上的改变。(这并不是说，老的思想会丧失殆尽。)您预感不到这门新哲学生长于其中的范围和深度，以及对每个在那里行动的人所开启出来的种种发现的无限性。”(书信III，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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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引用凯恩斯(Dorion Cairns，1901—1973年)的一个说法，以此指明《笛卡尔式的沉思》在胡塞尔的全部著述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引论和概论地位。凯恩斯是美国人，先是于1924夏季学期至1926年冬季学期，而后又于1931年5月至1932年圣诞节期间在弗莱堡随胡塞尔学习和研究，并于1933年在哈佛大学以“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哲学”为题获得博士学位。他曾记录下在弗莱堡期间与胡塞尔和芬克的谈话[注] 这些对话后来由理查德·赞纳(Richard M. Zaner)编辑，在《现象学丛书》中作为第66卷出版：Dorio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 Phaenomenologica 66,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75. 该书的中译已经由余洋完成，但暂未出版。后面对该书的引述取自这个译本。——该书的编者赞纳将此对话集所具有的重要性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在那个时期的胡塞尔看来具有突出重要性的问题，其二是胡塞尔对自己的早期研究在整个现象学系统中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进行研判的方式。”(参见：Richard M. Zaner, “Foreword”, ibid, p. IX) ，同时他也是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英译者[注]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60; Edmund Husserl,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69. ，为胡塞尔哲学在北美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理查德·赞纳在编者“前言”中引述凯恩斯的看法说：“按凯恩斯的观点，阅读的顺序应当是从《笛卡尔式的沉思》开始，然后是《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只有把握了这两部著作，我们对《观念I》的研习才有意义。(研习《观念I》的重点应放在其第二部分。胡塞尔认为第一部分非常不清楚，并因此对该部分有重大保留。)在这之后，我们方可以转向《逻辑研究》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前-哲学的(当然更是前-超越论的)著作；最后，我们可以转向胡塞尔的其他出版的或未出版的作品。我们面前的这部《对话》不仅很好地确认了这一观点，而且为此观点提供了解释：在本书中多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塞尔自己正是在创作这两本代表着他在1920年代心血结晶之著作的过程中才真正达到他哲学上的成熟；而另一方面，胡塞尔早期的探索性研究在哲学上的成败得失也只能在其哲学真正成熟后才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评估。”[注] Richard M. Zaner, “Foreword”, in: Dorion Cairns,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 , ibid, p. XI.
这个概括无疑是凯恩斯从他与胡塞尔的对话中得出的结论，而且无疑也可以得到胡塞尔本人的认同。
中图分类号 ：B51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60(2019)01-0090-07
作者简介 ：倪梁康，(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48)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
(责任编辑 哲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