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民俗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3-0034-07
一
两汉民俗，已是犁了多遍的熟地。然而，以往的两汉民俗研究大都是爬梳文献，证之以考古发现，考证、复原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家族乡社、生产贸易、信仰禁忌、岁时节日和游艺竞技。复原民俗事象，是民俗研究的第一步。在这个环节上，先贤今哲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两汉民俗的基本面貌已经廓清。但是，民俗研究不能就此止步。民俗以人为本，在复原民俗事象的基础上，上升到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性格的剖析，方是民俗研究更高的目的。
民俗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大众之间世代传承的一种文化事象，它们从各个方面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由表及里，塑造着人们的心理意识，最终造就了一种特定的人群性格——从一个国家来说，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国民性；从一个民族来说，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性；从一个地区来说，是该地人的一种共同的性格趋向。一种人群性格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评判是非的尺度。且举一例。《汉书·高帝纪》：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称万岁，大笑为乐。[1]
沛县，《汉书·地理志下》将其划入宋国故地，记其民俗云：“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刘邦之性格背离了当地的价值评判尺度，恶稼穑，好衣食。故此，就连老父刘太公也瞧不起他，骂他不如他二哥刘仲。陈平的情况与刘邦相类：
陈平，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亲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弃之。[1]（《陈平传》）
阳武，陈留属县，故属梁国。梁地民俗，颇与宋同：“好农而重民”[2]（《货殖列传》）。陈平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当地的传统，故遭其嫂指斥。当然，往往是那些背离了传统的人，最后终成大器。
二
民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对此，汉时人有深刻的感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那时的一句口头禅。[1]（《王吉传》）[3]（《序》）这种地域性，就是今人常说的“民俗区”、“民俗圈”，汉时的名称应叫“地分”或“域分”，北宋景祐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都作“地分”，而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则作“域分”，中华书局校勘本以为“地分”是，姑且从之。研究两汉民俗，必须从划分民俗区入手。
西汉人经常提到的区域概念是“山东”与“山西”。这里的“山东”、“山西”指崤山之东西。崤山上有座沟通东西的关隘，曰函谷关，故“山东”、“山西”也谓之“关东”、“关西”。西汉人对这一分野有着深刻的记忆：
夫山东，天下之腹心，贤士之战场也。[4]（《国疾》）
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5]（《郑太传》）
“山东”与“山西”的差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列举出两项：“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不过，西汉人经常提到的东、西差异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邦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1]（《赵光国辛庆忌传》
这一差别后来成了一句民谚，《后汉书·虞诩传》：“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5]
西汉人提到的另一个地域分野是南北的差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2]
在司马迁看来，江淮以南是一种民俗类型，沂、泗以北另是一种类型，两者的差别十分明显。
