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原因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2-0073-07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不断冲击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在逐步强化的西方影响中，中国城市消费生活由封闭、单一、慢节奏的农业生活方式逐步向开放、多元、快节奏的工业生活方式变迁。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被动吸收和主动选择的漫长过程，“变与不变并存，渐变与突变交错，新旧杂陈，缓急互见”，[1]最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具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独特消费方式，构成中国城市现代化曲折历程中的重要内容。消费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文化。本文拟就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作一详细论述，以之抛砖引玉。
一、变迁的原因
消费是属于物质生活领域的范畴，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引起物质生活领域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一切变迁的原因中，总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推动了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并进而导致精神及文化等上层领域的进步。
马克思的论断无疑是精辟、正确的。然而从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引起中国近代物质生活领域变迁的，是隐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背后的另一种力量，即外力。这种力量大大改变了物质生活领域的结构和内容，使传统的衣、食、住、行等消费格局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化。
1.就贸易方面而言，中外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
据统计，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在近半个世纪中，进口贸易增加了9倍多，出口贸易增加了6.5倍多。（见表）
1868-1913年中国的进口商品货值
进口货总值 出口货总值
（1000关两） （1000关两）
1868
6328261826
1880
7929377884
1890 12709387144
1900 211070158997
1905 4471101
227888
1913 57016340330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贸易报告》，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中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武汉、厦门、重庆等城市进行的。而且在进口贸易中，西洋器物和日用百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海，1850年进口洋货为390.8万元，其中鸦片占54%，棉织品为34%，棉纱6%，其他杂货占6%。1860年进口洋货总值3667.9万元，其中鸦片48%，棉织品44%，棉纱4%，杂货4%。到1870年进口总值增至4466万元，其中鸦片34%，棉织品50%，棉纱6%，杂货10%[2]。呈倍增趋势。同期的天津，1865年进口洋货总额达到7724571海关两，据1863年各类洋货的价值比例，鸦片占36%，其次为棉纺织品，占16%，其他依次为药材、糖、火柴、玻璃，五金等洋货。仅进口火柴就有131263罗，玻璃5412箱。1870年进口洋货增至11935176海关两。据1873年进口洋货的价值比例为：棉纺织品65%，鸦片3%，其他洋货中火柴为79665罗，玻璃10648箱，针886586千个[3]。洋货虽然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拒，但因其物美、价廉、实用，很快取代传统土货在各类城市站稳了脚跟。如厦门开埠后“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4]90年代，“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5]20世纪初，甚至在云南昭通那样的偏远之区，商店里也大量出售着各种西方商品，从各种哈喇呢、哗叽、羽纱、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钮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而其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6]。因此，就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而言，到了20世纪初年，西方商品几乎渗入了中国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必需的米、面、衣料等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到罐头、饮料等享受方面的商品，都呈现出不断丰富和更新的内容。
2.新观念的输入使中国相袭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发生了质变。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的生活指导观是“修身为本”，注重道德修养，轻视物质利益。与之相对应，在消费观念上，人们以淡泊明志、知足常乐为主。这种生活观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而另一方面更在于低下的自然经济水平无力提供更多的消费形式和消费内容，限制了人们对生活的更多需求，使得消费一直处于一种低下的、求生存的水平。如光绪年间，山西五台县，“麦珍如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7]茶河县“丰年犹多杂谷皮以为食，尝有生三十余岁不知肉味者，岁暮杀一鸡以祀神，旋市之不肯食也。县城至五六月无肉，并无豆腐，冬无鲜蔬，服食宴会即欲侈其可得乎？”[8]在消费习惯上，人们习惯于自给自足，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主要从家庭而不是从市场获得生活必需品。这样，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身兼多种功能，家庭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使人们没有从市场购买的必要和可能，市场仅仅是一种补充。
