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鲁迅对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的体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索者论文,鲁迅论文,体认论文,永世论文,境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觉者在精神原野上走得太远了，他们总是处在超越时代平均认识水平的突前位置上。他们的前卫意识往往难以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他们难逃被世人围攻、迫害的厄运，最终落入为自己的家乡甚至是为自己的祖国所放逐而四处漂泊的境地里。鲁迅留日时AI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段文章就是描述精神探索者的这种命运：“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版本下同）。）
鲁迅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史上无数的事实和自身的遭遇出发，提炼出了这样的重大命题，即：永世流浪和四方漂泊正是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精神探索者是永失故乡的“过客”。
鲁迅的故乡“情结”
热爱生养自己的故乡，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感情。然而中国人珍爱乡土的感情似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强烈的，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从事农业耕作的生存方式、安土重迁的居住方式以及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伦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固守自己的乡土，执着地热爱着自己的故园。然而，封闭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难以接触和了解故乡以外那个大世界，并使坐井观天的人们排斥一切来自外乡的东西。鲁迅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答〈戏〉周刊编者信》）阿Q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嘲笑城里人烧大头鱼时加上切细的葱丝。阿Q觉得自己的故乡未庄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于是他作为乡下人获得了凌驾于城里人之上的优越感，他获得了虚幻的“胜利”。
鲁迅非常爱自己的故乡。鲁迅的故乡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曾出现了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马寅初等等难以计算的杰出人物；甚至连周恩来、朱自清等名流也声称自己是“绍兴人”。明末文学家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注：〔明〕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嬛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年7月版。）绍兴民风之刚悍在江南是少见的。
鲁迅热爱的是这个刚强慓悍的故乡，青年时代的他曾这样称赞绍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当然，鲁迅并没有无视绍兴的缺点，他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
1912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不久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在京城单身生活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于1916年底回绍兴探亲。1919年底，他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把全家迁到北京，从此永远告别了故乡。这时期的鲁迅对故乡感情已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挚友、同乡许寿裳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其实，鲁迅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故乡感情交恶的主要原因就是族人（本家）逼迫他卖掉祖传的老屋。这老屋后面有一百草园，那曾是儿时鲁迅的乐园。如今，这风雨飘摇中的老屋被迫转卖他人，鲁迅童年的梦想失去了寄存之处。故乡性格中“专实利”的一面日益突出，而那个质朴、健朗的故乡渐渐淡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地表。
对故乡情感的变化导致鲁迅作品中故乡形象的变化。在五四前后鲁迅的作品中，绍兴（S城，鲁镇）变成一个沉寂、冷酷的小镇（《孔乙己》、《明天》），一个荒凉萧索的小城（《故乡》），一个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蒙昧的小城（《论照相之类》），一个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市民如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的落后小城（《随感录·五十六》）。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鲁迅渐渐淡化了故乡的负面印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成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看来，鲁迅是把回归故乡当作消除在大都市里谋生或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的治疗方式。当然，鲁迅只能从精神上、从梦境里不断回归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不堪回归。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鲁迅把这些作品汇集成《朝花夕拾》出版。
鲁迅在编定《朝花夕拾》后，写了一篇《小引》，他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幼、少时代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确，童年所吃的、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可是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被成年人再度体验到了；故乡的蔬果及其一切风物都是那般的充满诗意，可是成年后若再度去面对这一切时，又会有“人是物非”（与“物是人非”相反）的沉重的失落感。
其实，一个人只要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那么他就不可能返回童年和故乡这些美好的旧境，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地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永失家乡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注：《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鲁迅的漂泊流浪体验