从整个中国民俗史来看，中国民俗的南北之别远大于东西之异，西汉也不例外。西汉人常常把“山东”、“山西”挂在嘴上，一方面是因为故秦与东方六国的民俗确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秦与东方六国的对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实际上，“山东”与“山西”之间的民俗有若干同一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就是一例。
“山东”与“山西”，江淮以南与沂泗以北这种民俗区的划分过于宽泛，司马迁曾对西汉民俗区做过更为具体的划分。司马迁20岁从长安出发，历时近6个春秋，足迹几遍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中下游地区。调查民俗，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丰富纪传中人物的形象，是他此番漫游的一个主要目的。如他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追记云：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
司马迁回长安不久，也入仕为宦，旋即以郎中身份出使被称为“西南夷”的今蜀、黔、滇一带；第三年上，接替父亲任太史令，多次扈从武帝出巡，对各地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全国划分为9个民俗区，有的民俗区又分出几个民俗亚区（见表1）。
表1 司马迁关于西汉民俗区的划分
序号
民俗区 民俗亚区
1
关中民俗区
长安民俗亚区
巴蜀民俗亚区
西北六郡民俗亚区
2
三河民俗区
杨县、平阳民俗亚区
中山民俗亚区
3
赵地民俗区
4
燕地民俗区
5
齐地民俗区
6
邹鲁民俗区
7
梁宋民俗区
8
夏地民俗区
9
楚越民俗区
西楚民俗亚区
东楚民俗亚区
南楚民俗亚区
汉成帝君临天下后，又做了一次划分。这一次是有组织、有分工的民俗研究活动：时为谏议大夫的刘向划定“地分”，朱赣逐一条陈各地民俗。朱赣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当时在丞相张禹手下做僚属。这次民俗研究活动，盖与当时的儒学氛围有关。成帝好儒，丞相张禹更是儒学宗师，朝野上下，儒学气氛浓烈。移风易俗，是儒教的内容之一，这次民俗研究活动，大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搞起来的。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把刘向、朱赣的研究成果收入篇末。《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划为13个民俗区，还有17个民俗亚区（见表2）。
表2 《汉书·地理志》中的民俗区划分
序号
民俗区 民俗亚区
1
秦地民俗区
长安民俗亚区
西北六郡民俗亚区
河西四郡民俗亚区
巴蜀民俗亚区
2
魏地民俗区
河内民俗亚区
河东民俗亚区
3
周地民俗区
4
韩地民俗区
郑地民俗亚区
陈地民俗亚区
夏地民俗亚区
5
赵地民俗区
邯郸民俗亚区
太原、上党民俗亚区
钟、代、石、北民俗亚区
定襄、云中、五原、燕门民俗亚区
6
燕地民俗区
上谷、辽东民俗亚区
朝鲜四郡民俗亚区
7
齐地民俗区
8
鲁地民俗区
9
宋地民俗区
沛楚民俗亚区
山阳民俗亚区
10
卫地民俗区
11
楚地民俗区
12
吴地民俗区
13
越地民俗区
司马迁，特别是《汉书·地理志》的13个民俗区，缺憾不少，遭到后人批评。有鉴于此，今日学界补苴罅漏、匡失救弊者不乏其人，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周振鹤先生。在《秦汉风俗地理区划》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刘向的“地分”：
这种分野的思想不但今天看来有些荒唐，即在古代也有人表示异议。如唐人杜佑就说，这十二国在历史上并非同时存在，由吴越时尚无赵韩魏，待到三家灭晋时，吴则早已灭于越，以此分野，显然不合理。其实不但国名所选不经，即地域范围所划亦无道理，例如讲齐地，略当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而言秦地则所指是战国末年秦国的疆域，显见不侔。所以分野说不但从其本身的立论而言是不科学的，即其表述方式也是有毛病的，我们本来就可以撇开不谈。更何况分野与风俗区搅在一起就更糊涂，如秦地包括关中、河西、巴蜀以至原西南夷的广大地区（相当今陕甘宁川黔滇等西半个中国），其间风俗天差地别，强纳入一个区域之中论述，必然使人坠入五里雾中。所以我们必须拂去分野的尘网，才能真正复原朱赣所条理的风俗地理面貌来。[6]（第108页）
然后，周氏把《汉书·地理志》篇末的民俗资料加以“重新组合”，把两汉民俗区分为三大民俗区域，16个民俗区，15个民俗亚区（见表3）。
表3 周振鹤关于两汉民俗区的划分
序号
民俗区域 民俗区民俗亚区
1
塞上塞外民俗区域
塞上民俗区
西北民俗亚区
北部民俗亚区
东北民俗亚区
塞外民俗区
河西五郡民俗亚区
朝鲜四郡民俗亚区
2
黄河下游民俗区域
秦地民俗区
河内民俗亚区
魏地民俗区
河东民俗亚区
周地民俗区
韩地民俗区
郑地民俗亚区
颍川民俗亚区
南阳民俗亚区
陈地民俗区
赵地民俗区
赵、中山民俗亚区
太原、上党民俗亚区
燕地民俗区
齐地民俗区
鲁地民俗区
宋地民俗区
卫地民俗区
3
淮汉以南民俗区域
巴蜀及西南夷民俗区
楚地民俗区
吴地民俗区
吴越民俗亚区
东越民俗亚区
南越民俗亚区
笔者以为，周先生的“三分法”中，把淮汉以南划为一个类型区，不妥，应析为两个，合为四大民俗带：
