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两制关系的经验教训_斯大林论文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两制关系的经验教训_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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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9)01-0128-05

苏东剧变之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全面对抗、相互封锁的冷战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由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所以,资产阶级始终没有间断过对社会主义的围追堵截、文攻武伐,想方设法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抗;从主观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在认识上、实践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和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胡绳在回顾20世纪的百年历史时,就曾把革命兴衰、发展起落、社会进退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凝聚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认为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总结。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中国处于两制关系斗争的最前沿,深刻总结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两制关系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两制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取得更大的国际空间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演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格局开始存在。迄今为止,两制国家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扼杀与争得生存阶段。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妄图联合起来,以武力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其扼杀战略在苏俄人民的浴血奋战中遭到破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承认苏维埃俄国。内战结束后,苏俄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要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基于苏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从1921年起,列宁把和平共处作为苏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利用租让制、俄外合营公司、吸收外国贷款、接受技术援助、招聘外国技术人员等方式,大力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了互利经贸关系,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运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和策略原则,进一步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933年底美苏建交之后,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建交的第二次高潮。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之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和利用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到1936年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之后,苏联又收缩了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逐步形成了封闭、半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

(二)并存与对抗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制关系急剧变化。战争期间,两制国家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取得了辉煌胜利,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孤岛”变为“群岛”。战后初期,斯大林主张保持苏联同西方国家之间在战时结成的联盟,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加强各方面的合作。1947年4月,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指出,社会制度的差别对美苏合作来说并没有什么妨碍,“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他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②不仅仅如此,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各方面差别的基础上,斯大林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也不失其价值的思想:共处的各方“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合作。”③可见,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提出的处理两制关系的思想是正确的,继承了列宁晚年的思想,同时也符合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利益。

然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否真的和平相处并不只取决于苏联和斯大林,还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随着冷战的开始,面对西方集团发出的反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叫嚣,斯大林很快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开始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制度对立和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苏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变为敌对关系,形成了以苏美为首的两种体系、两个阵营和两个对立的经济集团和军事集团,两制国家进入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全面对峙时期。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又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夸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程度,对世界形势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估计得太乐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斯大林不仅中断了苏联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而且也阻止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经济往来,严重阻碍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赫鲁晓夫执政之初,基本上执行了斯大林的闭关锁国政策,主张逐步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从50年代中期起,赫鲁晓夫开始认识到闭关锁国的危害性,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理论和路线,目的是要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缓和苏美关系,防止核战争爆发。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赫鲁晓夫频访西方列国,打开了眼界,开始强调向西方学习。“三和”路线的实行使苏联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也得到拓展,但赫鲁晓夫的目的未达到,对外开放基本上没有打开局面。究其原因,一是赫鲁晓夫把经贸关系的立足点仍放在“经互会”内部,二是苏联本身的经济、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处于劣势,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并进行了论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因此,尽管苏联疾呼和平共处,仍未解除两大对立社会体系间的“冷战”状态。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便是苏美关系真实状况的反映。④

60年代后半期,勃列日涅夫进一步调整了对外政策,将赫鲁晓夫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和平竞赛”方针改为缓和战略与“全面的经济合作”,两大阵营之间从“冷战”走向暂时的缓和。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又逐步收缩,在“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又在全球范围与美国进行军事争夺,力图称霸世界,苏联发展成为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两种制度、两个体系的对抗演化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争夺,并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虽然这种对抗也包含着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对立,但其实质已转化为两个超级大国国家利益的冲突。

(三)共处与竞争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主义各国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对外开放成为多数国家的基本国策,这就加强了两制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往来。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和困难,资本主义国家则凭借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实力,实行“超越遏制”战略,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在困境中出现了一股回到欧洲去的强大思潮,先后上台的新领导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最后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全面调整了过去从迎接世界革命高潮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提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大胆地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指导原则的外交战略,努力建立一种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良性循环模式,两种制度关系的格局由“并存—对抗”逐步向“共处—竞争”转化,当然,在共处、合作中也不排除某些方面仍存在对抗和斗争。

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

二战结束后,由于冷战的存在,斯大林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必要性,违背了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历史趋势,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封闭性经济,妨碍了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两制关系尽管有暂时的缓和,但与美国的军事争夺进一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影响了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交流合作关系,进而影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科技革命的新浪潮中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民用生产领域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全面改革开放政策,但后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闭关锁国到仰人鼻息,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从害怕外来渗透到主动请求西方“和平演变”,从而把改革变为“改向”。这个历史怪圈,发人深省。

新中国诞生后,囿于当时的国际环境,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两大阵营对抗的行列,在阵营对抗中主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经贸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从70年代初开始,逐步采取了一条较为独立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努力冲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扩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加强与他国的交流合作对立起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绝对化,导致长期“谈资色变”,视资本主义的一切为洪水猛兽,从而陷入了偏激、愚昧的盲目排外和与世隔绝的自我封闭状态。这种闭关锁国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极“左”思潮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导致我国的科学技术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整落后了20年,而且也封闭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的认识,看不到当代世界的新发展,看不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盲目自大,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

