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家”：瑞典社民党60年成功执政的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之家论文,年成论文,理念论文,社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之家”计划是瑞典社会民主党20世纪30年代的执政纲领。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瑞典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起针对养老、健康、失业、工伤赔偿等问题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标志着瑞典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从而为“瑞典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人民之家”计划提出的背景
“人民之家”计划是针对瑞典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所出现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瑞典的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瑞典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给瑞典的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工业化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
工业化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人口爆炸，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1810年，瑞典人口大约为240万人，到1914年已增长为570万，一百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农村人口爆炸在19世纪前半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贫穷阶级生活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之中，如果收成不好，地主或者农场主就会辞去一些雇佣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在教区流浪乞讨，如果饥荒不断加重，他们就会涌向城市，各种疾病给本已严重营养不良的他们增添新的痛苦。”（注：AlexzanderDavidson,TwoModelofWelfare: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theWelfareStateinSwedenandNewZealand1888—1988,Stockholm,1989,p49。）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镇，不仅造成城镇人口拥挤不堪，而且带来了诸如就业、住房和城市卫生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为了寻求幸福生活，大量人口向国外移民，瑞典这一时期出现向外移民浪潮，1851—1930年间，总计有138万多瑞典人迁到美洲，超过同期瑞典人口的五分之一。（注：B.R.Mitchell《世界历史统计资料欧洲卷1750—1988》，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1页。）1870年，瑞典城市人口仅为50万，约占总人口的12％，到1914年，已经增长到150万，占总人口比例接近25％。工业化的发展及工厂制度的建立，致使瑞典工人阶级开始出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彻底失去土地，成为完全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1865—1885年，瑞典产业工人的人数从5.4万人增加到10.2万人。工人劳动时间长成为瑞典工厂的一种普遍现象。有的工厂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为9小时，长的甚至达到11小时，平均劳动时间在10小时。使用童工成为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劳动条件十分简陋，厂房情况很难令人满意，卫生条件常被忽略，危险机器大都缺乏防护设备，工人的劳动安全很难得到保障。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瑞典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冲击，大批农场破产、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此期间，瑞典的失业率达到20—25％的历史最高点。经济危机使得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出现叠加效应。从19世纪开始，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自身条件举行了多次罢工斗争，1900——1913年间，瑞典每万名非农业工人中卷入罢工的人数是397人，1919——1938年是295人，进入罢工最为频繁的时期，并以劳资冲突而闻名于世。
总之，工业化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得社会问题更加集中地表现出来，也使得许多社会问题的性质、程度和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贫困、失业、工人遭剥夺等社会问题不再仅仅被视为个人因素的结果，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社会调控的结果，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减轻社会问题的影响，保证工业社会自身及每一个成员的正常发展。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包括失业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成为瑞典社会关注的焦点。瑞典社会民主党顺应时代要求，结合瑞典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人民之家”的计划。
二、“人民之家”计划的内容
许多社会民主党著名思想家都曾提出过将瑞典建设成为“人民之家”的观点。但是，真正比较全面论述并提出“人民之家”计划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PerAlbinHansson 1885—1946）。汉森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在瑞典人民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1932年他开始任社民党政府首相后，积极领导了瑞典的社会改革。由于汉森的巨大贡献，1946年去世后被誉为“福利社会的奠基人”和“国父”。
首先，汉森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基本概念。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将这种概念扩大到包括公民的‘人民之家’，就意味着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障碍将被打碎。”汉森将国家比喻为家庭，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没有特权或者剥削者，只有平等、关怀、合作与互助。
