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和庚子中国议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会论文,中国论文,汪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1)05-0063-006
一
汪康年在庚子中国议会中到底想干什么？有论者认为，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1]；有论者认为，汪康年与唐才常的宗旨方略根本一致，主张武力反清变政[2.3]。其实，毋庸借助后人之口，汪康年已经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致见。
1900年8月4日，北仓失守次日，汪康年在中国议会中明确表示，议会有两种对策：“第一，众人议定政法，俟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中国各省自行分国办理。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据此造成一种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这些人颇有力量。若能联合驾驭他们，那是很有用的。第一个办法似易却难，第二个办法似难却易。”（注：《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4日。“中国各省自行分国办理”一句，日文原文亦用此十个汉字，其意可如郑大华译、薛军力校《井上雅二日记一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译为“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考虑当时日人汉语很好，在纪录中国人意见时常常全部使用汉字，似是中文原文，笔者认为“中国各省自行分国办理”很可能就是汪康年的原话，故按汉字直录。该段文字何凤圆译、黄绍海校之译文翻译如下：“汪康年说：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民间各处都有私党，各种流派，有些纪律严明，而有些纪律松懈。他们有力量，联合起来也是可能的。看起来容易的却很难，看起来难的却很容易。”较之前一译文，意思比较含混，因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论庚子中国议会》据此对汪康年所作研究值得商榷。）
对于第一种对策，即拥立总统，成立新政府，汪康年认为该策“似易却难”，言外之意不甚赞同。二十多天以前，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就刊发论说，呼吁东南各省建立联邦（注：《中外日报》论说向不署名，但汪康年是报馆主持人，故报纸言论应代表汪等人的见解。）。7月7日、8日，《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一文指出，八国之兵攻京师，已造成“国亡而政府倒”之局；国民亦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故今日策保东南者，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文章呼吁“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乘此画分南北而图自立”（注：转引自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3、614页。上海图书馆缺此两日《中外日报》。）7月12日，《固南援北策》表示：如不乘外国大军未到之时，提兵北援，“外助邻战，内讨国贼，则亦未能树独立之义声。”因此，“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7月14日，《筹南十策》言各省既欲联合，则应订立公共章程，就“如何联络外交，如何平治内乱，如何分议防守，如何互通饷械”形成条款，“必令划一而能通融大要，合诸省为一联邦。”文章认为，还须制定稳定的政策，如“既曰勤王便实宜尊王，名为讨逆方不至从逆”等等。
三篇论说，政见一致，要求东南省份独立于北方而自立联邦，同时还应北上剿匪，迎銮南下。这以后，汪康年、唐才常和日本人纷纷劝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支持联邦，但都遭到拒绝。因而，到了8月4日，汪康年才会说这第一种办法“似易却难”。他真心赞同的是各省自行分国办理的第二种对策，“似难却易”的评语道出了汪康年的倾向。
各地自行改革，这就是汪康年在庚子中国议会中的基本政见。这一政见是戊戌以来汪康年思想发展的逻辑结局。
二
