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划的再思考_远程教育论文

数字时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划的再思考_远程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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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14(2006)04-0018-06

引言

这是一次在我们的事业中采用新技术的效果或效益的会议。过去两天大家呈现的论文审视了技术、技巧、效率、效果以及实用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讨论的不是某一单独的媒体技术,也不谈技术的恰当性、效度和成本,而是探讨远程教育院校在从事在线远程开放教育事业时所面临且必须应对的问题、挑战和抉择。因此,我的目的是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最近在马来西亚规划一所新的开放大学中的经历,以及迫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对完全不同于30多年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进行重新思考。

环顾四周,我们无奈且只能承认由于诸多因素远程开放学习运行的世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的主要技术突破和社会发展是改变环境的主要驱动力,但总有专家指出,其他的因素诸如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教育服务的商业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等也是促成重新定义的原因。从某种程度而言,我的演讲扩大了会议主题的范围,但是我坚信,大家不可能在不理解技术运行的生态环境下去探讨远程教育实践中的技术及其效果,正如本次20届AAOU年会会议主题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样。

自1971年第一所开放大学建立之时起,我们正目睹工业时代的尾声并准备迎接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计算机时代快速发展并演变成了信息时代。沃尔特·佩里(Walter Perry)在70年代规划建立第一所开放大学时就很清楚一点,在他的新型的大学里,教育广播是到达大众的一种很重要的媒体。大家可能了解广播和电视不仅在英国开放大学的创建中还有在为其他开放大学建立的模式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当然,沃尔特对两个战后主流教育趋势的融合很重视,其对英国开放大学的使命、目的、结构和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它们是:

*成人教育提供的快速发展;

*促进教育平等的政治目标的舆论迅速高涨(Perry,1976)[2]。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几乎所有主要已经建成的开放大学,都是追随英国开放大学的成功模式而创建,它们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或多或少类似英国开放大学的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丹尼尔(Daniel)[3]把它们统一称为世界巨型大学。这些大学拥有超过10万学生并以远程教学为其主要传播模式,其中一些大学非常依赖技术来运行它们的部分事业。

技术——改变的动因

今天,在规划开放学习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已远远超出当时沃尔特·佩里当时应对的不太复杂的世界。因特网和万维网使得学生不必考虑时间或地点就能更加容易地获得教育。同时,这些技术也给远程教育的提供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从学生信息系统到学习管理系统,规划人员不得不对系统的建设做出判断和拨款进行投资。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项“新的球类比赛”,也是一项花钱的运动。

让我们回到10年前,选择技术进行教育传播仍然受到很多限制,部分原因是技术太昂贵、模拟数据的、独一无二的,而又缺乏多功能的人才;其次是需要很多熟练的技术专家来创造和传播产品。在教育系统中广播和电视就是这些技术需求的主要例子,结果,那些没有被纳入的如投影仪、幻灯机等的使用十分有限。目前的境况已完全不同,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的限制已不再是多技能人才、便捷和技术的潜力的问题,而是技术的成本、提供者和使用者在技术应用方面的想象力的问题。通过整合、合并、小型化和智能化,技术已对用户变得更加友好。问题已不再是教学环境中技术是否有用,而是哪种技术最适于某种特定的目的。

许多信息通信技术的数据化使得以多种方式进行设计、开发、传播、管理和评价学习以及培训过程成为可能。新的数字技术并非是单一的技术,而是硬件和软件、媒体和传播系统的组合,它们在快速发展并集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个人计算机(PCs)、便携式电脑(laptops)、笔记本(notebooks)和个人数字助理(PDAs);具有视频和单独成像的数码相机;局域网;互联网(Internet)和万维网(WWW);只读光盘(CD-ROM)和数字视频光盘(DVD),最近的移动学习工具、网播(pod casting)和网络电视(Youtubes);还有诸如字处理、表格、模拟、电子邮件、数字图书馆、计算机会议、视频会议和虚拟现实等软件应用。新技术还可以将旧的模拟技术从印刷到音频、视频进行整合,使获取存储于旧技术的信息以及对新老技术开发增效成为可能。其次,新技术在多媒体整合、通信信息技术的融合、交互性、使用的灵活性和互联等重要方面都有别于旧技术。因此,我们现在有工具使远程教育的提供者可能去为学习环境创建独立和交互。理解这些不同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为什么在我们的事业中使用信息通信技术需要仔细斟酌和认真规划。

