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追忆：中外开平矿权纠纷缘起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平论文,探析论文,缘起论文,纠纷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官督商办形式运作的开平煤矿曾是洋务运动的典型范例。新中国建立后它一度是华北电力网中火力发电最为重要的支撑。它是中国企业史上，特别是矿业史上最为重要的企业之一，企业制度非常健全。庚子年间，开平煤矿由官督商办形式易为中英合办名义，实为鲸吞。次年正、副约签订后引发中外纠葛。条约签订本身及其解读，涉及诠释意义上在场与追忆。开平煤矿的中外利益纠葛，涉及英、美、比、德等国，参与人物有后任美国总统的胡佛等；中国方面则涉及慈禧太后等人的隐形收入。学界对开平煤矿有所探讨：
其一，开平煤矿与列强侵略。开滦煤矿研究起步较早的是新中国成立初魏子初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1954年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刊行，该书立论以批判英国为首的列强对华侵略为基石，意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其二，开平煤矿与官督商办的企业性质。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多集中探讨洋务企业的功能变迁，陈绛认为：“开平矿务局的发展，同它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关系十分密切，而企业最后为外国资本所侵吞，从企业本身分析，追根溯源，官督商办制度又不能辞其咎。”①胡滨著《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经营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官督商办企业。结合这个企业创办和经营的历史，探讨官督商办企业的某些特点和历史作用，也许有助于当前开展的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讨论。”②也有论文探讨开平、滦州煤矿竞争与合并，并探讨开滦煤矿经营管理等情况。其三，精英人物与中英开平矿权纠葛的研究。知人论世是中国史学重要传统，近代经济史探索亦如此。涉及开平煤矿的重要人物尤集中于李鸿章、唐廷枢、张翼、严复等，此类论文对他们在开平煤矿筹办或发展中扮演角色有所揭示。其他的一些成果另辟蹊径，诸如有论文涉及开平煤矿与唐山市崛起的关系，认为唐山是近代随着开平煤矿的创建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城市，而开平煤矿则是唐山崛起的基础产业③。与大陆相比，中国台湾出版了大部头的矿务资料汇编，涉及开滦煤矿的众多文档；也有学者就开滦煤矿写成了小册子，但水平也没有超出大陆这些学者的研究框架。总体看来，研究框架、史料搜集及分析上均有突破的论著鲜见。
开平矿务、矿权涉及方方面面，过去史料有待公布，能将矿权纠葛的来龙去脉阐释清楚的文章并不多见。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及视角转变，中外开平煤矿纠葛又有了重新检视的必要。
由开平煤矿引发的利益纷争涉及方方面面，其变迁的主要脉络背后的历史复杂性有待揭示。开平矿务利益纠葛肇始于庚子事变，涉及英、美、比、德等国，背后利益背景涉及清宫。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廷风雨飘摇。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清廷推行新政，涉及行政等改革。首先，1901年7月24日，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列各部之首。其次是军事改革。诸如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1903年设练兵处，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再次，重视实业及贸易。1903年4月22日，清廷让袁世凯、载振、伍廷芳议论商律。9月7日，令设商部，此前路矿总局所辖路矿事将并商部。1905年清政府陆续颁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等，着手经济改革。清末新政关涉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各种力量也有个博弈过程。这些皆关系开平矿权交涉的利益背景。简言之，中外开平矿权利益纠葛与清末新政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新政语境中不同的利益企图决定了解决开平问题的思想策略上的分歧；作为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开平煤矿兴衰成败也与列强在华商业利益角逐相勾连。开平矿权得失关涉中外纠葛及其国内的权力集团，呈现的是内外交织的众多力量角逐于官场、市场上的博弈，或对峙或妥协。
一 在场与追认：中外开平矿务纠纷肇始
开平煤矿营业状况与晚清政局变迁关联。1870年前后，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形式大兴洋务，具代表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等。这些洋务企业多与李鸿章代表的军政利益集团有着密切关系，亦或随李鸿章之政坛进退而沉浮。
开平煤矿素为李鸿章所重视。1876年，李氏任命唐廷枢前往开平煤田查勘。次年9月9日，唐廷枢有《呈熔化煤铁成色译文并条陈开采事宜禀》，内容涉及“论煤铁乃富强根基极宜开采”“论开平开采煤铁把握”“论专采煤一法”“论采煤兼熔铁”等④。具禀旨在论证开平煤矿开采可行性。唐廷枢还表示将来开平煤矿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都要效力。9月15日，李鸿章批示，要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办。9月27日，唐廷枢等拟直隶开平矿务局开办章程。10月3日，李鸿章批复，大体同意。1881年5月25日，开平煤矿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办，并获朝廷首肯。为了拓展业务，开平矿务局试图修建铁路。修铁路涉及动风水，时谓创举⑤。
李鸿章等办开平煤矿得到慈禧太后、醇亲王支持⑥。1892年唐廷枢去世，李鸿章命醇亲王侍役、江苏候补道张翼(字燕谋)接办。此后，张翼成为开平煤矿负责人。开平煤矿获利亦颇丰。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对开平煤矿丰厚利润垂涎已久。英帝国为首的军方借八国联军侵华禁锢张翼，哄吓诈骗并用，让其委托德璀琳代理与西方合作事宜，逼其就范。结果德璀琳与胡华勾结，如数出卖开平煤矿权益。
1901年，胡华等威逼利诱张翼就开平矿权签订相关条约，包括正约(移交约)与副约，皆倒填日期，属事后追认。正约有利于英方，副约有利于张翼。正、副约的文本解读与诠释相矛盾又相牵制。
(一)事实与追认
中外开平煤矿纠葛肇始于庚子前后对外关系及其相关的条约，涉及外交。所谓外交及其历史正如英国史学家所称：“外交史，极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外交文献模棱两可之分析上——并非所有的模棱两可都是刻意为之——而且，因一个条约或一份协议中能够、且往往可以被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加以诠释，对这种可能性甚至是可行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外交史分析中的重头戏。”⑦外交文本解读涉及签约时在场意图与事后追忆及两者逻辑关联。中外开平煤矿条约纠葛，尤其反映了这一点。