1.长城民俗带
这一民俗带西起敦煌，东迄辽东、绵延万里。这里是几个重要事象的分界线：一是汉与匈奴等塞外部族的分界线，二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三是季风区与干旱区的分界线。此乃两汉战事最频繁的地区，烽烟不断。故此，这一地带的民俗有浓烈的“军事性”，民人租犷剽悍，崇尚武力，以射猎为生。
2.黄河民俗带
严格来说，应是“渭水—黄河民俗带”。生活在这个地带的民众，大致说来，呈这样一种趋向：重农桑，好商贾；崇礼仪，重廉耻；矜功名，高仕宦；恶衣食，尚节俭。在这个基本趋向下，各地又有自己的特色，“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黄河民俗带展示得格外强烈。这里是两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
3.长江民俗带
这里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半夏半蛮”、“亦夏亦蛮”是这个民俗带最显著的特征。所谓的“北方文化”，即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较多地渗透到这个地带。除此以外，这里又有鲜明的南方特色：成片种植的水稻，湖泊多鱼，果木丰饶，人们不用付出很多，便可丰衣足食，故不好积聚；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能言善辩；好巫鬼，重淫祀，等等。
4.珠江民俗带
此即周振鹤氏笔下的“南越风俗区”，之所以把这个地带析为一个独立的风俗带，是因为与长江风俗带相比，这里天高皇帝远，较少受北方的影响，此其一。其二，这里较为落后，原始民俗遗存较多。
如《后汉书·循吏·任延传》载：“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5]同书《许荆传》云：“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5]桂阳（郡治郴县，今属湖南）地处“长江民俗带”南部，民俗已较落后；越此而南，就更为落后了。在时人心目中，南州是一个未开化地带。
各个民俗带各有若干个民俗区；各民俗区又可析出若干个民俗亚区。以上各区、各亚区，大致如周振鹤先生所分，此不赘述；各民俗亚区，还可再析分；最小的民俗单位，在汉代人看来，是一家一户乃至个人，那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口头禅，下面还有“户异政，人殊服”[1]（《王吉传》）。遗憾的是，从民俗亚区以下，汉代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供划分的资料。
三
何以会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局面？是什么因素使此地人的性格异乎彼地？
早在公元纪年第一个世纪，班固就已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汉书·地理志》中给“风俗”下了—个定义：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
这是关于“风俗”的第一个定义。班固才华横溢，文史兼备，但是，说文解字不是他的长项。文字学家许慎说，“风”就是天天刮的南风、北风等，[7]（《虫》部“风”条）“俗”就是各地人的习惯。[7]（《人部》“俗”条）就字义来说，当是许慎正确。班固定义“风俗”，讲的不是字词之义，而是风俗的两个成因，一个是自然环境（水土风气）的塑造，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君主情欲）的整合。班氏此说，实为千古不易之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以其难以抗拒的塑造力，规范着各地的民俗，两汉民俗也不例外。从全汉的视角看，两汉民俗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南北之异远大于东西之别。四大民俗带呈东西走向，南北排列。究其因，就在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差异南北远大于东西。但是，有人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应劭在《风俗通义》序言中给“风俗”下了一个定义：“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3]
显然，在应劭看来，“风”就是自然环境，“俗”就是自然环境—手造就的不同民俗。与先他100多年的班固相比，他的“风俗观”要肤浅得多。不过，我们不必过多指责这位在中国民俗学史上足可以占上一章一节的先人，因为过分夸大自然环境作用的言论，他以前有如《管子·水地》，他以后亦屡见不鲜，就连大名鼎鼎的钱穆先生也特别看重自然环境的力量。翻开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国史大纲》，有这样一段文字：
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均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8]（第28页）
