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兴湖废：明清以来河东“五姓湖”的开发与环境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东论文,明清论文,环境论文,湖兴湖废论文,五姓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3)05－0079－10
本文对位于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五姓湖”的研究，意在从类型学的角度丰富和推动山西乃至北方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就水利社会的类型而言，它不同于以往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泉域社会、流域社会和洪灌型水利社会①。本文中，我们姑且将五姓湖及其周边区域称之为“湖域型水利社会”。就山西湖泊水利史的研究而言，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虽已渐次展开，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尚处于发展阶段。就研究角度而言，多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者完成，比如程森、张慧芝均注意到了山西汾河流域汾阳“文湖”这一代表人地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对文湖的历代开发与“人为泄湖为田”致使湖水湮废，这一重要历史过程做了梳理和复原，反映了历史地理学者的主要学术关怀②。
具体到山西河东地区之五姓湖的研究，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三篇文章，且相隔年代较远，表明近三十年来五姓湖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第一篇是由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已故地理学教授田世英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黄河流域古湖钩沉》。该文提纲挈领地概括了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古代湖泊的分布情况，在涉及涑水流域诸湖时对五姓湖有所关注，感慨“五姓湖消失之速，实出人意料之外。”③二是由山西省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的乾林、国甲二位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河东盐池与五姓湖的兴废》④。该文在田文基础上，以探究盐池兴与五姓湖衰之原因为主线，指出五姓湖的变迁主要与泥沙淤积、泉水枯竭有关，并提出五姓湖的最后湮废是由于人为围湖垦田造成的。第三篇文章与此文相隔二十年之久，是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姚娜完成的《历史时期五姓湖的变迁》⑤。该文借鉴吸纳了前两文尤其是后文的观点，细致收集和整理了散布在府志、县志中的有关史料，详细考察了五姓湖的历史变迁轨迹，指出五姓湖的湮废是自然和人文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五姓湖的变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五姓湖的干涸。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三篇相隔较长时间的文章，对于五姓湖湮废原因的考察基本一致，只不过从详略程度而言，呈现出愈益细化的特点，但就观点的创新性而言，均差强人意。比如，三文中有关五姓湖前身和演变过程的考察就存在一定的主观化倾向，对于张泽、晋兴泽、张扬池与五姓湖的关系问题，就考察得不够清楚，甚至存在错讹之处。对于五姓湖在清代后期的湮废史，研究者普遍认同人为因素在其中所起的加速作用，但鉴于所使用的文献仅仅局限于地方史志资料，史料单一，因而对于五姓湖有关历史过程就梳理得不够清晰。
本文将在吸收借鉴以往相关成果基础上，综合利用省、府、县各级方志资料，着重利用正史文献、官员书牍和时人游记等资料，选取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湖泊兴废的认知态度这一视角，对五姓湖的历代开发与环境演变这一主题加以讨论，希冀能够廓清五姓湖的前世今生，总结历代人们开发利用湖水资源的利害得失，为当代五姓湖的开发利用和时代转型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五姓湖的前身：长泽、张阳池与晋兴泽