1.正约(移交约)是对1900年德璀琳私自签订卖约的追认
胡华、张翼等以事后追认的方式签订移交约，即后所谓正约。1901年2月19日，张翼与德璀琳、墨林代理人胡华定约(中方署：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见证人为丁嘉立、顾勃尔⑧。条约首先涉及张翼在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许诺。在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以签约的方式进行追认，此属上年许诺的兑现，意在移交矿权，条款以历史记忆方式追溯“史实”无可避免，属事后追认而形成文件，只是正约(移交约)、副约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峙。日后分歧系再次追忆，事后追忆及追认基础上形成的事实认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在难免。
正约中移交条款云：“因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开平矿务局(帮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前内阁侍读学士)张京卿燕谋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笔者注)，札饬津关税务司德君璀琳招集股本英金壹百万镑中外合办。凡开平矿务局之矿地等各产业(后有细单详载)均移交听凭管理，且招集续股整顿开办一切。复因德君璀琳于西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号，因奉此札特与墨林代理人胡华订立合同设立公司名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股本英金壹百万镑，将所云之产业归该公司管业办理。又因该公司缘所订合同，现已设立，即此合同内以后所云之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也。今开平矿务局其总局设在中国天津。张京卿燕谋该局之督办、德税司璀琳，该局之总办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订立合同，将开平矿务局之产业交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⑨这属事后追认。正约(移交约)中6月24日，为1900年英军囚禁张翼后释放的第一天。英方囚禁张翼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开平矿权上的口头许诺，且第一步达到目的就释放，此也可见英军禁锢张翼旨在夺取开平煤矿的权益这一趁火打劫之意。次年“移交条款”酝酿及其形成可谓事后追认，追认涉及一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社会语境。文中“此特札”，日期为倒填，具有追认的性质，见“迨庚子年五月，适北方有拳匪之乱，本督办当危险万分之际，以英文公牍交德璀琳，授以全权。令其以善法保全煤矿时，德璀琳在塘沽求给札文倒填年月，并称与墨林商酌八条办法，意在添招洋股中外合办、赴英挂号等语，当照给札”⑩。可见所谓《正约》(移交约)文本涉及确认事实。日期倒填属事后追认。
2.所谓副约则属张翼试图保存自己的利益
与正约(移交约)同日(即属追认上年6月24日)的还有双方签订的《开平矿务局整顿始末》(11)，此即后来“副约”。由日期可见，副约属事后追认，前文述及。“副约”明确“开平矿务局”易名“中英公司”之缘由，云：“窃因去夏之乱，中外失和，开平矿务局甚属可危。一则因该局系官督商办，深恐他国占而有之，竟将全产充公；一则恐他国要索也，故是为国家暨保全股东之利益起见，意将该局改为中英公司，按英例注册，以便得其保护也。”(12)这一话语表述无疑以事后追忆的方式呈现张翼等关于开平矿权上许诺的诸多逻辑上的合理性。诸如，“因该局以兵端之故，甚形拮据，非添招洋股不足以济其难，前已以该局全产作抵挪借英款矣。督办张大人翼故特派德君璀琳设法为之，德君因即为开平局与英京墨林之代理人胡华君订立合同，以便墨林君在欧招集股本按英例存案。当即言明移交之后，该局仍用原名，将按定章办理。华洋股东利益均沾、盈绌同享，限于西二月杪之前。先集招股本英金壹拾万镑，此中紧要各节，已由胡华君办妥，禀知督办张大人矣”(13)。此追忆的方式表明，所谓对英矿权承诺形成既定事实时，张翼并不在场。追认意义上的“副约”第七款规定张翼在开平煤矿的权力：“张大人翼，仍为该公司住华督办，管理该公司各事宜，并派中国人充总办，与该公司中外总办之权一般无异。”(14)对张翼来说，事后追认的一纸副约要保证他仍继续维持自己在开平矿产上所谓独裁的权益。即表象上开平煤矿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对张翼而言仍一如既往，矿权至少在名义上仍掌控在自己手中。
涉及开平煤矿权益的瓜分或转让，无疑都与正约(移交约)、副约相关联。面对有利于张翼这一方的“副约”，吴德斯事后以追忆的方式称“副约”属“绝对无价值的”，其用意是：“中国人的天生麻痹和在一个遭到战乱的国家内管理上的困难。一旦临时凭单换取旧股票后，我们就会更有力地向前进展。”(15)事后追忆意义上的正、副约相互矛盾。自倒填条约签订日期起，开平矿权中外纠葛即开启。对张翼而言，为了顺利地恢复开平煤矿生产并运转，他开始网罗人才以应外交变数。1901年7月16日张翼及其对外代言人严复、梁诚联名在《中外日报》发表《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广告》，重申：“开平矿务总局今成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事资合办，义取平权。”(16)局外人很难看出开平矿权重组的目的与用意，但就中外纠葛而言，张翼等无疑更强调副约的合法性。
总体而言，其时开平矿务局处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内战、外战交困之中，慈禧、光绪帝亡命西北，清廷或亡国或苟存，命运未卜。张翼处境也不易，其应对开平煤矿之策也分两条，或保存或卖矿。张翼让代理人签订这些条约亦有自己的算盘，“张燕谋的方针是把直隶全省各矿的中、英权益，如可能连同德国权益在内，都联合为一，他的目的显然是一旦在北方发生总溃败或被侵入时，能取得依靠或足够的保护”(17)。在张翼缺席的场景下达成承诺，当然是代理人所为。问题是张翼的代理德国顾问德璀琳早已被西方辛迪加代理人墨林收买，墨林后称：“我在所做的一切买卖里，总是把半数提供给德璀琳先生，那就是我和德璀琳先生的一切谈话的基础。”(18)面对西方的利益企图，张翼与英方“制造”的所谓正、副之约的事后两手之策，也不难理解。即正、副约两者利益分歧，事后双方的立足点显然不同却又正反相依而又对峙，亦属情理之中。
(二)事实与真相
所谓正、副约都属事后追认，包括1900年与英方等承诺的张翼不懂英语而全权委托德璀琳办理，即与英方达成协约。问题是当事人张翼并不在场。张翼缺席(即离场)造成了事实与真相严重不符，带来严重的后果。
张翼的离场不仅表现在1900年特札委托德璀琳，还表现在次年再次让德璀琳代理。
