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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8-0073-05
不少学者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君主立宪”改革，或者说是“君主立宪方案的一次实践”，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事涉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起点，意义重大，有必要对此观点进一步探讨。
讨论戊戌变法的性质，首先必须明确其概念。戊戌变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指的是自1895年公车上书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一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中，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发挥了主要作用，所以也有维新变法之谓。狭义指的是“百日维新”，即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事诏至9月21日这103天的改革运动。
立宪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是否受到法律(尤其宪法)限制。或者说，立宪是法治，专制是人治。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之所以彪炳史册，其主要原因即在于英王权力因此受到明确限制，法律至上观念初步确立。以此考量戊戌变法，必须明确：1、维新派是否力图限制君主权力；2、维新派设计的制度局等机构是否旨在限制君权；3、戊戌变法是否以规范君权行使为目标。
先言广义的戊戌变法。诚然，维新派对君主专制进行了严厉批评。严复说：“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①康有为等则把国家虚弱归咎于君主专制。②
君主专制既然于民于国均无益处，是否就应该废除呢？严复回答曰：否！不仅如此，他还极力论证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民者，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③因此，“君臣之伦，盖处于不得已也！”④既然不能废除，那么是否可以仿照西方政制，创设议院，限制君权，保障人民权利呢？但严复强调，中国创设议院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采行，十年之后，中国贫弱弥甚。在严复看来，议院是国民自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超越国民素质而强行采行议院，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所以还不能开议院。
康有为一度对议院也充满幻想⑤，但不久即改变观念，明确提出：“不能以西人而例中国。”理由为：1、中国尊君一统的政治传统不适合运用议会制度。他说，罗马灭亡后，泰西各国并立，“其臣可仕他国，其民可游外邦，故君不尊而民皆智。其与我国二千年一统之大，盖相反矣。故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2、议会制度影响变法效率。他提出，如以君权主导变法，“中旨独下，不假部议，一诏既下，天下风行，虽有老重大臣，不敢阻挠一言，群士不敢阻挠一策，而新政已行矣。”如果交付议院，则“三占从二，然后施行，试问驳者多乎？从者多乎？”3、士大夫不能胜任议政之职。“方今士大夫能知变法维新，以保危局者，百不得一，其稍有所知者，亦皆摸棱两端，然已不可见矣。虽以圣上之毅然变法，然犹腹诽者众，泻沓如故……以此辈充议员，凡此新政必阻无疑。然则议院能行否乎？不待言矣。”4、民众程度还不宜推行议会政治。他说，“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⑥“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政，而遽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也。”⑦
议院制度是国民参与国家政治、限制专制独裁、维护国民自身权益的一个良好平台。近代欧美的立宪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设立议院开始的。姑且不论严复、康有为等维新派引入议院制度时，是否洞悉其中的价值理念；即便洞悉，他们已然从法理、政治或历史等角度否认中国有实行该制度的可能性。换言之，他们否认了中国国民有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这一思想在客观上论证了中国实行君主专制的必要性。
康有为等维新派不仅反对限制君权，而且提出应该以君权为主导，乾纲独断，实施变革。康有为说：“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⑧在舆论方面，他则鼓吹：“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⑨为此，他向光绪提出，目前“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⑩尊君变法是康派维新人物的基本变革策略，康门弟子大力宣扬。如麦孟华透过报纸宣称：“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11)有学者详细罗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包括请废八股、开学校、派游学、励工艺奖创新、开制度局、筑铁路等等，但这些内容“从立宪政治的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种治术的性质”。尽管康有为也提出设国会、置议郎等建议，但语焉不详，还看不出“与近代之所谓立宪政体有何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维新派并未力图限制君权、置皇帝权力于法律规范之下。
不管出于何种考量，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反对设立议院十分明显。不仅如此，维新派还极力论证了中国在当时环境中维持君主、甚至加强君权的内在必然性。所谓变法“以君权雷厉风行”，显然与立宪涵义背道而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也许可以进一步探讨，(12)但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倡导的改革运动并非以规范君权行使为目标，这一点还是毫无疑义的。
1898年，康有为、宋伯鲁、张元济等人立足于变法，陆续提出改革官制，设立制度局、议政处等机构，这是康有为一派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13)那么，制度局、议政处等机构是否具有规范君权的职能呢？现择其要者，简录如下：