据今人考证，五姓湖名称最早可能出现于明代，明以前的地理专书如《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纪》等均未见记载，现有据可查的是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有关解释：“五姓湖，县(临晋县)南三十五里，亦曰五姓滩。滩旁为五姓村，湖因以名，即涑水、姚暹渠经流所钟之地。”⑥可见，“五姓湖”名称的出现相当晚近。从这条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人对于五姓湖名称由来的解释，即该湖是以村来命名的⑦。
关于五姓，当地还流传有舜帝后裔姚、陈、胡、虞、田五姓的说法。顾氏及当地人的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不免令人生疑。很难想象一个方圆近百里的大湖，竟然会是以一个小小的村落来命名的。因此，以村命湖的说法，有赖于寻求多方面的证据。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从现有成果来看，研究者对于五姓湖前身的考证也同样不够周详。前引田世英、乾林、国甲和姚娜的论文中，均涉及这个问题，然皆语焉不详。几位研究者均援引到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涑水注》中的这段记述：
涞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对盐道山。西陂即张泽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亦时有盈耗也⑧。
这条资料讲到了作为五姓湖前身的晋兴泽和张泽的基本情况。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对二泽与五姓湖之关系有过深入讨论。相反，在具体的引证过程中，研究者根据主观意志对史料随意进行了裁切和解读。如田文并未直接引用这段史料，而是根据他对这段引文的理解进行了转译。田文提出：“晋兴泽和张泽的面积较大，湖址在今永济县县治东，中条山下。二湖东西相距不远：晋兴泽在东，称为东陂，张泽在西，称为西陂。”紧接着，田文又讲到晋兴泽和张泽的关系，所谓“夏秋水大时，二湖辄相连接，张阳城南汪洋一片，合称为张阳池。”这里他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认定张阳池为晋兴泽和张泽的合称。或许是作者对此把握性十足，此处未作任何注解，令人怀疑其观点之可靠性。然而，田的这一观点却也成为一家之言，加之发表年代较早，因而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认同，如乾林、国甲的论文中，就不折不扣地承袭了这一观点，未做更多考证。应该说，这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不利于廓清五姓湖的早期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王长命博士在对运城盐池开展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方面的不足，并对作为五姓湖“最”前身的“长泽”进行了细致考证，其贡献在于将长泽的历史，确定并提前到了《山海经》年代。其依据的是《山海经·北山经第三》所载：“咸山，条菅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长泽”⑨。据其考证，此处咸山即为巫咸山，条菅水即涑水，因为郦道元《水经注》中有“涑水自巫咸山北，西南流入张泽”、“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称”的记载，此处条与洮应系同音转写。两条记载不同之处在于，《山海经》时代的“长泽”到《水经注》时代已被替换为音同字异的“张泽”。此外，还有一对地理参照物可资佐证：与长泽对应的有长阳城；与张泽相对应的有张阳城。王长命提出“长泽、长阳城与张泽、张阳城，其实为一，皆得名长坂，即蒲坂。”蒲坂即长坂的说法有两大依据，一是《元和郡县图志》河中府河东县条下所载“长原，一名蒲坂，在县东二里”⑩；一为《太平寰宇记》所载秦始皇东巡见长坂之事。综上所述，作为五姓湖最前身的“长泽”，其出现年代最久，为山海经所在的上古时期。“张泽”则最早出现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年代要晚许多。此外，仍需注意的是，长泽之后，张泽之前，尚有一段名为“张阳池”的时期，这一说法初见于曹魏时期的《水经》“涑水又西南，注于张阳池。”鉴于长泽、张泽之名称来历，可知张阳池极可能为长阳池的同音转写，而长阳池这一名称同样与长坂有关，山南水北为阳，长阳池因位于长坂之南，故名(11)。张阳池这一名称究竟延续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到郦道元编著《水经注》时，张阳池这一名称已作古，取而代之的是晋兴泽和张泽。明以来，晋兴泽和张泽已不见载，代之而起的只有五姓湖了。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我们已无法确知五姓湖与晋兴泽、张泽的前后继替关系了，唯一可做的只是一种合理化推断，但这已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如王铭在《山西山河志》中就模糊地认定五姓湖为两泽遗址。