戊戌时期，汪康年参与主持的《时务报》将改革分疏为两套方案。一套是自上而下的方案，由中央政府出面实施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的革新；一套是自下而上的方案，先由中下级官员和民间社会出面进行社会改革，条件成熟后再由中央政府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当时，汪康年和康梁等人察觉政制改革难以猝行，都将行动重心转向第二套方案[4]。
1898年3、4月间，汪康年又提出了新的政治思考：“今日之事，宜以尽易枢译，别选贤良为第一要义；否则游说海内有闻望之督抚，使之联数省以变法自强；又不能，则风气强悍之省分，由督抚奏请便宜行事，因聚豪杰，筹自固之方；最下则凡形势可扼守之省分，其贤豪绅士约各府县同志自行设法清户口，理财赋，阜农工，办团练，利器械，以待变（中国政体不甚干预民间之事，故民间可自办之事甚多，惜少才干耳）。又应集巨款为购船械、练人才之用。如是，五年或可有济。然为之甚难，同志又少，不知此愿能偿否也。”[5B-p4～6]
这段话包括了四种方案：一、朝廷进行自改革；二、数省督抚共同变法自强；三、一省督抚联合豪杰，自筹改革；四、若督抚也无意改革，则民间贤豪绅士，自行改革。后三种都属于先把中央政府晾在一边，以督抚或民间人士为主体的自下开始的改革。
1898年12月25日，《中外日报》刊登《论救大国之弱莫若行封建之制》一文，建议中国立刻采纳封建之制：“谋天下之大势，凡势以分而离涣者，必合之而后强；凡势以合而牵掣者，必分之而后强。”对于大国来说，“欲谋变法以自强，则又以地大人众之故，多所阻阂，转不若蕞尔国之可以朝令夕行也。”因而“为之计者，莫若区其土地，择亲与贤而错封之。凡其疆内一切政治均听其统辖措置，天子惟得调赋征兵而已。若是则地小易治，权专易行。有不治者，天子得黜而更封之，则不数年而皆强国矣。”“封建”原指帝王以爵土赐亲戚功臣，令建立邦国。此处实欲借鉴封建制度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劝说清朝中央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统辖措置。在这种“封建”制下，主持政务的则是“受封”的地方大吏。该建议属于由督抚主持的第二、三种改革方案。
1899年6月27日《中外日报》的《论团练》一文，则明确表示“吾人”将要“有所为于乡党之间”，并设计了团练的组织运作，“家结为伍，伍结为两，比户相为保恤。虽无赖群横，所向皆遇其敌，流匪闻风势必远窜，来则人自为战，据厄拒之易易耳。本境苟有良莠，则无所容而必成擒。又可以默消觊觎，相率改过，农事不废，而乡里日睦，追胥渐息而教化可行。”这一规划，实质就是民间豪杰主持的第四种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无论督抚还是民间豪杰主持的自行改革，转换为西方政治术语，都属地方自治（注：所谓地方自治，即指在一定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之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这一定义，与《中外日报》鼓吹的“封建”内涵基本相同。）。这就是汪康年在1898年以后提出的政治选择，也是戊戌后期许多维新派的共识。比如，湖南南学会具有地方议会规模，其“自治”与汪康年的“封建”思路相同，由于得到地方政府首肯，成果显著。
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唐才常，则在湖南自治思路上，更向前一步。1898年10月31日，他在东京康有为住处与同文会宗方小太郎相遇。康有为告诉宗方，南学会会头为陈宝箴，一旦事发，立刻略武昌，占南京，移兵北进。义军若进湖北，张之洞答应响应。次日，唐才常作为南学会代表，又和毕永年一起拜访宗方，要求援助。宗方劝说唐才常待宗方渡清后妥定方略[6]。1899年，唐才常回沪，一边任日资《亚东时报》主编，一边联络会党与日本人，对保皇党说以保皇，对革命党说以革命，筹划起兵。
在华日人亦有结集军事力量，分中国为数国的见解。早在1898年4月11日，宗方便到时务报馆，交给汪康年《清国时事谈片十二则》，提出窥机举兵，占据湘、鄂、赣、川、黔及粤一部，另立一国[7-p222]。此后，宗方更是积极向日本官方和中国人士游说此案。
汪康年和唐才常、日本人的见解同中有异。联络豪杰、建立军事力量，是三方的共同想法。但目的却截然不同。汪康年倾向于静，军事力量只用于维护地方秩序，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唐才常则要动，建立军队是为了打到北京，成立某种新政府。日本人亦要动，拥有军队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统治格局。
三
要实现地方自行改革，就必须联络同志。1898年7月，叶瀚等人打算在浙江设立浙学会，由汪康年负责在上海开设总会，定名为“时务总会”，计划兴创务农分会、蒙塾，设立藏书所、译学学堂、讲学所、议事所和矿业公司。到时候，“农、矿合办，为将来团练张本”[8B-p2600]。“议事所”是议事机构，团练则是维护地方安定的军事力量。这一团体可以说是江浙士绅迈向地方自行改革的最初努力，因汪康年无暇回杭相助，当地政府也不表支持，才未能办成[8A-p2046]。