中英开平矿务纠葛其事端涉及所谓正约“移交条款”“副约”相关条款。在“副约”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901年2月19日)相关方还签有“照译侍郎张翼发给德璀琳代理移交矿务洋文凭单”(19)。张翼何以如此信任有着西方国籍的代理人？德璀琳在李鸿章主持的军政利益集团任职多年，为人处事颇得李鸿章信赖。张翼对德璀琳亦非常信任，称他“才具开展，熟悉各国情形，在中国三十年充当税务司兼北洋随员，为时甚久……其为人公正，不肯惟利是趋，且办事朴诚，是以中国官商知之者多相嘉许，在洋员中尤为难得。”张翼向朝廷奏明，要札委德璀琳“随办洋务工程事件”，竟得上谕批准(20)。张翼对外交涉的代理人德璀琳相关文件中有“恐后无凭，开平矿务局兹特盖印于上，而张京卿燕谋亦特于西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号盖印树押于此，以昭信守。”署名有“张燕谋(此处画押之外，并用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总局关防)、德璀琳(又用开平矿局关防)”。见证人：“丁家立、顾勃尔。”条约的见证人尚有专业律师，显属司法公证，此更见条约式协议当事人在场及见证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文本的严肃性另见“右开之据与原底实属相符(代理驻津英总领事施密士具)。”此可见英国官方之利益背景，最末还署有“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二十七号”。可见，两日期并不相同。“原底”当指正约即“移交约”，而非“副约”。“移交约”规定：“开平矿务局督办张京卿燕谋、总办德君璀琳，无论此据入于何人之手，均认为可。今因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号，开平矿务局暨张京卿燕谋、德君璀琳与胡华君，暨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订立合同内载，所有开平矿务局地亩，各矿暨其全产均交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因欲移交全美，张京卿燕谋兹特派德君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暨张京卿燕谋之合例经理代理之人，用印、签名移交一切契纸、文凭、合同等件，并代张京卿赴各领事衙署办理一切。用印、签名所有存案案卷、契纸以及各项字样。凡于开平矿务局移交全产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或其代理人所有应行各事俱可举办，且于办理此事，并可转派经理代理之人。凡按此据合例所行所作各事，开平矿务局暨张京卿燕谋，均皆认允，而此据亦属永远不能毁废者。”(21)张翼对所谓正约，即“移交约”画押认可。
张翼所以委托代理，除对涉外矿权交涉较为茫然外，还与语言不通密切相关。张翼不懂英语，开平煤矿前聘外事人才陈蔼亭，从古巴使馆任上辞官归国后，曾前往天津，“出任开平矿务公司董事兼经理，业绩超著，建树良多。其行政手腕以及其对矿务的兴革，均为其僚属所钦佩。拳匪作乱期间，倘使他仍主持矿务公司，我深信张燕谋(译音)先生不致陷于今日的困境。以蔼亭先生的才能，当可使矿务公司化险为夷，继续经营”(22)。问题是“当时盛宫保(宣怀)延揽才俊，以为己用，蔼亭先生以是去上海辅佐宫保”(23)。不懂英语的张翼要办理开平矿权涉外事宜，所受蒙骗显而易见。严复后来对此有所评述：“通州之事，胶葛甚多，考其受病本源，皆在不识西文而与西人画诺。”(24)语言不通造成张翼面对条约或条款实属睁眼瞎。弱国无外交，路矿之权丧于他人之手，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晚清四大官督商办代表性企业开平煤矿即是沦入外人之手的典型案例。1900年张翼在签发委任德璀琳为全权代理的这些文件后，即于8月2日(阴历七月八日)离开塘沽往上海，并“把一切详情告诉了李鸿章”(25)。张翼告知李鸿章既缘于利益共同体相奥援之需要，亦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必经的程序，但未见李鸿章有多大的反应。此亦可见近代官督商办的恶果与路矿之权的丧失有着内在一致性。
(三)追忆与中西方对“移交约”“副约”各自解读
洋务运动中筹办并崛起的开平矿业庚子事变后由官督商办形式易为中英合办。此后所谓正、副约之争，引发中外开平矿权纠葛，旷日持久，涉及承诺与签约。就当事人而言，涉及在场与追忆等，实际上条约文本中呈现所谓事实与真相因时间差等原因两者有相当距离。达成开平矿权协议之后，东方辛迪加于1900年12月21日在伦敦注册“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其代理人为胡华(即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胡华是其中文名字)及比利时人吴德斯。二人狼狈为奸，通过所谓法律意义上程序逼迫张翼将承诺化为条约，旨在使得条款进一步合法化。张翼等签订卖约及副约，中英关于中国董事部问题纠缠了一个月之后，“吴德斯先生不得不签署了关于中国董事部的试办章程”(26)。公司性质发生变化，面临换股票的问题。而这一切涉及正、副约及其为我所用的各自解读。就列强代言人而言，他们对开平矿权步步为营，早有议程设置。
面对开平煤矿的矿权及股权、股票新旧交接，代理人胡华称：“这次中国人虽然摔了跤，但他们是平安无事的，这也是张燕谋惟一求之不得的一件事。他那时已了解到，他已失去了对公司的一切控制，并安于这种局面。他急于想要避免的是旧股东对他的愤恨，并阻止他们到皇帝面前去告御状。”(27)针对张翼一厢情愿寄希望于董事部以图照旧执掌开平矿务，东方辛迪加的代表吴德斯称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试办章程“允许我们设置一个没有实权的董事部，其所作决议我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它给中国人留了面子，并保证我们在这个天朝帝国里得到了不可缺少的当地的支持”(28)。可见东方辛迪加视董事会为摆设。所谓董事会是留给天朝大国语境下张翼一个“面子”，“张没有坚持要胡华先生在这文件上签字。我也想，在这样一个古怪的文件上——你们也许会在必要时否认它——签字愈少愈好，我也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见，相比列强代理人在追忆的基础上形成的协议并在律师公证的基础上签字，张翼却没有坚持让胡华签字。“张所选定的中国方面的代表，第一个是德璀琳先生，他给他的名义是中国董事部主席，然后就是两个道台，严复和梁诚。”(29)张翼不懂英语，这些人事实上亦属他的代理，但在法律程序上却不完全有合法性身份。吴德斯称：“即使我签署的文件被认可，这几位先生的委任也是绝对非正规的。”(30)即张翼代理人签字可随时被东方辛迪加涉足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代理人胡华、吴德斯等推翻或否认。
此后，开平煤矿面临召开股东大会，换发股票问题。这些问题可追溯到开平煤矿矿权在墨林及辛迪加公司有意识的参股、让渡乃至倒卖，涉及英国、比利时在开平煤矿问题上狼狈为奸。但这一切在法律文书上皆能得到如意的解释，可见张翼与胡华等关于开平煤矿的契约属为我所用的工具而已。
二 中外纠葛对抗性解读与张翼、袁世凯权势集团间利益冲突
义和团运动后开平中、英矿权纠纷引起袁世凯的关注。袁世凯最初只是一般性了解开平矿务，这一点从张翼奏折中可见。光绪二十七年“翼核办并饬华洋总办拟订试办章程十九条(附录试办章程十九条，华洋文各一件)实行十八个月，如有不妥再行酌改，并即查照副约，先行筹还官款银二十万两，批解前爵阁宪李行辕核收。并续筹还官款银十一万两，批解前北洋大臣袁行辕核收。各在案。此庚子乱时，设法保护之实在情形也”(31)。张翼称：“是年五月二十六日，将中外合办情形会同前爵阁宪李奏明有案(附录会奏稿一件，查会奏稿原经面呈李大臣核定后即行缮发，并即缮稿咨呈迨由德华备文索取。袁大臣竟以李大臣意见不合，未能书奏，将原稿咨回，不知是何意见)。”(32)张翼在奏折中虽为自己出卖矿产的行为辩护，并提及李鸿章与袁世凯意见不合，但八国联军侵华时，为供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两宫在西安的开销，张翼、李鸿章拿开平矿产作抵押从西方列强手中筹款，这一点经手人之一袁世凯不可能毫无知晓。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确有北洋商务大臣直隶督臣李鸿章向慈禧与光绪皇帝上的奏稿(33)，可见张翼在奏报中并没有完全作伪。五月二十六日张翼与李鸿章恭折具陈：“奏为开平矿局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有限公司，以保利权而维商本。”(34)硃批：“知道了。该大臣责无旁贷，著即认真妥为经理，以保利源。”(35)毫无疑问，张翼等奏折得到朝廷认可。从晚清官场人际脉络及张翼折子来看，他代表的基本上属李鸿章系下军政利益集团。李鸿章病亡后，张翼失去直接的靠山。下文将述及。总体看来，列强垂涎利润丰盈的开平煤矿一直充当慈禧代表的皇权日常开销的钱袋子。在开平煤矿问题上，慈禧、光绪帝知道一些情况。张翼在李鸿章利益集团中当差。袁世凯虽对张翼、李鸿章联名奏折后有不同看法，但李鸿章在世，袁世凯沉默了事。