“民俗”是自上而下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只是在有些地区，自然环境的作用力相对大一些。如：“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偏阸。”[1]（《地理志下》）在另一些地区，社会环境起的作用多一些。如：“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1]（《地理志下》）
综观两汉民俗，在黄河民俗带上，社会环境的作用力远远大于自然环境，其中有些地区，自然环境的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风俗带“社会化”程度最高。因此之故，这里的民俗以及由民俗造就的人们的群体性格，最为迎合“君上之情欲”，从而成为两汉各种人才的主要产地。黄河民俗带是两汉影响力最大的民俗带；在黄河民俗带上，又以邹鲁民俗区的影响力最大。在两汉人心目中，儒学影响下的邹鲁民俗最为正统、纯正。越黄河民俗带而南，社会环境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自然的作用力愈来愈大；往北去，亦如之。
四
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是第一部中国风俗史专著，从此书的《序例》中我们得知，完稿时间是宣统二年(1911)。他把中国民俗史分为四个时期，春秋至两汉为第二个时期：
自春秋至两汉，民情尚诈伪，行奸险，尊重势力，不讲道德，未若成周以上之浑朴，虽汉末名节之盛，不能掩也，故命为驳杂时代。[9]（第4页）
他对这个时期民俗特征的把握以及“驳杂时代”这个名称，都不够确切。但是，他把两汉与春秋战国划为同一个民俗期，认为二者有相似的特征，又不无道理。至少西汉前期，确切点讲，是武帝朝以前，列国时代的遗风浓烈，各地民俗的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民俗具有强劲的传承性，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有的民俗事象传承二三千年犹不失其本来面目，如关中平原上一个叫“岸底”的小村，丧葬习俗迄今仍与《三礼》基本一致；[10]列国时代划上了句号，但各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俗，仍在各地民间传承着。二是秦朝短命，二世而亡，移风易俗没见什么成效。秦亡汉兴，鉴于经济残破，推行无为而治，各地民俗自在传承着。
到武帝君临天下，情况起了变化。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结束，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整齐民俗的一把利刃。不过武帝忙于南征北伐，无暇顾及移风易俗之事。这事到他的曾孙宣帝君临天下时，才由那些“循吏”在一些郡国付诸实施。自此以降，移风易俗成为郡国守相的一项重要职责。据统计，两汉计有24位守相在其任职的郡国搞过各种形式的移风易俗，西汉自宣帝以下仅有8位，东汉独占16位。这仅是史书中明文记载的。
移风易俗的内容，一是推行礼仪，二是劝民务农。各位郡国守相的移风易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自宣帝特别是入东汉以后，民俗的时代特征起了一些变化。张亮采说：“西汉重势利，东汉多气节。”[9]（第46页）如是说有点过于简单化。周振鹤云：
经过两百年的移风易俗过程，使西汉后期原有的八方殊俗异采纷呈的风俗渐渐地趋于六合同风的单一化形态，因此密集的多元的风俗文化区已经消失，尤其中原地区的那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现。在东汉后期，我们已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划分新的风俗文化区。当然这也和文献的缺佚有关，《续汉书·郡国志》没有留下像《汉书·地理志》那样精彩的风俗地理资料。但可以肯定地说，东汉后期的风俗地域差异是显著地削弱了，尤其是在生产方式与婚姻制度方面，基本上已经是达到六合同风的状态了。[11]
移风易俗的确使“九州异俗”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在笔者看来，改观不大。譬如桂阳，先后有卫飒、茨充、许荆、栾巴等人在那里搞过移风易俗，从《后汉书》中看，似乎成效很大，如《卫飒传》说“期年间邦俗从化”[5]，这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辑录了从东汉到明代的郡县守令在桂阳一带移风易俗的材料，从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地带的民俗（包括郡县守令大力整顿的婚俗）仍没有被整齐。[12]（第186-187页）如是说，并不是完全否定宣帝以来郡国守相们的移风易俗在整齐民俗上的作用，与西汉相比，东汉民俗的地域差异的确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只是距“六合同风”尚远而已。实际上，地域性本来就是民俗的一个基本特征。
收稿日期：2004-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