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文学翻译研究的一种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模糊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Linguistic fuzziness is one of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es of literary works.So it is with lierary translation.In this paper,the author probesinto the fuzzin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four aspects:(1)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works; (3) the feature of human laguages; (4) the style of translation works.Then,here-evaluates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yardsticks from the angle of fuzzy mathematics.Finally,the author argues that since fuzziness is the objective propert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we should strive to see it in its right perspective.
引言
模糊学诞生于查德教授（L.Zadeh）196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模糊集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分析为主对确定性现象的研究进行到以综合为主对不确定现象的研究。各门学科在充分研究了本领域中那些非此即彼的典型现象之后，正在扩大视野，转而研究那些亦此亦彼的非典型现象。查德的模糊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这一事实，从而说明在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文学翻译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种，译者在对原著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著的评价过程中，都无不渗透着模糊性。本文拟从模糊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现有的方法和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旨在说明模糊应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条重要取向。
一、文学翻译模糊性的认识论
1.从认识的规律来看。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对原作书面语言的理解和传达过程，要经过“模糊”（从理解原语的表层结构开始）而渐至“精确”（由表及里，探明原语的深层结构），而后又达到更高层次上的“模糊”（将原语的深层结构转化为译语的表层结构）。由于原著大都是典范之作，作者阅历丰富，见识广博，且都是“语”林高手，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凡，所写文章的内涵一般要大于译者的理解，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译者的理解充其量只能达到一种“接近”，而不能“穷尽”，仍要保留一定的模糊性。重译现象的客观存在，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说明。具体地说，译者初读原著时，对原作只是有个大致的了解，头脑中大多形成以直觉感知为主的映象，感受到某种模糊的问题情境，经过自己的反复思索，使原有问题渐渐明晰化，从而也就摆脱了朦胧心理状态的困扰，此时认识就趋于精确（即达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确切的理解），此后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传达。译著初版后若干年，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和社会阅历的日趋丰富，再经过对原著的反复钻研，译者原有的认识受到一定冲击并发生相应变化。经过不断地修正与充实，这种新形成的认识已变得富有伸缩性和吐纳性，并且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模糊”。于是，译者由于对旧译不满而决定重译。因此，所谓精确认识，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仅仅是因为精确认识的过程，必然有一个从模糊渐趋精确的过程，也因为所获得的精确认识，从更高层次的起点看，则又是模糊的缘故。从这种意义上说，译者为文学翻译这门艺术所作出的努力应是永无止境的。
2.从文学作品的特点来看。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形象性。形象性是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而形象思维的主导思维活动则是模糊思维。作家的构思过程基本上是一种模糊思维的过程。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一种模糊信息的载体。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着意收集的不是各种数据、报表、资料等信息形式，而是各种典型的形态、表情、动作、语言以及典型的生活镜头、片断等模糊的信息形式，而后对感性形象进行筛选、改造、组合、编织，造成典型的环境、典型的情节、典型的性格、典型的形象，描绘出鲜明的生活画面，寓理于形象，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悟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期间是大量使用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的思维过程。模糊性渗透于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拿汉语诗歌的遣词造句来说，诗人王安石帮助贾岛推敲“到”、“过”、“入”、“满”，最后确定为“绿”，创造出绝妙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过程，是诗人搜寻最准确的模糊语词描绘江南春天美好画面的模糊思维过程，是任何精确的数学分析不能取代的。其它如名句“应是绿肥红瘦”是一个模糊判断；“书来墨淡知伊瘦”是一个模糊推理。英语亦然，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说的那句名言：“Tc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们竟可以找到十多种译法。如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陈嘉译为：“反抗还是不反抗”，或者简单一些，“ 干还是不干。”方平译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这是个问题。”许国璋译为：“是生，是死；这是问题。”足见原语模糊之至。文学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含蓄，含蓄即具有模糊的性质。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按精确思维来看，这是自相矛盾；从模糊思维来看，这正是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有些文学作品，作者因表达的需要而特意留下“空白”，翻译时有可能要“补写”；有时则在亦虚亦实处可能要“扩写”。这些模糊性的手法，都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主动展开合理的想象和联想，用模糊思维去延伸拓展，去捉摸寻思。
