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提法和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提法论文,共产主义论文,观点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有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提法和论断。深入领会这些提法和论断，对于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积极的意义。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就事论事的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提法和论断放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继承和创新的联系中去加以考察。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使自发地流行于部分工人群众中的带有幻想性质的共产主义信仰获得了科学的基础，成为科学的自觉的信仰，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奋斗的旗帜。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未使用过象“共产主义信仰”或“共产主义理想”这样的概念，而且可以说他们还有意识地避免和反对这样的提法。
马克思恩格斯不赞同把共产主义说成一种“理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后来，马克思又重申：“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赞同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信仰”或“信仰的象征”。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指出：“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③恩格斯也对工人运动中那些力图把无神论作为一种信仰加以标榜的人提出了批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④。
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决定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期，“理想”和“信仰”是两个具有特定内容和倾向性的流行概念，其中“理想”一词是空想主义者的爱物，而“信仰”一词则是神学家的口头禅。因此，为了强调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与各种宗教救世主义和空想主义划清界限，不给别人以歪曲共产主义的口实，同时也不致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斗争产生误解，暂时回避这两个术语是必要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魏特林主义力图把共产主义说成是“贫苦罪人”的宗教“福音”，克里盖又把共产主义变成对“共性圣灵”的崇拜。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概排斥和反对在正面的含义上使用“理想”和“信仰”概念，不能由此断言他们忽视或轻视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科学信仰的教育。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理想”和“信仰”是空想家和宗教徒的专利，而是认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批判了那种认为唯物主义者没有崇高理想和信仰的庸人偏见，并举出狄德罗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赞扬他们是为追求正义理想而献身的人。马克思夫人去世时，恩格斯在为墓前讲话准备的草稿中，称赞这位伟大女性“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这个信念与世长辞。”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对工人政党和群众进行科学信仰的教育。恩格斯在回顾他和马克思的革命活动时写道：“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俩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人政党对待信仰的态度，明确提出要把信仰从宗教当中解放出来。针对哥达纲领中对“信仰自由”的规定，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⑦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信仰显然不再是宗教信仰，而可能是科学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就是这样的信仰。马克思十分赏识的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上述论断的解说和验证，他说：“虽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我们并不是没有信仰的。”⑧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一概拒斥“理想”、“信仰”、“信念”这样的概念，而只是由于当时的情况而使用得比较谨慎罢了。所以在后来，比如说在列宁那里，当情况发生了变化，使这种“谨慎”不再那么必要时，“共产主义信仰”这样直接了当的称呼就出现了。
二
列宁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两个概念。
他在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所写的介绍文章中写道：“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⑨在这里，列宁直接了当地提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概念和提法上的一个突破。
列宁在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中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严肃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⑩在这段话中，列宁不仅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信念”这一概念，而且还提出了“检验、加深和巩固”这一信念的问题。这也是提法和观点上的重要突破。
列宁还明确使用了“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这两个概念，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的重要论断。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者，他说：“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进行斗争的。”(11)列宁还认为，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12)
列宁在谈论任何问题时都有惊人的明确性，从来就讨厌含糊其词，在信念与理想问题上也是如此。他非常强调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明确性，经常使用象“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等词汇。
在论述社会主义信念方面，列宁有一句名言：“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13)这是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书中提出来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捍卫社会主义信念的宣言书。在这部书中，列宁论述了社会主义信念的庄严性和神圣性，无情地斥责了第二国际某些领袖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可耻背叛。信念的背叛是一种根本的背叛，而信念的捍卫则是最根本的捍卫。从中我们感受到了列宁的坚定信念的力量。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应该不断地从科学理论中汲取革命的信念。“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但理论何以具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列宁自己做过解释，其中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即列宁认为革命理论的一种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为革命者提供信仰或信念。他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14)
列宁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发挥。斯大林主要是从革命理论能使革命运动具有必胜信心这一角度来阐述的，如果对未来的前途没有信心，那么也就不会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斯大林写道：“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15)后来，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又重申了上述观点：“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16)
三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探索和研究信仰问题，为的是改造国民信仰，振奋民族精神，引导中国人民走出民族灾难和信仰危机。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和观点，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色彩。
中国人是讲究实际的，对中国人说，信仰问题并不属于玄奥思辨的问题，而是贴近生活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信仰冲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提法和观点就具有这种讲求实际、贴近生活的特点。