据鲁迅自己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说，他父亲在鲁迅幼时曾为他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鲁迅并没有入寺庙当小和尚，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人”。然而若考察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
因祖父科场案，少年鲁迅逃出家门，寄居于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作“乞食者”的轻蔑；17岁那年，迫于族人（本家）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鲁迅告别老母，离开绍兴，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求学；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在异邦前后共生活了7年；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1926年为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不久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又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
鲁迅把自己在社会中受排挤、受迫害的遭遇形象地概括为“交华盖运”。他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后来，鲁迅在旧体诗《自嘲》中进一步形象的描述了自己交“华盖运”的狼狈境况：“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下到处碰壁，没想到1927年来到广州，在青天白日旗下，同样是华盖罩命，他在定居上海前写的杂文《革“首领”》中写道：“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别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他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信中带点玩笑口吻对别人说：“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而已集·通信》）
对于这种四处奔逃的命运，鲁迅认为他的论敌可能会面带嘲笑地问道：“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鲁迅毅然回答说：“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而已集·通信》）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并非完全是被动之举，事实上，倒是他主动地选择着新的生活方式；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对于鲁迅的政治迫害已暂时消除，“正人君子”们纷纷南下“投机”革命，留京的“学者”们也改变原先的政治态度。鲁迅的亲属还在北京，而北京的一些大学（如燕京大学）多次想请他去任教，他却没有作出再度定居北京的选择，他愿意过四处漂流的生活。
从鲁迅1927年6月至9月的几封信看，他对于是否回第二故乡北京曾有过较多的考虑。在6月12日的信中，他告诉与他很亲近的学生兼朋友川岛（章廷谦）说：“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8页。）在同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说：“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4-575页。）然而，他在同一天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却说：“风举（指张凤举，鲁迅在京时的同事——引注）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7页。）
1929年5月至6月，鲁迅单身一人从上海去北京探亲，燕京大学有关人士又劝他去该校任教，鲁迅回绝了。他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说：“……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93页。）然而，在东奔西走的漂流中，鲁迅有时也会想起生养过他的故乡，也有回故乡小住的想法，但总是未能实现。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4页。）为什么故乡不能归呢？鲁迅说自己恐怕应付不了家族亲友复杂的社会关系，回乡后很可能陷入困境而得不到安静。1927年12月定居上海之初，鲁迅曾想去杭州一游，但考虑到种种麻烦，他打消了此念头，他还在信中深有感触地对友人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
鲁迅选择在异乡漂流而不愿回故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对浙江不容人才传统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0页。）而他7月28日写给章廷谦的信则指出了有才之士在现时代浙江的窘困境地：“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2页。）鲁迅的这番评说不幸也在他本人身上应验了。30年代，鲁迅在上海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因此招来迫害，而迫害他最为严酷的是他故乡浙江的文人和党徒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等。他们“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辑“堕落文人鲁迅”（注：参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页注释[4]。），充当了迫害鲁迅的急先锋。
如前所述，鲁迅所真正惦记着的是他童年时代的故乡，是记忆中的故乡。然而当面对现实中的故乡时，鲁迅有着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他甚至有一种永世难以重归故乡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小说《故乡》隐隐传达的就是鲁迅当时的心理体验。当那位已离开故乡20余年的游子“我”面对着眼前这阴晦、萧索、荒凉的故乡时，发出了“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这样痛苦的呐喊。“我”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色彩明丽、线条流畅的图画。在画中有着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海边碧绿的西瓜地，以及英姿飒爽的少年闰土和雪地中捕获的鸟雀……然而这童年时代的故乡已不可重视，站在“我”面前的是苦得像木偶人似的、木讷痴呆的中年闰土，一声“老爷”的叫唤宣告了“我”重返精神故乡幻想的破灭。
