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进化论转向”——再论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出路论文,哲学论文,危机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我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往的西 方哲学经历了四次危机，前三次危机都迎来了下一阶段的哲学发展，但从19世纪末开始 的第四次哲学危机至今还没有找到发展的出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可被视为摆脱危 机而作出的一种努力，但始终笼罩在哲学危机的阴影之中。我曾乐观地预言：“西方哲 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大概是没 有什么问题的。”(赵敦华，第286页)这一结论引出更深入的问题：哲学可以与哪些学 科交叉?在哪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哲学在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中能够发挥什么 作用?现在，我把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考写成此文，愿与同行们共同讨论哲学危 机的出路问题。
一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种哲学理论不管多么纯粹，不管看起来与现实多么遥远，都有它 的“文化母体”。在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有不同的文化母体。古希 腊哲学所依附的文化母体是希腊人的世界观，它最早表现于希腊神话和宗教；希腊哲学 的文化母体不但是神话世界观，还包括与它同时生成的戏剧、艺术、几何学、经验科学 、医学和历史学体现出来的观察世界的“视域”和“焦点”。这样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 来的哲学是理性化的世界观，它当然也关心人。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人”成为哲学 的中心，但希腊哲学家并不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希腊哲学家把“人”定位在世界的一 个合适位置，人的本质(不管是灵魂还是理智)和目的(不管是德性还是幸福)都是由人在 世界中的地位所规定的。世界观对于希腊哲学的重要性一直保留在以后的哲学里，以至 于现在人们常把哲学定义为世界观。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定义时，要注意它的定义域。希 腊哲学以后的哲学虽然与世界观有密切关系，但不能像希腊哲学那样被简单地等同为理 性化的世界观，因为它们的文化母体不是世界观。
继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中世纪的各种哲学就不是世界观。在中世纪，哲学的文化母体 是基督教，其中心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世界观出现在人神关系的视域，而不是相反。近 代哲学摆脱了基督教和神学，但没有因此而回归希腊的世界观哲学，因为它的文化母体 不是希腊人的世界观，而是近代自然科学。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 知，正如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到的那样，近代哲学的两大派别——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分 别以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认识论。但这一结论意味着近代哲学的文 化母体是自然科学，而不是说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同样的对象和方法。事实上，从自然 科学这一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的近代哲学并不囿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从培根、霍布斯、 洛克到休谟，从笛卡尔、斯宾诺莎到莱布尼兹，从法国启蒙学者到康德和其他德国唯心 论者，人的内心世界比外部世界更为重要，内在的自我意识和天上的星辰同样奥秘和神 圣。当然，他们对人的意识和社会行为的观点离不开自然科学设定的“参照系”，这就 是自然科学的理性标准和方法论。
二
不同时期的哲学与不同文化母体的关系，能够为历次哲学危机和出路的原因提供一个 合理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当哲学与它所依附的文化母体的关系松驰、动摇的时候， 哲学危机就发生了。两者关系的松驰、动摇是由于文化母体的变动所造成的；文化母体 的变动可分强化和弱化两种情况。强化指文化母体因为增加了新的成分而发展壮大，附 着在原来较为弱小母体上的哲学因为不能适应母体的快速成长而面临危机；弱化指文化 母体的衰落，母体的弱化会引起相应的哲学危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仍然还 没有摆脱的第四次哲学危机是如何造成的?其原因是文化母体的强化还是弱化?