1899年12月24日，正气会正式成立[9]。过去学者根据唐才常和孙中山派的回忆录，断定正气会的领袖是干事长，唐才常出任此职，然而《正气会会章》却明白表示“本会公举会长一员，总辖会中一切事务”[10-p4]。正气会到底有没有会长呢？两名日本人的记录揭开了这一秘密，正气会有会长，会长就是汪康年。井手三郎在189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说：“田野来报告昨天正气会成立的情况，说汪康年任会长。”[9]井上雅二1900年说：“去冬兴起正气会，汇集四十余人，汪康年为会长，不任办理之事，实权差不多集于才常一人。”[11-p55]正气会汇聚了周善培、丁惠康、叶瀚、唐才常、张灿、辜人杰等四十余名会员[10-p209]。各派对这合作的产儿都倾注了心血。汪康年和丁惠康参与起草会序章程（注：宋恕：《与孙仲恺书》、《挽丁叔雅户部》。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5、912页。正气会会序应由丁惠康、汪康年等人为主起草，众人修订而成。时人习惯众手修订团体章程，汪康年1895年拟创中国公会，就曾将章程寄给各地友人征求意见，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82-383页。），汪还将章程寄给近卫笃麿、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注：《汪穰卿先生传记七卷遗文三种》，1898年。系年有误，应为1899年。）；并积极邀人入会。康有为弟子张篁溪则回忆，正气会由唐才常、沈荩、林圭、毕永年等人所创[10-p2]。冯自由则说是唐才常和林圭发起了正气会[10-p12-13]。
这些描述互有出入，恰好证明正气会是沪上维新人士、唐才常、康梁、会党和孙中山派的联合组织。各派人士在各自活动范围内为其创立而奔波。其友人同志只注重己方努力，再加派系恩怨，因而在叙述中都认为正气会主要由己方创立。
正气会的宗旨是集合同志，共讲革新大业，虽然各派对未来都有初步政治意向，但尚未明确提出共同方案。1899年12月31日，正气会召开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日人井手三郎等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天未作出什么决议。此后正气会在上海公开的进展不大，筹划过一些宣传活动，井手三郎曾于1900年2月24日，前往正气会商量有关“普天同愤”的广告事宜[9]。
据井上雅二回忆，正气会实权差不多都在唐才常手中。而唐才常所办之事并不详告汪康年，他从丘菽园处获得捐款三万元，还计划北上刺杀慈禧。汪康年插不上手，深感失落[8B-p2792]。3月，汪康年已觉唐才常有分裂之心，周善培复函安慰道：“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其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注：此信写于庚子四月十八日（5月16日），但信首言：“此月初一日得二月底书，一一都悉。”则汪康年向周氏抱怨唐才常的时间最晚在当年二月底（阳历3月）。周时在四川，函件往来颇费时日。《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4页。）无奈，汪康年开始考虑正气会中己方的行动，同月，夏曾佑亦曾询问：“公与浩公私之计若何？正气会无恙否？更别立会否？公有他图否？”[8A-p1353]不久，又致函问：“别会成否？中有西人，则有宗教可淘气耳。”（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7-1358页。此函于庚子四月二十收到。但函中言：“三月十三十五由局，三月囗囗由汪寰远，各书均收到。”则夏曾佑该信回复的应是汪康年三月中下旬（阳历4月）来信所言内容。）周善培也询问：“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扩充又如何？”[8A-p1196]可见汪康年很想振兴正气会。井上雅二所说汪康年不任办理之事云云应这样理解：汪康年并非故意要把工作推给唐才常，而是他本人提不出具体计划，唐才常有方案却又不愿与之合作，结果以汪为主体的活动基本没有进展，以唐为主体的活动则红红火火。
说汪康年掌握正气会大权，或说唐才常掌握大权，都不恰当。所谓掌权之人，应指控制众人共同参与活动的内容、走向等决策权的人物。而汪、唐除同是正气会会员外，没有共同活动，各行其事，谁都不能掌控对方。只能说正气会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唐才常撇开汪康年，另辟蹊径独立行事，只将正气会空名留给汪康年等人；汪康年作为地主和会长，虽有大目标，但尚未找到落实之路，又不愿放弃这一组织名目，只能惨淡维持，通过正气会，聚集同道、建立军事力量、实现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搁浅了。