那么，五姓湖究竟是以晋兴泽或张泽二者之一为主体演变而成的抑或是二者共同的产物？在笔者看来，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因此我们只能综合地形地势和径流补充状况进行一个合理化的推断和解释。根据郦道元的描述，晋兴泽在东，张泽在西，在水源足够丰富的条件下，两泽应均可接纳涑水河和姚暹渠之径流补充。涑水河由东北向西南，姚暹渠由东南向西汇流入湖。由于地势西高东低，因此，晋兴泽具有比较张泽更为便利的水源条件，从湖泊自身的长期演化过程来看，应当是晋兴泽不断扩大，张泽不断萎缩。明代以后始见诸文献的五姓湖应当是在晋兴泽基础上形成的，而张泽在明以后已经湮废不存了。
与此观点截然对立的是乾隆三十八年时任临晋县令的王正茂在《临晋县志》中的一番言论，声称“五姓湖即古张泽。……涑水又西南属于陂，东陂世谓之曰晋兴泽，即鸭子池。西陂即张泽。”(12)乾隆二十年《蒲州府志》也从此说，“鸭子池在五姓湖东，水经注所称东陂之晋兴泽也，王官谷诸水流经注此。通志云东起鸭子池，西接蒲州孟明桥，六十里皆水乡也。”(13)清人胡天游在《蒲州府复涑姚二渠记》也有“而张泽者，即善长书涑所属陂，今以为湖，变其名五姓湖”(14)的说法。然而这一观点却受到了清人王子山的严厉批评，在《虞乡县志·山川考》中，他明确指出：“临晋旧志误以鸭子池为晋兴泽，遂以五姓湖专为张泽，府志因之。不知鸭子池去盐道山甚远，且东西不过四五里，南北又近，与郦注全不相符。惟秋水涨发，鸭子池西接晋兴泽，又西北接张泽，故通志有东起鸭子池，西接孟明桥六十里皆水乡之说。志者不细考水经注，遂因张泽久涸，惟鸭子池晋兴泽时有蓄水，遂以为东西二陂，殊非实录。”(15)这样就支持了笔者的推断。
按照上述演化和推理论证，我们大致可以重建五姓湖的时空演变轨迹，即长泽最早，在《山海经》时代；而后长泽演化为张阳池，张阳池亦即长阳池，位于长坂即蒲坂之南，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再后张阳池(长阳池)分化为晋兴泽和张泽，最早出现于北魏时代郦道元的《水经注》。及至明清时代张泽湮废，晋兴泽演化为现在的五姓湖。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五姓湖”的开发史只能从明代算起。既然明以前没有五姓湖的称呼，因而就无所谓对五姓湖的开发了。而作为五姓湖前身的长泽、张阳池、晋兴泽等，在明以前开发非常有限，加之资料阙如，本文就不作探讨了。
二、五姓湖的水源变化：涑水河、姚暹渠与湾湾河
关于五姓湖的水源问题，以往研究者已经搞得非常清楚了。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五姓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天然湖泊，实则是人为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在五姓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人为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我们从1961年运城地区地形图来看，五姓湖的水源主要有涑水河、姚暹渠和湾湾河。其中，涑水河和姚暹渠似为长流水，湾湾河则为季节性河流，先入鸭子池，再入姚暹渠，最后注入五姓湖。在此，我们可以依次对这三个水源的特点加以分析，进而领会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先来看涑水河。涑水河是五姓湖第一大水源。以往研究者在谈到五姓湖的消失时，首先提及的就是涑水河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表现为涑水河流量的递减，或为涑水河上游长期的人类活动，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加剧了五姓湖的淤积。直接的证据有二，其一出自乾隆三十八年《临晋县志》山川篇，“惟兹水之奫潫，曷不作霖雨起蛟螭而沟浍之涸如此(近年涑水沟渠皆成涸辙)。”这是关于清代涑水河流量减少的直接记载；其二出自同书的水利篇，“越年山水骤至，捍挟泥沙，冲至姚堤，回澜倒噎，而涑渠复噎北。”这是有关涑水决溢的记载。关于这一点，以往研究者多持如下观点，即随着明清时代涑水河流经诸县人口的增长，土地开垦加速，水土流失加剧，造成涑水泥沙量大，河床淤积，易于决溢的特点。初读之下，这一观点看似没有任何问题，却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而是以研究者的逻辑和想象来替代史料。尽管人口增加、土地开垦、涑水决溢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似还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