1898年2月，宋伯鲁呈上由康有为草拟的“请设议政处折”。内云：中国应略师泰西议院之制，“设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令各省督抚举实系博通古今、洞晓时务、体用兼宏者各一人；领京官一品以上，共举十人，无论已仕未仕，务限一月内出具考语，咨送吏部，引见后即充当议政员，以三十员为限，月给薪水，轮流值班，有事则集，不足则缺。凡国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议政处，以十日为限，急则三五日议成，上之军机王大臣，不可则再议，军机覆核，无异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办有成效，请旨按级迁擢疆枢之任，皇华之选，皆于是乎取之。此后京外各三年一举，外省不即咨送，听候调取。将来经济特科得人，亦可充入。此诚目前转祸为福、化危为安第一关键枢纽也。”(14)
1898年3月，康有为上书，全面阐释自己的变法主张。他说：“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招待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人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宣誓变法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簿书期会，刻无闲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15)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以任其事。凡议定新政，均交十二局施行。
1898年9月，刑部主事张元济上折提出，皇上真欲变法，“不先设一议政局，以握其纲领不可也。”具体设想为：一、此局宜仿懋勤殿、南书房之例，设内廷；二、以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奋发有为者，充局员。统请特旨简派；三、局事至繁，约以二十人为额，如不足，请旨添派；四、在局诸员，每日轮流以数人为一班，随军机大臣之后，听候召见；五、请皇上于万几之暇，随时临幸局中，考核各员所办之事；六、遇有要事，谕知在局各员全数齐集，届日请皇上驾临局中，听诸臣详细核议；七、臣工条陈时事，及各衙门请旨之件，概行交局核议。准驳各随所见，议上请旨施行。至士民条陈，以后必多，亦可先交该局阅看；八、凡今日所应改应增之事，责令各员先期拟定办法及详细章程，随时进呈御览，恭候钦定；九、现有已行新政，如学堂、报馆、轮船等，均不过大略章程，并未垂为国宪，故办法多不画一，宜令在局各员，详考西国制度，参酌现在情形，拟具则例，呈请钦定颁行。(16)此外，维新派还提出设立懋勤殿等类似议院的机构。
维新派还有几件关于设立制度局等类似机构的建议，但均言之不详。这三个建议体现了他们设立制度局等机构的基本构想。那么，他们所设想的这些机构性质如何呢？从职能看，制度局等机构主要负责新政改革。透过职能内容也许无法看清机构性质，但注意这些职能之后加有“随时进呈御览，恭候钦定”、“呈请钦定颁行”、“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等词句。这意味着国家大政方针最后由皇帝进行实质性决断。制度局等机构只不过类似皇帝的咨询机构(置于内廷)，是皇权的一种延展，并不具有独立于或制衡皇权的性质。从产生办法看，制度局成员要么由各省督抚保举，要么由皇帝特旨简派，不拘品级，破格使用。无论保举或简派，他们均不对国民或特定阶层(17)负责。加之各省督抚也是由皇帝委派，因而制度局成员也直接或间接地对皇帝负责。从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看，制度局等旨在议政，与行政机构分开，且与行政机构并重，或者干脆绕开现有的行政机构，把议决事项交由十二专局执行。表面上看，这些设想有分权意味。但须知，行政机构官员也是由皇帝委派，对皇帝负责。议政与行政两者分开，只是职能分工，性质完全一样，都在君权控制下运作，都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机关。君权丝毫没有受到挑战和触动，只是行使更加有效而已。由此可见，维新派建议的制度局等机构并非旨在限制皇帝权力，与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蕴涵无关。
从现有材料看，在维新变法期间，基本上只有康有为一个人(18)在为设立制度局而积极奔走。他自己也说，设立制度局的条陈递交之后，紧接着就在维新派中做起宣传鼓动工作来。他把所递条陈的副本拿出去互相传阅，获得了认同，又分别为之起草奏折，来造成声势。“我为之各草一折”，“皆制度局之意也”。(19)那么，康有为为什么要坚持设立制度局等机构呢？有学者认为，根据当时的选拔体制，康有为等维新派很难进入国家决策核心，因而无法对变法施加更大影响。为此，他力图绕过现有权力机关，建立起一套新的权力运作体系，影响光绪，指导变法。(20)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回到百日维新。作为维新运动高潮的百日维新有没有颁行立宪的改革措施呢？有学者把1898年6月11日-8月31日的变法大事以表格形式一一罗列出来，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以上谕形式所发的变法诏书达数百道之多，涉及人事、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但是维新派最重视的政治方面的改革方案并不多，真正获得通过并以上谕形式颁布的更少。而这方面的成果仅包括许天下官民上书言事、修改则例、改革上谕及各部行政命令的传达方式、裁撤闲散机构、裁减冗员等方面。(21)所有的这些改革内容与规范君主权力风马牛不相及！维新派所关注的制度局、参用民权等内容，丝毫未见诸上谕。不仅改革上谕没见立宪踪影，从中下层士绅看，他们对立宪或设立议院也建言甚少。茅海建先生仔细研究了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的情况。在其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仅数件而已(共八件)。由此他得到的印象是：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办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询谋”是相接近的。(22)这个结论恰好补充说明了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因此，民国时期著名宪法学者王世杰等指出：“当时主张‘变法’之人，亦未必俱无立宪思想。但是当时人士之所注重者，只在废时文，立学堂，与改革官制；戊戌政变期内的新政，大致也不外此数端。立宪的重要纵已为当时少数人所见及，当时的‘变法’究尚不能视为立宪运动。”(23)
此外，研判戊戌变法性质时，史料运用也应格外留意。学者们经常以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订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为依据，证明戊戌变法具有君主立宪性质。其折云：“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无国会以维持之耳，故以致强；吾有经义，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不可易矣。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可待也。”(24)