四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汪康年萌生了劝说督抚划地自治的念头。
《中外日报》指出，现今乱局，是创局而非因局，是变例而非正例，只有讲权变，才能保境恤民。所谓“非常权变”，就是要东南各省建立联邦[12]，自主处理东南事务。此处的“联邦”就是早先的“封建”。南方各省的关系则是联邦成员国的关系。《中外日报》的论说反映出，东南士绅内心仍无法摆脱与北方和光绪帝的联系，把联邦视为一种权变。而且论说只谈南方，不论北方。“援北”之后，北方怎么办？南方和北方是什么关系？光绪帝南下后又怎么办？都不予涉及。
当时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对中国局势非常关心，在华会员也制定了基本对策。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一，皇帝犹在，则依靠南方督抚和民间志士，迎銮南下，成立新政府；二，皇帝不存，则依靠南方督抚和民间志士，若南方督抚亦亲太后，则利用民间志士，在南方建立联邦，时机成熟后再将北方纳入联邦之内。不管是哪种应对，结局都是要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新政府[13-p85,92;14-153]。
汪康年知道日本人的想法，对其不太理解，早在1900年5月27日，他就特意询问宗方：他日举兵名分如何？宗方回答：清君侧，改积年恶政，对内安抚百姓，对外伸张国权，即是名分。猛然奋起，占中原要地，号令天下。一旦乱起，爱新觉罗之国自然崩溃，此即仿效明太祖之取天下[7-p286]。宗方的回答毫无隐瞒，汪康年的询问则暗示他很重视“名分”，不赞同推翻清朝政权。这是双方最大的区别，但由于汪康年与在华日人的方案的第一步都是要争取东南督抚剿匪迎銮，所以暂时共同筹划说服南方督抚的活动。
6月中旬，汪康年受委派前往湖北劝说张之洞“剿拳匪劾政府”[5A]，迎接光绪南下，受到张之洞的冷遇[15A-p246]。中国议会正式成立后，在迎銮南下的具体办法上意见纷纭，汪康年依然提出借兵张之洞[16-p115]，希望张之洞能对局势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当时唐才常也试图“藉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10-p18]，张之洞拒绝了这一计划，声称“只有列强准备瓜分时，将坚决抵抗”[17-p105]。
汪康年也托人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游说“举兵入都护卫两宫”[5A]，不料刘坤一亦不愿轻举妄动。对东亚同文会的“联邦”案，刘坤一也委婉表示不感兴趣[15A-p221]。李鸿章赴京途经上海时，汪康年等人又望其“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并请布兵西道，以免“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浃”，自然也没有结局[18]。
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吏虽主张戡乱停战，不执行对外宣战的命令。但其思路很清晰，不听的是伪诏，而非抗旨。当《中外日报》言“东南各督抚等亦同心抗阻”时，张之洞立刻指出“‘抗阻’两字，万万不可。”[19A]早在6月25日张之洞就表示：“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19B]这就是总督们对中国政局的基本见解和行事的出发点，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与汪康年、唐才常或者日本人合作，充当后者推拥的领袖人物。
正是基于这一段实践，汪康年在8月4日才明确表示，“推戴一名人为总统”，“似易却难”，不可行。
五
既然督抚们不值得依赖，汪康年就打算自己行动。他多次与友人讨论联合会党及底层勇夫的事情[8A-p1365]。6月下旬，汪康年公开提出各省分别办理（注：夏曾佑1900年7月6日来书：“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7页。联系此函上下文，夏曾佑是在谈论汪康年五月廿九日来函所言分办之事。此一用语，与1900年8月4日汪康年在中国议会中提出各省分国自行办理用语相似。）。7月9日，《中外日报》刊登了《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一文，鼓吹由新党出面组织民兵；7月12日的《固南援北策》又呼吁“东南七省士民合力练兵”，并将兵制分为“镇兵”与“民兵”两种，“民兵之制通由民间自办团练，取为保安内外之用，一经中外各大官公认之后，许其自相团结，相地守助。”这是在为民间兴办团练而大造舆论。
