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关系与银行信贷管理的两难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困境论文,关系论文,银行论文,信贷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有银行信贷管理的两难困境：信贷紧缩与坏账繁殖
（一）信贷紧缩与坏账繁殖的两难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金融监管的放松，国有银行产生了大量坏账，积累了较大的金融风险。据分析，1999年不良贷款剥离之前，四大国有银行的一逾两呆贷款占全部信贷资产的比重达到25%-30%，用审慎会计原则核算的不良贷款比率可达50%左右，1999年4月开始，四达资产管理公司受理了四大银行账面价值为13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到2001年11月11日，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布的四大国有银行最新的不良贷款比率仍为26.6%，与不足8%的资本充足率相比，坏账比率仍然很高，国有银行仍然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
从2000年开始，针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过高的问题，中央银行强化了信贷监管制度，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坏账惩罚措施。在此基础上各大银行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实行了信贷资金供给和信贷审批的双向集中制度，上收了基层行处的信贷资金规模和信贷审批权，同时制定了针对新增不良贷款的多重责任人的严厉的过错追究制度，有效控制了新增坏账的比率。然而，新的措施很快表现出了他的副作用，各大银行的信贷资金投向开始高度集中，集中于大城市、大项目，多数与国债项目捆绑在一起，贷款对象则集中干大企业。大多数成长中的企业深感信贷资金难求，形成了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与此同时，国有银行惜贷现象较为严重，统计资料显示，四大银行1999年的存差1.5亿元，从2000年开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额持续低于存款增加额，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的比重从2000年的86.6%降到2001年10月的57.87%，2000年至今，存差一直在扩大，信贷紧缩形势严峻。截至2001年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0.9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1.8个百分点，比2月份高峰期低2个百分点。1-9月份累计贷款9571亿元，比去年同期少贷96亿元。从机构分布看，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增加较多，国有银行贷款增幅显著下降，国家银行累计贷款增加4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713亿元，主要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少增1502亿元所致。银行这个资金的蓄水池只发挥了吸纳资金的功能，没有很好发挥运用资金、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功能。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在坏账繁殖和信贷紧缩的两极之间徘徊，信贷紧缩成为惩罚坏账的结果，而缓解信贷紧缩的努力也难免成为坏账再度繁殖的原因。银行业似乎陷入了信贷紧缩与坏账繁殖的两难困境。
（二）信贷紧缩与坏账积聚都不利于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目前信贷紧缩的危害日渐突出。
坏账积聚和信贷紧缩都是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的金融现象，信贷紧缩的危害不亚于坏账积聚。信贷紧缩导致投资萎缩，内需不足，虽然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然而却增大了宏观经济风险，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束缚。表现在三个方面：
1.储蓄漏损严重，投资乘数变小，资金沉淀，遏制内需。新增存款持续高于新增贷款，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的比重在50%左右徘徊，说明社会资金在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向银行沉淀，不断有资金退出产业循环，如果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的维持，经济规模必定要萎缩。目前，我国已经出现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内需持续疲软的经济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息，2001年9月份以来投资增速逐月回落，9-11月当月的投资增幅分别为14.6%、13.0%和9.4%。在世界经济减速、外需不振的环境下，保持强劲内需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然而信贷紧缩严重束缚了内需的增长。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各大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以后，信贷资金都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主要投向国债重点支持的项目、高科技项目等，中小企业的项目很难得到资金支持。虽然而国家几次三番强调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银行资金向这些企业和项目倾斜，但由于银行担心小项目风险大，不确定性强、审查困难、信息收集不易等困难，对这些项目敬而远之，信贷配给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业绩不错。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得不到信贷资金的支持，中央的产业政策得不到良好的贯彻，增发的货币有相当一部分被沉淀在银行系统，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3.在我国努力维持平均7%的经济增长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央放松银根的背景下，信贷紧缩现象蕴含着深刻的经济风险。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长期使用，否则负面效应就会积累（董辅礽，2001），另一方面，靠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生产建设资金规模的同时，银行沉积巨额存款资金，一旦这些存款流向市场，又极易引发通货膨胀。