从苏联和中国的情况来看,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或怀疑两制之间需要互相借鉴、交流与合作;缺乏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的自觉性,把它们当成姓“资”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因而导致苏联模式长期僵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歪曲。究其主观原因,与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有很大关系。

第一,教条主义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所创建的学说,存在着单纯依靠批判的武器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教条主义做法。这虽然有正确的一面(即都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总的说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使人们习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等等,使人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和它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这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一切的唯心主义论调在实践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会导致人们放弃主观努力,不思变革,不图进取,躺在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上,坐吃社会主义,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助长了人们的惰性。它还会导致人们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注意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

第二,社会主义曾经有过的辉煌,使人们容易产生盲目崇拜、自我陶醉心理,丧失革命导师当年献身革命运动、致力于理论创造的首创精神,探讨新问题、创造新理论的氛围没有形成。由于帝国主义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其腐朽性与内在危机,世界人民更加向往社会主义。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这些国家在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提供充分就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资本主义曾经出现的低发展、高失业率以及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照。正是有了如此辉煌的历史,社会主义开始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的赞歌,忽视了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不断创新,应该永远走在时代前头。战后几十年冷战对峙格局,内因与外因的综合作用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局面,但另一方面又无形中造成思想僵化,任何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探讨都有可能被扣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帽子,甚至遭到批判。

第三,长期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忽视两制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没能看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把“两个必然”的实现看成短期的事情,热衷于“输出革命”,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搞对抗。如果说美国是冷战的发动者,那么斯大林则为这一政策呐喊助威。“‘冷战’政策是美国、英国在地球上许多地区革命进程和苏联在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影响加强的回答。”⑤赫鲁晓夫上台后,东西方关系有所改善,并主动为和平共处增加了现实的内容。但他又强调资本主义等于战争,使苏联难于放弃以增强国防力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在赫鲁晓夫看来,和平共处的实质只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其目的仍是战胜资本主义。⑥这种解释使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怀疑对建立互不干涉内政和承认各国人民独立解决各自事务的权力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诚意。

第四,坚持“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把意识形态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认为向资本主义学习就是崇洋媚外,拒绝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这一理论在冷战环境中出现是合乎逻辑的,对克服帝国主义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的作用总起来看是弊大于利。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排除在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最新科技进步成就之外。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所以,这一理论本质上是拒绝了先进生产力,它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⑦这一理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使这些国家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方针。

三、新时期中国处理两制关系的基本经验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正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一决策既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重新调整两种制度和两种国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仍需要深化,其主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选择发展战略、建设道路、改革目标、体制模式及对外方针的一个出发点和重要依据。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及采取策略的科学态度,取决于社会主义恰当地对待和处理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正是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了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本质特征和世界矛盾的基本走向,把帝国主义时代特征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的正确判断结合起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了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也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犯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建设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曲折和失误,甚至成为导致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最后十年遭受重大挫折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

第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两制关系的障碍。两制关系的历史证明,两制间的对峙和斗争主要源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其实,各国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⑧特别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世界,一些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突破了社会制度的界限,需要全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才能解决,这就使“两制”间的合作和支持成为现实。而经济全球化又使各国经济的开放性和互补性日益增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尽可能地吸收借鉴对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以谋求自身的再发展。可以预见,在21世纪里,“两制”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能仍是和平共处,我们应该“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⑨,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遇到的严峻挑战来自于资本主义。当今世界东弱西强、南弱北强、社贫资富的整体性战略态势,对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在两种社会制度三类国家并存的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在科技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只有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但它只是世界多级中的一极,而且是相对较弱的一极。这种战略态势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对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处处掣肘,企图遏制它们的发展,对它们进行西化和分化,以便使它们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从而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只能在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在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去同资本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另一方面,由于社贫资富,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使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并在许多人的眼里,特别是在青年人的眼中造成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觉,使得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似乎变得更加遥远和渺茫。这种情况大大降低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极不利于共产党队伍的扩大和力量的加强,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

第四,必须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当代资本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梯,西方发达国家积淀着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厚成果。社会主义的坚固大厦只有在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才能建筑起来。因此,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要善于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扬弃、改造和发展。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赶上并超越资本主义。所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还包括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教训以少走弯路,摒弃资本主义消极腐朽的东西以克服其负面影响,特别是要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抵御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

今天,世界进入重大变革和调整时期。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推到与各种文化思潮、各种政治力量、各种经济与科技力量对话、较量的前沿。我国已加入WTO,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进一步加强,这样一种情况,这样一种格局,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未遇到过的,是冷战时期阵地分明、两军对垒、铁幕森严、内部联系、内部交往、体系内循环的时代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只能创造性地加以解决。社会主义与世界的交流、对话、斗争的层次、范围和深度大大加强;我们所信奉的主义,我们所拥有的生产力和科技实力,我们的精神文明价值体系,我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全球化平台上,与世界上各种力量相遇、相争,而能否取得优势、取得胜利,最关键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注释:

①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③《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91、493页。

④⑥李明斌:《中苏两党关于“三和”问题的争论评析》,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⑤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⑦唐鸣、俞良早:《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建设——原苏东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

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7月1日。

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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