3.从自然语言的特性来看。人类思维和交际使用的自然语言与机器使用的人工语言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自然语言具有模糊性。美国语言学家琼斯说：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常常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这并不妨碍我们所用的词是非常有用的，而且确实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语言的这种模糊性，使它显得更丰富多彩，更富有表现力。在原语和译语两个方面，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内涵的多层次性。多层次性即表达上具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也就是所谓“话里有话”。我们不妨以美国短篇小说《抽签》中的一句话为例。在一年一度的“抽签”仪式上，赫钦森家不幸抽中，这就意味着家中要有一个人被作为敬神祭品，给村里人用乱石砸死。赫钦森夫人叫喊不平，要求重抽。旁边一位夫人一听大急，连嚷道“Be a good sport！”这句话若照搬词典释义来译，便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结果只会让读者如坠云雾。中年翻译家孙致礼将此话译成声色俱厉的四字：“不要耍赖！”令人拍手叫绝[①a]。由此看来，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理解字面意义，译者常要力透纸背，深入挖掘它内在的深刻含义和言外之意。
（2）语言的矛盾性。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作者把两个意义相反、互相矛盾或者互不调和的字词并列在一起，从而表达一种特殊的内涵。要理解和领悟其中潜在的描述和复杂情感，译者应当设法看懂本是互相矛盾的形象概念中真实的内涵及其寓意所在。例如：
Why,then O brawling love,O loving hate,
O anything of nothing first create！
O heavy lightness,serious vanity,
Misshapen chaos of well-seeming forms,
Feather of lead,bright smoke,cold fire,sick health,
Still-waking sleep,that is not what it is！
（Romeo and Fuliet）
（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轻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朱生豪译）
（3）词义量的范围的不确定性。如傍晚、深夜、清晨、上午等时间名词都没有明确的上下限；美、丑、优、劣等形容词也都是模糊的；程度副词非常、比较、一般、稍微等是典型的模糊词；动词提高、削减、拥护、反对也都含有一定的模糊性。
（4）在语法范畴的定义上也有模糊性的问题，合乎语法和不合语法并非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限，有些语法错误的句子仍能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为别人所理解，说明它们在语法上并非完全错误等等。
4.从译作的风格来看。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才能和天赋，而不同的才能和天赋又使译者具有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是完全被动地去接受和传达原作的信息。他对原作的理解和传达必然要受到他个人固有的思想认识、气质、性格、知识结构、文学修养以及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都会对翻译结果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因此，译文必然会打上译者的烙印，多多少少会带有译者个人的风格。诚然，从理论上讲，译文以原文为蓝本，译者处处受制于原文，不能任意发挥，译作的风格应是原作风格的完美再现。然而，事实上，译作的风格总是不完全等同于原作的风格，而是原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有机融合。有人一概否认译者的个人风格，这是没有根据的。同一部文学作品，译文可能会是千人千面，绝无全然相同之作，这最能显示出译者的个人风格。从这个角度看，译作的风格同样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既不是原作者的个人风格，又不全是译者的个人风格。
以上种种，说明文学翻译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但是，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一些译者往往忽视了模糊性而醉心于“精确性”，死扣原文的字眼，斤斤于字比句次，追求所谓百分之百的“信”。结果，译者用文学表面的“信”一笔抹杀了真正要文学翻译工作者再现于读者面前的丰姿和神韵，使原作的艺术性大打折扣，文学翻译反而成了文字翻译。由此可见，模糊性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客观属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文学翻译研究模糊化的方法论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文学翻译实质上是语言活动、思维活动、审美活动的综合和统一。因为人类的自然语言、思维活动和审美活动都具有典型的模糊性特征，所以，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必须运用一种与此内容一致的思维形式。换言之，文学翻译这种综合性的活动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死板规定来把握的，我们必须运用模糊的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和分析。文学翻译理论主要是由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构成，限于篇幅，我们仅从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1.文学翻译无“定法”。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而文学翻译，又可以说是这种复杂的活动中最为复杂的活动。像其它一切系统一样，文学翻译系统也符合“不相容原理”：即系统的复杂程度越高，对其进行精确而有意义的认识和描述的能力随之下降。要想给文学翻译这门艰难的艺术绳之以“法”，使它成为像自然科学中的公式、定律一样，简直是疾心妄想。然而，文学翻译又不是无规律可循。文学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翻译时，译者理所当然地要照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翻译的方法不外乎两种：直译和意译。但直译和意译一开始似乎就是相互排斥的。直译、意译之争是中西翻译界自有翻译之时起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种极端的观点：如果把翻译方法加以简单化，则这种方法可以用“直译—意译”的模式加以定性规定——凡忠实于原文内容又忠实于原文形式的译文为直译，只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译文为意译。姑且避开这个规定本身的模糊性和主观臆断成分不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二值逻辑问题：要么A，要么非A，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翻译实践表明，用这种二值判断作基础来规定翻译方法是极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要采用一种翻译方法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主要的还是在“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取值问题。根据模糊学原理，如果对完全的直译取值1，完全的非直译（即意译）取值0，那么，在〔0.1〕闭区间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取任意实数。现在，我们把翻译方法考虑成一个语言变量，采取一定的修饰词来表示“直译——意译”之间的各种可能的限制，则大致有：完全的直译——非常直译——比较直译——不太直译——不直译。反过来表示意译也一样。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语言之间可以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直译法来自语言上的共性：异中有同，所以可以直译；意译法来自语言上的差异：同中有异，所以可以意译。这说明直译和意译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有不同程度的直译，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译。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红与黑》第一章中的一句话的几种译文：
Ce travail si rude en apparence,estun de ceux qui etonnent le plus le voyageur qui penetre ponr la premiere foisdans les montagnes qui separent la France de I'Helvetie.