笔者以为，如何理解涑水决溢乃是问题的关键。以往研究者多孜孜于具体史实的梳理，缺乏大区域的眼光，这或许是涑水河流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三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此，笔者非常欣赏谢湜的一句话，“只有在充满着联系的区域社会时空中探讨水利，才有可能为研究基层社会史提供一个丰满的视野。”(16)如果我们稍微扩大一点时空范围，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涑水河一直是河东盐池的大敌。历代以来对涑水河的防范与治理，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为保护盐池而多次改变涑水自然河道，致使水患增加。乾隆三十八年临晋邑令王正茂论及涑水河治理时的言论，就颇为中肯：
涑水自唐都督薛万彻导自夏县，隋姚暹引至虞乡，厥后涑姚二渠合流。历代恐为盐患，一引而北，再引而西，经流所至，皆非其自然者矣。今必顺其经流之性，则循故道而后可。然故道已为田庐之所，坏田庐而循故道，谓非不通之论哉！故道虽不可循，而水性之下莫御。蒲解之地，东西北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涑趋于南而姚堤障之，故兽家营、枣疙瘩诸村狂溜横擣，民用荡析离居，为蒲东之大駴(17)。
此番言论可谓涑水为患原因之正解。在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关系，并以之代替以往的人地关系紧张说。这一关系就是“保护盐池安全——改变涑水河道——旧河道被田庐侵占——涑水河决”。可见，人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在涑水河流域范围内，盐池在为地方乃至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其背后却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安全和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在两者之间，历朝历代人们一直都在权衡。权衡利弊的结果，仍然是要舍小利保大利，舍生态保生产。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涑水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和河患问题，就会更加清楚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区域社会生态环境演变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明清方志中看到地方官员殚精竭虑治理涑水决溢的行动，也会看到小民仆仆于涑水河道岁修工程的身影，更会看到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的声声抱怨。然一切问题的根源，却在于国家为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区域民众的生活乃至于生命。
不仅如此，王正茂在其纂著的方志中还提到当时涑水河上游县份如安邑、猗氏等县民众盗水一事，“近则安猗以上之民，盗卖横决，致使水不归渠，下流日涸，故临之渠工日懈，而永之民更不知修河为何事。今且日督下流为无益之岁修，而上流之盗卖罔利视若固然。”(18)与此相类似的一条史料还见于民国十二年的《临晋县志》：“晋南诸县大都重农，其以争水肇讼或械斗者，几乎无岁无之。若临之涑渠以上流各县壅塞专利，水不下行，临民之愁苦怨叹久矣。”(19)由此可见，因盗卖河水导致的上下游关系紧张至少是清代至民国二百余年间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下游民众开发水利的积极性，而且使原本不足的涑水河水量更显紧缺。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影响到五姓湖的水源供给。
图1 北魏以降涑水河河道变迁示意图(王长命博士绘制)
与涑水河改道相比，姚暹渠的开凿同样以保护盐池为首要目的。姚暹渠的前身是永丰渠，是运城盐池最早的护池工程。对于姚暹渠的基本史实，乾林、国甲已经厘清，可资参考。据其研究，北魏正始二年(505)，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开凿永丰渠，东起夏县王峪口，汇白沙河后入安邑城北，接苦池水，长驱而西入“五姓湖”(20)，最后注入黄河，将盐池东南中条山诸水直接泄入黄河，以避免涌入盐池。北周北齐时期，由于泥沙淤积，无人维修管理，永丰渠逐渐湮废。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又在永丰渠旧基上重为浚修，两面加筑土堰，用以泻山洪，阻客水，保护盐池，这就是至今仍为盐池防洪体系主干的“姚暹渠”。历史上姚暹渠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泄客水入黄河，不致浸灭盐池；二沿路民堰皆有水眼，可以灌田；三倘水大能浮舟运盐。”(21)姚暹渠把导、排、堵洪水，保护盐河与农田灌溉、航运等功能融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也是罕见的。姚暹渠因效益明显，“公私果利”(22)，历代统治者和盐商对其管理岁修非常重视。唐贞观年间，并州刺史薛万彻重加疏浚。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遣人考察，诏令浚修。明隆庆年间，御史郜永春对姚暹渠进行改道和浚治。到了清代，姚暹渠的岁修已成制度，规定南堰商修，北堰民修。据当时人说，“国朝(姚暹渠)屡塞屡浚，乾隆十年(1745)，渠身淤淀，由商捐浚治。十九年(1754)渠又雍滞，知州韩桐力请捐治。二十六年(1761)渠水涨发，各商捐银四万余两复加浚治。北堰民修无力，甚属单薄，知州言如泗请动公项，加高培厚，与南堰并峙，可资巩固。”(23)
