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宜立边界，支柱理论方护根基——“来源观”的演变及其特点和影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基论文,边界论文,支柱论文,概念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来源原则是档案学的支柱理论之一，有学者曾立著论述其发展历程和规律[1]。“来源”是来源原则的核心概念，中外档案界对其理解和认识不断演变——从早期“实体来源观”到之后的“概念来源观”，再到近期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来源概念呈现出内涵日趋抽象和外延边界日趋模糊的特点。为此，笔者对来源观的演变进行梳理，重点分析欧美档案学者对“来源”概念认识的内容和特点，评价来源观演变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潜在风险。 1 梳理——来源观演变的三个阶段 1.1 实体来源观 19世纪后期，来源原则起源于尊重全宗原则，形成于登记室原则，在荷兰手册得到论证。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荷兰，学界对“来源”的理解都是实体概念，意指档案形成机关。荷兰手册指出“一个档案全宗是下列各种文件的整体，这些文件便是一个行政单位或它的一个行政人员所正式受理或产生的，并经指定由该单位或该行政人员保管的书写文件、图片和印刷品”[2]，显然来源就具化为产生文件的行政单位或人员。荷兰手册还指出全宗内的档案整理系统“必须以档案全宗原来的编制为基础”[3]，这种编制是指全宗形成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编制，即在形成机关建立的原始整理顺序。可见，荷兰手册将“来源”与“原始顺序”紧密捆绑。 对荷兰手册倡导的“实体来源观”，20世纪欧美档案学者提出质疑。代表性观点来自瑞典学者Peter Horsman和加拿大学者Debra Barr。前者认为将来源理解为形成机构将模糊文件的原始顺序和行政部门的职能，转而倡导在形成机关与原始顺序之间建立一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表现为逻辑顺序。在他看来，档案全宗可能是一种概念上而非实体上的整体，界定来源需要立足文件内容而非形成机构。[4]后者认为，荷兰手册过于注重文件的实体来源和全宗的实体整理，反而模糊文件形成、利用及积累的历史。在她看来，来源应理解为一种抽象化概念而非实体概念，尊重来源意味着尊重文件形成的众多联系。[5] 1.2 概念来源观 如果说欧美档案学者对“实体来源观”的上述质疑已开启了来源从实体到概念的转变，那意大利档案界的学术争论进一步表明“概念来源观”的兴起。 意大利档案界曾掀起对来源理解的学术争论。一派以学者Giorgio Cencetti为代表。他支持“实体来源观”，认为档案来源就是其形成者，强调尊重档案形成的原始顺序。[6]另一派以学者Claudio Pavone和Filippo Valenti为代表。他们反对“实体来源观”，主张更概念化地理解来源。如Pavone认为应区分“形成机构”与“档案形成”，来源不是指向形成机构，而是指向形成机构组织自身记忆的方式，这种解释较抽象。[7]Valenti则认为原始顺序并不直接反映文件形成者的生命和活动，因为档案人员很少会在由Cencetti设想的理想型档案馆工作，他们面对的“全宗”往往是在从现行文件到保管员手中和档案馆库房中的历史文件的运转过程中形成的，理解来源需考虑整个运转过程。[8] 对来源作概念化理解的国外代表学者当属加拿大的Terry Cook，在他所处时代，现代官僚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国外档案界开始将来源描述成一种众多联系的混合物，Cook倾向于将这种混合物理解为“知识结构”。 笔者曾对Cook的“概念来源观”作过系统研究，他认为，“电子时代档案来源的概念需要重新考虑、酝酿和定义，它不仅指文件的形成机关，更包括其形成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等。”[9]他针对电子文件的生成特点，正视现代社会文件形成过程涉及的部门众多、结构不再稳定、文件保管体制不再是集中式的现实，提出“来源将是概念化的、虚拟的和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级别的、结构性的、直接与一个行政机构相联系的”[10]，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档案人员的关注焦点应当是“从以等级结构中原始文件产生部门为中心的实体来源转变为变动、临时、甚至‘虚拟’的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业务活动为重点的概念来源。”[11] 我国学者冯惠玲也认同“概念来源观”，她指出“来源”就是指文件的形成过程及背景，即文件是由谁、在什么条件下、运用哪些数据、为了什么目的、采用何种结构形成的等方面的情况。