其次，论述了“人民之家”计划的实质。汉森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对民众提供疾病、退休、失业与生育保障，这是国家对被雇佣者应该做的基本事情。“这不是一个人的面包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在更加有保障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通过公平分配为其民众提供各种物质福利和文化产品，使得人们可以免于经济压力。如果被压迫者联合起来，通过支持一种目的在于满足所有合法利益的公共政策而互相帮助，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可见，汉森所提倡的人民之家计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社会保障制度，还包括平等、互助与民主这样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在瑞典建立一种公民享有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民主平等的社会。“我已经明确表示，在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统治必然失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将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就是，作为保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将普遍福利置之度外。”（注：Tim Tilton,ThePoliticalTheoryofSwedishSocialDemocracy:ThroughtheWelfareStatetoSocialism,Oxford,1990,pp127—135.）
再次，强调福利就是社会主义。汉森主张放弃甚至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普遍福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注：廷格斯坦：《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发展》，1973年新泽西英文版，第327—328页。）瑞典社民党的党纲也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将为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满足他的需要创造条件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创造者的社会”。（注：《各政党的纲领》，斯德哥尔摩1986年版，第14页。）社会民主党主要是要运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为每个人才能和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
汉森进一步指出了瑞典社会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他说，缺乏社会保障不是资本主义偶然性特点，它与资本主义整个运行机制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允许私人企业自行组织和管理生产，这种生产往往不必考虑其社会后果，也不必为任何后果承担责任，其成本与利润的核算不包括失业、生活保障、工作权利、民主决策以及稳定产生的成本。在这里当然存在形式上的平等，但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一些人住在宫殿之中，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如能继续住在他们的破屋之中就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一些人生活富裕，而大多数人则挨门乞讨。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没有把公民作为值得尊敬的人来对待，它没有为民众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也没有对民众的生活条件施加经济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影响。他指出，缺乏社会保障、经济剥削、资本权威主义等都与民主原则相冲突，瑞典工人阶级一直遭受就业不稳定以及由于工伤事故、疾病与退休等带来的生活保障能力的减弱，经济萧条甚至已经将中产阶级推向同样的担忧之中，它正在挫伤着人们为养活自己及其家人而工作的激情。
最后，提出了实现“人民之家”计划的目标与途径。汉森认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实现人民之家的重要途径。在一个阶级合作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将会对关心他们的社会福利的这一社会表示更大的忠诚，人们不仅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同样也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他号召人们充满热情地投身于一种共同的事业，“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人民之家，使生活与工作其中的人们获得生存保障，使每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合作。”（注：参见本特·阿尔森等合著《从帕尔姆到帕尔梅》第145、155页。）
汉森的“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实际上符合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社会结构和阶级组合。瑞典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特点是到来较晚，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缺少成长壮大的土壤，同时又给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之在政治力量上有取代贵族阶级的倾向。第二个特点是发展迅速，其平均速度超过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很快壮大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历史上的禁酒运动、合作运动、工人教育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此相应地，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就显得相对软弱一些。当然，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生产的发展必然会逐步强大起来，工人阶级在上述特定历史条件下同样也有相应的发展。瑞典工人阶级历来具有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更为团结一致的特点。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人虽有自己的工会，但总工会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阶层工人队伍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瑞典“人民之家”计划的提出正是适应了瑞典社会阶级力量比较均衡、阶级对抗相对弱势的特点。
三、汉森“人民之家”计划的历史作用
1、增强了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没有制定自己的纲领，而是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哥达纲领》来指导党的工作。直到1897年四大时，瑞典社民党才在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个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注：参见本特·阿尔森等合著《从帕尔姆到帕尔梅》第145、155页。）。在斗争形式上，社民党早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确否定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争取普选权是和平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党在议会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社民党于1905、1908和1911年对党纲进行了3次修改，更加突出了开展议会工作的意义，并提出了党的头等任务是参加议会选举和争取普选权。1920年瑞典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同年社民党召开十一大，提出在普选权实行以后，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并再次对党纲作了修改，宣布“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注：参见汉斯·哈斯特《工人运动的历史》1983年法尔且平瑞典文版，第26页。）