从内容看，此折确实体现了近代西方的立宪思想。但该折却采自康有为1911年自编之《戊戌奏稿》。1958年，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刊出了阔普通武原折。两相印证，发现《戊戌奏稿》所载与原件差异很大。黄彰健先生考证后认为，戊戌稿折系伪折！按照他的说法，康有为在戊戌4月28日光绪召见以后，主张“尊君权”、“缓开国会”、“以君权雷厉风行”。而此折主张立开国会，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与康氏日本变政考言论不合。黄先生还进一步讨论了康有为作伪的原因。他说，这与康在宣统时的政治活动相配合。光绪末年，革命党人曾指摘康在戊戌年主张尊君权。康在宣统朝刊行伪《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即想否认康在戊戌年曾有尊君权一事。(25)他还说，康在光绪召见后，进呈日本变政考，主张以君权雷厉风行，缓开国会；在光绪死后，则主张虚君共和，立开国会。故宣统时康刊行戊戌奏稿，即伪作此一奏折。其用意在使人认为此一主张已为光绪同意，现光绪已殁，清廷不应违背光绪意旨。(26)应该说，此种分析有一定道理。
回过头来，再看看阔普通武原折内容：“拟请设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于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究其实质，此“议院”仅为一咨询机构，君主以此而“谋及卿士，谋及庶人”(27)而已。与伪折比较，两者不啻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康有为在变法期间并未明确提出开设议院。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戊戌奏稿》中，除了《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请君民分治理，满汉不分折》、《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应诏统筹全局折》等折经考证也属伪折，(28)不足为训。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在救亡口号感召下的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试图以君权为主导，雷厉风行，刷新政治。在此过程中，近代西方公法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次变法并不试图把政治构建纳入法治之下，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立宪改革。(29)
注释：
①③④王栻：《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3，34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广社1953年版，第152页。
⑤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应该“开门集议，辟馆顾问，置议郎”，他说，议院设立后，“政出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可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转引自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49页。
⑥⑧⑨《国闻报》1898年7月16日。
⑦《日本变政考》卷六。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7页。
⑩转引自王晓秋：《康有为的一部未刊印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11)《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广社1953年版，第111页。
(12)关于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学者们是有争议的。邝兆江先生提出，康有为对百日维新的影响十分有限，与光绪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密切。他的地位是在政变以后获得的。他是一个把因政变而产生的不幸事件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人。详见邝兆江：《戊戌变法前后的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3)(20)(21)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4，723-744，598-695页。
(14)宋伯鲁；《请设议政处折》，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
(15)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页。
(16)张元济：《变法自强，亟宜痛陈本病，统筹全局折》。见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第63页。
(17)从近代西方立宪演进看，国王与诸侯、国王与教会、诸侯与城市等各特权阶层之间订立了大大小小的契约。这些契约对订约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的清清楚楚。契约文化是近代立宪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
(18)经黄彰健先生考证，张折上应系康授意，或由康代笔。见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第70页。
(19)《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3页。
(22)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1-292页。
(23)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重印版，第394页。
(2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339页。
(25)(26)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序第4页，471页。
(27)《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2页。
(28)详见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见相关章节。
(29)王世杰对此有精练地概括。他说，从宪法理论上看，宪法具有形式和实质两种意义。就形式而言，“第一，就是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第二，宪法的变更异于普通法律。”以此衡量，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中国“尚无真正的立宪运动可言。”就实质而言，“近代宪法于规定国家根本组织之时，每于人民以直接或间接参政之权。因之，元首的权力须受人民或其代议机关的限制”，以此特点，严格地讲，中国之有立宪运动，“亦仅始于日俄之战以后。”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重印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