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体中国人享受“低水平”医疗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水平论文,医疗保障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有新闻报道，卫生部高强部长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回答委员提问时说：印度1949年起就建立起全民免费的医疗制度，但免费医疗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高强又说：如果再建一个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也做不起来。低水平的免费医疗保障老百姓不会满意，而建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又做不起来，那么十几亿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七八亿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将永远也得不到解决了吗？
建国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经济发展、生产能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2005年，全国生产总值达到18.23亿元，财政收入也突破3万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在取得举世公认的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13亿中国人，有近85％的人口没有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农村79.1％的人口没有享受任何基本医疗保障。正是在我国GDP和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增长同时，国家用于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比重，居世界190多个国家、地区的倒数第四位(据2003年联合国统计)。而在这极为有限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七八亿农民身上的仅占总经费的22.5％。1990～2000年，在农村卫生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为6.6％；全国新增卫生经费中只有14％用于农村，其中还有89％成为人头费。2001年全国乡镇医院比上年减少1139个，医务人员减少3万人。一方面国家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逐年下降，使农村医疗单位为了生存，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收上；另一方面，市场化和无序竞争又促使医药费节节攀升，把低收入的城乡居民拒之门外，造成大量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群体。据有关部门测算，2004年农民一次住院需2749元，超过农民人均一年的纯收入！许多下岗职工、低收入的城乡居民看不起病，更住不起院。许多城乡居民有病就买点药，自我治疗，更多的是听之任之。据2003年的统计，仅农村自我医疗的人数比例就由1998年的23％上升为31％，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国家用于卫生经费支出的减少和城乡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大城市建有少数豪华的医院聚集了较多的医疗资源，而广大城乡居民因支付能力弱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于我国多数人群、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加之普遍缺乏排水系统，近3亿多农民饮用不洁水，化肥、农药污染加剧，广大农村的卫生保健状况令人担忧。一些重点传染病(如肺结核、乙肝、艾滋病)和地方病(如大骨节、血吸虫病等)又卷土重来，威胁着我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环境，冲击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这是我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造成的部分负面现象，而实际发生在我国城乡求医无钱、求医无门、因病致贫致残、处于极端困难的生存境遇中，亟待救援的事例何止千千万万？甚至为此酿成社会问题和冲突，进而引发起国内外巨大反响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我国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存在的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已成为压在广大城乡居民身上的一座大山，仅靠政府一年每人40元在若干年后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是杯水车薪。国家穷，没有钱嘛！这番议论似乎在印证高强部长“办高水平的(医疗保障)，无论如何也做不起来的”论点。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谆谆教导我们，全民社会保障在西方福利国家早已成为不堪重负的包袱，绝不能学；在发展中国家更不能把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社会福利，特别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国家应把主要财力用于发展经济，而非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待遇；国家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云云。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权的确厉害，而改革20多年来，我国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的制定，就是循此所谓市场经济的方向。即在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初级阶段，人民的社会保障福利要由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各担一点，国家绝对不能担大头。随着住房、医疗、教育改革的深入，原来由国家负担的本来就较为薄弱的社会保障福利一点一点地被削弱下来。对广大农村居民来说，包括医疗在内的由公共财政支出的社会保障福利更不可能、也无资格享受了。国家的负担似乎减轻了，城乡居民都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各方面肩负的担子却愈加沉重，苦不堪言。城乡居民负重前行，对未来种种不确定因素心存疑虑，消费能力差和无能力消费，经济不发展，社会能和谐吗？
孤陋寡闻的我，最近几年才知道，经济比我国还差的印度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建立起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印度很早就把全民享有免费医疗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载入宪法。多年来，在经济欠发达的印度，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国家财力的主要支撑下有序进行，并取得令人骄人的业绩。在印度全国建立起7万家初级医疗中心、医院、社会医疗中心。所有的印度公民在医院看病，从挂号到手术、到药品等各种服务一律免费。实行这项制度以来，印度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虽不靠前，但全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了一倍，婴儿死亡率下降了70％。对此，印度财政部的官员曾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这样说：政府每年用于免费医疗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很大，但政府为了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一直在尽力而为。再说，政府的钱也是取之于民，现在国家用这种形式用之于民，也是用得其所。印度的经验和印度官员的话，至少可以回答高部长的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发达或欠发达、国家财政收入高低，并不是能否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政府是否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第二，低水平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适应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财力，也能满足全体人民基本医疗保健的要求；
第三，如何将国家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重点性，也体现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原则；
第四，关心人的生命，关心人的健康，实施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纵观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广大公民的基本生存权，是广大劳动者斗争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值得学习；经济欠发达的印度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建立起满足其人民基本生存权的社会保障制度。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也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涵盖全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基本保障体制，哪怕是印度式的“低水平”，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令人憧憬和为之奋斗。
高强部长的谈话，至少反映了虽然已进入21世纪，面对巨大变化着的世界形势，面对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利益攸关的民生问题的期盼，我们的部分官员的视角和理念，还亟待改变和提升。我坚信，能投资千亿元办奥运，能把“神五”、“神六”送上天，有几万亿财政收入的国家，有能力有智慧设计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基本需求并涵盖所有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核心是想作为，还是不想作为。
高强部长的谈话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类似的场合，类似的官员在回答人民代表关于能否减免农业税时的情景。记得那位负责官员坚决地表示：“农业税属皇粮国税，自古有之，根本不可能够减免。”曾几何时，国家宣布，从2006年起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将全面取消。设想，若干年后，我国建立起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后，人们回首往事又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