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
——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
文/蔡先金
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于孔子的整体评价是客观与公允的，而且不乏赞誉之词，如伏尔泰（1694—1778年）赞叹孔子开辟了比基督教高明得多的“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然而，黑格尔这位西方哲学巨匠——对于孔子的评判话语虽然不多，主要集中在其46岁时（1816年）在海德堡大学所作演讲稿《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中，但是他对于孔子及其哲学的误读、误解以至于误说却表现出其在东方哲学认识上平庸的一面，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不可小觑，这需要我们予以必要的澄清，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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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有关孔子及其哲学的评判
在海德堡大学“哲学史演讲”中，黑格尔在东方圣人孔子面前还是具有某种必要的谦逊与恭敬的一面，纵使这种表里不一的作派受到怀疑。他首先说出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史实与必要的尊重，认可孔子是早于其信仰的基督五百年并与其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同为世界“轴心期”的世界巨人，同时还承认孔子在莱布尼兹时代对于西方世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他对于孔子的公允评价却仅此而已，其余大都是带有某种偏颇的误读与误解乃至于误说了。
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黑格尔对于孔子及其哲学悍然作出一些不明智的评价与不公允的非理性判断，令敬佩他的人大跌眼镜。他对于孔子及其哲学评判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孔子哲学仅仅就是“一种道德哲学”。他作出如此过分的评价：“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黑格尔既不承认华夏民族所谓“常识道德”的独特价值、又完全否认孔子对于所谓道德哲学的贡献，至于孔子哲学独创的核心范畴如“仁”又只字不提，由此亦可推知，黑格尔对于孔子及其哲学体系了解之何等肤浅！再退一步说，既然已经承认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那么又为何接着就说出这样对于哲学而且还是道德哲学自身不尊重的话来，这样主观臆断确实有损于黑格尔自己作为哲学家的形象了。孔子哲学是否仅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且这种道德哲学表现出的又是否仅仅是孔子的“教训”？黑格尔作出这种简单的哲学分类与联系，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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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于孔子评价中唯一可以算得上他提出的哲学理由，就是孔子哲学没有“思辨”色彩或者说孔子缺乏思辨性。何谓黑格尔的“思辨”？其实黑格尔对于“思辨”的理解与使用已经跑偏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去了。我们不能过度迷信黑格尔，过度俯首于所谓思辨思维。当时在耶拿大学就流传有对于“木头人黑格尔”有关“思辨”教学方法的嘲讽。黑格尔自己对于孔子的认识也是有些混乱，而不能称之为思辨，一边说孔子不是哲学家，一边又认为孔子哲学属于道德哲学；一会儿说孔子著作是教训，一会儿又说孔子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还承认孔子“在他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也就是在1816这一年，柏林大学神学系主任德·魏特教授认为黑格尔讲起话来，晦涩难懂，混乱不堪，吞吞吐吐，扭扭捏捏。钱钟书也曾认为黑格尔的所谓“思辨”是“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思辨”到底是个何许东西？怀特海认为“思辨”仅是一种形成重要知识的方法与工具而已。倘若我们仅仅过度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内容的丰富性，这种方法还剩下多少意义呢？黑格尔用所谓思辨哲学的眼光或方法看待东方的哲学体系，显然又未免存在方法之隔了。用一种方法去解决所有问题，不是风马牛，就是违背一把钥匙解开一把锁的常识。思辨哲学在西方其实也“常常受到一种责难，认为它的目标大而无当”。孔子哲学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实践的问题，所以不太提倡过多的文饰，正如孔子自己所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用黑格尔批判德国哲学时的话会更为深透：“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作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怀特海也曾经作出这样的批评：“思辨性的勇气必须在逻辑和事实面前完全的谦逊相结合。如果哲学既不勇敢又不谦逊，而只是对那些特别的任务的反复无常的设想进行思索，那么这就是一种哲学病。”黑格尔在评价东方哲学乃至孔子哲学问题上，是否也出现了“哲学病”，值得商讨。
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史论述方法的时候，认为“论述哲学史是决不能没有历史家的判断的”，否定那种要求客观公正地论述哲学史的说法与要求。结果他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于孔子哲学，就是在没有了解“对象”的情形下作出了许多不像样的论断。黑格尔还公然表明 “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由此看来，哲学史也就成了黑格尔自己“概念”的演绎而已，甚或成为其随意打扮的“奴婢”了。孔夫子之博大精深，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而非黑格尔所及也。因此，我们当下阅读、接受黑格尔这份19世纪所留下的《哲学史讲演录》的时候，应该秉持必要的审慎的态度，对此奉行“拿来主义”恐怕是不合适了！