1901年11月7日，张翼靠山之一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病亡，由张翼儿女亲家周馥代理李鸿章官职。与此同时，袁世凯仕途扶摇直上。袁氏一手抓军队，一手抓财权。1902年5月28日，周馥与袁世凯职务对调。1902年6月9日，上谕有：“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详大臣(五月初四日)。”(36)被任命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对李鸿章麾下北洋人员“大换血”，意在进行权力重组。袁世凯一度试图从开平煤矿中攫取金钱以筹备军饷，培植自己手中军队的实力。相比之下，移交约、副约签订后，开平矿务名义上的负责人张翼访德归国后，仕途亦颇顺，1902年10月27日《大公报》(第133号)载“上谕电传”有：“上谕礼部右侍郎着张翼署理。”张翼受赏之时，开平矿务上的政敌袁世凯亦受重用，次日《大公报》(134号)“时事要闻”有：“皇上前次特赏直督(指袁世凯)银两并谕令毋庸谢恩，以此条系破格之举，恐为他人所知，心怀不平也。”袁世凯声望日隆，可见一斑。同时被清廷提拔的袁世凯与张翼有接触，《大公报》“督辕纪事”：袁世凯于九月二十五晚“见督办矿务大臣张侍郎翼”。由事态的发展来看，双方会见的话题极有可能涉及中外开平矿权纠葛。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上的对手张翼仕途亦有上升的势头，主要是商业管理方面。见1902年11月6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七日)《大公报》(第143号)附张中的“时事要闻”：“外务部、政务处议覆振贝子条陈，闻有设立商务部之请，意在召集南洋华商回华振兴商业，将船政路矿各事并商务部办理。”与此同时，“传闻盛杏孙侍郎经手各件，现在政府之意拟派张燕谋侍郎接办”，传闻大致属实。这与张翼依李鸿章亡灵之余威及背后醇亲王的照应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张翼与清廷权力中枢
就开平矿务管理而言，张翼是唐廷枢继任，属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控制开平煤矿代理人。因后者之故，张氏对英并非一味屈从，胡华称1901年签约后，张翼“简直拒不覆约，拒不完成移交手续。为了替他的这种行为找借口，他辩解说，七月三十日所签订的契约的第四条，还没有被履行到使他满意的地步；又说我们还没有把答应付给李鸿章的那廿万两银子支付给他，而那是在什么情况下答应的，你们也知道”(37)。而李鸿章等在中英开平矿务交涉中索取贿金不全为了自己，主要是为了八国联军侵华中逃往西安的慈禧与光绪。“李(鸿章)催我们支付那笔款项……自从签署了合同(指移交约与副约)以来，李就急于想要得到那笔我们答应给他的款项，越快越好。那时宫廷需款孔亟，李要把这二十万两解送到西安府去。”(38)后来，胡华等“与俄华道胜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协议，从当地筹得这笔款项。这二十万两一经付出，我们在那一方面就再没有什么顾虑了”(39)。张翼签订及履行卖约涉及索贿，贿金中也有李鸿章乃至清宫的份额。李鸿章死后，清廷权力中枢面临重组。袁世凯取代李鸿章，掌控北洋。张翼系下开平矿务的丰厚利润受袁世凯密切关注。
围绕正、副约涉及的事实与真相、缺席与追忆，张翼、袁世凯展开权力之争，这些涉及政治、经济等具体职能部门肥缺的分配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清廷官员在任职中安排亲信，培植自己势力，同时打击对方上升势头。西方以张翼为代理人合法性不足，轻视《副约》，但绝不代表他们小视张翼在清廷中的地位及其利用价值。这与宦海浮游中张翼的在场及其位置密不可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1年1月14日)清廷上谕：“醇亲王载沣，著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前由内阁学士张翼、副督统荫昌均著随同前往，参赞一切。”(40)而其对皇亲国戚内部亦有利益分歧，奕劻对载沣出使德国严加防范，正如严复称：“前番醇邸使德，若麦佐之，若刘祖桂，若治格，若象贤，若杨书雯，皆庆邸夹袋中物，馀可知矣。”(41)奕劻在晚清官场权力之争中专横独断可见一斑。张翼在开平矿务中权力角逐中有载
作靠山，其伴载沣出使德国的美差亦是与载运作分不开的。载沣是年19岁(42)，载意当让张翼辅载沣。其中原委正如王绅(1905年就任开平矿务公司总文案)之子王冠东后著《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所称，张翼“颇有来头，他除了得到李鸿章的宠信以外，又因在醇亲王府当过差，深得醇亲王奕的信任，故后来新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也带他去”(43)。王冠东亦于1919年入开滦，曾任机要秘书，对开平矿权中外纠葛较为熟悉，所言基本属实。张翼能有伴载沣出国的美差与其在开平煤矿捞取好处，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流亡西安的慈禧、光绪帝为首的宫庭的钱袋子是分不开的。中饱私囊的皇权对张翼十分重视，“在他(张翼)赴欧之前，一份电报通知他说，他的奏章皇上已经批准了。他还被擢升为北京某部的侍郎，并奉派为醇亲王使团的顾问，这就证明皇上还是宠信他的”(44)。这些情报大体准确。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政局巨变，内政、外交皆在调适。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就《辛丑条约》附件十八发表上谕，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45)：“简派和硕庆亲王奕劻总理外务部事务。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著授为会办外务部大臣；工部尚书瞿鸿禨著调补外务部尚书，授为会办大臣。”(46)就奕劻总理外务部，开平矿务中张翼得力助手严复发表评论：“以此人而据外交之要席，中国前路不问可知。”(47)关于外务部，《纽约时报》评论：“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48)外务部由总理衙门脱胎而来，其中有四司一厅，即和令、考工、榷算、庶务等四司和司务厅等。其中考工司专管铁路、矿务等。在路矿方面，1902年清政府任命瞿鸿禨、王文韶为督办矿务铁路大臣，张翼为总办矿务铁路大臣。清廷在矿务处理上似对其背后涉及奕劻、袁世凯等与瞿鸿禨等两派的矛盾与纠纷有所察觉，但仍按制度设计中已有人事安排进行运作。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六号刊有《中国近事》栏，有“指斥报章”一条，称：“督办铁路矿务大臣王文韶、瞿鸿禨，当订矿务章程时，并未与会办大臣张翼商议，迨章程颁发，张始得知，遂将章程中所有不妥之处，逐项签驳。并请两大臣从速更改。闻各公使亦以新章程税课太重，啧有烦言。”可见张翼与王文韶、瞿鸿禨这一派之间亦有矛盾。1902年2月23日谕旨：“派张翼总办路矿事宜，仍著王文韶、瞿鸿禨督同办理。”(49)而这三个人为1902年成立的路矿局的负责人。内忧外患下瞿鸿禨、王文韶、张翼主持路矿局，“矿路局虽经诏设，而外务部则以侵其权利而齮齕之，故自四月至今乃至无事可办”(50)，处境艰难。矿路局主持人为瞿鸿禨，外务部负责者为奕劻，矿路局与外务部矛盾涉及丁未政潮前后清廷中枢权力的分化、组合。