开埠以来，洋货大量涌入，市场吸引力增强。人们不仅能从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如1872年到1886年14年时间里，棉纱价格就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最后竟使洋纱价格与中国棉花价格相等，传统纺织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广东番禺，1871年前“女红以纺织为业，近洋纱自外国至，质松价贱。末俗趋利，以充土纱，遂多失业矣。”[9]山东1887年“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10]这正如郑观应所说：“洋布、洋线、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11]西方商品终于以其低廉的价格占领了中国市场，摧毁了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最后堡垒。从市场获得商品成为近代城市居民无可奈何的选择。
然而，从另一角度而言，人们对市场的选择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被动是由于价格的因素，是生活水平低下不得不如此的反映；主动则是由于观念的变化，是人们愿意如此的行为。在后一点上，对洋货的消费就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如近代以前，人们喜吸水烟，然“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12]。到80年代初天津盛行各种卷烟及洋式饰品，连“洋人之侍憧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13]极力模仿西人的穿着打扮；上海的妇女，更是以香水、墨镜、洋烟为时髦用品。“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一段洋烟插口斜，墨品眼镜避尘沙”[14]，以此为美。就连文士王韬也经常以“晶（玻璃）杯、洋皂”赠送朋友[15]；携友人访妓，也“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甚喜，即宝藏于箧”[16]。日用洋货成为城市人们竞相追逐、喜好的时髦用品。因此，西潮东渐之下，生活方式的变化很难说仅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观念的更新是人们消费选择发生变化的思想根源。
3.近代工业的出现刺激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大大增强了城市吸纳能力，并由此造就了中国首批市民阶层，使之成为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主体。
按照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工业革命阶段，但是城市工业在近代也较快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840～1894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了192个工业企业，投资总额为11943万美元[17]；从1895～1913年，新增工业企业10万元以上的就有125家，设立时的资本总额为5871.1万元[18]。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江沿海城市，如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大连、汉口等。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为了自强、御辱，开始创办近代工业。60-90年代，清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约20家，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宁波、重庆等城市；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的近代企业初步发展，从1895～1913年，新设厂矿549家，投资总额为12029.7万元，其中国家官僚资本企业86家，民族资本企业463家。[19]主要分布在上海（83家）、广州（16家）、武汉（28家）、扬州（13家）、无锡（12家）、天津（17家）及其它城市（380家）。
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使得资金、技术、人才大量集中于城市，而且使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市开始从传统的以政治一军事功能为主转向以生产—消费功能为主，由单一功能逐渐转向多功能，并首次在经济上取得了对周围农村的支配地位。一方面，过去视读书和做官为唯一途径的价值取向由于近代工业的兴起而逐渐淡薄，许多人开始投身近代工业，成为中国首批企业家阶层（绅商就是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现代职业的诞生，如银行业、邮政业、新闻出版业等，增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吸呐能力。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业。他们改变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方式，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作息制度，如上下班制、星期日休息制等，逐渐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中。这样，由于城市功能增强而集聚在一起的人——工人、士绅、企业家、银行家、记者、买办等构成了城市的新兴阶层，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政治格局，成为一种‘新人类’——都市人，成为城市社会最重要的产出。而这一类人无疑是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主体。
城市生活变迁的进程、速度、规模、范围、性质等，尽管要受到外力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城市社会内部结构的变革。[20]即是说，城市生活变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城市人为适应新的生活观念，为追求更合乎当时城市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这种力与“外力”相对，成为城市生活变迁的“内力”。
二、变迁的特点
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思想观念等的变迁不同。它由于直接接触社会生活，具有反应快、直观性强的特点，因此在近代社会中是最早受到冲击，变化最迅捷的一个领域。在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制度—精神的变化过程，最先接受的也是西方文化的表层。
然而，即使在对器物等表层文化进行接受的过程中，近代人同样存在一个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的问题（如对服装的选择和对铁路的选择上就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近代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生活打破封建等级制的限制，进一步走向大众化、平民化。