由此可见，姚暹渠自开凿之日起，就是以保护盐池不受中条山洪水冲决为主要目标的。在保护盐池的同时，客观上为五姓湖提供了水源，确保了五姓湖水源的畅旺。不过，与涑水河因改道而造成的决溢相比，姚暹渠在清以来同样存在着决溢的问题，而且相当严重。除了乾林、国甲提及的乾隆年间的三次严重淤积外，姚娜的文章中还罗列了嘉道年间的四次决渠灾害：嘉庆十九年，运城“六月霪雨，山水暴涨，姚暹渠决冲，压民房无算。”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大雨，姚暹决，冲坏任村民房数十座。”道光十二年，“七月，大雨，姚暹渠决。”道光十四年，“六月，姚暹渠决水，至东关漫至南关，冲倒屋舍及附近民房无数。”(24)
关于姚暹渠决溢的原因，论者多归因于泥沙淤积所致，笔者对此也深表赞同，可以支撑这一论点的史料有三条。乾隆《蒲州府志》卷2《山川》中有两条记载：乾隆十年秋，“涑水及姚暹渠沙土壅而五姓湖久遏塞。”乾隆十八年秋，“霖雨弥月，水漂瀑无所归，至冬时尚漫，宿田野。河东兵备道因解州知州请修渠河，乃使与蒲州知府会勘涑水、姚渠形势，即议修浚。”另一记载来自于《清史稿·河渠志》，据载：(乾隆)二十六年，河东盐政萨哈岱言：“盐池地洼，全恃姚暹渠为宣泄。近因渠身日高，涨漫南北堤堰禁墙内。黑河实产盐之本，年久浅溢。涑水河西地势北高南下，倘汛涨南趋，则盐池益难保护。五姓湖为众水所汇，恐下游阻滞，逆行为患。均应及时疏通”(25)。这些史料中的“沙土壅”“修浚”和“渠身日高”等描述中，至少透露出乾隆十年至二十六年姚暹渠泥沙淤积的客观事实。这一点显然不会仅限于乾隆年间，而应当是清代姚暹渠易为泥沙所淤的真实写照。姚暹渠的通畅与否，不仅事关盐池的安危，而且也影响到五姓湖水源的稳定与否。从姚暹渠的开凿到历代修浚以至于清代岁修制度的建立，均反映出人为因素对于五姓湖存续的重要意义。
此外，湾湾河作为姚暹渠的支流，也构成了五姓湖的重要水源补给。该河以中条山王官峪山水为水源，经鸭子池后与姚暹渠汇合，属季节性河流，无雨长年干涸。与涑水河、姚暹渠共有的特征是均有人为开凿的因素。除上游沟峪外，该河中下游河道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人工开挖，民国八年再次开挖，为解决汛期排洪发挥了作用。
图2 五姓湖水系图(王长命博士绘制)
综上所述，涑水河、姚暹渠及湾湾河，构成了明清以来五姓湖的主要水源。这三条河流的兴废与否，也直接关系到五姓湖的兴衰沉浮。在此意义上，五姓湖的水利开发与持久存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湖泊本身，而应当将这三条河流与五姓湖联系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考察。更进一步而言，从历史时期来看，无论是涑水河、姚暹渠还是五姓湖，其开发利用均是在优先保证河东盐池的开发利用这一中心利益和前提下展开的(26)，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世易时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极大改变，五姓湖的开发利用也必将会迎来新的契机，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后来者借鉴。
三、兴废由人事：明清以来地方文献中的五姓湖开发
如前所述，五姓湖之名称最早见于明代，因此对“五姓湖”的开发利用最早也只能从明代算起。在明清时代将近五百余年的时间里，五姓湖呈现给世人的景观不仅与今日已有差异，即便是在明清两代，也已多有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综合地方志、官员士绅关于五姓湖的诗文、游记等资料，对明清时代五姓湖的景观加以呈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五姓湖以地表水为主要水源，即便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地表水的丰歉也会影响到湖泊的盈缩，因此丰枯不定乃是五姓湖“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并非静止不变的，诚如清代《蒲州府志》所云“冬夏积水，时有盈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讲到五姓湖的前身“张泽”时，同样也用了这八个字，其承续关系可见一斑。然而，如今论者在谈及五姓湖的消失时，却常常会预设一个前提，即认为五姓湖自形成以来就从未干涸过，五姓湖的干涸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情。田世英先生用“出人意料”四个字表达他对五姓湖快速消失的一种惊讶。事实上明清时代的五姓湖已数度出现干涸的情形，如光绪《续修临晋县志》就有“崇祯三年春不雨，至六月赤地如焚，五姓湖水涸”(27)的记载。但是五姓湖水干涸也并非常态，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往往还能够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明清时代的五姓湖视为一种湿地景观。