正气会名存实亡，其宗旨和规模也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局势。必须成立一个能够代表各种势力、为国家前途发表见解的机构。《中外日报》7月7日、8日的论说《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就鼓吹创立国会，东南七省督抚成立公共政府，“凡办一事，凡行一权，必先经会众公认而后可行。”即将国会定位为决策机构，令民间人士能对当前政局拥有发言权。
7月26日，中国议会终于在上海愚园宣告成立。作为中国议会的主要策划者，汪康年和唐才常没有出任会长职务。议会是国家议政之所，汪康年、唐才常尽可能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其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势力，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这群人中，汪、唐的地位声誉远不为最，受人尊重的容闳、严复两人出任正副会长，这一选举结局颇具象征意义，表达了议会成员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但汪康年派和唐才常派确是议会中最大的两派势力，参与议会的井上雅二一直将两派并称[20-p17]。当然，有联合的愿望，不一定就能联合行动。
中国议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了“联会之意”。第二次会议公开提出了开会“宗旨”：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会中大多数人抱有以下三点意见，且不排满：一、尊光绪帝；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章炳麟则与众不同，主张不准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10-p109～110]。在迎接光绪帝南下的具体动作上迎銮派意见纷纭。
公开发表的宗旨的色彩比较温和，戊戌时期的主张都可算作追求文明进化；不承认“伪命”，则是南方官绅共识，伪命仅是少数人伪传，和整个政府无关，从逻辑上讲，无法推出推翻现政府的命题。公开宗旨发表的这天，据井上雅二记载，到会者六十余人，“会中重要人物有：容闳、严复、汪康年（参与中国议会枢机的有张元济、沈土孙、赵仲宣等，与汪意见一致）、唐才常。”[14-p159]可见公开宗旨是在唐才常等人参与的情况下发表的，又最接近汪康年等人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在开会之初，至少在表面上是中国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
由于公开宗旨的温和性，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吏也对中国议会表示默许。张之洞认为该会“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9C]。
但中国议会还有很多会员不知道的十二条秘密宗旨，主要是“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等等[17-p110]。秘密宗旨与公开宗旨的最大差异，在明确反对现政府，要求建立新政府。
8月初，井上雅二向东亚同文会报告，中国议会会员已增至百余人，长江一带入会武官也不少。他经常与正副会长容闳、严复及其下诸人见面。若北京城破，太后、端王远遁，皇帝犹存，应立刻拥护皇帝建立新政府，讲求善后之策；若皇帝驾崩，太后等犹存，则不认其为正当政府，另在南方建立联邦——这已成为该会的“意旨”（注：1900年8月19日所收东亚同文会来信：“中国议会的生长”。《近卫笃麿日记》（三），第280-281页。该信未署日期及作者。上海发信，一般6-10天可抵近卫手中。故该信应发于中国议会成立后的8月上旬。该信第二部分内容，以《上海通信》为题发表在1900年9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第十回报告》上，署名井上雅二，故发信者应为井上雅二。）。此“意旨”与井上雅二等人的方案几近一致，唯一差异是两者居心不同。可见日本人在华活动相当成功，已与议会中唐才常派取得共识。井上雅二认为中国议会和自立会是一致的，经常与唐才常商量计划，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才常。8月11日至19日，井上到南京，以议会名义联络官绅，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武将，还决定若两宫西奔，“我等帮助中国议会在南方组织新政府，井应尽力使各国商量善后之策。”[17-p121]
汪康年是知道秘密宗旨的，那么他此时是否也主张成立新政府呢？答案是否定的，8月4日，汪康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各省分国自行办理。