近代以前，消费生活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主要表现在皇宫贵族和平民之间。然19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在物质生活领域最先打破封建的等级制，使消费走向大众化、平民化。以服饰为例，清代自立国以来对服饰就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官有官服，民有民服；官员的服饰又因职位不同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在服饰的颜色、质量、花饰、佩饰上严格划分，彼此不能僭越。这种官民有别、上下有别的服饰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消费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渐衰落，等级制受到严重挑战。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最先剪去长裤，穿上西服，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辛亥以后，帝制推翻，清代的官服随之被抛弃，“男子衣服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可为即缎衣貂帽，亦所不忌”[21]。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成了流行与时尚的标志，最终失去其区分身份等级的功能。
2.崇洋是近代消费的主旋律。
在对洋货的选择上，尽管人们有着复杂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长过程，然而洋货最终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占据了近代城市人的生活，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之中，没有耻辱，没有自尊，有的只是对西方文明的无比羡慕。在没有其它参照系的前提下，洋货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国对英、美等国先进文明的学习与渴望。
洋货作为这种先进文明的代表，自然流行于近代以来的中国。
一组数据显示，1850年，上海的进口洋货总值为390.8万元，1860年则达到3667.9万元，增长了9倍多[22]；天津1865年进口洋货总额为7724571海关两，1870年则达到11935176海关两，也增长了1.5倍[23]。口岸城市成为最先受到洋货冲击的地方。70年代，洋货以更大的规模、更快捷的速度运到中国。若以1871～1873年的进口值为100%，1891～1893年即增加到206.6%，其中消费资料的进口远远大于生产资料的进口，而直接消费资料的进口又较消费品原料的进口为巨。仅建筑用品、设备（包括车辆船艇）、小工具、器材、半制品、材料、燃料等项，1893年即达到1828.3万元，消费品原料13072.3万元，直接消费资料185.367万元，总计占到进口货物的90%以上[24]。19世纪后半叶，洋货成了中国城市生活的重要消费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崇洋成为新的消费特色。“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25]剪辫后兴起的“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大多来自外埠。”[26]“青年妇女则纯用长衫短裤，不逮膝、露腿赤胫，争趋时髦”[27]。有人曾这样讽刺上海的时髦派：“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简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百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副，洋泾话几句，出外皮篷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还要到处演说”[28]。人们“醉心争购舶来品，金钱浪掷轻利权”[29]。盲目西化，崇洋媚外风盛行一时。1912年4月，《申报》刊出了这样一幅漫画：曰某人要带夹鼻眼镜，苦于鼻子太低，于是装了一个猪鼻子；某女为“细腰”，两男子则用绳为其勒腰，如拔河一般……。漫画虽然有夸张的色彩，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们日益西化的消费观和审美观。
3.求新、求异、追求个性消费成为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目标，而其中以女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旗袍为例。辛亥以后，为了展示曲线美，旗袍一改宽大、平直忽然变得瘦窄紧身而“乳臀毕现，风飘裙而膝内外露”[30]，至二、三十年代，又变得宽衣短袖，短裤宽腿。人们在衣的长短、领的高低、有无，开叉的高低、袖的长短和宽窄、衣襟的开法等下功夫，都力图做到与众不同，与前不同。都市中的摩登女郎，更是刻意标新立异，在式样上下功夫，使旗袍在民国以后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最终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成熟服饰。
在这股求新求异的浪潮中，妓女的装饰因其新、奇、特，成为潮流的样本，引起女性争相摹仿。1913年，广东女学生就因模仿妓女“穿着腥红袜裤、脚高不掩胫，后拖尾辫，招摇过市”[31]受到了当地教育司的特别整顿，但这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追新求异成为时髦之风。消费已从维持生存的单一模式扩展到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新范畴，逐渐走向多元。因此，“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混乱情况在近代中国时有发生。
4.消费生活的地域差异在沿海与内地的部分大、中城市之间愈益明显。
近代消费生活的变迁由于外力的入侵而经历了一个从东到西的过程，因此，整个中国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呈现出很强的地域差异。大致可分为沿海和内地两个部分。
沿海城市由于得风气之先，最先接触到西方物质文明，因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物质生活的享受上都比内地城市先行了一步。一些新奇的消费形式如跑马场、冰淇淋、汽水、照相术等都是在沿海城市相继出现，然后再扩大到内地城市的。1859年，一位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对中国姑娘的衣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样写道：
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32]