1984年贝茨(Bates)[4]在其编辑的书中评论:“技术的发展给远程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并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一些不足……更低的成本、更多的学生控制、更强的交互和反馈以及更加广泛的教学功能和高质量的学习”。在全球的远程教育运行环境中,我们正目睹这些巨大的转变发生,其中新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一定像贝茨所想象的那样发生。管理效率的提升、更好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改善的课程开发协议、高水平的学习中心支持和学生学习环境所有一切多少受惠于各种技术的使用。比起教育家们有效使用技术的能力,技术本身已远远超出和走得更快,这并不奇怪。

在规划我们的新开放大学中,我们必须面对环境历经变化的方方面面。管理人员、教学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必须认识到,为了成功实施基于丰富技术环境的远程开放教育,他们必须重新评估其方法、方式、结构和资源。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与各位进行交流,这恰恰正是我们槟城必须做出的选择,以及在沃尔特·佩里创建了他的开放大学35年后,本世纪的头十年中期,我们面临规划一个新的开放大学中到底能或应该采取什么路线的痛苦抉择之中。

对我来说,随着这些技术的进步,我们必须从以下7个方面重新检视远程开放教育系统。针对效果评价,这些也许与你的经历或列举的不尽相同;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听你说说还有哪些因素需要加以再次审视。

学习者

在亚洲的许多国家,远程开放教育已不再天真地视作解决一切教育剥夺的灵丹妙药。虽然如此,但仍然存在一种共识,如果不把远程开放教育纳入一个作为弥补教育需要与教育供给之间缺口的重要成分是不明智的。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一方面在继续提供甚至更高层次的常规教育,同时他们又发现对远程教育的资金分配大幅增加非常有必要,这种经费的投入在印度主要是靠公共投入,而在马来西亚主要由私人企业投资。当我们的适龄人群入学率需要在多方面提高,从目前的6%到超过40%或达到60%时,这样的投资是必然的。在此方面,提醒我们自己远程教育院校的出身很重要。在过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对那些通常缺钱和缺乏必需的正规教育的人们进行启发、传播知识和开展教学,否则他们将被拒于接受高等教育之外。这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立开放大学成立的主要目标之一。

已经建立的远程开放学习系统是设计来服务于不同背景、层次不齐的学习者,他们有差异极大的学术背景、语言技能、年龄层次、技术能力和重新参加学习的多种理由。这就意味着需要主要依靠模拟技术和外围的学习支持系统以支持学习,如地区性的辅导中心、辅导教师、考试中心及其他服务。可能有人会担心新的技术环境将迅速改变这种以及类似的大学的使命。

最近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关于成人文盲的调查报告指出,全世界的成年人中有23%的人完全没有文字识别能力;他们既不会写也没有计算能力。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在这个需要知识作为前提条件去参与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和日益增长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世界,他们注定成为局外人;全球大约有9亿6千万这样的人。在中学后教育的领域,情况更加复杂,不仅需要为那些中学大学不间断持续学习和培训的人提供教育,而且需要为那些希望返回学校学习的人士提供教育机会。据估计,在以后的20年里,目前仅能提供的8千2百万个中学后教育机会必须增加到1亿5千万,此后每年又增加8%-11%。[6]令人遗憾的是,教育不平等仍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存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

因此,当我们走进新世纪头十年末期之时,我们的教育体制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扩大学习机会的方式方法,不仅是为那9亿6千万多文盲,还有要为那些未受良好教育的人员、身体残障的人、长期失业者、无工作的年轻人、难民、新来的移民、外来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提供学习的机会。

从基础教育到职业发展培训,基本需求与供给、需要与提供、数量与质量、能力与容量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拉大。要求将基础教育带给人类1/5人群、超出基础的水平又让另外1/5的人受益、通过终身学习机会服务于另外第三个1/5人群的投资水平一方面令人气馁,且已被确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论坛的下一个重要目标,显然此目标到2015年也难以达到。未来10年,仅保留基本需求一项就需要比过去十年使用的资源多得多。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处理资源需求的问题,同时我们需要以有意义的方式和在用户友好的基础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

在这样持续增加和快速改变的需求以及期待提供令人满意教育的环境里,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用技术的问题。我们要问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新技术能否起作用,而是在学习中引入新技术是否会影响潜在的生源。尽管信息技术设施在迅速发展,我们在马来西亚不得不进行思考的其他问题包括:

*目标群体是否有接近能满足需要的信息技术设施的途径。我们并不想排斥大多数人参与学习,如果:

他们没有接近技术设施的途径;