首先，毛泽东侧重于从革命行动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对把这种信仰仅仅停留在知识上和口头上。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考察过知识、信仰和行动的关系，提出了“知识——信仰——行动”三步骤的观点，主张把人的精神活动落脚在实际行动上。毛泽东认为，为了树立正确的信仰，有必要进行知识的理论探究，但在确立了信仰之后，如果不诉诸于实际行动，就不算真正的信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如此，不能把这种信仰停留在对马克思著作的了解上，而应该在政治的、军事的实际斗争中，以革命的行动加以证实。他说：“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17)
其次，毛泽东侧重于从对共产党的信赖上讲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应切切实实地体现在对共产党及其正确领导的信赖和信任上。共产主义信仰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是虚幻的幽灵，而是现实的运动，它有自己现实的载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仰。他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18)毛泽东的战友们也曾在这样的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比如周恩来曾揭露托派专门利用一些小问题、小纠纷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19)
最后，毛泽东把共产主义信仰具体化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和革命战争年代里，较多地使用过信仰概念，建国以后尤其是晚年，很少使用这一概念。但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停止了对信仰问题的思索，不再有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论述和阐发，事实上，越到后期，他越加重视人的思想信仰问题，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改造世界观问题的论述上。毛泽东十分重视世界观问题，尤其在建国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改造世界观的理论，这可以看作是他探索共产主义信仰问题的一个理论成果。因为世界观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世界观的改造无非就是信仰的确立、强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名言“世界观的转变是一种根本的转变”就是一个信仰论命题，揭示了信仰转变的根本性和艰难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要求和促成世界观的转变，他说，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四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邓小平是论述共产主义信仰较多的一个。他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结合新的实际和新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新提法和新观点。这些提法和观点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
邓小平同志给予信仰问题以高度的重视，他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加以强调和阐发，使用了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并进行了相应的阐述。他对共产主义信仰问题的论述是正面的，也是明确的、集中的。从《邓小平文选》1-3卷中可以看到，他提到“信仰”、“信念”问题时都是以正面的褒义上来讲的，指的都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与经典作家把侧重点放在对宗教信仰和信仰主义的批判和清算上有所不同。
邓小平明确使用了一系列概念来论述共产主义信仰问题，如“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信仰）”等，他用这些概念来表达同一主题，即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因此，这些概念尽管在语气和侧重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思想内涵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彼此替换。比如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20)邓小平明确地频繁地使用这些概念，对我们的理论界也具有一定的解放思想的意义。因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信仰”、“信念”指的只能是或往往是宗教的信仰或信念，不能把它们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信仰主义或向宗教投降。这样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妨碍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念问题的探讨。而邓小平同志就没有这种顾虑，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就不胆地使用这样的概念，赋予它们以明确的新的含义，这是理论勇气的一种表现。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信仰命题和论断。首先，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1)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2)其次，他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他写道：“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3)再次，他还提出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团结人民的凝聚力的思想。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4)
纵观邓小平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论述，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不是就信仰谈信仰，就理想谈理想，也不是一味地强调理想和信仰的重要性，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他在讲理想和信仰的同时，总是一同讲到与理想和信仰共同发挥作用的其它条件，并且将二者完全结合起来。比如在讲如果没有充分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时，同时讲到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革命也不会取得胜利，这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讲的。他指出：“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相结合，所以我们才取得胜利。”(25)，又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26)再比如，邓小平在讲要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时，同时讲到纪律的作用，明确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把理想和纪律并提，强调加强“理想纪律教育”，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是对革命年代里理想纪律并重而取得革命成功的丰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文革”时期只讲理想，不讲纪律，从而导致信仰主义狂热和社会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总结。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提法和观点，体现了高度的理想主义和高度的现实主义的完善统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442、59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37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页。
⑧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⑨《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6页。
⑩转引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2页。
(11)《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2页。
(12)《列宁全集》第4卷，第167页。
(13)《列宁全集》第26卷，第223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15)《斯大林选集》（上册），第200页。
(16)《斯大林选集》（下册），第210～211页。
(17)(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0～513、635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7页。
(20)(21)(22)(23)(24)(25)(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63、110、137、190、17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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