二、道德风险之剑的双刃
（一）现行契约关系下商业银行存在机会主义选择倾向和道德风险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当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从而契约不完备时，当事人都有出于利己动机的机会主义倾向（斯蒂格利茨，1999），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即代理人会采取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动并隐瞒这些行动或隐瞒有关的信息，之所以称之为道德风险是因为这种不规范行为没有被契约明确约束，也不宜度量，只能依靠道德规范约束，比较隐蔽。因而契约越不完善，道德风险就越大。
政府与国家银行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管理经济秩序，制定金融政策，并运用激励措施和约束措施控制商业银行的行为，是委托人；商业银行依托国家信誉经营国有资本，运用存款资金并使之保值、增值，同时执行金融政策，是代理人。二者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契约，这些契约有的表现为一些制度，如工资制度，业务考核制度等，有的则是无形的契约，或称为默认契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双方心照不宣，如领导干部按资历排序、能上不能下、工资收入只能升不能降、干部的提拔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政府的博弈目标与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完全相关。在与商业银行的契约中，政府的目标是金融稳定、盈利以及金融政策的顺利贯彻。不言而喻，政府目标的实现由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决定，政策希望通过手中的人事制度、工资收入制度激励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这就是作为契约中委托人的政府面临的博弈条件。
政府（委托人）的预期目标——商业银行的健康成长和金融政策的贯彻，与商业银行（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正相关，用Ecb表示：
Ecb=E（努力程度）
在我国，管理商业银行业务的部门是中央银行，而控制商业银行经营者工资收入的是国家人事部，控制经营者职位升迁的是组织部门和上级行政领导。管理目标相对集中，而管理当局比较分散，其中隐含了政策脱节、信息不畅、加剧道德风险的制度漏洞。
商业银行的博弈目标与努力程度弱相关。商业银行的目标比较复杂：商业银行的目标体现为银行行长或经理——代理人的目标：代理人个人效用极大化。作为经济人，代理人的效用方程包括的参数有个人收入、个人职位、个人荣誉等。在我国，这些目标的实现由一系列的默认契约决定。
商业银行（代理人）的预期目标是个人效用极大化，用Ebb表示，则
Ebb=U（收入，职位，荣誉），
按照现实中的默认契约约束，参数
收入＝收入（工龄，职位）；
职位＝职位（资历，人际关系，a·努力程度），其中，0荣誉＝荣誉（职位，收入）
因此商业银行的目标变为：
Ebb=U（工龄，资历，人际关系，a·努力程度），0政府与商业银行目标不相容。一般而言，政府的目标与商业银行经理的努力程度正相关，如果经理个人的效用函数与努力程度也正相关，那么，只要政府通过收入政策和干部人事政策激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就可以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同时实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就小；如果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中有的参数与努力程度正相关，有的负相关或不相关，就会产生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相容，代理人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牺牲委托人的目标，产生较大的道德风险。
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一元函数，与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紧密相关；而商业银行的目标是多元函数，与努力程度弱相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代理人会紧密关注工龄、资历、人际关系等变量，忽视并厌恶努力程度，况且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是政府不易观察到的，也是商业银行向政府隐瞒的行动。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只能通过业绩指标来判断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并借助工资收入、职位等变量来激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然而现行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与代理人的业绩考核却是两张皮，政府所关心的业绩考核只在业务部门进行，盈利与亏损影响的只是下年度的资金规模，而不直接与干部人事考核以及工资收入挂钩，从而不能激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在这种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者的理性选择或效用极大化选择就是：紧紧保住职位，并努力运作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收入，保住名誉地位，从而还能取得设租、寻租的特权，这样就有了灰色收入的滚滚来源……。
可见，代理人最珍惜的是职位，而职位与人际关系强相关，与业绩弱相关，这就是金融监管效果不明显、每一次制度调整的代价最终都由商业银行经营业绩来承担（牺牲银行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的原因。
（二）信贷紧缩和坏账繁殖的生成机制
忽视业绩指标导致坏账繁殖。在加强信贷监管机制普遍确立之前，商业银行的业绩指标没有真正进入代理人个人考核体系，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职位和人际关系，业绩、利润与上述二者弱相关，同时努力监管信贷资产质量是有成本的：贷前要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估、资产负债审查、经营能力审查，还要对贷款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贷后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对预期收入进行评估与预测等。与贷款相关的监管程序就像一项系统工程，这对经营者带来的显然是负效用。既然默认的契约没有对此进行有效的激励，那么，他们对于资产质量的管理必然比较松懈，人情贷款就在所难免，这样的主观态度加之国有企业经营亏损，行政性干预较多的外部环境，为商业银行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提供了掩护，因而，四大商业银行拥有将近30%-50%的呆坏账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良贷款的构成不仅包括政策性贷款，当然也包括人情贷款和糊涂贷款。