不能支付电器费用或拥有保障的持续路径;

不能支付要求所用的带宽网络连接的费用;

没有使用技术的技能;

没有来自地方的支持。

*在完全技术化(虚拟)的环境中学习,到底其满意程度如何?我们仍不确信我们大学的目标群体通过技术工具学习时是否舒服自然。

*在学习环境的质量方面公众的信心或信任度。更为重要的是,授权办学的政府部门可能还未准备好去接受一个以技术引导的教学环境。

*接受服务顾客的本质,如工作成人、居家的年轻学习者、妇女以及为了扩大教育途径需要突破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涵盖途径与技术,可能还包括已有的学习技能、知识和基于技术的学习经历等。

课程

一个大学的学习项目或课程是大学范式的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范式。课程设计、转换、开发和传递遵循大学自身的传统方式。然而,在当今日益萎缩的世界,全球化的大学课程不能禁锢其使命于学校自身的范式,它必须对全国乃至全球的需求做出回应。前些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建议,新的全球化要求由四个支柱来构成教育的基本框架;你也许记得这些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我相信,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转变必定会体现在各大学的课程转变中,尤其是那些成人学习院校。

因此,这就要求课程进行改革。我们担心的是一个完全基于技术的环境可能不能适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文皇家学会[8]在对优质高等教育扩大教育机会的争论中做出了类似的辩护,认为课程和学习项目应该是:

*严格的、有吸引力和能够达到目的,以致能吸引和保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文化和技能挑战的需要方面严格要求,能使学生学会认知和学会做事;

*提供合适且均衡的学科技能与知识、普通概念技能与员工可转化的技能去一起工作、领导、尊重他人及其观点等。

*为每个学生提供附加的价值,适应其目的,或学会生存。最近,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份关于其成员国面临的教育挑战的报告中似乎也表明了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结果学习者将会获得的技能有:

交际,尤其是在多文化的环境里工作,考虑到当今人口的流动性,学习者需要能正确评价来自社区之外人员和外国人群的文化差异。

问题解决,这要求首先具有设计构思问题的能力,然后去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

能与由不同背景、文化和技能的人员组成的团队共同工作。

自我学习,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不仅要有学习的技能,而且要具有评估的技能,评价一个人需要获得何种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具竞争力并与其生活环境相关。

那么我们如何在技术使用中适应这一切?这些关于21世纪课程的观点呼吁一种重点由导师引导的交互,其间小组的活力和力量起着相当大的作用。革新意味着最大限度地为学生的利益服务。在旧的远程开放教育环境中,整个学期都安排了面对面的辅导课,从而改善了一些学生关心的问题。利用在线和虚拟环境学习,仍然存在久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学习者的最大利益可能得不到重视,尤其是与下列主题相关的问题:

*学习补救;

*有效的媒体流;

*容易且相关的网络促进和使用;

*同步和异步的交互。

学习资料、版权和知识产权

远程开放教育学习的核心是学习材料,特别是设计能发挥现有技术设备最大潜能的资料。学习资料通常包括课文形式的学习内容、专门的“阅读书”、专门开发的学习/学习者指南、作业、考核册以及导师或辅导教师指南等。这些资源与合适的学生支持服务系统一起形成了教育的或培训的环境。对在线学习而言,除了我们已开始认识到数字化的环境允许我们以学习目标的形式细化学习内容之外,学习资源的配备仍然或多或少保持了原貌。如果其学习目标达到了国际水准,那就为学习资源的使用、再用、与他人交流、交换和买卖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通常远程教育院校有两种获取教学资源的途径。其一是自主或与有共同兴趣的合作伙伴一道设计开发教材。其二是通过其它安排去购买、租用或得到已经开发好的资源并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加以改编使用。学习材料的制作是远程教育院校承担的最为重要、最有趣而又最花钱的事。学习环境的质量取决于学习材料所包含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指导的完好或精湛程度。像万维网、互联网和学习管理系统等新技术正在改变着课程开发和传递的方式,然而其中却提出了很多需要处理的法律问题。他们使我们能以比购买整个课程极低的价格来交换那些学习模块或学习目标并改编它们,然而为了从中受益,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指导全球的标准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

由于在线课程特有的性质,对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需求不断增加。从传统方面看,高等院校的知识产权政策一直集中在保护发明、教材和软件设计上。可是,对一门在线课程或课程模块与另一所院校或实体进行交易的行事能力却带来了新的所有权问题。