不管文件是独立产生于一个机构，或是由来自若干数据源的数据组合而成的，只要我们掌握它们的形成过程，并把这些信息随同文件信息一同保留下来，就可以寻根溯源，了解该文件的始末原委。对于形成者不再单一、形成过程变得复杂起来的电子文件来说，这些来源信息不啻是档案管理人员和利用者理解它的一把钥匙。[12] 笔者将“概念来源观”阐释为“新来源观”，指出其“最大变化就在于提出了一种适应电子文件特点的新的‘来源’概念——文件的形成过程和背景”。[13]换言之，笔者认为概念来源观与实体来源观的差异就是将来源不再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文件形成机构，变为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过程和背景。 1.3 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 “概念来源观”界定来源尽管更概念化，但仍坚持将其定位于档案文件与其形成者的联系，仍把文件形成作为理解来源的关键点或前提。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更多欧美档案学者认为档案文件的形成有其过程，来源既有形成者的因素，也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文件运动过程的各种变化和影响。他们论述的来源观更加宏观和抽象，尽管表述各异，但可统称为“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 1.3.1 社会来源观(societal provenance)。提出“社会来源观”的代表学者有加拿大Tom Nesmith和美国Joel Wurl。 Nesmith给来源的定义是包含特定文件或文件有机体产生、传递、背景化和解释的社会和技术过程，需要全面考虑文件或文件有机体的实体、特征和保存历史[14]。并且，他强调理解来源需要从文件形成者扩展到社会环境，指出人们是为特定目的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并归档文件，社会环境必然影响文件形成者的假设、价值观、思想及愿望等，也会影响文件的记录方式、动机和内容。因此，来源的分析应考虑文件形成的社会环境。[15] Wurl指出文件形成者并非一种孤立存在，相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将形成者的集合特点描述为“集体附属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认为这种结构或意识对文件形成和保管具有深远影响。[16] 1.3.2 社会团体来源观(community provenance)或集体记忆来源观(collective memory provenance)。提出“社会团体来源观”的代表学者是美国Jeanette Allis Bastian，提出“集体记忆来源观”的代表学者是荷兰Eric Ketelaar。 Bastian主张将来源扩展，建议档案工作者接受“背景即社会团体，社会团体即背景”的理念。她认为作为来源的社会团体是指社会团体与其形成文件之间的动态协同，在社会团体内，文件不仅与记录者相关，还与社会团体及其每一成员相关。在她看来，文件的主题甚至也可归入共同形成者的范围。[17] Ketelaar认为集体记忆对文件产生具有影响。他指出文件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研究特定环境的集体记忆需要研究大量相关文件，文件既是集体记忆的直接来源，又是集体记忆的影响结果。[18] 1.3.3 文件运动过程来源观(lifetime provenance)。一些欧美档案学者主张来源不仅指向文件最初形成的社会环境，也需要立足文件运动过程来分析。 加拿大学者Laura Millar认为对来源的理解将扩展到关注形成者历史、文件历史及文件的保管历史。囊括三种历史的著录将包含以下信息——文件如何得到利用、被谁利用、何时利用，文件变化的信息也会包含其中。[19] 英国学者Geoffrey Yeo用实例论证概念化全宗和实体化档案汇集的存在，概念化全宗是指来自特定形成者的全部文件；实体化的档案汇集是基于保管方便而组建，形成者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他认为概念化全宗和实体化档案汇集都需尊重并通过档案著录来呈现。[20] 美国学者Heather Beattie提出类似观点，她认为文件的保管历史会影响对文件的最终解释，进馆文件与最初形成时不同，复杂的编辑和审查会使原始文件发生变化，行使这些功能正是文件在传递过程中不同的保管者。[21] 1.3.4 第二来源观(secondary provenance)。加拿大学者Lori Podolski Nordland提出“第二来源”这一概念来描述文件在不同时间被解释、再解释及呈现的方式。他举例说，19世纪的一份名为“Ac komok ki”的地图每一次基于人种和地理研究目的出版或放到网站上时，都会被解释或复制，这就相当于其重新形成或者说其来源发生变化。