在谈到近现代哲学与文化母体关系时，我们要注意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特点，注意到 自然科学只是近现代多元文化的一种。但同时要承认，自然科学是最强势的文化，以自 然科学为母体的哲学是强势哲学。这并不否认近现代哲学是多元的，近现代哲学史上充 满着争论。谈到强势哲学所遭受的批判，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遭到弱势哲学的批 判，一种是强势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在自然科学的文化母体的成长期，强势哲学 内部的争论(如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符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对哲学的发展不但没有 妨碍，反而起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弱势哲学难以动摇强势哲学的根底，它们对强势哲 学的批判罕有成效。但是，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不是单一的方向。从发生 学的观点看，单一方向对于自然科学的发育成熟是有利的，但成熟之后的科学下一步的 成长是分化，向着多个方向多样发展。对于哲学而言，19世纪后期以来，它的文化母体 的变化是强化，而不是弱化。近代以来的哲学由于不能适应它一直依赖的自然科学母体 的强化而产生了第四次哲学危机。这次危机的表现不是弱势哲学对强势哲学的挑战，也 不是原来的强势哲学失去了它的文化母体的危机，而是自然科学母体的强化在强势哲学 内部造成分化。
自然科学的强化表现为范式的转换。近代自然科学的主体是物理学，物理学的重要理 论是自然科学其他门类的“范式”，如伽利略范式、牛顿范式以及爱因斯坦范式，这些 都是影响自然科学整体的范式。1859年，达尔文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种起源》。 它不但使得进化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使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重要，使自然科学这一文化母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文化母体的变化迅速反映在哲学之中。19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虽然流派繁多，但无不 以生命和人为对象。生命哲学(包括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自不必说，其他主要派别，如 现象学对人的意识的考察，分析哲学对人类语言现象的分析，结构主义对社会和文化现 象的分析，都是以人的生命运动的形式和特点为模式和参照，而不是以主体观察、反思 客体那种认识论为模式和参照。我们能否说，现代哲学的对象和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哲学 已经或正在适应自然科学母体的变化?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把研究对象转向 生命和人的研究，现代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危机。
原因何在呢?
现代哲学的转向虽然与生命科学的重要性相适应，但却没有采用来自生命科学的范式 ；相反，它们仍然按照近代形成的标准，把机械论作为整个自然科学的范式，把机械论 的范式理解为科学主义。它们对那些以机械论范式为母体的哲学的批判被理解为“人本 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这是对作为哲学的文化母体的自然科学的极 大误解。如前所述，自然科学这一母体的变化是内容上的强化，在机械论之外又增添了 新的范式，新的范式限制了机械论范式的范围和作用，而不是限制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和 作用。以机械论为范式的哲学危机的出路在于摆脱或限制这一范式，而不是脱离或限制 自然科学及其范式。相反，现代哲学不可能、也不需要脱离自然科学这一母体，它对机 械论范式的批判和扬弃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新范式为基础。哲学的转向归根到底是从机械 论范式向来自生命科学的新范式的转化，哲学的出路在于对自然科学母体变化的自觉的 适应，而不是反科学主义。
由于缺乏对自然科学中范式变化的自觉，现代哲学出现了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非 理性主义所要抵制的理性是适合于物理学研究的观察的、量化分析的理性，它同时也是 以控制对象为目标的工具理性。非理性主义往往以人的意志和情感、欲望来与这种理性 相抗衡。在生命科学的新范式中，生命活动服从相同的规律，研究者不需要在动物活动 中区分理性、情感或意志，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也不是两个绝对分明的领 域。这一区分的本身就是按照机械论的定性分析作出的，用非理性主义来批判理性主义 的做法反映了对机械论范式的抵制，但却不能摆脱工具理性给哲学带来的危机。只有建 立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在内的人的所有心理意识活动，才是哲学的出 路，而这一新的理论的建立，需要生命科学新范式的指导。
三
哲学所需要的生命科学的范式是达尔文范式。有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仅仅是一个 没有被证实的假说。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承认，任何科学理论的创立都经历了从假说到 理论的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早期被不少人当作假说来对待。但是，随着遗传学和分 子生物学的新进展，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生物学的综合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五个要 点：生物进化、共同由来、物种增殖、渐变理论和自然选择都被大量的证据所证实；与 它们相反的理论却未能通过经验的检验。正如杜赞布斯基所说：“只有运用了进化论， 生物学才有意义。”(转引自迈尔，第123页)面对这些事实，仍然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仅 仅只是假说，就好像是坐着飞机却说万有引力规律仅仅只是假说，每天使用塑料用品却 说分子化学仅仅只是假说，在制造出原子弹之后还说原子学说仅仅只是假说!