不仅路矿局内部有矛盾，路矿局与外务部之人互有重叠，如王文韶、瞿鸿禨等，路矿局与外务部也存在争权。张翼之所以敢在开平纠葛中与袁世凯抗衡，与其在清廷权力中枢中颇有政治资本相关。在皇亲国戚中，张翼与醇亲王载沣关系非同一般，张颇得清廷重用(51)。“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骎骎大用。”(52)在朝廷重臣中，张翼与瞿鸿禨关系亦密切，张翼之子张叔诚回忆说：“朱启钤，字桂辛，贵州紫江县人，清光绪中叶由大学士瞿鸿禨推荐给当时的路矿帮办张翼，由张派其在公署内担任候补道职衔的官员”(53)，瞿与张在安插亲信上互相帮衬。大体而言，在载沣、瞿鸿禨帮助下，此时张翼在官场处上升势头。
对西人而言，张翼的后台及其在开平矿权上可利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开平矿权问题上，英、比等国代表步步紧逼，尽可能对张翼威逼利诱，连张翼出使德国也不忘跟踪。张翼在德期间，英帝国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在开平矿权问题上对中方变本加厉的强取豪夺。时任开平矿务英方董事长蔡斯中校所派代理人就开平矿权与张翼进行秘密磋商。在此基础上，张翼、蔡斯后在热那亚的“贝尔恩”号轮船见面，双方就条约展开讨论(54)。约见目的当然是蔡斯利用解读条约取得权利，以便在开平矿权及矿务问题上进一步落实追忆基础上签订正约(即移交约)的合法性，并继续瞒骗与欺诈张翼，使其变成东方辛迪加把持与操纵开平矿权上的有利工具。
(二)张翼、袁世凯利益冲突与开平矿权纠葛的舆论导向
袁世凯对督办开平矿务张翼、盛宣怀、严复予以打击，试图以周学熙、唐绍仪取而代之。张翼、盛宣怀、严复等或是李鸿章幕府幕宾，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后与袁世凯政敌岑春煊友善。岑春煊“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55)。而盛宣怀在李鸿章幕府效力时，一度与袁世凯交善。但在开平煤矿问题上，袁世凯倾向支持唐绍仪，唐绍仪为开平煤矿的开创者唐廷枢的族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称：“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生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56)清末新政前后，值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权力纷争之际，盛宣怀游走两派之间。张翼、盛宣怀属同党。盛宣怀在开平问题上倾向于前者。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张翼既工心计，也颇干练。他主持开平煤矿期间重外交联络。在筹集外资中，张翼颇注意开平矿务的西方舆论评判。1899年6月26日，张翼致墨林函，称：“我的确感到你们在[英]外交部和在报纸上为我帮忙甚大，破除谎言与流言蜚语，它们使英国政府与公众不明真相陷入错误，而少数人却从中渔利。我完全赞赏你在维护我的利益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57)但张忽视了英帝国对开平煤矿垂涎之意。相比之下，张之政敌袁世凯对英国的用心有警觉。袁世凯属清末新政的获益者，他顺势在军界崛起。清末新政涉及权力为核心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丝丝入扣。彼此提携与庇护，细致入微。特别是1903年兵部成立，奕劻与袁世凯把持了兵部，这引起了一些幕僚的担心。是年王乃徵上折弹劾袁世凯，称袁世凯“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而宠任之隆已为曾国藩、李鸿章所未有”(58)，指其结党营私。面对袁世凯遭弹劾，张翼抓住机会，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遵旨明白回奏并略陈开平矿务情形恭折”(59)，就开平矿权问题进行反诘。张翼称：“抑祈至鉴事，窃臣于本月十七日接军机大臣片，交面奉谕旨。有人奏大臣卖矿肥私，请旨严惩一折。著张翼明白回奏等因。”针对袁世凯等弹劾，张翼辩解再次涉及事后追忆：“查开平矿务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公司，原属万不得已之举。缘光绪廿六年夏间北方遭变，时臣被困天津租界，其河东一带所有开平矿厂均被抢掳焚烧。目睹情形，万分焦灼。其时与臣相处者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三两入耳。臣等尽夜筹商。德璀琳建议谓煤矿在西国军火之条。联军一来，势必首先攫取。又谓矿司执事大半逃生，一经停止，水为淹没，矿井废弃，救治无从。若不及早图谋则该矿原有数百万中外商本，势将化为乌有。计惟有加派洋员招添洋股，改为中外合资公司，庶可拒联军而保矿井，则中国利权仍可无恙。彼即慨然自任该矿之洋员总办，当于是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开平总办道员周学熙签押主诺、复由铁路总办道员唐绍仪签押作证，予以总办全权。”即在庚子事变混乱的情况下，张翼事后追忆称签约有保矿的意图，“臣复加劄委派，立舆办法八条，饬其遵守。布置甫定，军务日逼，津沽无可驻足。臣即前赴上海。至八月间，始随全权大臣李鸿章来京办理和议之事。到津，德璀琳即面禀开平之事。渠已与矿师胡华订立六个月草约，命其前赴英国办理，合办招股、挂号、保护之事。是时联军压境，俄兵竟以突往唐山将局占据。各军继往，遍插洋旗。局内华人不能容留，均各逃散。德璀琳惟恐矿产毁失，立即执持约据驰往力争，又复往返京津，与俄使辩难两三月之久。俄军始肯退出，其时和议尚在未定、遍地洋兵，而开平得以机井未停、矿产无恙者，皆德璀琳维持之力也”。可见立足于自己缺席的事后追忆，张翼亦为代理人德璀琳等卖矿行径辩护。辩护重点涉及倒填日期这一追认基础上的正约(移交约)及副约，追忆涉及俄军占领矿务局之企图，意在说明代理人德璀琳维持矿权之功劳，“及至胡华由英回津，将招股、挂号等事办理已毕，六个月草约之期已将届满，而联军注意此矿正在眈眈。是以臣赶即于二十七年正月初间赵津与之订立正、副两合同。其正者，合股、挂号所以拒联司(军)并局内办事章程。一切条款，立约签订，以备遵守，并选择熟悉交涉、通晓洋文人员总办理，其事即由沪札调直隶候补道梁诚、候选道严复二员，派为中国总办，以期中外平权，不相隔阂。部署既定，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会同李鸿章具奏、奉旨允准在案”。张翼辩解称自己这样办理上司李鸿章等知道且无异议。“是月，臣又奉命随同醇亲王出洋，往返五阅月。由德回华，讵料该矿办理竟未遵照臣等所订之约，德璀琳屡次致函向西国诘问，彼亦置之不理。臣等访查，不料胡华到英竟将臣等原约隐匿，仅以德璀琳草约与英商墨林设立东方有限公司，以图骗局。”针对变局，张翼称自己将往伦敦兴讼，“臣现已委派洋员前赴伦敦相机行事。刻下英国驻京公使亦因此事电致该国外(务)部助力压制，以保西国利益邦交。再迟两三月之期，办理必自有规模矣”。中英开平矿权之争，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创刊《湖北学生界》(创刊号)专栏“馀录”即刊有“开平矿局纷议起，争清、英二国之所属”。可见，中英开平纠葛影响之大，连留日学生都开始关注。