中国议会是各派的联合体，其所发表的各种宗旨对策，代表了各派会员的不同政见。在汪康年看来，唐才常要勤王，要对眼下的清中央政府动手，就是思出其位，所以他判断唐才常“有野心”；而唐则认为汪“不可靠”[17-p111]。此外，从正气会始，汪康年就对唐才常的作派有看法。加之唐才常依靠康有为筹款，而汪康年因在《时务报》时期与康梁发生过冲突，对唐康合作有些不满[11]。日后唐才常派的回忆录，都不提汪康年为正气会会长，可见两派矛盾之深。据井上雅二言，会长容闳也与汪康年不合，容佩服康有为，认为汪康年自私，议会的事情很少与汪派商量，因而汪派嫌其偏袒唐才常[20,17]。如果说开会之初，江浙士绅表面上还掌握着议会的公开话语权，那么随时间推移，汪康年越来越得不到尊重，唐才常撇开他，会长不睬他。作为联合体，中国议会实已徒有其名，与会者互不买账，各行其事，谈不上谁在议会更占上风或更有领导权，只能分别讨论各派的活动如何影响如何。议会本身动辄就有分裂的征兆[20]。
除唐才常外，孙中山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势力。汪康年于1898年赴日考察时，曾面会孙中山[21]。正气会成立后，孙中山也表示愿互通消息[8A-p1197]。但最终与汪康年未能合作。
要实现地方自治，汪康年只有靠自己。他与江浙同志独立开展起“似难却易”的活动。扬州同年负责考察扬州附近的土匪，以书信与汪单线联系[8C-p3686]。在湖北方面，将门之子黄小琴愿意办理“宜、荆一带下交事宜。”
扬州同年在谈及物色人材招募会匪时，曾言“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8C-p3685]，“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等等[8C-p3686～3687]，可见汪康年联络会党时未象唐才常那样另立组织，所以人们把他的行动和中国议会联系起来。但汪康年到底与容商量否？就目前所见资料分析，容、严没有参与此事，这是汪康年等人的行动。
唐才常在汉口被捕后，汪康年一度打算进入湖北宜昌、恩施一带“未开辟而无主名者”的山中[8C-p3688]，大概想辟地自行改革。叶瀚还准备待汪康年由鄂回沪后，收集唐才常余部加以利用[17-p129]。但汪等人的活动范围和力量远逊唐才常，扬州同年曾叹道：“拂尘事可为鉴，况我辈之资财万不及拂，人力亦孤穷，奈何！”[8C-p3689]因而，不要说靠汪康年力挽狂澜，就是张之洞、刘坤一不抓会党，汪康年亦难有成就。井上雅二则认为，汪康年根本不是能谋反的人物[20]。
汪康年本人还差点被捕。因不满湘人李某向官府告密的行径，汪康年暗中资助会党逃离上海。李某得知后，向刘坤一报告汪实是首领。幸亏陶森甲早得消息，及时保护汪康年离开南京[5A,22]。这以后，沪上又风传招安之徒，以逮捕汪康年为功。汪康年被迫致函苏松太道余联沅，望其下令招安之徒“安静营生，勿得藉端扰害”[5B-p10]。他还专门致函刘坤一，历数自己所作所为皆是“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5B-p8～9]。
汪康年在自立军败后曾到湖北，康有为便一口咬定汪康年出卖了自立军[10-p330]；湖北梁鼎芬等人又认定汪是唐的羽翼，并说汪到鄂“见事已发，始潜逃”[8B-p2805]。汪康年两面受敌，感触万千，深深体会到成就事业的艰难和人心之叵测。
既呼吁东南互保，又致力联络会党。谁知这两事水火不相容。前者要求督抚维持地方平安，而后者在督抚眼中纯属扰乱地方秩序，势必遭到镇压。以豪杰绅士领导地方自行改革的理想终成泡影。
9月3日，《中外日报》刊登《善后策·变法第一》一文，提出：“欲筹善后之策应以变法自强为第一要图，而欲求变法之功应以皇上亲政为第一要义。”
次年2月，汪康年托井手三郎向犬养毅、近卫笃麿等人转交信函及《整理政法纲要》一文。希望日本“与各国协商，固请敝国皇上专执政权，并将煽惑宫廷之险邪如荣禄、李联英等乘便除去。然后将用人行政诸大端全行更革。”还提出设立议院等等[15B-p111～112]。
这些文字表明，在民间士绅联络会党惨遭失败、清廷即将与列国签约之时，汪康年不再执着于地方自行改革策，转而劝说外国出面敦促清朝实施改革。此构想与1896年提出的自上而下的第一套改革方案相同。中国议会时期，汪康年从未提出推翻清朝中央政府，这时的建议，表明他始终是一名自改革论者。
近代中国，每遇危机，求索人士往往寄望联合各种力量，也常常成立了联合组织，然一经深究计划，立刻分道扬镳。庚子中国议会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在涵盖各派统一宗旨的暂时联合体。在议会中，汪康年始终把关注点放在南方，主张南方自主处理自己的政治，建立武装力量也是为了保障南方的安全稳定，对北方和全国将来的政治不发表意见，对清中央政府的正统地位不表示怀疑。唐才常则希望推翻现行清朝政府，建立全国性的新政府。日本人也企图建立受日本控制的全国性的新政府。
［收稿日期］200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