为此，档案人员工作的结果可能导致文件来源的变化，因为档案人员工作的实质通常就是解释和呈现文件。在他看来，文件的“第一来源”指向最初的形成者，第二来源就指向利用者和档案人员。[22] 一些学者也认同档案人员对文件形成的作用。加拿大学者Tom Nesmith指出档案人员对文件形成的贡献甚至超过文件形成者。[23]加拿大学者Jennifer Douglas认为数字化时代催生了“再形成”(recontextualization)概念，档案人员需要挑选特定文件，开展数字化修补，在机构背景下呈现文件，这些职能加重了档案人员对文件形成的作用。[24] 2 分析——来源观演变的特点 笔者通过梳理来源观的演变过程，发现19-21世纪来源观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特点。因为来源是学者们探讨的核心概念，他们对其理解和认识表现出概念内涵日趋抽象、外延边界日益模糊的特点。 2.1 “实体来源观”—“概念来源观”—“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来源概念内涵日趋抽象 所谓内涵日趋抽象，是指学者们对来源的理解从具体变得抽象，从单一变得复杂，从静态变得动态。 “实体来源观”对来源的界定简单、明确，对应文件形成机关。形成机关是客观存在的对象，实实在在；实体来源观支持的原始顺序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实践中可以应用。实体来源观将来源指向单一、具体的客观事物，内涵直观、具体，便于在档案实体整理中操作。 “概念来源观”针对档案实践变化和电子文件特点，要求将来源视为相对复杂的“形成背景”，从单一的形成机关转变为形成目的、形成活动、过程、处理程序和职能范围等，主张“来源是概念化、虚拟和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级别、结构性、直接与一个行政机构相联系的”。显然，概念来源观将来源从形成机关这一客观事物转变指向文件形成的过程、背景和活动，内涵更加复杂和抽象。 “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对来源的理解和界定更加多元，有的理解为“社会环境”，有的理解为“社会团体”，有的理解为“集体记忆”，有的理解为“文件运动过程”，还有的将文件利用者和档案人员视为“第二来源”。这些认识从不同角度界定来源，比实体来源观和概念来源观还要扩展和复杂。因为实体来源观和概念来源观的共性是对来源理解的基点均是文件形成，尚未脱离文件本身；但“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对来源理解的基点多已脱离文件自身，变为更复杂、抽象的社会环境。即使是“文件运动过程来源观”似乎虽立足文件，但也要求从更宏观的生命过程来全面看待文件来源。 从实体来源观到概念来源观，再到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笔者发现学者们对来源的理解从静态向动态转变。如实体来源观强调的文件形成机关是静态的，到概念来源观引入“文件形成过程”，已有了动态因素；相比之下，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更突出来源的动态理解和把握，最典型的就是文件运动过程来源观，几位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从文件运动过程来界定来源，不仅关注文件形成，还要关注文件保管及文件在运动过程中的所有变化。第二来源观主张将文件利用者和档案人员纳入来源范围，也表明他们认识到来源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事物，而是会发生变化的动态事物。 2.2 “实体来源观”—“概念来源观”—“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来源概念外延边界日益模糊 所谓外延边界日益模糊，是指学者们提出来源概念的外延从边界清晰变得模糊。 实体来源观界定的来源是指文件形成机关，这一客观事物看得见、摸得着，边界清晰。专业内部易于理解，便于操作；专业外部也不存在认识困难。 概念来源观界定的来源是指文件形成过程和背景与形成机关相比，这种来源边界的清晰度有所降低，但好在仍约束在“文件形成”范围内，不致难以理解和操作，而且通过“元数据”的引入，概念来源依然具有一定清晰的边界，可操作和执行。 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主张的来源五花八门，无论是社会环境、社会团体，还是集体记忆，概念在变得宏观和抽象的同时带来边界模糊的特点，如何把握和操作就变成业内人士的一大难题。即使将来源界定为文件运动过程，或增加第二来源概念，也同样会导致来源概念边界不清的问题。 3 评价——来源观演变的积极影响与潜在风险 档案学基础理论一直是笔者的重点研究领域，因此坚持对来源原则的持续关注。笔者通过对近期来源观演变特点的分析，认为国外档案界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值得鼓励；但理论研究的趋势也显现出一定的潜在风险，值得警惕。 