小说《祝福》在热闹非凡的旧历年年底的节日气氛中，表现着叙述者“我”与故乡鲁镇的隔膜和疏离：“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把游子的“无家可归感”写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小说《在酒楼上》：“我”回到久别的故乡S城后，发现往日同游的友人都已烟消云散，空留“我”独自一人在一石居喝着闷酒，甚至连一石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全换了人，“我”真正成了S城的生客。黄昏时分，小鸟纷纷归巢休息，雪片从天空坠入大地的怀抱……目睹此番“归家”景象，一种无家可归的辛酸和悲怆悄然爬上“我”的心头。“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地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游子终于永远丧失了故乡温暖的怀抱，在人生长夜中孤独前行，走，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永世流浪：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旅舍里，他写信向友人描述了自己旅途中的心情：“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做‘末柏希’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63页。）鲁迅所提到的“吉柏希”人，现在通称为吉卜赛人(Gypsies)。这是一个到处流浪、靠占卜、歌舞为生的民族，他们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部，公元十世前后开始大批向外迁移，到19世纪末，他们的足迹已遍布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目前人口约有200万人。在欧洲地区，他们又称“波希米亚人”，俄国人则称他们为“茨冈人”。在世界各民族中，像吉卜赛人这样永世流浪，不停地走着的民族是比较罕见的。鲁迅对吉卜赛人的永世漂泊生活方式经历了由不理解到理解，而促动这一转变的正是自身的漂泊体验。
在西方宗教经典中，出现了一些永不停息地行走着的人物，其中尤以该隐和阿哈斯瓦尔较为引人注目。据《旧约·创世纪》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Gayin)和亚伯两个儿子；该隐从事农业耕作，亚伯以养羊为生，他们都向上帝耶和华呈献自己的劳动产品。上帝偏爱亚伯的羊，该隐因此嫉恨亚伯并杀死了他。上帝闻知此事后，盛怒之下，诅咒该隐及其子孙将永远在大地上漂泊而不得安息。（注：《圣经》(Holy Bible)《旧约》第3-4页，纽约托马斯·内尔森出版社1972年出版（英文）。）于是，该隐成了基督教文化史上第一个流浪者。
又据欧洲传说：耶稣被罗马士兵送往十字架处死的途中，曾想在犹太人、补鞋匠阿哈斯瓦尔的屋檐下休息一会，阿哈斯瓦尔不准耶稣休息，耶稣就诅咒他永世不得休息，在四处行走中谋生，直到末日审判的那天。（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鲁迅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引用了这一典故，并且对阿哈斯瓦尔的行为进行富有个人色彩的推测：“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看得出，鲁迅对这位走来走去的鞋匠的生活方式是心存羡慕的。
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一位永远不知疲倦而奔走着的人物，他就是夸父。据《山海经》的《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注：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1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像吉卜赛人一样永世流浪的“精神探索者家族”，他们似乎也像该隐和阿哈斯瓦尔那样命中注定必须永不停息地走着。不！他们更像是与日竞走的夸父，他们主动选择了与太阳赛跑的生活方式，而像夸父一样渴死于道中则是他们悲剧境遇的象征性写照。这类探索者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大批精神探索者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四方奔走，席不暇暖。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传教、孔子乘牛车奔波于列国，宣扬仁义学说的典故已广为人知，而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都无不匆匆行走于宣扬和探索真理的旅途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集中笔墨，渲染了墨子由鲁国前往楚国劝说楚王和公输般放弃武力攻伐宋国计划之途中的辛苦和劳累：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
……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
鲁迅反复写墨子行走的艰苦、旅途的劳累，塑造了一位为制止荼毒生灵的战争而八方宣传“兼爱”学说的圣徒形象。墨子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不受摧残，摩顶放踵、不辞辛苦，被鲁迅视作“中国的脊梁”。
屈原也是经常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古典精神探索者形象。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探索挽救国家衰败之路的神圣事业，却被楚王放逐，他长期流浪于湘水和沅水流域，上下求索，继续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以死抗争，怀沙自沉。鲁迅很推崇屈原，他曾以《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作《彷徨》的题辞。1933年，鲁迅作的一首旧体诗《无题》则是直接讴歌屈原探索精神的作品：“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强调“虚静”、“心斋”、“坐忘”，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如孔子、墨子那样为宣扬自己的学说而四处漂流。然而在心灵的领地里，庄子几乎无时无刻不作着精神的“逍遥游”。据《庄子·齐物论》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注：王先谦《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第3卷第18页，上海书店1986年7月第1版。）在梦境中，庄子忘却了自我肉身的存在，与那只蝴蝶浑为一体；然而他醒后，在大吃一惊中想到了一个哲学命题：到底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梦蝶”触及认识论的一个古老而难解的问题：“我是谁？”人在被异化（物化）之后，产生了身份危机，于是到处去寻找真正的“自我”，成了心灵王国中的漂流者。庄子的梦蝶其实涉及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寻找自我灵魂。
鲁迅也曾经有过“我是谁？”的困惑。1926年，正值高长虹“声讨”鲁迅的笔墨战打得正酣之际，几位学生跑来告诉鲁迅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鲁迅听完这番话，尤其是听到“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时大吃一惊，且“打了一个寒噤”（《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三）》）。鲁迅在1927年1月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谈到这件事情：“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2页。）这一切都促使鲁迅思考“我是谁”的命题。