我们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了严格的经验检验，但这并不是说它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它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余地，这是因为范式的“收敛”效应。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留下 了大量的问题，促进了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生物学现在成为最有活力的、对 人类生活最有影响的科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生物学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所显示的 ，正是达尔文范式的收敛性。
如果说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方向集中表现了达尔文范式的收敛性，那么，达尔文的进化 论在其他领域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则表现了它的发散性。达尔文范式比科学史上其他范式 有着更广泛的发散性。它不仅是生物学的范式，而且也是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地质 科学和环境科学)的范式，还是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 学、经济学等)的范式；它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传统上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哲学、 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范式。统而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涵盖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一范式。
现代学术的特点是高度的分化、专业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分野明确， 这三大领域内部学科林立，界限分明。达尔文范式如何能够跨越这么多的隔阂界限呢? 那是因为它适应了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需要。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研究人的范式，已 经成为当今最新科学研究的现实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妨看看近40年来达尔文 的进化论是如何发展成人理解自身所不可缺少的科学范式的。
四
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起就成为科学地理解人类起源的范式，考古学、人类学和动物 学用不同的证据证明了从猿到人科动物，以及从早期人种到现代智人的进化过程。20世 纪70年代以后，分子生物学加入到人类起源的研究。对DNA线粒体和血型等其他遗传物 质所作的分析，可以揭示世界不同族群之间的遗传距离，从而证明现代智人的共同起源 ，确定他们的起源地，以及迁移到世界各地的时间。从各族群分化的时间，也可以推断 现存的5000多种语言有着共同的原始母语。世界各主要语系的分化，以及各语系内的进 一步分化，与各族群和民族的分化是同一个过程。(参见卡瓦利-斯福扎)达尔文范式指 导的最新理论证明，世界上现存的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人种，在生物学上有着共同的起源 。按照肤色等外表特征划分的种族，看起来差别很大的种族，其实在基因上的差异还不 到千分之一。“种族”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种族主义更是与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的谬 论。
同样，人与动物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也比外表形态的差异要小得多。人与动物在基因上 的相似性为我们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威尔逊于1975年发表了《社会 生物学：一种新的综合》一书，这本书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用达尔文范式把动 物生态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综合起来。汉密尔顿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行为的基 因讲话”的论文已经预示了这样的方向，他用基因的亲属关系解释动物的“利他”行为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把这一思想应用到人的道德，说明了基因自我复制的“ 利己主义”与亲属之间的利他主义之间的联系。梅纳德-史密斯用博弈论的模式说明动 物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形成的合作和竞争的行为模式。亚克塞罗德用计算机模拟实验评 估不同的博弈论模式的后果，证明相互合作是最佳模式，是社会进化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考古学”从另一个方面把达尔文范式推广到社会文化领域。 新考古学的基本主张有两条：一是要对考古遗物的解释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二是用经 过严格检验的考古证据重建史前人类生活。严格的经验检验方法摆脱了长期困扰考古学 界的“独立进化论”与“传播论”之争，为重建史前生活的新模式开辟了道路。新考古 学的解释模式是用达尔文范式建立起来的文化进化论。这些模式纠正了过去对“进化” 过程的误解，如认为社会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朝向单一方向进步，被单一的决定性原 因所支配，等等。新考古学按照达尔文范式解释群体进化与环境选择之间的关系，用地 理、气候、人口压力、群体的迁移和分化、亲属关系的结构等综合因素解释农牧业的起 源、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的产生，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性质作出了符合达尔文 范式的解释。
以上这些前沿知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在达尔文的旗帜下，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 文化研究者正在共同努力，解开“人是什么”这一千古之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 很多挑战，但正如一个格言所说，人的最大敌人是他自己。人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战胜 自己。现在，达尔文范式在人类知识各个领域的胜利进军，标志着人类掌握自己命运时 代的到来。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又一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哲学能否有所作为， 是涉及哲学生存还是终结的问题。