此外,合作在线课程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急切要求一个更加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而在北美院校使用的知识产权政策,通常有3种不同形式的产权关系。他们是:

*学校拥有在线课程。这种模式下,编写课程的教学人员在完成创作后放弃课程的控制权。

*教学人员作为“雇佣工作”来创作课程,学校是所有权主人。这种模式里教学人员会被赋予在其它院校使用该课程的权利,但是仍由学校保留课程的控制权。

*教学人员是独立的承包人。这种选择能使教职人员拥有独家的权利或非独家占有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展示了在我们的规划进程中需要应对的问题,即:

*在主要靠自己开发课程和获取并改编课程中做出抉择。

*如果是获取的课程,那么谁拥有课程改编部分的权益。

*在线课程的拥有权。

*课程再次使用的政策(谁用、什么时候用和用多少次)。

*在线课程修订的政策。

*通过在线课程转卖获得的学习资源的使用和分发传递。

*解决法律和学术争端等策略。

质量保证

位于华盛顿的高等教育研究院(2000)[9]曾经在一份关于基于网络远程教育成功标准的报告里提出问题,“一个明显背离几百年实践的教学过程能如何体现质量教育?”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也是在线教育从业者以及授予远程教育实施政府工作人员等人士的怀疑论的表现。电子学习的质量保证在国际上一直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人们将质量保证方面的投资视为开发探索市场机遇,同时确立学术信誉的必要前提,同时也可建立学术信度……。全体院校的理事会一致同意,在线课程的内容应当与面对面教学的内容一样好。

最近一项由参与电子学习院校采取的实践研究被称之为“结果为本的评价”。这种模式的在线课程以清晰可辨和可展示的学习结果方式组织,其学习结果被用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进步,并能应用于使用各种媒体的课程,它也适合嵌入可再用学习目标的教学设计。审视国际上很多院校的质量保证经验和做法,良好质量保证的要素如下:

*明确清晰的规划;

*健全可靠的设施;

*良好的员工和学生支持系统,包括培训和文字信息;

*良好的师生交流渠道;

*正常的学生学习反馈;

*有课件开发的明确标准;

*具有学生影响和参与的持续评价过程;

*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风格;

*对有效的教学给予校方的奖励;

*拥有一支强大的课程设计队伍;

*有合作式的活动或问题解决的活动;

*采用课程模块方法设计课程,并要求学生掌握每一个学习模块。

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好的远程教育实践是依靠这些标准发展的。但是,要把这些标准搬到不以基于结果学习为中心的在线课程中去仍是一件新鲜事物,要求我们在规划阶段认真思索:

*在线学习/教学环境中明确的质量原则;

*对工作人员的职责和责任到他们的角色和任务的期盼有明确的阐述;

*对学生在网络渠道的使用、可获得性和成本等方面有清晰的指导;

*来自于认证机构关于期待方面的明确期望指导;

*学习结果测量方式的描述;

*对在线课程项目持续改进的必须过程的描述。

经费与学费

在线学习冒险事业的资助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新技术的使用及其成本标准可能需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新技术的使用会增加成本,在利用技术力量扩大上网和教育机会与寻求资助途径方面就可能出现危机,上网费用可能只有特权阶层的人士才能支付得起,这有违于当初建立开放大学的初衷。采用远程传送的结果就是可能将教学院校的资助责任转嫁到学习者身上,以电子的方式下载学习资料代替直接购买或从教育部门获得资料转移了成本的位置,而事实上是增加了成本。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检视学生学费收取的根据。

公立远程院校的资助往往不同于在校教育的准则。校外学生,通常在政治上无权,经常被要求支付比在校学生更高比例的教育成本,有时可能是对他们边学习边挣钱的期望。这就意味着那些利用较少设备投入学习的学生必须比在校学生支付的更多。

很多公立院校依靠国家投入资助其远程开放学习项目。院校资助模式被公立学校和大学广泛应用于分配全部资金到具体部门。简单地说,就是根据政府核算的经费比例来计算(学生的)工作量进行经费划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子学习的巨额先期投资问题。

在线学习项目要求额外的设备、支持服务和课程开发以及培训费用,而传统的资金分配惯例并没有纳入考虑这些附加成本。远程教育院校能一边对在线课程按规定收费而又保持竞争力吗?学校经常通过增加涉及电子学习的额外技术费用或提高在线课程学分的单价以满足日益高涨的成本。

