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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及力度
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被统称为宏观经济政策。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使命就是调节总需求水平，通过总需求的调节使一国的生产性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从而使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率变动来发挥宏观调节职能，而货币政策则主要依赖利率和货币供给手段对宏观经济变量施加影响，它们在调节经济时各具不同的特点和作用机制。两者的作用孰大孰小，主要取决于全社会货币资源的分配中，哪一个的分配规模更大些。中国21年的改革已使得全社会货币资金循环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系统利用信用及各种金融工具已集中了全社会绝大部分货币资源的分配权。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远较财政支出手段间接迂回，因此，1998年第四季度以后，当中国将刺激经济、防止通货紧缩加剧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主要目标后，也常常能听到诸如“货币政策扩张无力”、“货币供给增速有待提高”、以及“中国目前存在着物价水平下降却不存在通货紧缩”等种种议论。
“货币政策扩张无力”这是相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的一种较为客观的描述。这种说法较为准确地道出了近两年来货币政策名之曰“稳健”而意在扩张又受制于各种商业银行“惜贷”行为的现状。
“货币供给增速有待提高”与“中国目前存在物价水平下降却不存在通货紧缩”实际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形势判断。后一种说法的暗含意义是中国目前的货币供给比较宽松，被人们称为“通货紧缩”的零售物价指数连续下降是非货币政策等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而前一种说法只是粗略地表达了一种希望货币政策继续强化对经济增长刺激的意愿。很显然，这两种不同看法牵涉的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选择问题。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应确立两个步骤：一是中国应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条件下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假定在今后一段时期以财政支出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虽然会继续运用，但建设性财政支出规模并不会出现急剧或成倍的增加。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考虑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成长目标下的作用问题。前面说过，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选择，就是要使一定物价水准和一定经济增长速度下的货币供求相适应。这里面最难以判断的就是货币需求量。如果不考虑货币需求而象有些官员或经济学家那样，简单地将某一时期M0、M1或M2 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相对比，并以前者比后者高出多少、多少个百分点来说明货币供应量已经不紧或比较适度，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了准确地判断货币需求状况，一定要引入一些其他的指标。例如，引入工商、外贸企业库存变动指标、引入企业间相互拖欠贷款指标、引入资本设备品订单增长率及银行生产性贷款发放变动指标等等。
一般情况下，企业库存如果增长速度过快，其直接含义就是总需求水平下降，特别是生产资料库存的变动数据，更可视为经济景气变动的晴雨表。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工业、商业及外贸库存曾一度高过3万多亿元。近年来，这一数字已明显下降， 但仍呈偏高之势。这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显著标志之一，说明货币供给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企业相互拖欠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万亿元左右。 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已把拖欠中小企业贷款作为以强行占压对方资金、提高企业效率、降低银行借款比率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即导因于具有“赖帐经济”特性的微观经济行为，同时也说明中国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向生产和流通中注入流动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工作差距。
我国一些部门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经常使用的是投资增长指标，这虽然没错，但这类指标，是各类型经济主体投资支出的加总，是事后指标。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要预知宏观经济走势，还必须选取一些先行性指标，例如资本设备品订单的增长率等指标，从这些指标的增长变动情况就可以看出经济的大体走向，并制定相应的微调政策。近几年来，全国各商业银行都已开始重视消费贷款的发放，从健全银行服务功能、拓展零售银行业务领域及拉动内需来说，这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来说，有决定意义的始终是生产性投资和货币资源向生产领域流入的增长和变动趋势。一个国家只有在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技术性调整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本形成率，才能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应当象全面推进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那样支持企业对那些有市场前景和竞争力的产品、产业项目进行配套投资，而这正是需要加强政策性引导的一个工作领域。
怎样使宏观经济走势不断向好
从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掌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两大调节工具的功用和效能说，只要运用得当，要获取一个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非难事，关键是在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能否获取较高的经济成长质量。