译文 1：这种劳动看上去如此艰苦，却是头一次深入到把法国和瑞士分开的这一带山区里来的旅行者最感到惊奇的劳动之一。（赫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8月版）
译文 2：这种劳动看起来如此粗笨，却使初次进入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旅人啧啧称奇。（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7月版）
译文 3：这活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罗新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
译文 4：这种粗活看起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小怪。（许渊冲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上面四种译文可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直译，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译，并非完全是靠一种方法翻译出来的。具体来说，第一种直译度最高；第二种次之，可以说比较直译，但也有一定的意译；第三种比较意译，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直译；第四种意译度最高。但前半句的翻译哪种直译度高呢？这就不易判断了。可见直译与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严格的界限，因而直译法或意译法的运用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以二值逻辑为基础的翻译方法必然无视大量处于中间地带的翻译方法这一事实，因此最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是脱离翻译实践的。正确的方法应是能直译时就直译、不能直译时就意译的直译与意译结合法。诚然，这种描述方法同样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然而，翻译方法的这种亦此亦彼性或不确定性，正是人类思维适应文学语言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客观事实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正因为此，我们说文学翻译无定法。正确认识翻译方法的模糊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不仅有益于培养译者的艺术个性，也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进行再创造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
正确认识翻译方法的模糊性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比偏激的非此即彼的方法更贴近文学翻译的真实状态。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这种创造性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设置固定的套套框框。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的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其形式可以是千差万别，其风格可以是千姿百态。译者在翻译时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调节思维方向，变换思维角度，转换思维方式，从多侧面去想象，去选择最贴切、最适宜的语言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充分还原原作的艺术魅力。相对于文学语言的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这些根本的客观属性，任何固定的模式都是有局限性的。它有可能使译者的思维僵化，从而成为阻碍创造性思维的羁绊。按照固定的模式从事文学翻译是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的。所以，翻译模式作为一种导向，在文学翻译领域有没有积极意义，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2.文学翻译标准是一种模糊尺度。文学翻译工作的任务是真实地体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艺术意境，能动、完美地再现和优化原语的表达形式。作为特殊的美的形态的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是从生活中开采出来的美的产品，是作家对生活审美的产物。所以，茅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象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①b]正因为此，我们说文学翻译是一门再创造的艺术。那么，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评价实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衡量其优劣的标准应该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审美活动的特征是模糊思维或模糊评价，这是因为审美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反映，是一种主观意识活动，在本质上是模糊的。据此，我们说文学翻译标准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模糊尺度。
文学翻译标准的模糊性又有其客观依据：人们是用语符来表述翻译标准的，语符荷载的语义信息涉及信息接收者对发送者意图的理解程度的定量问题。信源发出的信息量相等，其意义可以不同甚至完全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翻译标准有不同的理解，究其原因，就是语义信息的定量差异[②b]。由于翻译标准所蕴含的信息是模糊信息，所以作为读者评价译作的尺度，它只能是一个笼统的准绳，不可能象裁衣的尺子那样尺寸分明，一量便知长短。