清人对于五姓湖的历史演替记载较为周详。如乾隆十七年(1752)自宁武调任蒲州知府的官员周景柱就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乾隆壬申自宁武移守来蒲，以事往临晋，因得至湖所。临晋人云前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杂树桃李，丹绮照耀，酒帘歌筝，游者簇集，波光渺瀰，吞漾云日，烟艇往来，泛狎鸥鹜，光景良胜。今湖就涸者久，佳赏丽瞩，曩昔殊异，惜予之不及见。然漪吹练潆，犹足悦心目旷志趣。……至明年而水之涸者复生，又明年方有事涑姚之渠，遂并湖浚之。浩淼弥望，浮碧无际，湖中有堤，桥影参差，树色映掩，行人往来，俨若图画(28)。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周景柱浚湖三年之后，清代著名学者牛运震与好友胡稚威，在周景柱、永济张县令和万泉毕县令陪同下共游五姓湖，事后所撰《游五姓湖记》中亦留下了类似记载：“然湖当昔盛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桃李霞绮，酒旗歌管掩映簇集。近湖之淤且涸者，百有余年，几成眢池。周侯疏涑水河并湖浚之，今之清波潆漾，弥望浩淼者，周侯力也”(29)。周景柱和牛运震对五姓湖的观察相差仅仅三年，因此二人所描述的应当是同一时期的情况，可相互印证。此外，地方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资佐证。据乾隆二十年《蒲州府志》五姓湖条目所载：“明时旧志云湖傍昔多楼台，居人环绕，每夏荷花尽发，烂若霞锦，杂以绿萍红蓼，渔人罟师水凫沙鹭，款乃间作飞浴相翔，致为胜观。其后景物尽变，惟湖光一片，数十年来水益就涸。乾隆癸酉岁秋雨既盛，复见涟澜弥潴云”(30)。此处的乾隆癸酉年为公元1753年，与周、牛二人观察时间基本相同。
综合上述诸条史料可知，五姓湖不仅在明崇祯年间曾因气候原因干涸，而且在1753年之前又长期面临着淤浅甚至干涸的命运，史料中所谓“就涸者久”、“淤且涸者百有余年”、“数十年来水益就涸”的记载就是明证。乾隆年间，凭借周景柱的浚湖工程和充沛的雨水补给，五姓湖始恢复往日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的秀丽景观，成为官员和百姓乐往之所。因为游人众多，带动湖区经济发展，湖周“楼阁亭馆”“酒旗歌管”簇集，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集消费、交往、娱乐于一体的休闲空间。蒲州知府周景柱高度肯定了对五姓湖的开发，他曾言道：“太守得以官政暇余，与邦人相羊其际，既以快其观娱，且得以利及民者，美是湖而为蒲人庆，尤有乐乎此也？”(31)
五姓湖的兴盛，确实能够为当地人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对此，牛震运已经观察得非常仔细，所谓“浅有菰蒲，深有葭苇。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攟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扶老艾抱孩稚熙熙于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遍焉”(32)。其中，菰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里，嫩茎称“茭白笋”，可食用。蒲也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池沼中，高近两米。根茎长在泥里，可食。叶长而尖，可编席、制扇。葭苇是指初生的芦苇。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五姓湖兴盛时能够为当地人带来的切身利益。“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更是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渔业生产。周景柱对伍姓湖的渔业经济也很关注，据其调查，“癸酉之冬罛师棹入者舟数十，比甲戌已百余，今年乙亥且二百”(33)。癸酉之冬是1753年冬，渔船有数十艘；甲戌年系1754年，渔船增至百余艘；乙亥年为1755年，又猛增到二百艘，三年之间迅猛增长，反映了渔业经济的吸引力。不仅如此，随着渔业市场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盖合临晋虞乡永济三县之人，皆往焉。四方诸郡或先赋以金而后偿鱼，计其利岁可数万”(34)。