黑格尔对于孔子看法的症结剖析
（一）黑格尔哲学史文本表现出狭隘的“西方中心论”
然而，促进集体行动本身可能不是一个解决方法。集体企业必须认真确定主要制约因素，并且重视它们。比如，研究中人们发现，在几个组织服务中，参与超市供应链的概率有两个是最显著的。同样的，以政策为导向，完善集体行动的管理和监督，以减少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问题也很重要。本研究的调查样本中，农民更偏好单独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不是通过正式的组织销售。根据这些不愿意加入供应链的农民的想法，了解到他们的这些行为是源自于过去不好的经验。
（二）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乃至中国哲学认识的模糊性
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东方哲学不值得一谈，一方面又讲授东方哲学。在东方哲学认识上，他企图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大都还是承认东方哲学的存在，只是自己不愿意接受众人之看法；二是即使承认东方哲学之存在，又不愿承认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结果，黑格尔将东方哲学解释为宗教哲学，而且仅仅表现为“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或“东方宗教观念”。特别奇怪的是，黑格尔还给出“东方哲学”这个名词使用的特指时间段，是指“伟大的东方观念”在西方占据上风的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时期，或者说是指西方精神重新占了上风之前。这是明显的“学术政治”行为，既可以暴露出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看法的“小”来，又似乎暴露出黑格尔的一种复仇的情结。不知如此低估这位西方哲学巨匠是否合适？还是让方家评判吧。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偏见有时表现为意气用事，为了说明自己的“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这一命题，他公然杜撰：“中国人有一种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系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这所谓的“自然宗教”“国家宗教”“士大夫宗教”纯粹是黑格尔自己生造出来的教类；至于“皇帝是自然的主宰”，可能那一代皇帝都不会认可这种妄说；至于孔子的“道德教训”是宗教发挥的结果，又不知这说法是从何而来？那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又作如何解释？为了完成他的哲学史讲演任务，黑格尔还是粗略地选择了“孔子”“易经哲学”“道家”三个部分作为讲授内容，其中“孔子”所占讲演分量最少，并以其甚至是不知所云而草率收场。再以“道家”为例，黑格尔明明列题为“道家”，内容却将“道教”与“道家”相混淆，“道家”又与“道士”相互混用，将道家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看待，不知道“道教”与“道家”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史实。在对“道”的理解上也有偏颇，一厢情愿地将其理解为“理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身体那样”，这样就将老子彻底纳入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了，这也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三）黑格尔有关孔子的知识准备严重贫乏
黑格尔很不容易才在海德堡大学谋得一个哲学教授职位，他是十分珍惜的，为了显示自己讲授哲学史的全面性，就勉为其难地讲起了对他自己来说想必是神秘难解而又并不太了解的“东方哲学”。他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孔子哲学的随意性评价与贬低，其实是一种敷衍授课之举，难以掩饰其对于孔子哲学的不了解之事实。当授课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时，他就随意将印度诗歌与荷马史诗拈来拼凑演讲内容，实在是有些“跑题”；我们甚至发现他将1825—1826年在柏林大学的东方哲学演讲内容放在1816年演讲文本中用来出版充数。如此一来，可以从各个角度说明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知识的贫乏。黑格尔不但对于中国哲学不甚了解，而且对于中国历史了解亦十分有限，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错误百出，比如说古时“采诗”为的是官员“带去参加常年的祭礼”，“‘道’是‘天’所授的”，“五行”是空气、水、土、金和木，而且大多限于当代的评述，如常以“满大人”为例说事，有失其历史哲学的书写准则。黑格尔并没有阅读过多少孔子的著作，有关孔子著作的翻译本他也不会占有很多，何况本来就有语言之隔。黑格尔在去海德堡之前，或者说作哲学史讲演之前，他几乎没有专心关注过东方哲学，在不成功地担任耶拿大学编外讲师期间，他讲授的也是《逻辑与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与逻辑》之类。再说，有关孔子及其哲学的翻译本皆为当时所谓汉学家所为，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年）曾经对于一些所谓汉学成果做过评价，认为由于大多数汉学家的缘故使孔子变得平庸乏味。黑格尔没有引用任何孔子的著作内容或相关材料，作为一部哲学史的著作，缺乏必要的史料而纯粹是个人的主观论断，甚或充斥一些“人身攻击”内容，这还能让人读出一点哲学史的味道吗？