3.1 来源观演变的积极影响 来源观的演变本身是档案学理论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例证，从实体来源观到概念来源观，再到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表明中外档案界在不断探索来源的适应性和来源原则的适用性，这是在理论研究上的探索和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值得鼓励和支持。 实体来源观在20世纪遭到学界质疑的事实表明，将来源理解为单一、静态的文件形成机关难以适应档案实践的新变化和电子文件的新特点。概念来源观转而提出，不再将来源与机关实体对应，而是更加概念化地理解，将来源界定为相对复杂、抽象的文件形成目的、过程和背景。进入21世纪，社会环境的剧变、科学技术的进步、专业实践的复杂，思想观念的提升、全球化意识的普及，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活跃的氛围，也促使欧美档案学者提出更加多元的来源观。尽管观点各异，但他们的研究具有两个基调：一是让来源更扩展——从文件自身向社会环境扩展，从文件形成向整个运动过程扩展，从文件形成者向文件利用者和档案人员扩展，以此突显文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文件的整体运动以及文件接受的复杂影响。他们希望，扩展后的来源能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的挑战，促进档案的社会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二是让来源更动态——从静止的文件形成机关转向动态的文件形成过程，从局部的文件形成过程转向整体的文件运动过程，以此突出文件来源的变化。他们希望，动态的来源能更准确地吻合文件整体运动过程，更全面地包容文件在运动过程中接受的多种影响。这些探索必要而且可贵，对来源原则自身的发展、对档案学理论的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 3.2 来源观演变的潜在风险 如前所述，来源观演变表现出对来源边界规定日益模糊的特点。从文件形成机关到文件形成过程和背景，来源边界的清晰度有所降低；再看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主张的社会环境来源、社会团体来源、集体记忆来源、文件运动过程来源、或是第二来源，都存在概念边界较为模糊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尽管这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但国外学界的研究趋势表明，如果让来源的理解和界定继续走扩展、宏观、抽象的道路，将会导致来源概念丧失清晰边界、变得难以捉摸、无法在实践中操作的风险。 每一概念有其逻辑上的外延，只有边界清晰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才能保证概念内涵的明确性，不致与其他概念混淆。来源不仅是来源原则的核心概念，而且是档案学科和档案专业的基本概念，地位举足轻重。对来源的理解和界定不仅关系到来源原则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更关系到档案学科和档案专业的独立性、科学性和适用性。因此，学界需要对来源观的演变高度关注，警惕理论研究中的潜在风险，避免走上研究歧路，引致理论危机甚至学科危机。这也正是笔者冷静思考、写作此文的重要原因。 4 结论——核心概念宜立边界，支柱理论方护根基 来源原则之所以成为档案学的支柱理论，是因为它能划清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体现并维护档案的本质属性，确立档案专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对档案学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前已提及，来源是来源原则的核心概念，也是档案学科和档案专业的基本概念。对来源的理解和界定必须立足并维护档案的本质属性，才能保证来源原则的支柱地位，发挥支撑和守护、而非动摇和颠覆档案学和档案专业根基的应有作用。 4.1 立足档案本质属性确定核心概念的边界 中外档案界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具有共识——特定形成者业务活动的原始历史记录。笔者曾将来源原则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和尊重全宗内档案的原始整理体系”。尊重来源并按来源组成全宗，就是承认档案与其形成者的直接对应关系，承认这种对应关系具有唯一性。