袁世凯在开平矿权纠葛中弹劾张翼，意在取而代之，重要目的是筹军饷并图结纳权贵的贿赂资金，以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而这一点亦成张翼利益集团系下舆论精英严复攻击的要害。张翼与严复系在李鸿章军政利益集团中任职，严复任职开平煤矿原为张翼聘请。严复既为张翼的重要助手及矿务中方总办之一，面对袁世凯的弹劾，有《为张燕谋草奏》《塘沽草约稿》等，舆论上为张翼辩解。1903年4月16日至18日，严复在《大公报》上发表《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煤矿事书》，指责报章引导舆论抨击张翼而庇护周学熙、唐绍仪。他称：“阅上海《中外日报》三月初一日所论张燕谋侍郎复奏开平矿务一节，徒为肆口诋諆，而于办事者功过是非，如不识痒痛者从旁说针砭。”(60)严复同样强调袁系周学熙、唐绍仪在矿权纠葛中经手人的责任，“回奏原折中述周、唐两观察签押见证之事，要不过据事直书；假使其事为非，即侍郎亦岂能诿过”(61)？周指周学熙，唐指唐绍仪，两人皆参加了部分条款的签定，见“为立手据事，本督办现派天津榖士达甫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煤矿产业、股东利益。须至据者”，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立”，其签名有“督办：张燕谋押”“总办：周缉之押”“在见：唐筱川押、法拉士押”。周缉之即周学熙，为开平煤矿总办，签约时作为中方代表鉴章。唐筱川即唐绍仪，签约时为中方见证人。在严复看来，中英矿务条约酝酿到签订，周、唐也脱不了干系。严复抨击了张翼之政敌袁世凯之团伙唐、周二人，指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们在处置开平矿权问题上与张翼利益立场一致，比照张翼后来再次追忆：“中外失和，联军纷集，翼等坐困于天津租界，道路梗阻，声息不通。五月二十一日，拳匪攻击紫竹林。前北洋大臣杨暨杨升道士琦，唐升守绍怡，周升道学熙兄弟，并受炮伤之眷属等，及电报学生招商铁路各局员司相率偕来，男妇老幼三百余口，均藏匿于翼宅地窨之内。二十八九等日，驻津英贾领事，以翼宅人数众多，迹近埋伏，疑与拳匪相通，饲鸽传达消息。竟带英兵四十名搜索翼宅，将翼及唐升守拘入太古洋行，几遭不测。”(62)即张翼、唐绍仪等被英军囚禁于英商系下太古洋行，“经德璀琳前来省视，谓现在危险已极。天津等处煤栈被焚，司事人等均已逃散，唐山、林西不通消息，存亡莫卜。欲保全矿产，须委伊为代理总办，以为暂时抵制外人侵占地步等语。该洋员并以时会逼处，迫不及待，自拟委任字据，呈请签字，畀以全权保护矿产。翼以事关重大，未可草率，定议允俟回寓再商。翌日回寓，与该总办周升道再四筹商，均以事势危迫，舍此别无他法。旋据德璀琳持字据，面称与周升道商允签字。并经唐升守洋员法拉士税司有年，办事颇有热诚，尚属可靠”(63)。可见，张翼虽系事后追忆，但记忆中唐、周等参与合谋，显系有意突出，即协议签订为张翼、唐绍仪、周学熙等集体主张，并非个人意见。
袁世凯弹劾及张翼、严复等辩解，还反映矿权纠葛背后的政治利益斗争。前文述及周学熙、唐绍仪属袁世凯这一派。周学熙系周馥之子，周馥和张翼是儿女亲家，因此“张翼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派周学熙为开平矿务局驻上海售煤处主任。周学熙由于有了候补道这个身份，才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上了开平的会办，转年升为总办”(64)。周学熙与袁世凯属姻亲，周妹瑞珠议婚于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65)。袁、周属官场裙带关系，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周馥继袁世凯之后任山东巡抚。是年，周学熙奉袁世凯之命创办银元局。1903年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创设北洋工艺局，周后又升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66)。插手开平煤矿的另一骨干唐绍仪为“世凯死党”(67)，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袁世凯有奏折“又请调唐绍仪佐理事务片”，称唐绍仪“历在朝鲜北洋供差多年，洞达洋情，到东后，委办商务、洋务各节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尤稔悉”。1901年11月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曾上折“恳吁天恩俯准将唐绍仪调随北上，以资差遣，而收臂助”(68)。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又有“以唐绍仪为署津海关道片”(69)。在袁世凯帮助下，唐绍仪升任奉天巡抚。唐绍仪掌管下的财经可谓袁世凯幕府筹集军饷的钱袋子，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称：“是时创办新军，各省增派练兵经费凡千余万，皆汇归北洋，顺直善后捐余存二百余万，又创办永平七属盐捐，有夺盛宣怀京汉铁路交唐绍仪，累岁无报销，天津财币山积，任意开支，司农不敢过问。”(70)唐氏掌管袁记利益集团的财政，其开销部分用于兵饷，部分被袁世凯用于贿赂。针对唐绍仪在开平纠葛上骑墙派立场，严复批评《中外日报》称：“自甲午东事以还，吾见有人身为败坏大局之戎首罪魁，但造作蜚语伪书，卸其责于素受卵翼之人，即因之而取尊官大权者矣！于周、唐二公尚何尤乎？该报若谓前节为非所宣言，则试问置实事者，其措词又当何若？”(71)简言之，唐、周氏是袁世凯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开平煤矿的耳目。严复对整个事态预测，大体准确。张翼去职后，袁世凯果派唐、周二人接手。张翼事后的奏折称：“经前北洋大臣袁札派唐升道绍恰充督办，周升守长龄充帮办(帮同唐升道办理一切)。”(72)此亦佐证。
作为舆论精英及张翼代言人严复的文章发表后，袁世凯、张翼在开平矿务上矛盾日益公开化。袁世凯对张翼打击力度增大，见张翼之回应，“唐升道仍请责成翼办理与英人那森磋商六条(附录磋商六条一件)。呈请前北洋大臣袁鉴核，已蒙许可而加删改。满谓此案可期了结，讵奉檄而又奏驳”(73)。此可见1903年3月13日，袁世凯上书朝廷，奏请收回开平煤矿。后袁数次上书指责张翼，但英国态度强硬，张翼的努力没有结果。
总之，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上在场与追忆，还涉及事实与事件的关系。就历史场景复原或重构而言，在场应该是追忆的基础。在场签订的条约可能属于临时的，但事后追忆变得有条不紊。签订移交约(即正约)，在某种程度上属西方辛迪加等利益集团对华经济渗透，也属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历史链条中必然的手段，而副约属张翼试图保持自己的权力。面对签约进程中的事实与追认、事实与真相，英国等更多地认同移交约(即正约)，袁世凯打击也多利用正约。相比之下，张翼更多地认同副约，到英国打官司是要追认副约的合法性。开平矿权纠葛中张翼与袁世凯利益集团矛盾及中外纠葛中张、袁双方的进退，又与丁未政潮前后的官场权力重组密切关联。袁世凯、张翼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对开平煤矿这一肥肉的资源分割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袁世凯求权，张翼逐利。
三 开平煤矿中外纠葛缘起的历史省思