二是孔子仅仅就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黑格尔对于孔子评论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孔子才是中国人的主要的哲学家”，“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一会儿又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而无一点“思辨的哲学”。倘若按照黑格尔此时的逻辑，没有“思辨”也同样可以“过讨论哲学的生活”，那黑尔格自己是否又会同意这种逻辑推理呢？既然黑格尔已经承认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那是否可由此推论，道德哲学家就仅仅是“实际的世间智者”，而道德哲学没有“一点思辨”。那黑格尔是否会同意这种没有“思辨”也同样是哲学的观点呢？黑格尔显然会觉得这是不妥的。
（四）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三是孔子仅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黑格尔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用辛辣的口吻指责孔子只不过有名无实：“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对于孔子与西塞罗是否可同日而语，对此世界自有公论；至于是否可以将孔子哲学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训”，对此学者自有公道。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回答孔子在西方如果没有“实”的话，如何会赢得如此好的名声呢？难道那时西方人的接受能力都有问题？
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持偏见或成见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从《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中就可以发现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误读及其显现出的东西学之隔。黑格尔在书写哲学史的时候，顽强地坚持其“西方中心论”，排斥东方哲学，宣称“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并强求“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然而，他在其重要著作《哲学史讲演录》中又不得不以“东方哲学”开篇，在“东方哲学”部分又不得不以自己看不上眼的“中国哲学”起首，在“中国哲学”一节中还不得不从自己很“失望”的孔子说起，这在作者心理上肯定要承受一定程度上的“说东道西”所造成的内在压力。黑格尔十分露骨地说道：“首先要讲的是所谓东方哲学。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由此看来，在黑格尔的心中，东方哲学是“他者”，一旦失掉“他者”的衬托，而傲慢的“中心”亦将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肯定是不甚了了，以至于出现误读与错谬的论断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的主观性
毋庸讳言，黑格尔在对孔子哲学的评判上表现出平庸且不负责任的一面，在对孔子评价妄下断语的时候，依靠的是他本人对于孔子的一知半解，甚或是模糊不清的直觉，并没有列出任何论据，从其演讲的文本中也找不出他对于孔子有过真正研究的蛛丝马迹。
结语
综上所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文本中表现出对于孔子的多重误解与误说，是值得当下警惕的。黑格尔简单地认为孔子哲学来源于一种所谓“自然宗教”，纯粹是主观推论，毫无根据；将孔子哲学简单地划归到“道德哲学”的“教训”之列，是一种哲学分类的过失；将孔子冠以“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的污名，实在显得有些刻薄与误导；认为孔子在哲学史上名不副实，简直是一种无稽之谈，不足以与其辩驳。
从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的误说的背景及其理路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内在成因或者说其内部症结所在，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顽固地站在“西方中心论”的哲学立场上排斥东方哲学；二是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认识的模糊性与浅薄导致其语出不逊与故弄玄虚；三是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导致其作出一些虚张声势的错误论断；四是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将“思辨”作为衡量哲学的绝对化标准；五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的过度主观性导致了许多问题。
由此看来，事出有因。黑格尔对于孔子的误说以及武断地作出超乎史实的评判大都是由于黑格尔本人的主观原因所致，这既不牵扯到哲学史研究的外部政治环境，也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哲学界的一贯看法，纯粹是个人主观所为。因此，我们当下应该揭示黑格尔在当时作哲学史讲演时的相关动机，修正其发表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与说法，以便还东方哲学及其历史以真相及其应有的地位！
在我刷大字的过程中，李耕田一直都在小声嘟囔两个字：我操。我刷完最后一笔转身要走时，李耕田还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嘟囔，我操，我操。我想了一想，觉得有必要跟李耕田解释一下，因为这次李老黑布置的任务重，实在没地方刷了，要不我是不会成心给他添堵的。
（作者系聊城大学简帛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山东特色文献与传统文化“双创”协同创新中心中心主任、聊城大学国学院教授；摘自《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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