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反映的只是五姓湖水兴盛时的状况。有盛就有衰，有兴必有废。湖兴之时，人们靠湖水获利。湖废之时，人们则靠湖滩获利，乾隆年间有百姓于水少时在五姓湖滩垦田，结果在水涨时引发了湖水逆泛和倒灌的灾害，据载：“孟明桥一带为蒲民壅塞种田，湖水逆泛东注于池，姚渠亦有倒灌之患。乾隆十八年知蒲州府事周公景柱禀河东道乔公光烈申请重浚”(35)。光绪三年灾荒期间，马丕瑶在永济勘灾时，也注意到了民众围垦五姓湖滩的现象，据其调查，“二月初十日，前往永、临、虞乡三县界内之五姓湖滩……查此间地土井泉虽属碱苦，从前皆生五谷，不过收成少薄。……将见桑泉境畔，天柱峰前，耕牧渔樵，耆老妇孺咸熙熙攘攘于湖光山色之中。”与乾隆年间的灾情相似，人们从湖滩周围垦辟出来的土地尽管有所收获，却在湖水泛涨时遭受重大损失，“自道光元二年天雨过大，上流涨漫五姓湖，四面滩岸一片汪洋，永济孟明桥一带下流拥塞，水无出路，良田积水渐渐浸渗，无地可种”(36)。
受资料所限，目前笔者只能将明清时期五姓湖的开发历史延续到光绪年间。从明清时代五姓湖的这段历史来看，五姓湖总体上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其中五姓湖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当在乾隆十八年周景柱浚湖以后，牛震运、周景柱、乔光烈等人的游记和诗赋足以说明这一切。从五姓湖的开发历程可以看出，该湖的兴废与涑水河、姚暹渠有着至为紧密的关联。乾隆十八年周景柱浚治五姓湖的工程，可以视为涑水河治理工程的一部分，他对五姓湖的治理，就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民国以来，由于涑水河淤塞，五姓湖亦随之出现了干涸的迹象，据民国《临晋县志》载：“五姓湖，以涑水输入汇而成湖，自涑渠淤塞，湖水久洞”(37)。
建国前后，五姓湖依然处于一种丰枯不定的状态。1946年，因连年干枯，五姓湖干涸。1956年，湖水畅旺，水面面积曾一度达到40平方公里，水深4米。平常年份水面面积一般为20平方公里，水深1－3米。五姓湖完全消失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涑水河上游兴建吕庄、苦池等水库，加以降水量偏少及地下水大量开采等原因，五姓湖成为干涸的荒滩。之后于此建立国营农场，进行大规模开垦，开垦后的滩地面积4万亩，可耕地1.5－2万亩。沧海桑田，历史名薮终成平畴。20世纪后期，晋南提黄河水灌溉，湖区内复又蓄水，并利用湖水发展水产养殖，却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盛况了。
四、结语：五姓湖开发的历史启示
纵观明清以来五姓湖的开发历史，可知水源稳定与否乃是五姓湖存废兴亡的关键。而五姓湖的水源却是与涑水河、姚暹渠以及鸭子池的兴废密切相连的，人为因素影响极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乾隆十八年蒲州知府周景柱治理涑姚二渠淤塞问题时连带浚治五姓湖之举，极大地缓解了五姓湖的淤塞和水源补给问题，就不会有乾隆十八年以后五姓湖区域经济的兴盛。同样，光绪末年五姓湖区域经济的衰落，同样是因为水源补给出了问题，以致湖水久涸。五姓湖之兴废历史，给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水兴则湖兴，湖兴则政兴，政兴则民富，民富则县强；反之，水枯则湖枯，湖枯则政衰，政衰则民贫，民贫则县弱。对于五姓湖区域社会发展而言，这一逻辑可谓古今通用。因此，在五姓湖湿地经济开发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水源的问题。解决好水源问题，是五姓湖湿地经济开发的最基本条件。
其次，从五姓湖的兴废演替过程中，我们发现今后对于五姓湖的开发整治不能仅限于五姓湖本身，而应将涑水河、姚暹渠乃至于解州盐池全部纳入进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整治和开发。明清以来涑水河河道的一改再改，姚暹渠开凿后的一疏再疏，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五姓湖的水源稳定，时而有利时而有害于五姓湖的长远发展。这是因为明清时代涑水改道，姚暹清淤，均是以保障盐池免受洪水侵害为首要目标的。为了维护盐池的安全和丰厚的利益，改道或清淤不一定要率先考虑五姓湖的安危。明清时代，在以盐池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结构中，五姓湖的安危与利益并非问题的关键。时异势殊，今日五姓湖湿地经济的开发，虽不再是以盐池经济为中心，而是以五姓湖湿地经济为中心，却依然要将涑水河、姚暹渠以及中条山峪诸水甚至盐池全盘考虑进来，因为五姓湖并不单单是永济的五姓湖，而是涑水流域的五姓湖。无视其间的联系，结果必将是事倍功半。