文学翻译标准的模糊性是指它的隶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或不分明的特征。以“信达雅”为例，从理论上讲，译文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信”，百分之百的“达”，百分之百的“雅”。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理想。通常情况下，“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得原文的近似。”[③b]拿“信”来说，好的译品对原作忠实到多大程度才算“信”呢？是原作的百分之九十五，还是百分之九十？谁也“量”不清。这也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常感头痛的一个问题。有时追求百分之百的“信”，反而不能“达”、“雅”。换句话说，“信”的程度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它常常要视具体的语境而作些微变化。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说：“讲起信的各种幅度的时候都好象拿它当作可以衡量的独立变数似的。其实那些幅度既不能作定量的准衡，又不是各自独立不相牵涉的，更谈不到怎么设立一个数学的函数来求得一个最大数值的总信度了。”[④b]显而易见，译品对原作的忠实要精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只能容忍一定的模糊性。在评价译文的过程中，读者常要根据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去把握“信”的尺度。“信达雅”如此，西方所谓科学的“等值”、“等效”论也不例外。因为“等值”、“等效”与“非等值”、“非等效”的界定也不是很分明，其间同样有很多过渡的状态。但是，翻译标准的模糊性并非消极的东西，它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翻译本质特征的一种基本认识：对于文学翻译这样一种活生生的内容，决不是那种坚硬地划分鸿沟“非此即彼”的抽象概念的死板形式所能把握的。它同样为译者传达出原作字里行间的模糊神韵和充分发挥其艺术才能提供了广有容量的依据。因此，文学翻译标准的模糊性决不等于是让人感到糊里糊涂、模棱两可、不可把握的翻译标准。例如：
And since tha.time it is eleven years:
For then she could stand high-lone;nay,by th'rood.
She could have run and waddled all about:
（W.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
译文 1：（朱生豪译）：
算来也有十一年啦；后来她就慢慢地会一个人站得直挺挺的，还会摇呀摆的到处乱跑……
译文 2：（曹禺译）：
是啊，自从那天起，就糊里糊涂过了十一年。对啦，断奶那天她就会站着，不，都跑了，东歪西倒的一会儿都不消停。
译文 3：（曹未风译）：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那时她已经会站着了；是啊，凭着十字架起誓，她已经会跑了，到处蹒跚着走[①c]
如果用“信达雅”这个标准来衡量上面的三种译文，我们便不难发现，译文③“信”的程度最高。因为原文中的by throod在译文①和译文②中都未译出，只有译文③忠实地再现了这个短语。当然，原文中的by th'rood（即sweear byth'rood）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基督教早在明朝就已传入中国。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标志，这也早已为许多中国读者所熟知。将by th'rood译为“凭着十字架起誓”，既使与前两种译文同时代的读者也是能接受的；不译便减少了“信”的程度。从“达”的角度看，译文①似乎要优于译文②和译文③。因为原话出自保姆之口，译文①中的“摇呀摆的到处乱跑”是大众化的口语，而译文②中的“东歪西倒的一会都不消停”和译文③中的“到处蹒跚着走”则显得书卷气十足。这说明，文学翻译标准虽然是一种模糊尺度，我们仍然能够用它来较客观地评价译文。原因很简单：这是模糊概念吻合人类思维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的模糊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在文学翻译研究中，它常常被一些片面追求精确性的翻译理论工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或许源于一种错误认识：强调文学翻译的模糊性，翻译理论工作者将会无所作为。诚然，追求精确化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主要趋势和特征。精确性作为人们认识语言对象的一种抽象规定性，是语言认识发展的必要环节。然而，相对于文学翻译的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这些根本的客观属性，任何抽象化规定都是有局限性的。所以，精确性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模糊性才是绝对的，普遍的。实践也证明，翻译研究一概排斥模糊性，片面追求精确性，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翻译问题和指导翻译实践的。因此，正确认识文学翻译的模糊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对现有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作重新认识，或者提出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标准。但无论如何，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只能够深化我们对有关问题本质的认识，绝不能消除它的客观模糊性。
主要参考文献
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5年。
傅隆基：《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王明居：《模糊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联系地址：510641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外语系）
注释：
①a 见孙致礼：《也谈神似与形似》，《外国语》1992年第1期第45页。
①b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511页。
②b 参见陈忠华：《论翻译标准的模糊测度》，《中国翻译》1990年第1期第11页。
③b朱光潜：《谈翻译》，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448—449页。
④b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741页。
①c见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