鲁迅是一名主张真诚地生活，真实地表现自我本来面目的现代作家。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然而，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化中国所处的特殊位置，也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鲁迅的“真正自我”消隐在社会各界对他或赞美或贬抑的种种“涂饰”中。褒之者称鲁迅为“青年领袖”、“文化旗手”、“思想界权威”、“战士”、“革命者”等等；贬之者咒骂鲁迅是“官僚”、“学匪”、“刀笔吏”、“绍兴师爷”、“世故老人”、“封建余孽”……。面对这汹涌而来的封号和冠冕，鲁迅也产生过迷惘和困惑，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创作时说，他起初对阿Q的“大团圆”结局是根本没料到的；接着他把话题引向自我；“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80页。）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头衔、称谓程度不同地从不同的侧面道出了鲁迅这一文化偶像的某些精神实质，但它们却又不能完全涵盖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特征。鲁迅也与绝大多数现代人一样存在着“身份危机”，存在着“庄周梦蝶”式的探求真我的精神欲求，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名“心灵的漂流者”。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文化先驱和宗教僧侣大多都是精神的漂流者和“无家可归者”（寻找不到自我的人）。譬如佛教僧尼自称为“出家人”。佛教《增—阿含经》卷二十一描述僧尼剃度仪式时写道：“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子。”（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卷阿含部下》（汉文版）第658页，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14年（1926年）5月15日发行。）看来，“出家”意指佛教僧尼斩断与世俗的一切关联，出离家门到寺庵栖居。不过，寺庵并非僧尼的第二个家，他们从出家之日起，便永远丧失了家。为了生存或为了弘扬佛法，大多数僧尼过着漂泊四方，到处乞食的生活。因其行踪如行云流水般飘忽不定，故又被称作“云水僧”、“游方僧”。即使是暂时寄居寺庵里，僧尼们也常常处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冥想状态，体验着血肉身躯以外的无尽的精神漫游生活。
耶稣与其追随者传播基督教的历史，也是一部西方宗教僧侣到处流浪的精神探索历史。永远的前行，永世的流浪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
鲁迅虽然不是宗教僧侣，但他也如一切精神探索者一样永远处在精神的漂流状态中，而他创造的“过客”形象则更是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悲剧境遇。“人生如过客”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母题。李白在《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中感叹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注：《李太白集》第266页，岳麓书社1989年5月第1版。）从生命的短暂中，李白得出了“及时行乐”、珍惜生命的结论。鲁迅笔下的“过客”超越了李白对这一母题的表现，他更像是唐代的朝圣者玄奘。玄奘(602-664)本名陈祎，河南洛州人。13岁在洛阳出家，并开始在国内遍访名师，苦读佛经，但佛经的众说纷纭使他产生了困惑，他决定赴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印度）求得真经，以解疑惑。他去西方取经的请示没有获得政府批准，便私自出行，爬雪山，过沙漠，多次陷于死的境地，最终到达天竺，并取得佛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佛学大师之一。
出现在鲁迅著名的散文诗剧《过客》中的主人公“过客”便是玄奘式的精神朝圣者，他有着这样的外表：“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总之，从外观上看，他很容易被人当作乞丐。当他迎面走来时，人们或许要问：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从什么地方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诗剧中的老翁与“过客”的对话或许能透露我们上述信息，请听：
……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
翁——啊啊。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就在前面。……
“过客”向老翁打听前面是什么去处，老翁告诉他那是坟地，而老翁的小孙女却说那不是坟地，而是盛开着野百合、野蔷薇的乐园。“过客”不管前方是坟地还是乐园，他决意不接受老翁让他“回转去”的忠告，当他喝足了小孩给他的水，略事休息后，又听从前方那声音的召唤，踉踉跄跄地向西边走去。
鲁迅笔下的“过客”从小就孤身一人在小路上走着。他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也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他知道自己要走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不管前边是阴森荒凉的墓地，还是百合花、蔷薇花盛开的乐园，他只听从“前面的声音”召唤，昂首向着荒原深处走去。在这位“过客”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唐代朝圣者玄奘那种为寻求佛教真理，“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所不同的是：与玄奘这些原先曾拥有世俗的姓名和故乡的“出家人”相比，鲁迅笔下的这位没有名号、没有故乡的“过客”才是真正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出家人”。另外，玄奘这些朝圣者的目的地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印度；而“过客”的漂流则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归宿点，他一辈子只能不停地向前方走去。
“过客”的永恒前行比起玄奘们的朝圣更深刻地触及到了佛教哲学的人类生存价值本体论——“空”观，“空”就是鲁迅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无地”、“无物”、“白茫茫一片空地”等文学意象的哲学对应物；而鲁迅则比佛教哲学更深刻、也更残酷地宣判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悲剧境遇：永世漂流、永远前行。这种境遇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过客”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