市场

近几年的发展已经目睹了高等教育正在从国家向民众提供的公共服务转变为由国家从一些供应商那里购买商品再提供给社区居民,而且,还作为一种出口服务提供给海外的客户。正如《无国界教育商业》(Cunningham et al.,2000)[10]一书描述的那样,在线学习经济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方式。在追求文化资本带来的最大化效益中,大学想以在网上提供高效能、高效率以及最大化便捷方式的课程回应逐步增长的学生期望。传统大学之间相互合作,并与技术提供商和出版商合作。以盈利为目的的在线学习和混合模式的大学已经成功进入了曾经独家占有的市场——超出了认证的范围;而名牌的认可程度被认为是吸引生源的关键。今天,在线教育的商业策略被看作是与许多大学的经济活力同等重要的事,此举对全球范围内的许多院校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导致一系列行为的产生。例如:

*目前大学之间在相互竞争,包括与国内的和国外的大学;

*学生市场几乎已成了所有大学最为重要的事;

*源于商业界的一些概念诸如“市场力量”、“顾客服务”、“顾客为本”、“顾客友好”等在慢慢地被接受并作为新环境中学校运行的指标;

*为了“满足市场要求”,在课程设计、课程内容、传递方法和入学标准等方面有必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新的环境导致了一系列的改变,包括日益强调使管理过程更加“顾客友好”,使方法论的实践、工商业领域对证书的认可更加有魅力和理想化等。许多大学还专门投入资源成立了市场部门以推行市场活动,比如做些广告和其它的推销宣传等。

市场的投入非常昂贵,可以明智地也可粗糙而不太成熟地参与。在出售教育目的和在线教育使用的产品或课程之间存在着一个良好的平衡点。规划市场竞争活动必然要包括:

*能反映和支持院校使命的市场政策;

*以未偏离学校价值观念且合乎道德的方法规划市场;

*市场所采用的媒介和工具;

*在处理竞争和威胁中采用价值为本的策略。

合作伙伴关系

在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方法灵活,以技术为驱动力,学生可以来自全球任何地方的教育环境中,教育机构希望完全独立运作,无视来自政府的,尤其是客户的压力和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些包括来自学习资源分享、学分替换、技术拥有权和学习环境的比较质量等相关的压力。出于下列一种或所有的原因,要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合并、开展这样或那样的联合的案例。

*经济:学习资源的开发,学习者学习中心的建立,课程传递的基础设施都是先期的高成本投入,可以通过分享使用而节约。

*变换的入学注册方式是灵活且模块化学习的共同特征。虽承诺为学生提供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课程,但没有一个院校能满足所有学习者的需求;跨校课程的分享以达到项目目标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不会造成巨大的成本和将风险推向某一学校。

*不确定且难以维续的资助方式需要能降低风险的联盟和策略。

*通过分享教职员工资源可以更好地完成短期内要求大批量各种学术人才的课程需求。

事实上,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刺激在很多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很平常的如开发新的学习资源到令人兴奋的分享学生、课程和学分等,而这种现象并非仅局限于教育机构。

与位于学习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地区的院校进行合作,而这些国家又致力于改善扩大教育机会平等之时,合作伙伴关系显得特别有助。除了联合研究和员工发展的领域,成功合作伙伴关系的结果是参与各方的长期的互惠,尤其是稀少的课程和项目。

在高等教育院校之间任何有意义和紧张的合作关系中,特别是根据国家司法,就教学而言,课程分享也许是最令人敏感而又难以安排处理的部分,处理这种障碍需要有耐心和决心。不愿意一起处理课程事情的伙伴并不关心全球化的教育传播,他们只关心自我服务的利益、自我支配、自我优越和自我控制。

那么,数字化时代合作伙伴关系的指导方针该是怎样的呢?刚好参与了与其他3所开放大学的合作关系,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选择和参加伙伴的标准:

*合作院校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和哲学;

*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和中心;

*明确的规模、运作、语言和院校文化,相互协调、和谐共存;

*联合课程和课程开发的机会;

*给学生提供转学/学分转换的途径。

总结

我们已经认识到,至少在马来西亚槟城如此,步入数字化时代并不是没有问题和挑战。不管网络和数字化多么令人兴奋和激动,开放学习的宗旨要求我们在着手创建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前应首先考虑上网途径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从在教学中选择性的使用技术,到大规模使用技术支持学习,再到逐渐虚拟化的学习还需要一段时间。在马来西亚,这个时期将会发生在征服“最后一英里”之后,即在解决网络连接和成本问题之时。

收稿日期:20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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