五
哲学家并非不知道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即使像康德这样用高度抽象方式进行思辨的哲 学家，也把自己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我们在上面看到，现代哲学家 更是把研究对象转向人或与人有关的主题。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研究人，而是 按照什么范式研究人。现代哲学对人所进行的专门的(specific)或主题的(thematical) 研究，不是迷恋传统哲学的观点和范畴，意识不到达尔文理论的范式作用，就是以反科 学主义的名义，有意识地抵制达尔文主义。
哲学的传统范畴和理论是为适应历史上其他知识形态而建立的，它们不能不加改造地 用来综合关于人的现代知识。哲学只有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范式，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 的新的综合任务。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形象地把哲学所需要的转变比 喻为从“吊车”(skyhooks)到“举重机”(cranes)。(Dennett,p.73)传统的哲学像是吊 车，它从一个最高的统摄原则或上帝出发，由上到下地解释人的现象，如说人是神造的 、君权是神授的、道德规范来自神圣的自然律，等等。与此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像举 重机，它按照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下到上地解释人的现象，从最基本的生物存在 出发，一步步地上升到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精神生活的解释。两者都可以做综合性工作( 升高)，但吊车需要打通很多隔阂关节，做起来很不通畅，做不到彻上彻下的综合；而 从低到高的上升路线，却能够进行无所不包的综合。丹尼特又把达尔文理论的综合作用 比作一块能够融化一切的“万能酸”：没有什么容器能够容纳“万能酸”，它所接触到 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什么庞然大物或高深莫测的神圣存在，都被一点点地溶解在这块“ 万能酸”中。作为生物学的达尔文理论本身并不具备如此神奇的综合作用，但达尔文范 式借助于哲学，却可以综合人所具有的一切。
我们前面介绍的社会生物学已经是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但社会生物学的综合并没有离 开哲学。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威尔逊后来把自己的主张命名为“科学唯物论”。他说： “我曾主张，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另类。现在进 一步主张，生物学所体现的科学唯物论通过对心灵和社会行为基础的重新考察，将成为 人文学科的另类(antidiscipline)。”(Wilson,p.212)如果说现存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科以传统的和现代的哲学为基础，那么所谓的“科学唯物论”就是哲学的另类。由此， 毫不奇怪，社会生物学被很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批评为“还原论”、“生物(基因)决 定论”或“自然主义”。贴在社会生物学上的这些哲学“标签”提醒我们，社会生物学 的“新的综合”所引起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它所产生的争论是哲学争论。
社会生物学并不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唯一模式。实际上 ，如前所述，被人们笼统地称为社会生物学的解释包含着不同的倾向。另外，新考古学 以及与之有联系的文化进化论也依据达尔文范式来解释社会与文化，但不归属于社会生 物学的范畴。重要的是，社会生物学和新考古学的综合所指向的更大范围的综合需要哲 学来完成，“进化哲学”、“生物学哲学”和“考古哲学”等新的哲学分支应运而生。 哲学要广泛地接受生物进化论的新理论，以社会生物学和新考古学的新综合为基础，总 结“进化哲学”、“考古哲学”等方面的新思考，探索人性、行为、环境、文化与社会 之间的复杂关系，努力建立新的综合学说，并接受事实和科学的检验。
考虑到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复杂关系，哲学的综合不能局限于基因的终极层次。从 遗传的“基因型”到“表现型”，从遗传性状到人的行为，从个人行为到社会活动，从 社会结构到文化传统，是一个从下到上的层层递进的关系。每上一个层次，都会增加新 的变数，这些变数既受不同层次的变异的影响，也受自然选择作用的影响。自然选择在 不同层次表现为不同的作用，但自从人类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之后，自然选择的作 用就不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力量，它也包括人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后果。 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在自然选择作用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与递进作用相反的 选择作用，文化和社会环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对遗传性状和基因进行选择；但这 不意味着人的目的和意图在进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参与自然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 仍然是人的活动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机制 在从基因到行为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层次上都在起作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可以揭示一 个层次上的进化机制，哲学的任务则是要综合其他学科在各个层次上的研究成就，进一 步在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描述进化机制如何起作用，解释这一机制为什么 起作用。
六
有人可能会质疑哲学是否有能力描述和解释进化论的机制。确实，生物进化论依赖经 验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它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应用也依赖田野调查和数学统计方法。 遵循达尔文范式的哲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视经验科学方法及其成果，但哲学所要做 的综合也需要运用它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直观、解释和思想实验的方法。