较高的经济成长质量就是在一定的总量政策背景下出现货币资源向更高效率的部门、领域的结构性移动，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性调整，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就会变成简单的数量或规模的放大与重复过程。
1998年以来，我们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威胁时果断地动用了财政支出手段，并取得了积极的调节效果。1999及2000年，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的手段不但被继续运用，而且在强度上还有所提高。一般情况下，用财政手段动员资金、使用资金实质是政府投资对民营投资的一种“挤出”。如果结构调节功能不明显，这些投资的边际效率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从长远角度看，一个国家要获得持续的高增长率还必须诉诸于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在这里，为什么在货币政策之外又提到了金融政策？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一个总量政策，它不是毫无结构调节功能，而是一个以总量调节为主要特色的宏观经济工具，结构调节不是它的长项。货币政策要做的事是尽量使全社会的货币金融资源实现高效率流动，使经济体系尽可能达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尽可能地使全社会物质资源在总量上得到充分利用。金融政策则不仅涵盖总量政策，而且还包括了制度供给、结构调整、市场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运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统盘考虑就是：（1 ）以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解决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不足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充分运用贴现再贴现手段解决那些能够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企业的应收货款问题，改善拥有大量应收帐款企业的财务状况。（2 ）针对银行系统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差过大的现状，允许商业银行将其总资产的3%或5%投入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创业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3 ）保险业资金的运用限制可放开。从国外情况看，保险机构的利润基本上来源于保险资金运用中的资本收益，若没有这项收益，庞大的费用支出和理赔支出会使保险机构陷于亏损境地。中国近些年来由于推行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保险业保费收入只能存入银行，1998年来银行连续七次降息，使保险机构出现了巨额亏损。而具有高盈利前景的证券市场却常常因券商融资无门处于“贫血”状态。这是一种违背资金运用规律的现象。必须尽快矫正。（4 ）由于目前经济成长尚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以及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仍嫌不足，因此，可继续强化国债手段的运用，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解决内需仍欠强劲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扩张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举世公认的积极作用。现在，听到较多的议论则是：财政扩张已到极限，如果继续象现在这样用国债手段拉动经济则为不久将来的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等等。于是出现了有关国债手段运用可能性的种种计算公式。这些东西，在内行人眼中，可能煞是好看，但外行人却被搞得目眩神迷。其实，再复杂的理论，如果直陈其政策涵义，几乎都能浓缩成最简明易懂的语言。我们在讨论财政政策问题时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诸如国债发行筹资还没有空间，以及强化国债手段的运用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等问题。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已出现“拐点”迹象，但通货紧缩的滋生基础并没有消除，结构性生产过剩和过度失业相交织，货币政策扩张仍嫌无力，高速经济成长仍缺少稳定的需求力量来支撑，由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需以“积极”之名行“扩张”之实，而且，力度还应加大。这样立论的理由在于：（1 ）在目前条件下扩张内需只有用财政政策才能立竿见影；（2）水资源短缺、 西部大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某些结构性矛盾的处理和解决等等都需要财政支出起引领投资的作用；（3 ）以间接融资为主导金融形式下银行系统的大量存差和民间高额储蓄都表明：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债手段不仅有客观需求而且还有资金供给可能性。
我们常用“应债能力”来分析国债手段的运用限度，实际上却常常走入静态分析的误区。不知大家是否同意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观点，他说过“只要政府具有偿债能力，有关赤字是多还是少的讨论就变得毫无意义。”这种观点似乎偏激，但它的确道出了政府举债循环融资问题的实质。只要经济发展全局需要，只要能产生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国债手段、财政手段只管运用就是了。
依靠国债发行筹集资金扩大财政支出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关于这个无须另辟蹊径去分析，大家只要回想一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就行了，他说：用发行国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能否导致通货膨胀，关键看国债的购买对象是谁。只有在中央银行作为国债购买主体时，由于这种购买行为会加大基础货币的注入，因而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国债的购买者是企业、家庭或商业性金融机构，那么，现有的货币存量没有增加，只是发生了支出方面的转移和运用主体的替换，因而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想想看，中国近年来发行国债弥补赤字不正是他所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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