同时，尊重全宗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就是承认只有将同一形成者的档案单独并完整保存，才能客观、真实地记录形成者活动过程的历史原貌。因此，来源原则从根本上揭示了档案不同于图书、情报、资料等相近事物的本质属性——原始的历史记录，找到了档案形成的本质联系——来源联系，找到了档案管理不同于图书、情报、资料管理的独特方法——用历史主义方法来区分档案来源并组建全宗进行管理。这意味着档案专业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换言之，来源原则对档案本质属性的维护，昭示出档案专业的根本使命并非像图书、情报和资料工作是为有效利用信息提供方便，而是通过管理档案忠实地记录并维护历史原貌，以维系人类社会的时空整体性与统一性。 来源观的演变，表明学界对“来源”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积极意义需肯定。但来源的外延边界不断扩大，从文件形成扩展到社会环境、社会团体或集体记忆，不禁令笔者担忧这些新来源如何体现并维护档案的本质属性。如果脱离文件形成这一关键源头，档案的原始性如何体现?维护历史原貌又从何谈起?笔者认为，实体来源观和概念来源观将来源定位于“文件形成”较为科学，概念来源观将来源指向相对抽象的“形成过程和背景”虽具有进步意义，但基于实体管理需要，还应当用易于理解和操作的“元数据”来指代电子文件的来源。笔者曾在著作中论述，“元数据的引入有力地解决了传统的机关来源难以适应电子文件特点的矛盾。面对电子文件形成者不再单一、形成过程相对复杂的特点，新来源观巧妙地将机关来源拓展为文件形成过程来源，但‘文件形成过程’这一概念相对比较宏观和抽象，往往具有难以捉摸的局限。相比之下，元数据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具体化，因为它的含义、结构和内容都可以给出明确的规定，因而易于理解和掌握。只要在电子文件生成、管理和利用的全过程中始终注重掌握元数据，并将其与文件的内容信息一同保留下来，就能够了解文件形成的来龙去脉，从而保持文件形成的历史联系。因此，元数据同样可以成为来源思想的实现途径，符合来源原则的基本要求。”[25]当前电子文件实践已证明元数据的重要性，也表明概念来源观的基本观点还是立足维护档案的本质属性。尽管近期欧美学者提出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在理论上具有一定探索勇气，但如偏离档案的本质属性，就只会是昙花一现。 4.2 强化支柱理论对档案学科和专业的支撑 基于来源原则的支柱地位，来源观的发展演变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在著作中指出，“当前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档案专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有人甚至对档案专业的发展前景产生悲观态度，要么担心它因信息技术的冲击逐渐衰亡，要么顾虑它难逃被信息专业兼容的命运。笔者认为，社会功能是决定档案专业命运的根本。档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图书、资料和其他信息资源难以替代的，也决定了档案专业的宗旨是保存和延续人类最真实、原始的社会记忆。这种功能是其他专业无法取代的。面对信息技术以及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果我们忽视档案的独特性，把它混同于其他信息，人们就很容易对档案专业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也很容易对档案专业的发展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26] 来源观的演变是一种理论探索，但这种理论探索的前提应是强化支柱理论对档案学科和专业的支撑，而非产生动摇甚至颠覆的反效果。社会历史环境来源观更多强调社会环境、社会团体、集体记忆、利用者和档案人员对文件形成的作用，第二来源观更是直接把利用者和档案人员也视为文件来源，这样就会破坏文件形成的客观性和原始性，增加文件形成的人为干预和主观色彩。试想，建立在这些“来源”基础上的支柱理论如何支撑档案专业“保存和延续人类最真实、原始的社会记忆”的基本功能?可见，来源概念一旦无法守护档案学和档案专业的根基，来源原则的支柱地位就岌岌可危。 综上，笔者认为来源观的演变体现了中外学界的理论探索和深化，来源概念可以并需要扩展，但扩展不能没有边界；对来源的界定宜定位于“文件形成”，宜具化为可操作的表现形式；变化环境下需要强化来源原则对档案学科和专业的支撑作用，而非相反。 注释与文献参考： [1][2][3]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内部交流资料，195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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