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加上缺乏具体的实施办法，社民党提出的社会化设想也随着它在20年代3次单独组阁的失败而被搁置一旁。192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选举上的失利和面临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瑞典社会民主党重新反思其比较激进的社会化主张，并进行战略调整。以威格福斯为首的党内小组在汉森的支持下，提出一个通过政府的社会救济工程和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的反危机纲领。1928年，汉森成为党主席之后，开始调整党的政策，提出了以“通过实行社会和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为核心的“人民之家”的思想，并在1932年的竞选宣言中不再提“社会化”，而是强调经济平等。在1932年议会大选中，瑞典社民党得到41.7％的选票，成为少数派的政府。瑞典社民党政府1934年对住房建造实行补贴，建立失业保障制度。1935年大幅度增加了退休人员的基本年薪，1937年扩大对家庭的福利补贴，并通过新的年薪立法。反危机纲领逐渐显出成效，1937年瑞典失业人数从1933年的19万下降到1万，社民党获得45.9％的选票。
社民党自20世纪30年代执政以来，这一政策一直是它在历次大选中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标志，是它的一面旗帜。社民党一直把收入再分配均等化的福利立法看作是实现改良主义的重要手段，即使90年代重新上台的社民党政府也认为需要维护福利体制，因此福利政策已成为瑞典社民党的执政优势。
2、为瑞典社会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在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民党的福利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是良性互动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国家承担劳动者的培训、教育、就业、生、老、病、死的社会事务的统一管理，为妇女就业提供条件，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保障。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实行分配的社会化。社民党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广大工人阶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同时，也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缩小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瑞典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1979年达到11400元，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瑞典总工会的220万会员，22％城市有住房，在乡间还有别墅；85％的会员有自己的小汽车，其中14％的人有两部以上小车。以1980年家庭收入来源为例，通过公共就业获得的收入只占整个家庭收入的22％，财产收入占10％，而社会保障给家庭带来的转移收入占21％。这样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稳定基础和内在动力，使瑞典经济进入40年的黄金发展期。
当然，从7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出现的种种弊端，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福利机构庞大，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人们工作积极性下降，偷税漏税，使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逐渐弱化。社民党一度在1976年被迫下台。因此1980年以后，特别是社民党上台以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降低福利的自动膨胀。
3、探索阶级合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
社民党的阶级合作思想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瑞典社民党第一任主席布兰亭就曾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策略手段，这就是议会道路、阶级合作和政治妥协。瑞典社民党第二任主席汉森也指出，平等、福利和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他们把现存的民主看成是相当合理的、公正的，并且认为实现了普选权就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民主；认为经过社民党长期执政，国家改变了性质，由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各种力量较量的场所，而不是一个阶级发表意见的场所”（注：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人们现在完全可以运用现代国家作为改造社会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在政策实践上，瑞典社民党创造了三大领域的合作政策，即在与其他政党间实行“包容性妥协”和“排他性妥协”并用，在劳资之间签定了“萨尔茨耶巴登”协定，在与其他利益集团实行从立法到制度到非正式接触的全方位协商与合作。与此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还实施了“妥协政治”，主要体现在政党之间的妥协与合作、劳资妥协与合作、各利益集团的妥协与合作三大领域上。
所谓政党妥协，就是瑞典社民党在瑞典左、中、右五大政党格局中，既与同为社会主义政党阵营的共产党，也与以自由党、中央党组成的中派及温和联合会右翼政党达成广泛妥协。所谓劳资妥协，就是瑞典总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通过签署一系列协议以及设立劳工法庭、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调节冲突委员会等一整套保障性调节机制，指导和调节瑞典劳资关系。所谓各利益集团的妥协，就是社民党领导人定期邀请企业界与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会晤，在政府的非正式主持下共商国事。
但遗憾的是，福利制度和妥协虽然能够缓和社会矛盾，但却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人们对此表示不满，要求更多地关注所有制问题。为了满足人民要求，推动改革深入，同时又不致招来资本家的强烈反对，社民党人又进行了新的探索。1969年阿德勒·卡尔松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有权是一个包含众多不同所有权职能的概念；完全可以不对生产资料实行全面社会化，只要对所有权的各个职能逐个或部分地实行社会化，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举例说，所有权是“a＋b＋c－－－＋n的职能总和，只要对其中a、b实行社会化就可以达到目的。”
从70年代开始，瑞典工人运动也提出了建立雇员基金问题。70年代初，工会研究这个问题，后又经过社会民主党人研究，终于提出了一个方案。1983年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令。这一政策显然比职能社会主义进了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讲，已开始涉及“剥夺剥夺者”的问题了，虽然至今未有重大突破，应该看作是瑞典社民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一大进展。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正是从“人民之家”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走上探索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是一条截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