开平煤矿是李鸿章等筹办洋务的产物。煤矿是钢铁制造业的基础，也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能源支撑。就经营管理而言，开平煤矿官督商办形式可谓清末社会革新的一部分，也是洋务运动中绩效突出的企业示范性的表现。开平煤矿既是官督商办，在管理上当然服从晚清官场运作的规则或潜规则，而在企业经营上又要按照商业形式进行操作。作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其命途多舛常与晚清政局复杂多变相牵连。至于官督商办给洋务企业酿下的苦酒见《外交报》第四册“论说”中“论中国路矿将尽归外人”，云：“正月十六，诏以张翼总办路矿事宜，命之曰认真经理，戒之曰毋得敷衍因循、空言塞责。睿虑周至，无非为吾民兴利。”该论说由此发挥，“自今以往，苟吾中国人通力合作，胥二者而自为之，失之东隅，庸不可收之桑榆乎？虽然有敌我者。□□设有巨商，鸠赀请办，且能径达于总局，而大臣不能遽决也。必商之督抚。督抚不能自答也，必下之州县。风气壅塞，法制未详。一旦兴钜工，地方交涉事繁，必至无所措手。州县善自谋，不能不多方以尼之。大臣督抚，无如何也”。可见僵化的官僚体制也是造成路矿之权屡屡丧失的重要原因，“至外人要索，则挟其国力而来。朝廷欲顾全邦交，而大臣、督抚亦知当郑重。州县自顾力薄，乌敢饰词抵拒？即令为之，而公使领事，且出图说以相辩，岂能如吾民之易兴，而以空言驳斥也。且成例可援，虽欲不许而不得矣。吾故曰：路矿之利将尽归外人也”。开平煤矿这种官商结合的情状，使得它在中国由封建的农耕文明走向市场导向的工业文明过程中处在纷繁复杂的畸变之中。开平煤矿近百年兴衰史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脉络的侧影。多重掠夺使得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艰辛。
张翼面对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中开平矿权之损失，以自己及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名义承诺与西方英、比为首的辛迪加签订卖矿条约，同时又仍以倒填日期的方式签订所谓煤矿仍在中方手中的“副约”，其权宜之计可见一斑。当然从中得到的贿金等除了张翼自己及李鸿章各得一份外，多被李鸿章送往流亡西安行在的权力中枢，供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等代表的宫廷开销。也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廷在开平煤矿主权断送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清廷当然不会亏待李、张。可见，开平煤矿盈利很快由经济资本被李鸿章、张翼等兑成政治资本。兑换中官场潜规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大体基于人际脉络的派系奥援之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更有高明之处，用哄、吓、诈、骗的方式迫使张翼签订追认意义上的“移交约”(正约)，将开平煤矿的权益移交给所谓中英合办的开平股份公司，同日签订的副约虽规定张翼名义上仍是中方的督办，实际上变成了橡皮图章，成为西方在开平煤矿攫取殖民利益的傀儡。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下，中国政局巨变。其后，袁世凯取代了病逝的李鸿章，成为北洋实力派人物的代表。为了维系北洋巨大军费开支及混迹官场的贿赂资本，袁世凯瞄准了利润丰厚的开平煤矿。他在中外开平煤矿纠葛处理过程中以中方总督代表的国家权力身份，主动参与交涉。袁世凯打着政治的幌子处理中外开平煤权纠葛，其打击张翼的部署及举措大体上是按晚清官场正常的运行秩序进行的。而袁世凯的政敌张翼亦有应对，他在李鸿章死后，援结醇亲王载沣。时政坛有新旧派系之分，后身处开平纠葛中严复赠熊季廉诗中称，“胶胶扰扰何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74)，既喻指新旧两党政理及学理分歧，也感叹当政者新旧两派权力之争的纷扰。与新派代表袁世凯的总督身份相比，张翼路矿大臣的地位就微不足道了，较量的双方势力之悬殊显而易见。但官场输赢不总是按照事理的逻辑作结论。首先，双方绝非个人的较量，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其次，双方背后都与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袁世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在中外开平矿权纠葛中出现时，张翼则利用官场潜规则，积极运用自己在宫廷中结成的人际网络，向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发动反击。
袁世凯、张翼围绕移交约与副约不断地论辩，所谓正、副约都属于事后追认，即便是1900年被困期间张翼向英方的许诺亦是如此。张翼不懂英语，却全权委托崔德琳办理，而崔德琳与英方等签订协议，张翼并不在场。当局者张翼的缺席即离场，显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袁、张论战的差异涉及订约时的在场与追忆，还涉及事实与证据、事实与真相的关系。在事实与证据之间双方存在着利益上的解读。正因为利益立场的不同，所以解读呈现建构性的特征。从逻辑链条来看，先有在场的事实，再有利益立场上的解读，然后才是说理意义上的证据。因为利益立场不同，由解读而形成派系或阵营，这在晚清官场也是很常见的。在场与追忆还涉及事实与事件的关系。张翼与英方签定正、副约，就条约文本而言，是事实，尚未构成事件。而对文本的解读是顺应性的解读，还是对抗性的解读，无疑是十分关键的。顺应的解读与对抗性的解读，提供了论战的基础与空间，也折射了开平矿权问题上的乐观情绪与悲观情怀之间的交锋。从这一点上来说，不能拘泥于条约是卖国或维护自身的法律条文，至少要看到双方在论辩中如何作为证据在使用。双方的共同点都是要坚持还原真相，都站在捍卫朝廷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背后却皆有捍卫本集团利益的用意。
①陈绛：《开平矿务局经济活动试析(1878-1900)》，《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
②胡滨：《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③冯云琴：《开平煤矿与唐山城市的崛起》，《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第5期。
④⑤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22页。
⑥慈禧太后支持开平矿务是要从中牟利，而其时醇亲王则是李鸿章顶头上司。李鸿章、慈禧、醇亲王在开平矿务上属一个利益群体是不言而喻的。
⑦理查德·艾文斯著，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捍卫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⑧《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特藏室。
⑨(11)(12)(13)(14)《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⑩《译抄红皮账本》，《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15)《张翼谋控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93～194页。