第三，从水源畅旺时五姓湖的开发历程中还要看到，五姓湖的开发整治，不能仅局限于永济市本身，而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开发整治。就行政层面而言，至少要得到运城市一级政府的支持，要将五姓湖的开发整治纳入到整个运城市经济开发的视野之中，作为运城市经济开发的一个重点工程。乾隆十八年五姓湖的成功浚治，就是由蒲州知府周景柱牵头，并得到河东道台乔光烈的大力支持后才顺利施行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今日五姓湖湿地经济的开发，理应占据更高的起点，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第四，从乾隆年间五姓湖经济的兴盛中不难看出，早在清代五姓湖区域经济就形成了以五姓湖水域景观为基础，集休闲、娱乐、交往、消费于一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五姓湖区域渔业经济、水产作物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由于五姓湖区域景致优美，早在明代就已有晋藩王府在湖区建设私家宅邸以供消遣，并且吸引了众多高级官吏和文人雅士前来消闲旅游，无形之中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品位的提升，成为后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想象和赖以炫耀的资本。这种发展模式虽然是历史形成的，对于现实中的区域社会发展具有同样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13－07－28
注释：
①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程森：《环境压力与土地利用形式的转变——以汾阳文湖变迁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张慧芝、王尚义：《明代汾州泄文湖为田的负面影响》，《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
③田世英：《黄河流域古湖钩沉》，《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④乾林、国甲：《河东盐池与五姓湖的兴废》，《晋阳学刊》1990年第5期。
⑤姚娜：《历史时期五姓湖的变迁》，《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
⑦田世英的说法：“环湖居民，以五姓为多，又有五姓湖之称”。见前揭文。
⑧［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复校《水经注疏》卷6“涑水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92页。
⑨［晋］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北次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⑩［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河东县》，中华书局，2005年，第325页。
(11)王长命：《〈水经·涑水注〉张泽得名蒲坂考》，《历史地理》2011年，总第25辑。
(12)光绪《临晋县志》卷1《山川篇》。
(13)乾隆《蒲州府志》卷2《山川·五姓湖》。
(14)光绪《蒲州府志》卷21《艺文》。
(15)光绪《虞乡县志》卷1《地舆》。
(16)谢湜：《“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7)光绪《临晋县志》卷1《水利篇》。
(18)光绪《临晋县志》卷1《水利篇》。
(19)民国《临晋县志》卷2《山川考》。
(20)乾林、国甲在此使用“五姓湖”这一名称是不妥当的，因为北魏时尚无五姓湖这一名称出现，当时只有张阳池、晋兴泽、张泽。
(21)光绪《解州志》“沟洫略”。
(22)《续资治通鉴》卷37。
(23)乾隆《解州全志》“沟洫”。
(24)参见姚娜前揭文。
(25)见《清史稿·志一百四·河渠四》。
(26)如乾林、国甲的研究就指出，五姓湖自盐池开发之日起，就成了盐池的滞洪区，它的功能就是把本来汇入盐池的洪水纳入湖中，缓缓泄入黄河，实际上是盐池洪水的调节池。这一观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
(27)光绪《续修临晋县志》续下“祥异”。
(28)乾隆《蒲州府志》卷21《艺文》。
(29)《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0册。
(30)乾隆《蒲州府志》卷之2《山川》“五姓湖”条目。
(31)乾隆《蒲州府志》卷21《艺文》。
(32)牛运震：《游五姓湖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0册。
(33)乾隆《蒲州府志》卷21《艺文》。
(34)乾隆《蒲州府志》卷21《艺文》。
(35)光绪《山西通志》卷41《山川考》。
(36)《近代史料丛刊》第574册，《马中丞(丕瑶)遗集》，《马中丞书牍》，光绪二十五年春马氏家庙刻，江人镜《上江蓉舫观察》书牍卷1，19，684－704。
(37)民国《临晋县志》卷2《考四·山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