片面的业绩指标考核导致信贷紧缩。按照各家银行实行的新的信贷管理政策，基层行处只有小额授信权限，中等和大额信贷必须经由省级分行集中审批才可发放，而报审的信贷员和基层行长对贷款负有终身安全责任，一旦贷款逾期，不管责任人是否在岗都要追究经济责任。对负有坏账责任的有关人员扣发工资，降职或免职，直至责成其下岗追偿贷款。与从前相比，不良贷款的责任明确了，坏账这一业绩指标明确进入了各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也成了直接影响各级代理人效用函数的重要参数，再也没有人认为放一笔失误的贷款无关痛痒了。于是坏账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2001年，各家银行的坏账比率明显下降。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坏账减少的同时却出现了信贷萎缩，或称惜贷、信贷配给。这一次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强化信贷管理的制度实际上是对默认契约的一次修正，把原来没有进入契约的坏账惩罚条款补充进了契约。然而，只要分析一下追求个人效用极大化的代理人的博弈对策就可解释信贷紧缩的原因了：按照新的契约，贷款逾期要受到严厉惩罚，代理人自然要努力避免发放不良贷款，但新的契约没有规定不放款要受到惩罚，也没有规定发放优质贷款会得到奖励。对代理人而言，不贷款就既不需要努力也不可能有新增逾期贷款，而发放一笔好的贷款则不仅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而且还要冒贷款逾期的巨大风险，在新的契约下逾期贷款的风险损失比从前大多了，而风险收益却没有增加。因此，作为风险厌恶或风险中性的代理人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发放贷款或少发放贷款，于是自然产生了信贷萎缩现象。可见，银行系统的这次契约调整再次踏入了政府目标与商业银行目标不相容的误区。
综上所述，仅从银行角度而言，无论是不良贷款的大量出现还是信贷紧缩都是因为政府与商业银行委托代理契约的约束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所致。
三、摆脱信贷紧缩与坏账繁殖两难的对策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当明确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以后，理论上就可以设计出最优的契约（李风圣，1999）。尽管在实际操作中最优契约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但笔者认为，作为最优契约应该符合以下标准：对称性：激励力度与惩罚力度对称，当事人权利与当事人责任对称；相容性：委托人的目标与代理人的目标相容，都与努力程度正相关；纯洁性：剔除与委托人目标不相关的契约参数，如本文中的非业绩因素。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设计一套相对完善的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契约体系，从而使国家银行系统早日摆脱信贷紧缩与坏账繁殖的两难困境。
（一）激励相容性契约设计
调整契约的显性条款和默认条款，剔除影响代理人行为的非业绩参数，如人际关系，资历、年限等因素。改变商业银行效用函数（Ebb=U（收入，职位，荣誉））中参数的变量：
令：
收入＝收入（业绩指标）
职位＝职位（业绩指标）
荣誉＝荣誉（职位，业绩指标）
其中：
业绩＝业绩（努力程度）
因而，商业银行的效用函数就变为：
Ebb=U（努力程度）
重新设计的代理人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是相容的，都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和代理人的业绩贡献紧密相关。委托人可以通过业绩指标观测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同时通过收入和职位变化来激励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这就要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将收入的高低和职位的升降直接地、惟一地与业绩挂钩而与其他因素脱钩；取消僵化的工资等级制度，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制，使业绩突出者收入增加，反之相反；去除论资排辈的陋习，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绩效考核，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制。同时要改变目前对国家商业银行管理中政出多门，相互脱节的问题，将人事权利，薪资控制权力和绩效考核权利统一于一家管理部门手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强化业绩约束，弱化非业绩约束，提高管理效率，激励代理人多付出努力以换取较大的效用。
（二）约束对称性契约设计
激励与惩罚必须对称。既要用惩罚措施来防止代理人作出有损于委托人目标的选择，又要以力度相当的激励措施鼓励代理人作出有利于实现委托人目标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严厉惩罚坏账责任人的同时，鼓励积极挖掘优质客户，发放优质贷款的人员，而绩效考核指标应该是利润指标而不是片面的不良贷款指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既严格控制不良贷款，又积极挖掘优质客户，提高运用资金的能力，增加利差收入，实现经营利润。既可缓解信贷紧缩，又可防范坏账生成，真正实现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原则的有机统一，保证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转。
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称。拥有特权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高于一般工作人员的绩效责任，做到权利与责任的对称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剔除个人效用函数中的非业绩因素，保证契约的纯洁性。同时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高银行经营者的责任心。否则，畸形的契约只会导致畸形的结果，使经营者片面追求职位的提高而不问经营业绩的效果。
总之，要想摆脱银行信贷管理的两难困境，就必须遵循以上原则调整银行管理制度，并改革我国的人事管理体制和工资体制，整合各部门的管理职能，使之始终围绕银行经营业绩这个核心指标发挥应有的职能，真正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效率，增强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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