(16)严复：《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矿事书》，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7)《德璀琳致墨林函》(1898年8月14日)，见《张燕谋控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55页。
(18)《墨林在伦敦高等法院的证词》(1905年2月3日)，见《张燕谋控诉墨林案诉讼记录》，《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49页。
(19)(20)(21)《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22)1905年8月26日伍廷芳致上海《字林西报》函，见《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5页。
(23)《伍廷芳集》，第275页。严复：
(24)《与张元济(十六)》，王栻主编：《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3页。张翼为通州人，所指可见。
(25)《张翼在伦敦高等法院的证词》(1905年1月18日)，《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72页。
(26)(27)《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92页。
(28)(29)(30)《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94页。
(31)(32)张翼：《谨将开平矿务全案始终情形择要开呈节略》，《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33)张翼：《奏为开平矿局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有限公司折》，《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34)(35)《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36)1902年6月10日《外交报》第14期。
(37)参见1905年英国伦敦法庭辩护词中胡华报告，《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87页。
(38)(39)《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87～188、188页。
(40)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程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03～1009页。
(41)(47)严复：《与张元济书(十三)》，《严复集》(三)，第548页。
(42)溥杰；《醇亲王府的生活》，《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43)王冠东：《英帝统治下的开滦煤矿》，《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410页。
(44)《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88页。
(45)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各国和约》第十二款规定：“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页。
(46)《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上谕”》，《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2分册，第185页。
(48)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9页。
(4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27页。
(50)严复：《与熊季廉书》，《〈严复集〉补编》，第233页。
(51)1902年3月4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外交报》“文牍第一”谕旨恭录：“上谕：张翼著加恩以侍郎候补。”
(52)胡思敬：“岑袁气焰”，《国闻备乘》(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页。
(53)张叔诚口述、谈在唐笔录：《中兴煤矿经营始末》，《文史集萃》(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54)2408条中编号148、149，参见《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198页。
(55)刘体智：《异辞录》(卷四)“岑春煊宠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8页。
(5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第91页。
(57)《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58页。
(58)《清朝续文献通考》(三)，卷219，考9659～9660。
(59)《外交报》(文牍第一)第三册。
(60)严复：《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矿事书》，《〈严复集〉补编》，第13页。
(61)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出版发行，第127页。
(62)张翼：《谨将开平矿务全案始终情形择要开呈节略》，《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63)《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64)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65)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3页；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10页。
(66)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0页。
(67)胡思敬：“张之洞抑郁而死”，《国闻备乘》(卷四)，第134页。
(68)袁世凯：《道员唐绍仪请调赴北洋片》，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页。
(69)《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版，第383页。
(70)转引自(台湾)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04页。
(71)严复：《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矿事书》，《〈严复集〉补编》，第15～16页。
(72)(73)张翼：《谨将开平矿务全案始终情形择要开呈节略》《开滦矿务资料》(乙F37一函三册·第二册)。
(74)严复：《赠熊季廉》，《严复集》(二)，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