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人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
张岱年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惟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
有了哲学的“类称”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物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
近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界又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从认识的深浅程度来说，此问题大约有三层含义：一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二是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三是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按我的理解，最根本的是后一层含义。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哲学史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有“异”，而且有“相似点”。因为有“相似点”，所以才有“哲学”这个类名。
关于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我认为“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建立之日起，就是把“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以哲学名之。既然是“某种”或“某部分”，它就不是整全地研究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它是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既有消极的意义，也有积极的意义。
近现代的学科分化有其利亦有其弊，东西方学人倡导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是补其弊的一种方式。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问题当然比较复杂。中国古代有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就是把这个系统从原有的子学、经学等等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所带来的问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既然是某“部分”，它就“不该不行”，是有局限的；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限，是这个学科发展中的一个进步。欲弥补此局限，不是让“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回归那个“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而是各个学科更多地考虑彼此之间的联系。
三
中国哲学的特色是什么？或它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中国哲学史界对此已有许多解答。我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应该落实到对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的继续深入探讨。
我近来有一浅见，即认为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还应回到中文“哲”字的原点，也就是“知人则哲”。此语出自《尚书·皋陶谟》，是古之“道术”尚未分裂时的一句话，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仍保留了这个“基因”。《皋陶谟》记述帝舜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是讲帝王除了正德修身之外，还要做到“知人”和“安民”。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故《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在此“三达德”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中国哲学“合知行”、“同真善”的特色。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亦是为了“知人”。
《易传·系辞上》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此话的意思与《中庸》所谓“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相仿。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从“知人则哲”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和人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为治”是宗旨；就此而言，“知人则哲”可谓中国哲学的特色，“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是被这一认知和价值的取向所决定的。
中国哲学是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对社会离乱、道德沦丧的“忧患”。中西哲学之缘起的宗教、社会环境和知识主体有所不同，二者对“爱智”或“希哲”的根本态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
莱维那斯与海德格尔同出于胡塞尔之门，他也曾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二者有所不同，即他不是把“人之在世”作为“基本本体论”，而是把“与他者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道家相通，那么莱维那斯的思想则与儒家相通。这只是从哲学的“根本态度”上说，按莱维那斯对伦理哲学与本体哲学的关系的见解，中国的以“知人则哲”为特色的“天人之学”，比西方传统的哲学更堪当“哲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