科学的范式是简明的真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可被直观为熟了的苹果掉在地 上的现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可以被想象为空间被重力拉弯曲所产生的效应。同样 ，达尔文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复杂的分析所达到的结论，是任何知道如何培育家畜良种的 人都可以想得出来的道理。哲学所依赖的直观不是感性直观。胡塞尔的现象学把“本质 直观”作为“回到事物本身”的途径，现象学的方法要求把事物当做意向对象来对待， 尽可能细致地分析对象，用合适的概念加以分类，从不同层次和角度详尽地描述对象。 这种方法适合于把错综复杂关系中的进化机制明晰地显示出来，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 范式的哲学可以借鉴的。
哲学的解释与科学的解释有着相同的路数，现代哲学的解释学对进化论的解释模式也 大有用途。解释学关心的是对历史文本的解释，它使解释者和解释对象处于界域融合的 历史之中。如果把进化看作漫长的历史过程，把生物化石和史前时代的遗物、遗迹看作 历史性的文本，那么解释者与他所解释的进化现象都处于进化过程，他们所处的进化阶 段不同，但这些阶段的界域是融合的。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进化论证据和解释 模式的历史性、相对性和合理性的认识。
进化论的历史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解释学和科学哲学的解释理论是相互补充的。科 学哲学的证实和证伪的解释模式对新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与进化论 相关的理论不但需要“硬科学”的检验方法，同时也需要猜想、假设，或用一次性的证 据直接地检验假说，或用推理的结果间接地检验假说。后者虽然不如前者那样“过硬” 、那样强势，但对于缺少可重复的、齐一的证据，相反却充满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自 然选择和进化现象而言，假设和弱的检验方法可能有很大的应用范围。哲学能够为不同 于“硬科学”的强检验的其他方法提供合法性；实际上，本文所谈的“范式”就是一个 能够为各种可能的科学方法提供合法性的科学哲学的概念。达尔文范式的应用和发展离 不开哲学的方法论。
哲学家也做实验，他们的大脑是实验室，思想实验是哲学的重要方法。所谓思想实验 ，指为相关论题设计一个合乎逻辑、但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实验环境，在排除与论题无关 的条件之后，推想解决论题的必然结论。传统哲学中有些思想实验与进化论论题有关， 比如，对于人性的理解，向来有“天性还是教养”的争论。早期基督教教父阿诺毕乌斯 设计了一个“隔离的人”的实验：设想把一个婴儿放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由一个沉默 的、无感情的人抚养成人，那么，这个人将没有思维、语言以及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一 切。结论：人是后天教养的结果。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纳设计了一个“空中人 ”的实验：设想一个突然被创造出来的人悬浮在空中，眼睛被蒙蔽，身体被分离，此时 他将没有任何知识，甚至连感觉也没有，但他不可能不意识到他的存在。结论：人的存 在是先天的自然本性。
传统的哲学家通过思想实验不可能解决关于人性的争论，因为他们设计的实验环境不 同，事先排除的因素不同，关于人性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达尔文范式为思想实验设定 了限制，进化机制决定了哪些因素可以排除，哪些不能排除；但进化机制中有很多变数 和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不能把思想实验全都转变成经验实验，而是要使思想实验的结论 更有说服力。
七
本文的立论以西方学术进展为主要依据。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危机最为明显，达尔文 范式的形成和应用也主要表现于西方学术界。但这并不是说，哲学的进化论转向与中国 的哲学发展无关。确实，中国的哲学和学术迄今为止还游离于达尔文范式的思想主流之 外。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西方思想，但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综合进 化论以及达尔文范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在中国还处于翻译介绍阶段；这些 思想成果的价值或被忽视，或被贬低。中国学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达尔文的进化 论的范式作用，用这一范式把分散在各个学科中的有关人的研究综合起来。为此，中国 的哲学同样需要实现进化论的转向。我们的主张是中国的学术发展要融入世界学术的主 流，但这并不只是模仿或跟随西方的学术成果；起步时的学习阶段是不可缺少的，但在 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的学术研究必将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环境的特有 方式。从达尔文范式的观点看，这种特有的适应方式起码有两点值得研究：一是中国人 的基因多样性，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这为达尔文范式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把达尔文范式应用到社会文化领域的关键问题是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基因与文化的 关系问题。社会生物学用动物学方面的材料，考古学用史前遗物的材料，人类学用世界 上残存的原始部落的材料来研究这类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全面的，不一致的。从这些 材料得出的理论只适用于文化形成之中或文明之前的人类状况；在这一时期，人类行为 在较大程度上受基因控制的生物性状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是自然选择的主要力量。 但在一个成熟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人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对人的行为和环境 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与基因、行为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威尔逊等人承认基因与 文化的相互作用，但他所说的基因和文化的“同步进化”只是抽象的原则，因为社会生 物学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充足证据。我相信，中国人的历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长 期稳固性可以通过基因、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得到解释。这一解释将是丰富的历 史性材料与达尔文范式的结合，并将对达尔文范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推广具有决定性的 意义，这一推广的成功也将使中国文化传统获得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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