19世纪中叶，沿海城市已在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候，内地城市生活却基本上毫无变化。地理位置的相对闭塞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得信息的传播成为困难。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消费生活的变迁才从沿海城市逐步扩大到内地城市。而地处内陆的四川，根据有关研究，迄止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棉织业中使用洋纱（包括国产机制纱）的比重为52%左右，较同一时期全国平均比重73%低。洋布对于土布的取代，辛亥前夕，洋布替代率为11.8%，而较同一时期全国平均替代率34.7%低得多。棉纱和棉布居洋货输入量之首，其它商品可想而知。[33]因此，内地城市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进程中，在时间上就比沿海城市缓慢得多，沿海与内地的差距由此扩大。
不仅如此，在消费水平上，沿海与内地的大、中城市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见表）
20年代末国内各地农工生活费分配的比较
（单位：元）
注：调查者及调查时间：上海，上海市社会局(1929-1930)，国定税则委员会，1927-1928；北京，北平社会调查所，北平燕京大学，北平社会调查所，1927,1926-1927：中国北部及中东部六省农民，南京金陵大学农科，1921-1925；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27-1928；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8页。
从表中看出，上海居民不论是收入还是消费的支出，都远较各地为优，其生活水平无疑较其他城市为高。北京虽然是首都，但也因地处内地而闭塞，加之北京是满清贵族的聚居地，因此观念的更新更加困难。1888年，北京醇亲王府和颐和园装置电灯，竟引得北京市民围观者长达数里，而上海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电灯。城市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5.消费水平走向分层与多元。
消费水平的差异是和收入水平呈相关性的，在近代城市居民中，工人、教师、买办、记者等阶层因为职业不同，收入也呈现较大差异。
(1)工人的工资普遍较低，生活困难。
以30年代上海为例，（见表）
1930-1936年上海16个行业工人月平均名义工资表
年份
月平均工资（元）比上年增减（+）
1930
15.35
1931
15.41 +0.4
1932
15.23 -1.2
1933
14.81 -2.8
1934
14.08 -4.9
1935
12.99 -7.7
1936
14.35 +10.5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1938年版，第四编，上海的工资统计，第15页。
表上所列，只是上海工人的月平均名义工资，而实际收入比之还要更低。根据1930年工商部对全国29个城市的调查，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6.43元，很少超过20元以上的，最低的每月只有3元。29个城市女工每月平均工资一般12.73元，女工中工资最低的每月甚至只有一、二元。全国29个城市在1930年的童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无锡、镇江、嘉兴三地超过了10元，其余的均在10元以下。镇江、宜兴、汕头三地童工最低工资平均每月只有2元[35]。其它城市如天津，“每月工资在二十元以下的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而无工资收入者占百分之十六，其中绝大部分为童工。两项相加，超过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由此可见工人收入之低。”[36]而以30年代的生活水平（见表）
年份 消费需 消费需求各项内容总额
求总额
食品
衣服
房租 燃料灯火 杂项
1930
218.33
127.14 15.24 20.33 15.24
40.38
1931
265.90
169.20 22.10 13.50 21.20
39.90
1932
273.90
176.80 21.00 13.60 21.40
41.10
1933
273.20
175.20 21.70 13.70 21.60
41.00
1934
252.90
157.80 21.40 13.90 21.90
37.90
1935
267.60
168.10 23.10 14.10 22.20
40.10
1936
279.80
177.40 23.70 14.30 22.40
42.00
资料来源：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2期。
以工人月收入20元计，也仅有1930年勉强够用，其余年份则收入不抵支出。所以工人的生活非常困难。
(2)以职员、知识阶层为主的所谓中等阶层，其收入较普通工人为高，尤其是中高级管理者，银行、商号、机关、外资企业的中高级从业人员，其工资收入都较为稳定，许多教师、医生、律师和职员家庭或双职工家庭，常常可以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生活比较宽松。以30年代上海知识阶层收入为例：
30年代上海知识阶层收入抽样调查表
职别
月工资（元）
大学教授
400-600
副教授
260-400
讲师
160-260
助教
100-160
中学教师约50-140
小学教师 约30-90
报社主编 200-400
报社编辑 40-100
英电公司职员 50-300
资料来源：《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局1934年版，乙编，大学教师薪俸表，第64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4页。
同期，天津小学校长工资以10-40元和60-80元两段为最多。教师名义工资平均高于职员，小学教师有78%在10-50元之间，中学教师以20-80元之间者最多，占80%以上，与外资企业员工水平相近[37]。
至于在外国人经营的银行等机构或从事投机的买办、职员以及商号、企业主等人其实际收入无法确切统计。他们与官僚、军阀等构成城市的富有阶层，充分享受着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最大好处，与普通人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如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佣金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其地产投机一项的收益，抗战前已达法币3000万元。他雇人专门养的几十条狗每天要吃几十斤牛肉，这与普通人家每年约消费3.8斤牛肉相比，差异惊人。生活水平因各阶层收入差距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城市生活划分为绝然不同的几个层面，消费生活走向分层与多元。
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历程，在传统与现代交错，西方与东方的冲突中，近代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既有被动适应的一面，又有主动选择的一面；既有传统惯性的拉力，又有西方现代文明的示范。多种力量交汇在一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到20世纪中叶，经过融合与改良的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并一直成为近代中国城市消费生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